记陈景星、石璞烈士——“你们活在我们的记忆中”

“你们活在我们的记忆中”——记陈景星、石璞烈士陈世宗 修跃先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天气晴朗，万里无云。一艘开往上海的“大连丸”号客轮，行驶在波涛翻滚的海面上。甲板上伫立着几位青年，望着成群结队的海鸥，掠过粼光闪闪的海面，远眺那海岛群山，时隐时现，不禁感慨万分。忽然有两位青年带头唱起：“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吴山点点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这两位青年，就是陈景星和石璞。( 一 )陈景星一九O八年十月出生于辽宁省海城县陈家台一个中农家庭。家人节衣缩食供他读书，他学习也很努力，于一九二六年考入奉天省立第三高中。陈景星在奉天读书期间，正值国难当头，内乱外患。《北伐宣言》 和北伐战争激发了他强烈的革命救国思想。他感到苦难的中国需要革命，因而经常参加抵制洋货、反对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等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活动。一九二六年陈景星与国民党左派的辽宁省指导委员徐寿轩有过接触，经徐介绍和石璞相识，并在沈阳参加了早期的国民党。石璞，一九一三年八月出生于铁岭县城内，一九二九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东北大学附属中学。他们经常在一起学习一些孙中山的学说和马列主义理论，深感国共合作对致力于国民革命的重要性。一九二七年“四 · 一二”反革命政变，许多革命志士惨遭杀害，白色恐怖笼罩全国。陈景星怀着忧国忧民的心情在学校组织了海城同乡会，并亲笔在海城同乡会章程序言里，论述了个人和国家的关系，号召同学们关心国家大事，团结起来，为中华民族崛起，抵御外患而献身。一九二八年陈景星回家过春节时，曾写“世界大同”春联标新立异，贴在自家门前。父亲希望他光宗耀祖，他却劝说家人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可见他为国为民心切。一九二八年东北易帜后，国民党的势力开始侵入东北。陈景星和石璞渐渐地看出国民党的贪污腐化，感到有些失望，想到南京去求学。于是便与同班同学郑辅周、王大猷等人，一同会见国民党辽宁省指导委员徐寿轩。徐寿轩答应带他们去南京读书。陈景星筹备不起行装和路费，石璞便解囊相助。于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八日陈景星、石璞等人离沈到大连乘船，经上海转道去南京。到南京后，陈景星和石璞考入南京金陵大学。他们在这里耳闻目睹的一切，同样是国民党的腐朽不堪，人民多灾贫困。陈景星、石璞的幻想开始破灭了。他们深深感到国民革命失败了，需要新的革命。于是，他二人经常互相倾吐对时局的看法，探讨革命救国道路，刻苦阅读进步书籍，这对他们的革命思想逐渐成熟起了很大作用。陈景星喜欢写诗，编顺口溜，经常是他写出来，石璞就唱出去。有一次他写过这样一支歌：“工农痛苦实在深，资本主义剥削，豪绅又欺凌；国民党改组派，压榨实在凶；打倒国民觉，驱逐日美英，建立苏维埃，红旗照光明；工人解放，农民翻身，大家庆升平！”石璞便采用苏武牧羊曲子来唱这首歌，并教给别人。在白色恐怖极为严重，我党处境非常困难的时期，陈景星经金凌大学地下党员宣棣之同志介绍，于一九二九年底（或一九三O年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陈景星同志入党后，便在金大积极发展党员，扩大党的组织。首先他把年龄最小（十七岁），爱国热情最高，政治上成熟较早的石璞介绍参加了共产党。同时还把中央大学的李林泮、金鼎铭等同学也介绍参加了共产党。陈景星发展党员既慎重又隐蔽。他们通知开会和活动都是“单线联系”。会前有人负责通知时间、地点、暗号。彼此相约都不问姓名。当时校内国民党势力很凶，有国民党区分部，还有秘密组织“兰衣社”与学校反动教会势力互相勾结，对学生们监视极严。陈景星经常去中大后门宿舍，以打乒乓球为掩护去开会或接受上级党委的指示。陈景星、石璞对党的工作非常积极，有时竟顾不上吃饭。不久，“金大”党员逐渐多起来了，成立了金大党支部，陈景星为支部书记。一九三O年二、三月间，负责金大、中大支部工作的市委书记王文彬同志被捕，市委派宣传部长刘季平同志（当时刘季平化名力花）负责对金大、中大支部的指导。当时金大形势虽然复杂，但是他们仍然坚持每隔半月二十天一定要开一次生活会，组织非常严密，斗争也很坚强有力，是南京市较强的一个地下战斗“堡垒”。（二）一九三O年春节前后，陈景星等同志在中大、金大张贴标语，揭露国民党黑暗统治，号召师生签名，参加以鲁迅先生为首发起的自由运动大同盟，引起两校当局的惶恐不安。陈景星参加的最大的一次斗争，是一九三O年四月五日，市委组织的九百多名学生支援和记洋行工人的罢工斗争。和记洋行每年以低廉的工资招雇季节工人，进行残酷地剥削。他们把大量蛋类加工后运回英国，攫取巨额利润。所以，市委决定让下关和记洋行的工人打头阵，联合蛋厂工人起来同英资本家斗争。要求增加工资。陈景星负责组织了这次斗争。他把全校师生动员起来参加游行。当工人和学生会师后，立即举行了群众大会。市委进一步部署城内外各支部，发动群众示威游行，声援和记洋行工人的斗争。陈景星带头高呼：“反对英国资本家压迫工人！”“没收帝国主义在华一切企业！”等口号。原来只有几百人的游行队伍扩大成了上万人的长龙。这吓坏了国民党当局，他们立即下令关闭和记洋行前后门，并在屋顶架起机枪，阻挡游行队伍前进。陈景星等领着游行队伍对日本军舰高呼口号后，待军警赶来镇压时，学生队伍早已安全撤回学校了。陈景星在这次斗争中，表现得很出色。一九三O年五月末，陈景星、石璞与宣棣之商量，为纪念上海“五卅”运动五周年，由石璞画一张英帝屠杀中国人民鲜血淋淋的漫画，贴在北大楼丁字路口，但很快被学校当局撕掉。当夜十一点，卫戍司令部派特务多人突然到宿舍搜查了四个多小时，结果毫无所得。从此，校内外反动势力加紧对学校的封锁，开展工作更加困难（三）一九三O年五月中旬的一天，中共南京市委正在召开扩大会议时，市委负责军事工作的杨子庄同志来到会场报告说，驻在龙潭国民党宪兵连里的中共地下支部失掉一份党员名单，可能落入敌手。那个支部的同志们为了防止遭到破坏，要求举行军事暴动。并说这个支部党员人数占全连三分之一，他们所警戒的一个军械库里有不少枪支弹药，只要能夺取过来，便可以来武装几个连等等。省委新派来的市委书记，由于受立三错误路线影响，欣然同意举行暴动，并马上成立红五月行动委员会，想使暴动与原计划五月三十日举行罢工、罢课、罢市、罢操、罢岗等五罢活动结合起来。当时，刘季平等一部分同志虽然有不同看法，但由于受立三路线影响的中央已批准了南京的暴动计划，各级组织只好抓紧进行发动五罢和暴动的准备工作。决定由陈景星于五月二十五日在金大组织一次文艺晚会，让金大出节目，并约定其他学校的支部动员一些群众，带着号召罢课的传单去参加晚会，会场上以中场熄灯为令，把所有传单散发出去，作为罢课的信号。陈景星于二十五日晚带领同学们把会场准备就绪，晚会按时开始，到会的观众很多。有些便衣特务也混进会场，在熄灯信号发出以后，刘季平同志刚刚把手中的传单散发出去，就被便衣特务发现，当场被捕。季平同志被捕后，市委派石俊继任市委宣传部长。不久石俊又遭不幸，后由陈景星代理市委宣传部长。为了便于发动工作，陈景星一直住在和记洋行工人宿舍里，串连工人兄弟，来扩大工农武装力量。陈景星和罗仲青担任南区电报局、兵工厂的暴动发动工作，石璞等人担任北区青年的活动联系。市委一名交通员因行动不慎被特务盯梢多日，摸清了陈景星和其他几个同志的联络点。于八月末的一天夜里，警察局的便衣特务从校内捕走石璞和住在和记洋行的陈景星。随着，中山大学的李林泮、罗仲青、王育仁等同志也相继被捕。（四）陈景星、石璞被捕后，当时在南京的一些东北籍同乡极力设法营救。曾托张学良驻南京的代表秦华出面，经过活动，国民党法官有意为他开脱，在审讯石璞时问道：“石璞，你小小年纪，不好好念书，跟人家胡闹什么？”而石璞却不买他的账，立刻打断他的话，大声驳斥说：“呸，我年纪小，可是共产党的基层负责人，不用美，你们的好日子不长了。”接着便在法庭上大骂反动统治者。当审判陈景星时，他临危不惧，在法庭上横眉冷对，义正辞严地痛斥国民党反动政府，揭露其卖国求荣的腐败政策。虽然受尽了酷刑折磨，但他们始终没有泄露组织机密，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视死如归的崇高革命气节。敌人软硬兼施，结果一无所得。最后以“甘心附共，图乱首都，无法可恕”为由，将当时只有十七岁的石璞年龄改为十九岁，一并判处极刑。一九三O年九月四日凌晨，一批国民党警察特务如临大敌，荷枪实弹，冲进牢房。将陈景星、石璞等七名同志，带到刑场。一批祖国的优秀儿女，高呼革命口号，在雨花台从容就义。南京解放后，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到雨花台凭吊革命烈士。朱德委员长来雨花台凭吊革命先烈时说：“我们活在你们的事业中，你们活在我们的记忆中”。陈景星、石璞烈士的革命精神永存。（潘 杰 编辑）欢迎访问辽宁双拥优抚工作图书馆http://lnsyyfgz.360do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