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中共地下情报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中共不断发展壮大。其情报工作也开始由获取警报性、保卫性情报向获取军政战略情报转变。现整理一段小文，对这一时期中共地下情报工作做一简要的系统性的回顾。一、组织发展（一） 成立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和中央保卫委员会1936 年 10 月，中共中央成立白区工作委员会，负责国统区内的对敌斗争。该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书记、张浩（林育英）任副书记。1937 年 12 月，中央白区工作委员会改称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不久，周恩来去国统区工作，白区工作委员会主任一职由张浩(林育英)和康生先后担任。潘汉年任副主任，秘书长王中。下设：干部部（部长陈刚）和地方部（部长潭政文）。1938年春，中共中央成立了保卫委员会。主任康生。下设：保卫部（部长许建国），干部部（部长陈刚），指导处（处长谭政文），机要科（科长刘志汉）和总务科（科长樊学文）。（二） 创建中共中央社会部1939年初，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社会部。1939年2月28 日，中共中央《关于成立社会部的决定》，指出："目前日寇汉奸及顽固分子，用一切方法派遣奸细企图混入我们内部，进行阴谋破坏。为了保障党的组织的巩固，中央决定在党的高级组织内，成立社会部。各中央局、省委、区党委应下最大的决心，选择政治上最坚定、能力上最适宜的干部建立社会部。社会部的具体任务是：一、有系统地与汉奸敌探作斗争，防止他们混入党的内部，保证党的政治军事任务的执行和组织的巩固。二、有计划地派遣同志和同情分子，利用一切机会一切可能打入敌人的内部，利用敌人中一切可能利用的人，从加强敌人内部的工作达到保卫自己。三、收集敌探汉奸奸细活动之具体材料和事实教育同志，提高同志的警惕性。四、管理机要部门的工作，保障保密工作的执行。五、经常选择和教育可以作此种工作之干部。1939年10月,中共中央保卫委员会改为中央社会部。1940 年8月18日，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同社会部合署办公，对外仍采用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名义。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主任为周恩来。副主任康生。委员:周恩来、王稼样、康生、陈云、任弼时、吴德、邓发。和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合署后，中央社会部的职责由偏重于保卫，变成了情报、保卫合一。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副部长:孔原、潘汉年、李克农( 1941 年 3 月)。下设秘书长、政治处、干部部、保卫部、地方部、回蒙工作委员会和情报训练班。同时还设有第一、二、三部（局）。中央社会部秘书长先后由王中、林一、吴德( 1940 年 8 月)担任，政治处主任曾三，总务科科长樊学文，机要科科长刘志汉。干部部部长陈刚、保卫部部长许建国(杜理卿)、地方部部长先后由潭政文、陈养山担任，指导处处长潭政文，回蒙工作委员会主任白坚，第一部(局)部(局)长许光达；第二部(局)部(局)长孔原(兼)，副部(局)长汪金祥；第三部(局)部(局)长解方(解沛然)。社会部机关最早在蓝家坪，不久就迁到枣园。中共各统治区域根据中央指示，也相继成立了社会部：西北局社会部部长张邦英 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处长周兴华中局社会部部长潘汉年北方局社会部（八路军总部）部长杨奇清山东中央分局社会部部长刘居英晋绥中央分局社会部部长周怡，副部长邹大鹏晋察冀（北方）中央分局社会部部长许建国在国统区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亦于1940年10月22日设立了社会部（部长秦邦宪，委员吴克坚、李涛）。1940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敌后大城市工作的通知》，决定中央成立敌后工作委员会，领导与推动整个敌后城市工作，由周恩来负责。以重庆为推进南方敌后城市工作的中心；以延安为推进北方敌后城市工作的中心，在中央局，分局及邻近敌区的区党委也应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除主持工作外，须有专门人员负责研究工作与搜集培养，派遣到敌后工作的干部。（三）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及《关于成立调查研究局的通知》1941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调查研究局的通知》（下称《通知》）决定成立中央调查研究局，中央调查研究局担负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种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工作。内设调查局（情报部），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三个部门.调查局（情报部）在晋察冀边区设第一分局，担负收集日本、满洲及华北材料；在香港设第二分局，担负收集欧美材料，同时收集日本及华中、华南沦陷区材料；在重庆设第三分局，担负收集大后方材料；在延安设第四分局，担负收集西北各省材料(交西北中央局负责)。（1941年12月，12 月 4 日,西北局决定成立中共调查研究局第四分局,下设调查处、边区研究室、友区研究室、少数民族研究室、军事研究室、办公室。）政治研究室设中国政治研究组、中国经济研究组、敌伪研究组(包括日本中国沦陷区及其他被日本侵略地带)和国际研究组(包括苏联欧美及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党务研究室设：根据地研究组、大后方研究组、敌占区研究组、海外研究组(研究南洋印度各地党的现状与政策)。该《通知》还要求：中共北方局、华中局、晋察冀分局、山东分局、上海省委，南方工委及各独立区域之我党委或省委，均须设立调查研究室，专任收集该区域内外敌、友、我三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种具体详细材料加以研究，编成材料书籍与总结性文件，成为该局委工作之助手；并责成各局委将所得材料供给中央调查研究局。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决定指出：我党是一个肩负伟大革命任务党，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之调查研究，方能有效组织力量推翻日本及其走狗的统治。为此中央决定中央设置调查研究机关，搜集国内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各阶级关系方面的材料加以研究，以为中央的直接助手。“关于收集材料的方法，举例如下：第一，收集敌、友、我三方关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的各种报纸、刊物、书籍，加以采录、编辑与研究。第二，邀集有经验的人开调查会，每次三、五人至七、八人，调查一乡、一区、一县、一城、一镇、一军、一师、一工厂、一商店、一学校，一问题（例如土地问题、劳动问题、游民问题、会门问题）的典型。从研究典型着手是最切实的办法。由一典型再及另一典型。 第三，在农村中，应着重对于地主、富农、商人、中农、贫农、雇农、手工工人、游民等各阶层生活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详细调查；在城市中应着重对于买办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贫民群众、游民群众及无产阶级的生活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详细调查。第四，利用各种干部会、代表会收集材料。第五，写名人列传。凡地主、资本家财产五万元以上者，敌军、伪军、友军团长以上的军官，敌区、农区县长以上的官长，敌党、伪党、友党县以上的负责人，名流、学者、文化人、新闻记者在一县内外闻名者，会门首领、教派首领、流氓头、土匪头、名优、名娼，以及在华外人活动分子，替他们每人写一数百字到数千字的传记。此种传记，要责成地委及县委同志分负责任，传记内容须切合本人实际。同时注意收集各种人员的照片。第六，个别口头询问。或派人去问，或调人来问，问干部、问工人、问农民、问文化人、问商人、问官吏、问流氓、问俘虏、问同情者，均属之。第七，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是中国共产党情报工作历史上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文件，标志着中共情报工作由获取警报性，保卫性情报为主向以军政战略性情报搜集为主的重大战略转变。（四）中央情报部的成立根据中央发出《关于成立调查研究局的通知》的要求，1941年9月，中共中央社会部成立。中央情报部是在原中央社会部的基础上，与军委总参谋部二局和一局的2处（敌伪军处，处长伍修权）。3处（友军处，处长朱军）合并而成，归中央调查研究委员会领导。1941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通过《关于中央情报部的任务，性质，组织，计划》，决定由康生任中央情报部部长，王稼祥（并未到任）、叶剑英和李克农任副部长。中央情报部下设二处四室，即：办公处、政治处、军事研究室、政治调査室、军事调査室、政治研究室。第一室主任：许光达、方强（后）；第二室主任孔原、汪金祥（后），副主任汪金祥；第三室主任先后有解方、李涛，陈龙（1942 年后），副主任先后由边章五、陈竒涵、汪东兴等；第四室主任邓洪 ,副主任吴德；干部训练班主任陈养山；总务处处长李范五。中央情报部的三室是军事情报室，下设五个局及研究室等单位。其中，二局即原军委二局，三局负责日伪军研究，四局负责国民党军研究。1941年8月27日，中央政治局决定，社会部日常工作由李克农指导（李克农年初回到延安，3月被任命为社会部副部长），汪金祥负责，康生只管大政方针，以便集中力量于情报工作。1942年5月，日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展开大扫荡，军委任务加重，1942年11月，又把中央情报部中的军事部门大多分回军委总部工作。1943 年 3 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撤销调查研究局。组成一个短小精悍的中央研究局,由刘少奇任局长,杨尚昆任副局长。下设党务研究室、材料室、图书馆。中央情报部从这个新机构中独立出来，直属中央书记处领导。1943年中央机构精简后，中央情报部与社会部合署办公,两个牌子、一套机构，干部工作统一管理。合署后，部长康生。副部长李克农。下设总务处、秘书室、机要科及四个室。秘书室主任徐光霄；总务处负责人杜长天；机要科科长刘志汉；办公室主任汪金祥。第一室（情报）主任先后由李逸民、冯铉、王中、师哲(1944年8月任)担任。第二室（负责指导中直机关、总政和各根据地的锄奸保卫工作）主任先由后陈刚、汪金祥（1943年）汪东兴担任。第三室主任陈龙；第四室(政治研究室)主任邓洪,副主任吴德。二、主要情报活动抗战时期，中共主要建立了四大情报网络。一是中央社会部直属情报系统，为中共中央建立重要的战略预警系统。二是重庆南方局系统，通过“布闲棋，下冷子”的办法，在国民党内部布建了一批重要的战略情报关系。三是在香港、上海的华南情报局潘汉年系统，和日伪方面建立重要战略联系，成功并打入日伪内部，获取许多重要情报。四是晋察冀中央局情报系统，把力量延伸到东北，在伪满洲国内部形成工作网络，这个情报网络一直到建国后，还在对敌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一）延安中央社会部的情报工作一是通过“打进去”和“拉出来”在敌人内部发展秘密情报关系。中央社会部先后成立陕北公学和西北公学，并举办多期培训班，训练情报干部。其训练的主要内容有两项：一是政治学习；二是进行专业训练，如密码使用，电台报务，照相密写，以及如何在各种复杂环境中生活、工作，应付敌人的突然搜查和袭击等等。受训人员大部分被派往日寇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进行秘密工作。已知的社会部的派遣活动有：1938年派罗青长到西安八路军八办从事秘密情报工作。1938年12月上旬，派李振远、周梅影夫妇和丁丹，到兰州建立地下情报站。1939年，派潘汉年带刘人寿、董慧等10余人到香港、上海组建华南情报局开展对敌隐蔽斗争。派杜理卿（后改名许建国）带苏毅然、陈叔亮、史光、张友恒、孙文东、苏育民、张季良、郑大堃、杨宁、江涛、王志祥、伍彤、任远等13人到华北，组建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社会部。派曾希圣到重庆南方局军事组进行秘密情报工作。派李碧光（化名李长亨，黎强）、余家英（化名张露萍）等潜往四川、重庆从事秘密工作。1940年10月，派以社会部秘书长林一为组长的7人工作组，前往晋东南八路军前方总部，开展情报工作。小组成员有：张箴、林放、孟寒月、宗韬(女)、靳选清、任道先等。1941年1月，派李维民到吉林，吉午中到商县进行秘密情报工作。5月，派张克敬，董希孟（报务员）到绥远省会归绥市（今呼和浩特市），建立情报站。同年夏，派王石坚到西安从事情报工作。1942年秋天，派孔飞、云清、柴宝义（报务员）、贾振业（化名于敏）从延安到绥察敌占区从事秘密工作。1944年，派景雨林到天津开展情报工作。同时，社会部还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机会，从国民党内部策反和发展情报关系。1943年和1945年，李克农在延安相继发展了国民党中统山西省调统室主任缪庄林、陕西省调统室主任李茂堂为中共情报关系。他们为中共提供了大量国民党特务的情报。李茂堂还成为中共中央社会部西安情报处的副处长。经过苦心经营，社会部的情报体系，迅速遍及全国，基本覆盖了敌伪和国民党统治区域。二是大量搜集整理各种书籍和报刊资料，从中获取有用的公开情报。周恩来指出：公开情报研究工作应该成为一门科学。他说：要拿秘密材料和公开报道相互印证，来鉴别筛选情报，观察敌人动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共各个根据地处于被分割封锁的状态，系统收集日本、国民党地区的报刊书籍并不容易，将它们及时送到延安更是困难重重。西安是通往延安的重要门户，当地情报组织长期采购国民党出版的书报杂志，想方设法送到延安，贡献最大。晋绥边区情报部门通过日本占领区，用学校、文化团体或教师、其他个人名义，订阅13种日文与10种中文报纸，采购许多杂志、书籍、年鉴等，并建立两条交通线，及时向延安输送，这有助于研究日本的情况。华北地区的情报组织，除了收集日伪报纸杂志外，还把日本特务机关出版的刊物《建设》、伪“满洲国”编印的《满洲年鉴》等内部资料，通过晋绥边区交通线转送到延安。对于这些资料，社会部组织了一套徐晃、鲁光钊等人组成的专门班子，编辑出版了《书报简讯》杂志，通过众多资料的分析研究，把某一事件或某一人物的动向以及各方面反映等，组织成主题鲜明、内容翔实的文章，提供给中央领导与有关部门阅览参考。申晓白等人还专门从这些资料中编辑人物档案工作。这是情报工作中重要的基础工作。后来，在全国解放前夕，社会部“书报简讯社”编写了平津等十几个省市总计数百万字的资料，其中对国民党重要机构、企事业，以及社团、帮会的历史沿革、现状、主要人物都有系统、全面、详尽的介绍，对解放和收管城市提供了大量翔实的材料和情报。三是开展技术侦察。延安整风后，军委二局成了重灾区，很多技术干部被集中关押或审查。1943年底，中央社会部成立了联络科，把二局受审查人员集中到该科，并由刘志汉任科长，开展技术侦查工作。刘志汉曾任中央社会部电台台长、机要科科长。联络科成立不久即开始研究破译日伪及国民党密码。当时，军委二局对阎锡山系统的密码久侦未破。1945年10月，国共重庆谈判期间，刘志汉破译了阎锡山军队的通讯密码，立即报告中央，在上党战役中发挥重要作用。这是中央社会部技术侦察工作的历史性开端，由此也打破了军委二局无线电技术侦察一家独大的局面。中央社会部直属的西安情报组织1、王石坚系统王石坚（原名赵耀斌）。1941年夏天，王石坚被延安中央社会部派到西安从事情报工作，他由社会部部长康生直接领导。具体的任务是是与打入国民党军胡宗南部熊向晖、申健、陈忠经等地下情报人员取得联络，发展组织，搜集情报。王石坚在陈忠经的帮助下，很快在西安站住了脚跟。从1941年到1947年他被捕为止，6年间，王石坚建立起了一个以西安为中心，连结北平、保定、沈阳、兰州等地的高层次情报网络，为延安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各类情报。王石坚在西安的主要情报关系有两个。一是以胡宗南机要秘书熊向晖为首的情报小组。成员包括申健（原名申振民，三青团西安市分团部干事长兼书记，1938年入党）和陈忠经（三青团陕西支团组训组长，1940年入党）。王石坚通过陈忠经和熊向晖联络。1942年9月，蒋介石在西安主持召开了北方各战区将领会议，有关会议的情况和胡宗南部队的动向及实力等情况，熊向晖都通过王石坚向延安作了报告，使中央及时掌握了国民党在北方地区的军事部署。1943年夏，蒋介石秘密布置胡宗南，趁共产国际解散之机，闪击延安，一举解决中共，胡宗南根据蒋介石亲自审定的《对陕北奸区作战计划》，在7月2日下达了于7月9日进攻边区的命令，7月3日，这一情报就被熊向晖报往延安。二是胡宗南机要室副主任戴中溶。这个关系最初是由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罗青长负责联系，罗青长回延安后，把这个关系交给了王石坚。通过王金平（田光）联络。胡宗南一战区部“刚译出尚未送给胡宗南的来电和未译发的去电。如蒋介石发给胡宗南的电令和胡宗南给蒋介石的胡部作战计划、兵力部署、部队调动等来去电文”，很多机密电报都是在胡宗南未看到之前戴中溶即已读过了，并转交延安了。2、西安情报处系统西安情报处处长：王超北，化名庞智，1939年开始在西安做地下工作。1940年秋，在西安办事处处长伍云甫的直接领导下，以香港灿华公司代表、西安雍懋商行老板的身份，化名王祥初，开始从事在西安的秘密情报工作。他先后设立了8座秘密电台，源源不断地向中共中央情报部发送重要情报。到1949年5月西安解放前夕，西安情报处累计收发电报2000余份，约24万余字。西安情报处副处长：李茂堂。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中统陕西调查室主任。李茂堂原为中共党员，1935年在南京被捕后自首，并参加了中统组织。后来中统派他到西安，担任中统陕西省调统室主任。1945年11月，怀着将功补过之心的李茂堂秘密来到延安，受到李克农的接见。李茂堂提出重新加人中国共产党的要求。李克农在报经毛泽东同意后，予以特别批准。通过李茂堂的积极工作，中共中央情报部掌握了中统陕西省调查室的密码，以及陕西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联合会议的全部记录。3、西安交通站系统西安交通站受中央社会部和陕西省委双重领导，负责人是吴柏畅。西安交通站前身是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秘密成立的一个调查站，建立于1941年。1943年春，中共中央情报部决定将这个调查站改设为交通站，由吴柏畅任站长。该站的主要任务是搜集军政情报，再通过地下交通线将情报送到关中分区的联络总站。西安交通站还承担着中共陕西工委与西安地下党组织之间的联络任务。该站也通过西安情报处的秘密电台向中央发送过紧急情报。西安通讯工作组在紧急情况下，也通过该站，利用地下交通线和无线电讯两种方式向中央传递过重要情报。该站的地下交通员有李骰生、孙焕文、李季诚、孙光明等。4、隶属于苏联远东情报局的西安通讯工作组系统这个系统，是在中共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1943夏成立。负责人是王敦英。王敦英又名王伯刚、岳瀚。山东黄县人，先后于1934年和1938年两次赴莫斯科学习，1935年作为苏共派遣的帮助中国革命的情报人员返回中国， 1943年起任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部胡宗南长官部上校副官、西安绥靖公署资料组长、国民党中央军校王曲(位于长安县)第七分校教官等职。其情报据点在西安玄风路34号杂货铺。情报干部有杨才（电台，元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电台台长），龙文英（杨才妻子），杜琴兰（译电员），李儒珍（译电员），杜斌丞（西北民盟），杨明轩，蒙定军（国民党第三集团军办事处主任），张刚等。（二）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情报和统战工作重庆南方局于1939年成立。其任务一是领导八路军驻重庆、桂林、长沙、广州（后改设韶关）、贵阳、香港等地的办事处；二是领导南方国民党统治区、日伪占领区以及港澳地区的地下党组织；三是进行统战和情报工作。南方局机关设在重庆。周恩来任书记。董必武、叶剑英是南方局情报工作的主要负责人。情报干部前期主要是曾希圣，1940-1945年期间主要是军事组的王梓木和薛子正，之后是刘少文。 1945年9月，为了配合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国共谈判，刘少文被正式被任命为南方局情报部长，社会部指导科科长杨超任南方局情报部情报科长。南方局军事组的钱之光、李涛、边章武、雷英夫、张清化、陈家康、傅大庆以及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处长周怡和周恩来秘书徐冰等人也都或多或少地从事过情报工作，掌握一些情报关系。电台：1937年至1947年，南方局先后在武汉、湖南、桂林、重庆、江西、广东、福建、云南、南京、上海、香港、海南岛、新疆等15个地区建立了60部电台，其中公开电台22部，秘密电台 38部，基本上形成了中共在国统区和香港地区的无线电台通讯网。统战工作：一是团结国民党内的左派人士。l941年夏天，南方局派王炳南、阳翰笙、阎宝航等人和国民党内的王昆仑、屈武、许宝逵、刘仲容、赖亚力、谭惕吾、曹孟君等人一起建立了秘密组织“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小民革”)。1943年，又支持谭平山、陈铭枢、杨杰、郭春涛、甘祠森等组织了 “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二是加强中共与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关系。特别是与由救国会，“第三党”、中华职教社、乡村建设派、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和少数无党派人士组织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关系。三是派许涤新等人广泛的联系工商界，并通过在工商界的秘密党员鲁自诚、卢绪章、孙有馀等，开展工商界的统战工作。四是积极争取地方实力派。1、l940年2月周恩来秘密会见四川军阀刘文辉。又先后派华岗、张友渔到西康、成都同刘文辉保持联系。经刘文辉的同意，l942年6月，周恩来派了王少春、秦惠芳夫妇和报务员杨作爱到雅安，在刘的部队内，同刘保持联系，并建立秘密电台同延安联络，一直坚持到l949年刘文辉率部起义。刘文辉曾秘密加入民主同盟，积极支持民盟的活动。2、通过直接和间接的关系，对四川军阀潘文华、邓锡侯也做了不少工作，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曾派南方局电台台长钱松甫、江红夫妇到潘文华的部队建立秘密电台(后来撤回来)。3、l938年武汉时期，周恩来就派薜子正到云南军阀龙云所属张冲部队进行统战工作。l940年，派朱家壁到龙云的第一集团军做了大量工作；l942年，又派张文澄带报务员杨林到昆明建立电台；1943年9月，华岗以党代表的身份直接同龙云联系，并领导电台。还有在昆明负责职教社工作的孙起孟，也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配合华岗做了不少统战工作。在做龙云的统战工作的同时，对卢汉等云南上层人物也做了许多工作。抗战时期昆明民主运动的发展和解放战争时期龙云、卢汉部队的起义，就是中共在抗战时期做了大量统战工作的结果。4、对广西桂系的地方势力上层人物如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抗战初期就有联系，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的建立，就是周恩来同李济深交涉的结果。皖南事变后，桂林的民主活动比较活跃，特别l944年桂林的戏剧运动能够举行，是党和桂系地方势力关系密切的表现。梅龚彬、刘仲容、杨东莼、陈此生等人最桂系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情报工作：南方局直接领导了一些特别支部和特别党员。这些支部和党员分布在重庆、上海、成都、雅安、贵阳、昆明、桂林等地的国民党党、政、军各界以及国民政府的各行各业之中，起着别人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在港澳以及海外其他地区，也有这样的特别支部和特别党员。南方局的情报工作的突破口首先是在国民党内的各派系中，如：东北军、西北军系统，桂系、滇系等等。与此同时，南方局通过“下闲棋，布冷子”的办法，寻找合适的关系和“桥梁”，将一批中共地下党员打入国民党的军政中枢。1、东北抗日救亡总会阎宝航情报组东北抗日救亡总会主要由东北流亡人士包括中共党员和民主人士及东北军将领、东北抗日联军代表等组成，骨干成员大多与张学良有着密切关系。东总内成立有中共地下党组，由刘澜波任党组书记，于毅夫为党组重要成员。东北抗日救亡总会的领导核心是阎宝航（委员长行营少将参议，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设计委员）。阎宝航于1937年9月加入中共，成为秘密党员。到重庆后，在周恩耒指示下，阎宝航建立并领导了重庆秘密情报组、秘密电台。由周恩来单线领寻，刘澜波任周、阎之间的联络员。情报组成员有：李政文、阎明诗（阎宝航大女儿）、徐仲航、沈慧、张知敏、纪华、高维升等人。阎宝航系统获得的重要情报有：（1）1941年5月初，从于右任处得知，德国马上就要进攻苏联了，大概是在6月20日前后一个星期。这一计划是德国方面告诉国民党驻德武官桂永清的。（2）1941年11月下旬，获知国民党军政部所属“军用无线电台总台第四十三台”主任池步洲破译了日军即将偷袭珍珠港的情报。（3）1944年，从国民党军委第三厅获得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材料。这份材料包括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部署、设防计划、要塞地址、兵种武器、番号人数、将领姓名等等全部机密。东总的另一个情报来源是于炳然。于炳然在英国入党，1939年8月进入国民党军委会战地党政委员会设计委员任少将参议。该会下设军事、党务、政治、经济、文化和敌情6个研究组，于炳然任敌情研究组组长。国民党“军统”、“中统”、“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各种情报，在于炳然手边都有一份。他把这些情报及时地让人复写，送交王梓木。 1940年7月初，于炳然撤回延安。2、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的沈安娜情报小组沈安娜，1935年加入中央特科。1939年入党。她曾专修速记，在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担任机要速记员，得到了当时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骅的信任。1935年秋，中共地下党员华明之负责协助和指导沈安娜的工作，并和她结为夫妻。1938年，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沈安娜和周恩来、董必武接上关系。1938年8月，安娜利用曾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朱家骅“老部下”的关系，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担任机要速记工作，获得大量情报。沈安娜情报小组的负责人是“东总”的徐仲航（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官方出版社—中正书局管理处处长，他也是阎宝航系统的成员）。1942年夏，徐仲航被捕，他在狱中坚不吐实，没有说出党的秘密。后来阎宝航找到李济深，才将其保释出来。但徐被捕后，沈安娜和华明之和组织中断联系，时间长达三年之久。直到1945年10月，才由吴克坚代表南方局和沈安娜重新接上关系。沈安娜的地下情报工一直进行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其间，沈安娜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搜集了大量的军事战略情报，从未暴露。3、冯玉祥、鹿钟麟总部的梁蔼然情报小组梁蔼然1939年9月成为中共秘密党员，和八办王梓木联络。是中共派在冯玉祥、鹿钟麟总部的情报小组组长（小组成员包括冯玉祥的参谋周茂藩、副官赵力钧）。所获情报有：1941年初，鹿钟麟参加国民党中央全会所阅的各种机密文件； 1941年3月，周茂藩任国民党军令部第五厅中校科员（主管国际情报）。其间所获得各种情报；1941年6月，军令部中校刘杜和梁蔼然交好（王梓木介绍），他经常把主管的几个战区军事情报资料拿出来给梁蔼然看，从中获悉并传递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1944年，鹿钟麟被蒋介石任命为兵役部长，梁蔼然随鹿上任，充当他的少将机要秘书，他所管的文件主要有全国各部队的实力人数统计表册及驻防变动情况，每月至少变换一次，此外还有鹿钟麟参加军委会议的重要文件等等。所有这些，他都照抄一份，秘密送到曾家岩50号。后期直接领导梁蔼然工作的是薛子正。紧要的时候，几乎天天都送，持续了近一年。中共在冯玉祥身边工作的还有冯玉祥的国文教员和秘书王冶秋4、打入商震的国民党三十二军系统的中共地下小组1955年解放军授衔，原国民党三十二军地下党系统王兴刚、王启明、陈锐霆等三人被授予少将军衔，这在全军是第一无二的，由此也足以见到中共在国民党三十二军的根基。这三人中，王兴刚和王启明抗战期间一直由南方局联络。王兴刚，1928年入党。国民党三十二军副官处副官，地下党负责人。解放后任总政联络部副部长，少将军衔。王启明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国民党第三十二军从事秘密工作。曾任司令部参谋，营长，团长，国民党陆军大学战术教官。1940年，调到国民党陆军总部任作战科科长、少将高参，进入了掌握国民党核心军事机密的要害部门，为中共提供大量情报。解放战争中，任32军任参谋长， 1947年3月率部起义。5、打入军统内部的张露萍七人小组国民党军统局电讯总台掌握军统的核心秘密。1939年秋，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电讯监察科张蔚林和军统电讯总台的报务主任冯传庆和重庆曾家岩的八路军办事处叶剑英接上关系，为中共工作。不久，二人成为中共秘密党员。接着，张蔚林和冯传庆又在军统局电讯处及电讯总台内部的发展了赵力耕、杨光、陈国柱、王锡珍等人。军统局电讯部门的机房、报务、译码等组(室)全有了共产党的眼线，1939年10月，中央社会部派余家英化名张露萍潜入重庆，负责领导这个秘密情报小组。从1939年秋到1940年春的半年中，张露萍他们多次获得了军统重庆电讯总台的密码、波长、呼号、图表和军统在全国各地秘密电台的分布情况。与此同时，延安电台也不断收到在军统电讯总台工作的共产党员冯传庆利用电台值班间隙发出的密电。1940年3月，地下党支部不慎暴露，张露萍等7人全部被捕。1945年7月14日，张露萍等壮烈牺牲。6、国民党军联勤系统的的汪维恒汪维恒，历任国民党西北军需局局长、南京联勤总部副司令兼经理署副署长、台湾联勤总部副司令兼台湾供应局局长、上海市财政局局长，为中共产党提供了大量的情报和军需物资。汪维恒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和党失去联系。1938年8月，李克农派史永(沙文威)和汪维恒接上关系。1942年，汪维恒和八路军红岩办事处主任钱之光联系，向其提供情报。1943年7月间，蒋介石密令胡宗南部准备袭击八路军控制的陕甘宁边区南部的突出地带，汪维恒得到消息，迅速赶到重庆，面见周恩来、林彪、伍云甫，及时汇报西北各省国民党军队的兵力、装备、布防和调动以及胡宗南部进行封锁的情况。1946年汪维恒任南京联勤总部副司令兼经理署副署长时，史永特意从上海调往南京配合他工作。这段时间汪维恒将他所掌握的几乎所有的重要战役、国民党军队调动、武器弹药、军队运输补给等情报，通过史永源源不断传至中共中央。尤其是蒋介石得知刘伯承大军已渡过黄河，紧急召集最高级军事会议，负责后勤的汪维恒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他将蒋军部队数量、装备以及进攻路线。出动日期等全部计划速报史永转至党中央。1948年6月，陈诚将汪维恒调往台湾出任台湾第十补给区少将副司令兼供应局局长，为国民党军队退守台湾作后勤供应的准备。为了配合他的行动，中共情报机关派遣地下党员许汉城同往台北，以印刷厂厂长名义往返台湾与大陆之间递送情报。汪维恒到台湾后，将台湾的军事情报——部队换防、武器配备、美军顾问团活动情况，通过许汉城送回大陆。1949年4月，汪维恒只身返回大陆。7、胡宗南的机要秘书熊向晖熊向晖：安徽凤阳人，原名熊汇荃。1936年12月由蒋南翔介绍入党， 1938年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董必武要熊向晖按周恩来“布闲棋下冷子”的方针，潜伏在胡宗南身边，关键时发挥作用。从1939年3月至1947年5月，任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负责处理机密文电和日常事务，起草讲话稿，为中共提供大量情报。8、白崇禧的机要秘书谢和赓谢和赓。1933年经宣侠父介绍秘密加入中共，1938年8月5日起，谢和赓开始担任白崇禧的机要秘书，负责处理日常的文件和函电。9月，在白崇禧的推荐下，蒋介石又委任谢和赓为大本营国防会议的唯一秘书，在秘书长张群的指导下，作国防会议的记录和会议需办的事务工作。是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直接领导下的“特密”地下党员，代号“八一”1939年1月10日,谢和赓随着白崇禧从衡山回到了桂林，和八办李克农单线联系。1940年秋，蒋介石决定撤销桂林行营，改为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把白调往重庆担任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部长，谢和赓随同前往。1942年7月，谢和赓和其妻王莹赴美留学。1954年冬，和王莹因“共产党”嫌疑，被美国移民局递解出境。9、李宗仁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任司令部中校参谋杨德华杨德华 壮族，广西来宾县人。8.13全面抗战开始后，杨德华在徐州任李宗仁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任司令部中校参谋。他利用到汉口参加战区代表会等机会，几乎每月一次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向周恩来等人汇报第五战区所指挥的50万地方军概况，每隔两三月送一次战区作战计划。1938年5月，撤离了五战区司令部，并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到延安。10、卫立煌第一战区司令部长官秘书赵荣声赵荣声，安徽安庆人。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1935年加入中共。1937年春去延安。1938年2月，赵荣声受组织派遣，到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部做统战工作，任卫立煌的少校秘书。刘少奇从延安到洛阳找赵秘密谈话，嘱咐赵长期隐蔽下去，等待时机，并要做好随时应变的准备。1942年，赵荣声到迁往成都的燕京大学学习。11、西北军冯治安部的张克侠和何基沣张克侠，河北省献县人，冯玉祥的连襟，历任国民党二十九军副参谋长，冯玉祥第六战区司令部高级参谋、副参谋长，国民党军第三十三集团军参谋长，第三绥靖区中将副司令等职，张克侠在西北军被誉为“智囊”、“夫子”，享有很高的威信。 1929年7月，张克侠在上海被周恩来发展为中共特别党员。1938年，张克侠随同冯玉祥到武汉，和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取得联系，中共组织决定由叶剑英直接与张克侠联系。何基沣，历任西北军第二十九军任三十七师一一〇旅副旅长、旅，长，一七九师师长, 国民党军第七十七军副军长兼一七九师师长，七十七军军长，国民党军第三十三集团军副司令，徐州绥署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等职。1938年春，何基沣秘赴延安，曾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接见，后仍回原部队。1939年1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张克侠与何基沣都是中共特别党员，但按照中共的秘密工作原则和纪律，他们不能发生横向联系，彼此不知对方的党员身份。1948年在淮海战役中，张克侠与何基沣率国民党军第五十九军、第七十七军2万余官兵于贾旺、台儿庄防地起义。12、国民党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高参，参谋总长何应钦办公室参谋组长韩练成韩练成，原名韩圭璋，宁夏固原县人。一九二五年参加西北军。后因率部营救蒋介石，被蒋特批脱离西北军，进入黄埔系。曾任国民党军第七十二师参谋长，独立第十一旅旅长，第一七○师副师长、师长，第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1940年任国防部研究院研究员，后任何应钦办公室高参，负责与蒋介石侍从室联络工作。抗战胜利后历任海南岛防卫司令官第四十六军副军长兼师长、军长等职。1942年6月，韩练成通过中共地下党员于伶安排了与周恩来的第一次单独会面，明确表示要投身革命，要求加入共产党。从此，韩确定了与党的同志关系，开始了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秘密工作。除了周或周本人指定的王若飞、董必武、李克农、潘汉年之外，绝不接触党的其他地下组织及党领导下的各种武装力量。1948年莱芜战役中，韩练成遵照中共指示，脱离国民党部队，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香港、上海的华南情报局1939年春，潘汉年受命到香港、上海开展对敌隐蔽斗争。同年秋，中央批准成立华南情报局，由潘负责，助手有张唯一、李默农等，领导机构设香港，在沪、港、南洋展开工作。1943年，该部改为华中局情报部。1、香港（1939.4-1942.3）潘汉年到香港后，从廖承志那里调张唯一(外号称“老太爷”)到情报局掌管内勤和机要，相当于秘书长。在张唯一的直接领导下，又新建了由陈曼云(负责对外联络)、梅黎、高志昂(负责电台发报、译电)等人的情报班子，这个班子后来成为潘汉年在港的主要工作据点。后又吸收了香港著名实业家简玉阶的女儿简竹坚，和因秘密组织刺杀汪精卫而蜚声海内外的张建良（原名华克之）从事情报工作，这两人后来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重庆赴港的刘人寿、黄景荷，董慧也在这时候加入潘汉年系统的。华南情报局在香港的主要情报网络包括：（1）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的情报点，由李少石负责。包括连贯、柯麟、徐明诚等。（2）东北抗联驻港办事处的情报点，由董麟阁负责（天津、重庆、香港都有电台）（3）苏联驻港的情报点，成员有：朱伯生、金仲华、邵宗汉等，他们和潘汉年定期交换情报（4）和为孔祥熙服务的胡鄂公交换情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3、4月间，潘汉年通过日本外务省情报机关岩井英一的关系，将陈曼云、高志昂等撤到内地。张唯一、王却尘、何积、潘丽华随叶文津撤到上海。香港地下党只留下梁广等30余人。情报系统只剩下刘少文八办的潘柱。2、上海抗战时期，中共在上海的情报活动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驻上海八路军办事处系统，时间是1937年8月至1939年6月。负责人是八办秘书长刘少文以及原特科留在上海的徐强和吴成方。情报干部由原中央特科保存在上海的少数人员及殷杨、范纪曼、张纪恩等人组成。上海八路军办事处情报系统在上海建立了三部电台：第一部电台设在法租界拉斐德路（报务员田保洪和裘尔斯（又译秋迪）），第二部电台设在法租界贝勒路148号，报务员李白。在戈登路赵牧师家还有一部预备电台。另外，在海裕路志庆坊藏有一部无线电发报机备用上海八路军办事处情报系统按中央要求，报告了上海各界对抗战、对国、共的态度；救亡运动旧寇侵华计划、策略旧军装备、番号；美英法对中日态度旧使领馆、海军武官府派遣军、日特务机关、满铁等机构的情况。其中，徐强通过郑文道联系日籍中共党员中西功，获得日本天皇御前会议记录，掌握了日本对中国军事进攻的动向。还把情报力量深入到汪伪财政经济组、特务机关，以及汪伪上海市裆部、日伪宣传机关等，对日军较大的军事调动，常可在1个月前获悉。此外，刘少文还派殷杨（即后来上海市公安局长杨帆）与忠义救国军阮清源部、国民党军统驻上海负责人联系，每2周见面1次，并交换情报。第二个阶段是上海八路军办事处撤退后，潘汉年于1939年9月在上海重建的情报系统。1939年9月下旬，潘汉年由香港抵达上海，建立情报工作班子，先后建立与延安、香港、重庆等地联络的电台。10月，潘汉年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主持第一线情报工作。根据中社部决定，负责组建华南情报局，并统一领导港、澳、穗等地的情报工作。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潘汉年作为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兼华南情报局主要负责人，经常往来于港、沪之间，并逐渐将上海作为情报工作的重点，着手建立上海的情报工作网络和据点。1943年，成立以潘汉年、赖传珠、胡立教为委员的华中局情报委员会，以潘为书记（主任）。同时成立以潘为部长的华中局情报部，以徐雪寒为主要助手。潘部上海单位1940至1941年由乔犁青负责，1942至1947年由张唯一负责。南京有徐楚光、马蕴平、白莎、吕一峰等，由华中局情报部直接联系。何荦负责交通，淮南抗日根据地发往敌占区上海、南京等地的重要指示和发往根据地的重要情报，多是经过等何荦往返传递，及时沟通的。潘汉年系统在上海的情报干部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1）接收刘少文移交人员吴成方、谭崇安等及电台（龚饮冰负责）（2）为了协助潘的隐蔽活动和开展情报工作，中央社会部派刘人寿等内勤干部十余名到上海，刘人寿加上乔犁青、孟述先等骨干，建立了几个情报点，并建立了电台。(3)1942年江苏省委也调史永等10多个同志给潘汉年系统，其中有打入汪伪重要机关的同志。主要活动：（1）和日伪方面建立重要战略联系。潘汉年通过老关系袁殊（五重间谍：中共、日本、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CC，军统）引荐，打入日本外务省驻华情报机构“岩井公馆”，代表中共和日本方面建立重要的战略联系。A、与“岩井公馆”交换情报潘汉年与日特机关“岩井公馆”特务头子岩井英一建立合作关系。由“岩井公馆”出资一万港元，供中共在香港办《二十世纪》杂志；潘答应每半月向“岩井公馆”提供大后方及其它情报，“岩井公馆”每月给付情报费两千港元。此事在港情报工作由廖承志负责，把中共安插在军统的内线获得的情报经陈曼云执行，交付给日本特务小泉清一，领回情报费。由此，潘汉年除了安排一批中共人员在日占区从事各种业务外，而且由刘人寿在“岩井公馆”内设立电台，与延安直接联络。B、“岩井公馆”保证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的安全香港沦陷后，潘汉年到上海与岩井洽谈，同意继续为日方提供中国内地和大后方情报，岩井负责保护潘等中共人员的安全。于是岩井颁发给潘特别证件，凡日本军警宪特均不得刁难持证人，岩井并以自己名义在上海汇中饭店开房供潘使用。于是，潘开始坐镇上海，安全高效地领导中共人员开展抗日活动。C、与日方商立新四军和日军双方设立缓冲地带经岩井安排，由日本驻华最高特务机关头子影佐祯昭宴请潘汉年。潘随后即会晤李士群，并经李牵线于1943年3月会晤了汪精卫本人。会见过后，李士群又带领潘会见日本华中占领军谋略课长都甲大佐。都甲向潘提出只要新四军不破坏津浦线铁路安全，日军将与新四军设立一个缓冲地带。潘表示，新四军重在发展，无意立即占领铁路交通线及其它重要交通据点，日方只要给予新四军一定的生存条件，否则新四军会袭击铁路交通线。从此，日军对新四军驻在地区“清乡”，均由李士群提前告知，使新四军回避，免受损失，而日军也不耽误攻打新四军驻地的任务完成。新四军则可放手在日军与国军间隔地带消灭或收编各抗日游击队和民团组织，日军交通线受到的威胁也大为减少。潘汉年奉命返回根据地担任华东情报部长，留下密码给李士群，经由胡均鹤直接与胡立教、赖传珠建立起电讯联系。此外，陈毅也派遣冯少白按照潘建立起来的联系，与日伪方开展接触。抗战末期，日军为了摆脱困境，向新四军提出谈判的要求，商谈相互妥协的条件。新四军请示中共中央。中央同意和他们接触，新四军代表曾山和日本军方代表的接触，相互讨价还价，这一事件在文革时期酿成轰动一时的“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案。1944年冬，华中局成立敌区工作部，扬帆为部长。期间曾日军华中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派人前来，希望与新四军进行秘密接触。华中局请示中央后，中央同意秘密接触，以摸清日方意图，但不谈判具体问题。1945年6月，冈村宁次派了三个日本人前来谈判，扬帆作为我方三代表之一参加谈判。日方提出建立“局部和平”，为我方拒绝。他们希望新四军派出负责官员到南京和日军总部首脑直接谈判。华中局和军部决定由扬帆前往南京，全权代表新四军同日军华中派遣军总司令部谈判。扬帆到南京后，日方由派遣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出面谈判，提出他们愿意让出8个县城，换取“局部和平”，并希望新四军和日方合作，共同对付美军和蒋介石军队。第二天，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设宴招待扬帆，表示具体问题可以先不谈，希望今后保持联系。谈判回来后，扬帆向华中局和军部作了汇报。（2）通过日籍中共党员中西功、西里龙夫等获取重要战略情报抗战期间，潘汉年系统在情报工作方面的最大建树是通过刘人寿、何荦联络“满铁”上海办事处调查室中西功（日籍中共党员）、郑文道，日本中国派遣军驻军记者西里龙夫，汪精卫机要秘书汪锦元等。得到德苏战争爆发后日本动向是南进而非北进，以及日美谈判等战略情报。不仅准确预报了日本的战略图谋，预报了日本长途奔袭的战术指向，而且还预报了日本不宣而战的确切日期。西里龙夫(1907—1987) 日本熊本市人。1926年中学毕业后即到中国上海， 进日本设立的“ 东亚同文书院”读书，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中共搜集日本人反战组织成立后的资料。1936年，新闻联合社和电报通信社合并为同盟通信社，他被调往南京分局工作。10月回到上海，改任读卖新闻社上海总社记者。翌年，赴南京任中国派遣军中路军的中华联合通信社驻军记者，为中共组织侦察日本军事当局的战略部署。1942年6月，在日本遭东京警视厅特高科逮捕，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被释放。此后一直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中西功(1910—1973)日本三重县人。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毕业。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8年在“支那派遣军”特务部任职。同年与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通过同文书院同学、已成为中共党员的日裔西里龙夫恢复了组织关系，并成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1939年参加满铁调查部“支那抗战力量调查委员会”，并领导完成“支那抗战力量调查”项目。他利用为日军特务部做情报分析的条件，自由进入绝密资料室并外出调查，通过地下电台向延安发出一系列重要情报，如日、蒋、汪三方关系变化，日军占领武汉后已决定停止战略攻势，对蒋介石的诱和进展，以及日军在华兵力调配及“扫荡”打算等。这时中西功联络的尾崎秀实（佐尔格系统）担任了近卫首相的秘书，从东京不断向中西功发来包括御前会议决定在内的许多情报，由他再转发延安。1941年尾崎被日本政府捕后，日本“特高课”通过追寻线索，1942年夏秋在上海逮捕了中西功和其他为中国共产党工作的日本情报人员20余人，1945年日本投降后被释放。此后一直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汪锦元 原名汪国梁。江苏苏州人。其母为日裔。受西里龙夫等人的影响，于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初，奉命打入伪上海市政府秘书处。1940年9月，打入“汪公馆”，做了汪精卫的随从秘书兼日语翻译。从1940年到1942年的两年多中，汪锦元随汪精卫参加了和日本人的一些会谈。汪锦元抓住一切时机搜集汪伪和日本军国主义“交易”的各种情报。例如，汪精卫与日本方面签订的卖国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汪精卫从日本政府得到的武器，汪精卫处来往人员的情况等绝密情报。这些情报都被汪锦元迅速送交南京情报小组，又由上海情报部门经秘密电波传到延安，受到周恩来的称赞。1942年8月，汪锦元等人因西里龙夫牵连被日本警方逮捕。1945年5月，汪锦元等人获释后回到新四军淮南根据地。郑文道 广东省香山县人。193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进入“满铁上海事务所”录取为雇员，配合中西功进行情报工作。1940年底，在日本的一次御前会议上，陆、海军头目就今后在亚洲的军事动向是北进还是南进，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结果，海军的南进主张获胜。于是日本侵华大本营作出如下决策：在德军深入苏联境内后，日军将不从中国北面进攻苏联去援助德军，而是全力南下掠取英美在西南太平洋的广大资源地区，称霸东南亚。此时，延安已两次来电向上海党的情报组织询问日本北进、南进的动向。经在上海的中西功和在南京的日本籍中共党员西里龙夫证实，日本确已采取了南进的部署。郑文道迅速送出了这个情报，从而为党中央及早准确判断当时日本侵略军的世界战略意图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周恩来说：“这个情报是国宝。”1942年7月被捕，经多次刑讯逼供，只字不露，后在日本宪兵司令部跳楼殉国。（3）打入汪伪高层，开展情报、联络活动A、通过吴成方指挥关露打入李士群汪伪76号特工总部。1942年2月的一天，潘汉年由袁殊见了李士群。经过多次周旋，潘汉年不仅将从事情报工作的关露安插于李士群身边，自己还亲自与李士群直接联系，并通过袁殊、胡均鹤等与李士群联络的渠道，使中共的情报工作终于打入了汪伪“76号”特工总部。两个月之后，李士群约见潘汉年，向潘汉年透露了敌伪即将在苏北盐阜新四军军部驻地进行“扫荡”的有关军事行动的计划，希望新四军方面有所准备。B、通过张子羽、华克之从汪伪三号人物周佛海获取大量情报1942年底，潘部情报人员张子羽从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部潜赴上海，利用早年与周佛海相识，周亦称他为“老友”的关系，与周联络。此后，张子羽经常出入于“周公馆”，获得了不少关于日伪方面的有用情报。同时，潘汉年还通过华克之同他的“知交”任庵的关系，打入“周公馆”，华、任两人后来成了周家座上客。据华克之回忆，在日本投降之前的一段时间，他们几乎完全掌握了周佛海的重要动态。1945年春，任庵得到蒋介石的绝密指示:“特任周佛海为京沪保安副总司令”，命令周收编、整编京沪各地伪军，以备后用。我将这个电报内容上报潘汉年。延安得到这个电报内容后，中共中央即在报上公开揭露蒋、日、汪的勾结阴谋，使蒋方大为震惊。C、史永掌握的情报关系史永联系的地下党员赵铮兄弟两人，都打入汪伪“76号”搞内线工作，获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他领导的地下党员蔡秉贤，从抗战一直到解放长期埋伏在国民党特务组织内部，成为重要的情报来源。他长期联系的汪维恒，在解放战争时期提供的蒋介石发动进攻大别山战役的作战计划和兵力部署等情报，对中共中央的战略决策起了重要的参考作用。据刘人寿回忆，在抗日战争时期，潘汉年系统取得的重要情报有：（1）1939年英法企图牺牲中国对日妥协的远东慕尼黑活动。（2）1941年6月13日潘从香港签发的德苏战争一触即发电。南方局早几天亦有类似报告。为此，苏共中央曾向中共中央表示感谢。（3）德苏战争爆发后，日本动向是南进而非北进，以及日美谈判等情报。这是个涉及苏联远东红军能否西调的事情，对国内阶级动向也很有关系。（4）李士群提供了日军要“扫荡”苏北盐阜区即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区的信息。（5）周佛海设电台与重庆通报。（6）重庆对日谋略活动者与日海军和近卫的接触等。（7）某战区关于敌情和“匪情”的通报等。对于潘汉年的工作，延安十分满意，1945年春，延安召开的“七大”期间，毛泽东亲自斟酒为潘汉年洗尘。（四）华北、东北地区的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社会部系统1939年3月，中央社会部保卫部部长许建国率苏毅然、陈叔亮、史光、张友恒、孙文东、苏育民、张季良、郑大、江涛、王其祥、伍彤、任远等人在晋察冀组建中共中央北方(晋察冀)分局社会部，并任部长。1941年，晋察冀分局社会部又编为中央情报部晋察冀第一分局。许建国以主要力量积极开辟华北地区以平、津为中心的各大城市的情报工作，把陈叔亮、史光、杨宁等数百名情报工作人员派往晋察冀地区大、中城市和各个战略地区，建立情报联络战线，渗透到敌人的军、政、警、特内部，获取了大量的战略战术情报。许建国除大力开辟华北地区的情报工作外，还把进攻的矛头指向东北和华东地区，先后在南京、上海、沈阳、长春、哈尔滨等汪伪及伪满的军政首脑机关，以及敌人的警、宪、特务组织内部建立了情报关系。根据中共中央部署，他还向华中、华南及海外建立了地下情报组织。1、平津地区的情报网络（1）平西情报交通联络站。1941年1月，根据中央社会部的意见，中共北方分局社会部决定在平西地区建立平西情报交通联络站，以加强对北平、天津以及东北区情报工作的领导。平西情报联络站站址选在河北涞水县计鹿村，钟子云任第一任站长（后任华北社会部副部长）。1941年年底，平西情报在北平设立秘密电台。钟子云派报务员王文进负责这项工作。平西情报站妙峰山分站鲁健、肖芳将电台送进城。（2）北平的情报组织晋察冀分局社会部在北京成立了三个情报小组，分别是：A、平津情报联络站，1940年1月，经中共中央社会部批准,平津情报联络组成立,陈叔亮任组长,李振远任副组长。其任务是:扩大平津据点,建立电台交通联络,开展外部主要城市关系。后由张友恒(化名李才)领导。平津情报联络站先后发展了陈琪、陈琰、杨公强以及陈耀华、苑默庵夫妇和郝孚等参加工作。1942年5月遭日寇破坏。陈叔亮等被捕。陈叔亮，北京人，1911年生。辅仁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院研究生。1939年从延安秘密潜回北平，开展对日伪的情报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驻柬埔寨王国大使，驻罗马尼亚大使等职。张友恒，1936年加入共产党，曾经在前苏联莫斯科学习过无线电通信技术，1939年至1940年在延安担任中央社会部电台台长。从1941年3月至1948年8月期间，他曾三次进入北平从事情报工作。第一次是1941年3月，张友恒化名李金生潜入北平，由陈叔亮将他安排在东直门外陈耀华家，由陈耀华出面用500元钱顶兑下西直门内大街114号元通祥绒线铺，让张友恒以记账先生的公开身份作掩护，开辟敌占区的情报工作和组建秘密电台。1942年5月，陈叔亮被捕后，张友恒也从北平撤退。第二次来北平是1942年6月到7月，历时一个月，任务是检查秘密交通线。这条交通线以满城县四里营伪村长家为第一个点，以保定火车站一家客栈为第二个点，以北平东城北锣鼓巷为第三个点。第三次是1946年9月至1948年8月，主要任务是筹建新的秘密电台，视察新的情报组织及完成中央社会部交办的任务。B、王定南情报联络组王定南曾用名王泽南、王正化、王作宾。1930年入党，1934年加入中央特科。1937年在中共北平特委工作，次年任特委书记。1938年初，主持北平联络局工作。后组建王定南情报联络组。他所领导的情报联络组的主要成员有王章、张德懋、陈浩。分别单线领导四个小组。王定南主要负责联系北平的上层统战关系，其中有燕京大学的教授张东荪、中国大学图书馆主任许宝骙（后任北平汉奸王克敏的机要秘书）、北平保商银行经理王泽民（后任北平伪内务总署局长）、中国大学校长何其巩和俄文教授王之相等各界人士20多人，还有一些国际友人。1942年5月，组织遭破坏。6月在北平被日本宪兵逮捕，出狱后到河南省郏县、宝丰等地从事抗日工作。C、黄浩情报联络组黄浩1895年生于广东揭阳，1937年5月，经柯华介绍，42岁的黄浩奔赴延安。考虑到他的条件适合作地下工作，组织上派他返回北平工作。1939年关系转至晋察冀北方分局社会部系统。黄浩经常执行为根据地购买药品和医疗器材的任务。晋察冀分局社会部在北京成立的这几个情报小组成员的身份遍布当时北平社会的各个阶层，如同仁堂分号永仁堂经理、辅仁大学助教、三轮车公司老板、东北保安军团长等。在北平的地下情报组织获取了大量的日伪情报，为晋察冀中央分局、军区领导机关领导反“扫荡”、反封锁、反“蚕食”斗争提供了重要行动参考。特别是在解放战争期间，中共北平地下党的情报工作更是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2、上海、南京地区的情报网络A、上海情报组。组长李振远，报务员王文（化名陈尽忠），情报干部有殷之钺等B、李时雨和孙静云夫妇。1940年，李时雨夫妻俩由许建国派遣到南京，上海从事情报工作，到1942年，他们在那里已经站稳脚跟，李时雨得到汪精卫、陈公博信任。先后在南京、上海任汪记国民党“六大”代表、立法委员和上海保卫司令部军法处处长，孙静云则担任机要交通。这对革命夫妻，、长期潜伏敌营，为组织递送了大量重要军政情报。如汪精卫当面向李时雨透露的《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秘密谅解事项》等卖国密约的内容。为中央决策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日本投降前后，两夫妻又主动与新四军取得联系后，提供了不少重要情报。3、东北情报工作中共一直重视对东北三省的工作，1939-1940年相继派遣孔力、岳武王东、王松、朱鸿恩、倪景阳等到哈尔滨、牡丹江和密山一带去建立交通站和联络站，试图与东北抗联接上关系。由于当时日寇的统治非常严密，武装部队活动频繁，经过两年时间，他们仍未与抗联取上联系。在这段时间内，有的干部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叛变（如倪景阳），有的交通联络站（如设在孔力家的联络站）也遭到敌人的破坏．1941年初．中央社会部决定将钟子云负责的这部分工作，与晋察冀分局社会部的工作合并。1942年，钟子云建立平西交通联络站。主要任务，一是接送潜入潜出平津、保定等敌占区工作的人员；二是为社会部代管所有在平、津、保、唐、山海关和东北各地区的一切打入敌伪内部的情报组织．三是继续寻找、联系东北抗联。在这期间，凡是由东北情报组织派交通送到平西交通联络站的密写情报，在这里再用电台向中央社会部和晋察冀分局社会部报告．1942年，中共中央派晋察冀分局社会部情报科李振远、周梅影到东北工作，以加强对情报组织的领导和负责重建沈阳地区的地下组织。一是以“东北救亡总会”为依托，建立覆盖全东北的情报网络1935年，张为先，丁宜、陈卓毅，赵家宾、于静纯等留日学生在东京成立“反帝大同盟”， 1937年，侯洛（建国后任山东省委调查部部长）、田深、丁非（后任国家安全部局长）、高亮、马昆山等又在东京成立“社会科学研究会。两个组织于1938年合并为“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 1935年后，这些团体的一些领导骨干回国同中共中央北方局取得联系，把工作重点转向情报工作。这些留日革命青年大多是伪满中上层人士的子弟，其中包括伪“满洲国”总理大臣的子侄。他们回国后先后担任了伪满军政要职，具有从事情报工作的有利条件。和中共取得联系的张为先和丁宜回到沈阳后，立即着手发展组织，他们的工作关系直属中央社会部（后转由晋察冀边区分局社会部）管辖。1942年初，晋察冀边区分局社会部派李振远、周梅影夫妇前往沈阳，主持东北的情报工作。李振远将在沈阳的“觉社”与“东北救亡总会”合并，改为“晋察冀东北救亡总会”，简称“东北救亡总会”。在东北青年救亡会中建立了党支部，发展党员20余人，并发展情报人员40余人。其领导机关设在沈阳志城银行。救亡会成员先后打入伪国务院总理公馆、伪协和会、伪军事部、伪沈阳警察署等日伪重要部门，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为我党制定对日斗争方针和政策提供了有利的依据。其中，在伪满洲国首都长春设立分会，由田琛、高亮、关克、夏航负责。1943年，张友恒代表晋察冀分局社会部来东北检查工作，在沈阳成立了党支部，书记李振远，组织委员张为先，宣传委员丁宜、周梅影，党员开始时为15人，后陆续发展为70余人.他们以沈阳、长春和哈尔滨三个大城市为中心，辐射分布在沈阳、大连、锦州、山海关、长春、吉林、扶余、图们、四平街、哈尔滨、密叮等地，形成网络。其成员多是由于家庭和社会关系复杂的条件，可以直接获取重要情报。如伪满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的儿子张梦实（原名张绍纪）和侄子丁非（原名张绍维）；伪满地方自治指导部（直属日寇关东军）部长于冲汉的儿子于静纯（他是伪满军校中校教官，其兄于静远是伪满经济部大臣）；伪满皇帝溥仪的侍卫少将处长件济熙的儿子件志彬（本人是伪军中校）；溥仪的当家侄子伪高射炮兵团长宪东；伪满军法处少将处长的儿子王诚（原名王恒烈）和侄子王谦（原名王恒绪）；伪哈尔滨军管区上校旅长的儿子孙为（原名孙仲元）等。这个情报组织的成员中，掩护潜伏在重要军政部门的还有：伪满海军的金有声（伪海军上尉、江上军司令官宪原的秘书）; 陆军的石迪（伪陆军中校，曾任军事部参谋，后调任黑龙江省密山军管区参谋）；于静纯（伪陆军中校、伪军官学校教官）、张进（伪军官学校少校教官）、于清淮（伪军少校教官）、伶志彬（伪陆军少校）、宪东（炮兵中校团长）、马凡（伪哈尔滨军区学校教官）;空军方面的关明修（伪空军上尉、沈阳航空部队飞行官）;警察方面的张克诚（任过黑龙江省黑河讨伐队队长，后调任伪吉林省扶余县警察署长）等，.此外，还有关克（伪军事部次长秘书官室文官秘书），巩天民（志诚银行常务董事），张为先（志诚银行董事会监事）。还有些情报人员任伪满各机构的中层职员，能接触机要，如有的任伪国务院总理秘书室及八大部和弘报处的专职采访记者，有的在伪官需局、协和会、中央本部、交通部公路总局，图们海关、伪满图书公司、中央鳅礼兴农金库、工商银行、志诚银行、商公工会，奉天省广播电台等机构内任职。他们搜集的重要情报有：（1）关于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地区的战略部署和战略思想。（2）关于住在伪满日本人民的反战思想。（3）关干伪满陆海空军的编制，兵力、武器装备、军事部署，军队训练情况，战能力、军官、士兵的思想动态。（4）关于海军舰种、数量、性能、航线、港口要塞设施。（5）关于空军的机种、性能、机场、基地．（6）关于港口要塞设施和机场基地详细地图。（7）关于辽宁地区、长春（新京）、沈阳、鞍山等重要设施，武器生产工厂、交通要道等都画有详细目标地图，以备供空中轰炸时使用．（8）关于伪满陆军、警察方面收集到的日伪军对我东北抗日游击队袭击的情报。（9）关于军、警、特联防镇压、防谍等措施。（10）还有伪满财政、金融、预决算，重要经济和文教政策等。由于这个组织不同一般地方党组织发生任何横向联系．因此，这个组织长达十余年没有遭到任何破坏，在解放战争时期任然发挥重要作用。建国后，东北情报组织的一些同志成为我对日情报工作的骨干力量、二是不断派遣地下工作人员审图东北发展组织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在领导东北救亡总会开展情报工作的同时，还从1943年始，向东北各地派遣地工人员，为促进与迎接抗战胜利作准备。为此，于1942年5月，成立了东北工作委员会，担任搜集与研究日伪在东北的统治情况等工作，同时举办训练班，培训地工人员。其中派往长春的有傅根深、李焕章、许筠、赵东黎、申东黎、苏东、王永生、徐慎、田振铎、佟志杉等。这些地工人员到长春后，根据党的“建立阵地，积蓄力量，等待时机，配合反攻”的工作方针，积极开展工作，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其具体情况分述如下：1943年7月，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东北工作委员会，派遣共产党员傅根深(由傅海龄改名)潜入长春。他到长春后，利用当车站装卸工和锅炉工为掩护，通过讲《三国演义》、《水浒》等故事，在工人群众中广交朋友，开展抗日爱国教育，并从中培养考验一些觉悟高的工人，进而通过滚雪球的办法，发展十余名工人党员，为开展党的地下工作，迎接抗战胜利，培养了骨干。1943年9月，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社会部，派遣共产党员李焕章到长春做地下工作。他以长春益发银行庶务员的身份作掩护，积极开展情报搜集工作。他领导下的人员还有王习、高水涵和在哈尔滨的陈之捷，在朱城子的梁若本等。搜集的情报主要有伪币发行、市场物价变动以及日伪警宪特破坏中共地下组织等方面。1943年12月，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东北工作委员会，派遣共产党员许筠来长春做地下工作。许到长春后，通过给伪皇帝当御医的父亲，搜集了许多伪满上层人物的情报。1944年1月，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社会部，派遣共产党员赵东黎到农安做情报驻在员工作。赵在农安以与人合开一杂货铺为掩护，经常到长春、吉林等地进行“商业”活动，从中搜集日伪军政机关和社会思想等方面的情报。他与在长春益发银行的地工人员李焕章接上了关系，并与在吉林市第二伪宪兵团当上尉主任的哥哥联系上，为党搜集了不少日伪的军政和经济等情报。1944年2月，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东北工作委员会，派遣共产党员申东黎、苏东夫妇来长春。他们通过当伪警察的弟弟的帮助，落了户口，并找到了在合隆区杂业组合、区公所等处任职的掩护职业。根据党的指示，广泛接触群众、结交朋友，掌握了长春市在日伪统治下的许多情况，为迎接抗战胜利作了准备。1944年3月，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东北工作委员会，派遣共产党员王永生来长春，协助傅根深工作。王永生来长后，与傅根深接上了关系，在傅的领导下，以在一家铁工厂当工人为掩护积极开展工作，团结了不少工人，并打入了“家礼教”。1945年5月，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东北工作委员会，派遣共产党员徐慎来长春做地下工作。徐到长春后，通过姐夫的帮助，在某保险公司当雇员，并开始从事地下工作。此外，自1943年以来，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还往长春派遣了田振锋、佟志杉等人。田振铎到长春后，发展了一些地下党员，佟志杉到长春后，在伪军校任教官，联系了一些爱国青年学员。东北情报工作局面打开后，毛泽东高兴地说：“东北并非铁板一块，国防线（指伪满界)是可以突破的，伪满工作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