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名老中医 30位“国医大师”简介 全国500名老中医名单

中国名老中医；30位“国医大师”简介http://www.satcm.gov.cn/zhuanti/gyds/我国首次评国医大师 30位入选者均从业55年以上_____人民日报 北京2020年4月13日电 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共同组织的首届“国医大师”评审工作日前结束，经过严格遴选和评委会专家组认真审核，方和谦等30位名老中医（民族医）入选“国医大师”，30位入选“国医大师”的名老中医（民族医）名单为：方和谦、王玉川、王绵之、邓铁涛、任继学、朱良春、何任、吴咸中、张灿玾、张学文、张琪、张镜人、李玉奇、李济仁、李振华、李辅仁、苏荣扎布（蒙医）、陆广莘、周仲瑛、贺普仁、唐由之、徐景藩、班秀文、郭子光、程莘农、裘沛然、强巴赤列（藏医）、路志正、颜正华、颜德馨。30位国医大师将享受省部级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待遇。1、王玉川王玉川，男，汉族，1923年9月出生，北京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教授，1943年3月起从事中医临床工作，为“首都国医名师”。王玉川：内经研究领军人他学术临床造诣深厚，亲自编撰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第一、二版《内经》教材；他的文章振聋发聩，观点新颖大胆，生活中却极为低调，从不与他人争；他的研究独辟蹊径，冷静客观，钦佩者很多，口碑极好。在北京419路公交车上，常能看到一位手提便利袋、胸前用醒目的绿带系着乘车卡的老人，人们不会想到：这就是86岁的国医大师王玉川。来北京50多年，他说常在梦中回到江南水乡。做了20年全国政协委员，担任北京中医学院副院长多年，然而回首往事，江苏奉贤乡下，那十几年自由自在的行医生活，是他一生最快乐的时光。“什么名啊利啊，没意思的。”在老家当过小学教员、中医教师，但调北京以后讲课不灵了——口音重，学生听不懂。那就埋头做研究吧。一本王冰注《黄帝内经》翻烂了，用胶布粘好；书上批注写得密密麻麻，铅笔、钢笔小楷，遍布页眉页脚；自学生物、物理，画图制表，清苦寂寞，却乐在其中。辛苦耕耘终结硕果，他成为中医界最早研究《内经》理论体系、学术内涵的中医学家，是《内经》重点学科的创建者和带头人，对阴阳学说的演变、气血循环理论、五行学说、运气学说、河图洛书等研究作出重要贡献。他高雅的风范、深邃的学识、严谨的精神和务实的态度，影响着全国同道，成为一个时代的旗帜。学术成就“老先生中，他的理论水平相当高”他精研内经，醒世而作，对五行学说、气血循环理论、运气学说提出独到见解，破译河图洛书之谜，敢于对“辨证论治”、“有是证用是方”提出质疑。没有先进的实验设备，不用文献校勘的方法，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靠什么来完成理论研究？玉川老笑答：“自己看书，想的嘛！”在那个参考资料极少的年代，常常是一本书、一盏灯，伴着王玉川熬到天亮，“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忽有所悟的欣喜，激励他一路坚持。早在1938年，当15岁的王玉川从开过药铺的父亲手中得到一本《黄帝内经》，通读一遍就觉得莫名的喜欢，而这本穿越千年时空的经典之作，静静地躺在他的手中，也似乎正等待着被解开奥秘。此后，江南水乡独立出诊的12年中，他几乎每天都要抚读一番，字里行间写下蝇头小楷，记下一本本读书笔记。后来在江苏省中医学校进修，老师们发现了这位与众不同的学生。当年就破格留校任教，承担内经的教学任务。不久他被调到北京中医学院，创建内经教研室。当务之急是编写教材。为了用现代语言确切表达内经的丰富内涵，他率领教研室同事日以继夜，力争通俗易懂又采撷全部精华，终于完成集前人大成的《内经讲义》，后来升级为全国统一内经教材，也为《中医学基础》和《中医基础理论》等其他教材编写打下坚实基础。研究中，王玉川发现，《内经》同一篇中常会出现两种不同的观点，令人困惑。为此他翻遍了校图书馆所有藏书，写下几百万字的笔记，从1979年开始相继发表论文30多篇，许多观点得到同行认可和赞誉。他倡导五行学说的多学科研究，对《内经》气血循环理论有独特见解，正确认识和评价了运气学说，解开河图洛书之谜。“在这些老先生中，玉川老的理论水平相当高。”北京中医药大学严季澜教授评价说。这凝结着王玉川心血的几十篇高水平论文，不止当年在全国产生重要影响，今天读来，仍令人感叹语言之泼辣，观点之新颖，论证之严密。要知道，研究阴阳、五行、气血这些基础理论，绝不是一门学科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中医药大厦的理论基石。承古而不泥于古，注重创新，是贯穿王玉川研究中医理论的一条主线。比如，他论述阴阳学说的演变，认为从《周易》的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到中医学中的三阴三阳，是古代医家为适应医疗需要的一种改进，用三阴三阳能更精确地区分阴阳能量的盛衰多少。那种把三阴三阳的性质和次序认为是不能变动的“死板的规定”，是不符合实际的。多年来，辨证论治被视为“中医特色”的重要标志，但是，王玉川认为这种提法并不合适。首先，辨证论治的统治地位是在牺牲了“同方异治”的宝贵经验，扼杀了寻找广谱有效方药的热情之后才取得的；其次，辨证论治的辉煌成就使人们的思维陷入永恒不变的公式之中，在辨证论治的圈子里打转，与创新的客观要求越来越远。他认为，那种认为辨证论治可解决一切问题，如果解决不了只能怨自己没有掌握好的思想“是一种现代迷信”，是只求稳定不求上进的表现。王玉川常说，一个学者所以能著书立说成一家之言，就不能没有一点可取之处，一篇文章做出了荒唐的结论，也不等于其中没有一点有价值的材料。因此对古代文化遗产，应采取审慎的态度，吸取合理内核，这体现了他“创新而不废古”的学术境界。在对五行学说的研究中，王玉川甄别经学五行与医学五行，认为五脏五行说引入中医学后，不再艰涩难懂，实用价值较高。同时他看到，在五行归类、生克、承侮、制化以外，譬如“五行互藏”的内容仿佛已被遗忘，成为五行学说的研究空白，教材也没有反映。事实上，被遗忘的“五行互藏”有重要意义，比如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内经》阴阳二十五人的体质学说，比古希腊希波克拉底的气质学说、苏联巴甫洛夫的神经类型学说，都更为细致和全面。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左倾路线的影响，运气学说一度被打入冷宫。王玉川可谓当代研究运气学说最有成就的人。他1993年主编的《运气探秘》代表了当时研究的最高水平。他探讨五运和六气的体系问题，指出平气概念的重要性，从西汉的灾害性天气论证了运气学说的科学性，阐发《素问》遗篇的学术价值。“创新是硬道理，是科学技术的生命线。”王玉川认为，“有是证用是方”的原则是不对的。这种方证对应关系无一不是建立在“以方测证”，即是根据方药性味功能推测出病理状态这一方法的基础之上，在方药功能固定的前提之下，以方测证的结果当然百分之百符合方证相对的原则。然而，现代研究告诉我们，任何一味中药都含有多种有效成分，它们的药理作用也往往是多方面的，二味以上组成的复方则更为复杂。所以，“以方测证”本身，就不是什么正确可靠的唯一科学方法。如果我们停留在这个水平上，就永远也不会有所发现、有所前进，方证之间相互关系的谜团也就永无解开之日。治学做人“看过他书批的人，都很震惊”虽然时代久远，纸面泛黄，但他亲手描画的双螺旋体和多肽链，依然清晰而美好。他独立思考，在学问上敢于向权威挑战，生活中却淡泊低调，特立独行。“人家说我好也行，说我不好也罢，都一样！”采访王玉川，是件很不容易的事。费尽各种周折。5月的一天，他终于如约坐在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办公室。然而面对媒体，他还是不愿多说什么，好在事先采访过知情人。北京中医药大学鲁兆麟教授说，“看过他书批的人，都很震惊。”墙边立着一排书柜，信步走过去，翻出一本用1984年的日历装订的笔记本。日历背面写着一行行整齐小楷，红色、蓝色间杂铅笔，有的字下面划着重点号或横线，内容是关于孙思邈《外台秘要》的方药体会。再随意打开一本硬皮笔记，上面整齐地记着生物化学的内容，其中一页用极细的铅笔画着细胞RNA与蛋白质合成分解图，虽然时代久远，纸面泛黄，但双螺旋体和多肽链的结构依然清晰而美好。翻下去，十几本笔记本的纸质都很粗糙，字体却都那么纤秀工整，有的字小得几乎看不清。可以想见王玉川当年是怎样地心细如发，这几十万娟秀小字承载着多少个安于清苦的日日夜夜。笔记内容有经典抄录，有个人思考，他很喜欢自制图表，比如为研究比较体质学说，他把巴甫洛夫神经类型、希波克拉底气质说以及内经的阴阳五态人划一个表格里，新颖而独特，给人启发。那本传说中，被王玉川翻得书皮烂掉用胶布粘好、再无一处空白可写眉批的《黄帝内经》已经找不到了，他连自己的书和发表的文章也都没留意保存。“别人借走了没还，我也记不得向谁要了，哈哈哈！”显然他并不以为意，更不以为憾。多年的临床处方也没有保留一张，根本不打算出版临床经验集，“有什么用呢？没用！”玉川老这样给自己解释。如今他眼睛花了，别说写字，翻看当年的笔记都得借用放大镜才行，但幸运的是，这种勤奋严谨的治学精神已经延续下去。严季澜年轻时曾受教王玉川，他也是数十年如一日地坐在办公室研读经典、琢磨医案，喜欢用铅笔写些纤细小楷，下着旁人眼中的“笨功夫”。然而，就是这样一群学者的严谨操守，酿造北京中医药大学厚重的文化学术底蕴，在浮躁的今天，更显得可贵和难以超越。王玉川治学注重独立思考，不迷信权威。在1984年担任健康报振兴中医刊授学院顾问期间，他曾和刊院同学谈中医治学方法：“没有独立自主的精神，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作出成绩。不要做教材的奴隶，要做教材的主人，这才能把前人的成就真正变成自己的知识。决不能像果戈里在《死魂灵》里描写的那位"死读书、读书死’的彼得尔希加，他辛辛苦苦读了一辈子书，到头来却什么知识都没得到。我们需要的是自己观察，自己思索，自己做主，那是一种独立思考的治学精神。”这种独立思考的态度，使得王玉川在中医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屡获开创性突破，正是因为不迷信权威，敢于对传统提出质疑，才使得研究深入下去，跨越了一个个学术高峰。了解王玉川的人，对他的第一评价大多是“低调”、“不争”。然而这样一个不喜参政的人，却是全国政协四届委员，担任北京中医学院的副院长多年，还有多项校内外职务，这似乎是种矛盾。王玉川生性喜欢自由，他把这些称为“乱七八糟的事”。“当时没办法推，这也是种任务。”如果可以自己做决定，他断然不愿从熟悉的南方来到北方生活，更不愿从事行政工作。但是在其位谋其政，他在全国政协七届四次会议期间提出的“关于公费医疗费用不宜包干到医院管理”的提案，被评为优秀提案。任院长期间，他重视教学科研和学术建设，内经专业被列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首批重点学科，停刊20多年的《北京中医学院学报》于1981年恢复，成为学校及全国学术交流的重要阵地。然而一旦退休，他就任何管理工作都不参与。据介绍，玉川老退休后更为低调，不轻易发表任何意见，每天8点前到办公室，中午回家稍作休息，下午又回来。“他的思维，就是做自己的事，看自己的书。”这种淡泊、低调，不是怕得罪人，也不是没有想法，他是位特立独行、生性高洁的人。采访中，玉川老说的频率最高的词就是“无所谓”，他说，人生几十年，没必要争名夺利。“人家说我好也行，说我不好也罢，都一样！”教育临床“倘若倾心而倒，一辈子经验说不了3天”虽然反对师带徒的方式，但受他恩惠的年轻中医成百上千，至今很多毕业生都珍藏着他逐字逐句精心审阅过的论文。理论临床相得益彰，其深厚的理论功底令其临床疗效卓著。列在王玉川名下的学生并不多，不过四五人，和师带徒相比，他更提倡现代学院教育。他认为临床上从来没有相同的病人，好中医应该独自到临床去实践摸索。“倘若倾心而倒，一个老师的经验，用不了3天就能说完；相反，也可能临床跟师3年，还摸不到门。”虽然如此，王玉川对所有的年轻中医都毫无保留，倾其所有，他甘为人梯、无私传授的风范使很多人受益终生。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一届中医专业毕业生刘燕池教授，谈起一件往事。1962年他毕业分配到内蒙古讲内经课，没有经验的他返回母校寻求帮助。当时王玉川把历经一年刚誊完稿、尚未出版的《内经讲义》交给他，用作参考。刘燕池拿到这份原稿，心情澎湃，现在回想起来还常说“师恩难忘”。他时时要求年轻学子做到言之有理，强调文以载道，每年审阅研究生毕业论文的工作，他从不敷衍，逐字逐句精心批阅，一本论文要修改几天。写满他整齐字迹的论文，经常被毕业生们珍藏。王玉川一直强调理论和临床结合的重要性，并身体力行，长年坚持为普通百姓治病。他擅长治疗中医内科各种疑难杂症，如心血管疾病、风湿病、血液病等，临证时一丝不苟，疗效卓著，深受患者欢迎。有段时间，王玉川在国医堂一周出诊4次，非常劳累。一次在北中医校园，刚从研究生处退休的鲁兆麟碰见了他，两人边走边聊。“和你说个事儿，”王玉川认真地说，“这国医堂看病，你能不能替我出两天？”但累归累，他还是一直坚持在临床一线。深厚的理论功底，保证了王玉川卓越的临床疗效。有次鲁兆麟接诊一位神经根髓鞘脱的病人，治疗非常棘手，用遍了温阳药、补气药、活血药还是效果不好，他向王玉川请教。王玉川说，“《内经》讲"肾恶燥，即食辛以润之’，你别净顾着补阳，加点细辛这类通药试试。”果不其然，病情好转。在临床传承教学中，王玉川常从古典医籍中总结用药知识以示后人。他认为临床不应为方证相对束缚，要勇于探索能治多病的方剂。以《千金方》中能治疗30多种病证的“芫花散”为例，孙思邈对此方赞赏有加，但也无法解释原理，只能在书中寄望于后人。王玉川指出，有些医家沉湎于辨证论治，对古书中许多同方治异病的例子不屑一顾。研究同方治异证的机制，对实现中医现代化也有很大意义。王玉川名下的七九级硕士研究生陶广正教授，得知恩师被评为“国医大师”欣然提笔：“为人淡泊，不慕虚名。师出名门，有真才实学；学富五车，而无头角夸诞。虽非博导，而众多博导皆曾受教；未登讲堂，而授课讲稿竟出其手。著述不多，却不乏真知灼见；临床虽少，却每能一丝不苟。审查论文，从不敷衍；撰写书评，必中肯綮。尊为国医大师，谁敢谓曰不然！”王玉川小传1923年，生于江苏省奉贤县。1941-1943年，从医于中医名家戴云龙先生、陆渊雷先生，学成后在当地行医。1943年-1955年，在奉贤县开设门诊从事中医临床工作。1955年-1956年，在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深入学习中医相关知识。1956年-1957年， 在南京中医学校从事中医药教学与临床工作。1957年-1963年，奉卫生部调令来北京中医学院从事教学工作，潜心于《黄帝内经》的教学和研究。主持主编全国中医院校教材第一、二版《内经讲义》。1978-1984年，在北京中医学院从事行政管理工作，任副院长。全国政协第五、六、七、八届委员会委员，现任北京中医药大学顾问。(记者　马骏)2、王绵之王绵之，男，汉族，1923年10月出生，北京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教授，1942年1月起从事中医临床工作，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首都国医名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医药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王绵之：方剂学大家王绵之教授（左四）在为学生上教学实践课创建和发展了中医方剂学科；组方防治太空病的中药“太空养心丸”；攻克大量疑难病症。提起王绵之教授，最值得称道的就要属三项令人瞩目的创新——开中医历史先河，创建和发展了中医方剂学科；组方防治太空病的中药“太空养心丸”，将传统中医与现代航天科学完美结合；治愈大量疑难病症，扩大了传统中医的治疗范围。这可说是王老这辈子对中医药发展的三大创新和三大贡献。也正是王老这一代名老中医，在新中国走过的60年中，承担了传承与升华传统中医的使命，推动着护佑中华民族走过了几千年的中医药走到今天。创建中医方剂学科中医历史悠久，但过去只有本草学，方剂及其理论散在于各家著作中，没有系统的方剂学。方剂学是新中国有了中医学院教育后才提出来的，而这项空白是由王老在上世纪50年代填补的。王绵之教授1 9 2 3年出身于江苏省南通市一个祖传世医家庭，至他已是“王氏医术”的第19代传人了。父亲王蕴宽是上个世纪20年代南通地区家喻户晓的名医，享誉大江南北。从小耳濡目染使王绵之酷爱中医，有志继承家学。在父亲“学医必精，为医必仁”思想的影响下和“医生必须要懂药，要识药性，会认药，知药味，一尝便知是对是错”的教导下，他15岁开始随父识药辨病、出诊理症，背诵汤头本草，研读中医典籍，积累了丰富扎实的中医和中药学知识，为日后济世活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42年，他正式悬壶在家乡应诊，因屡起沉疴，名声日隆。1955年，王绵之教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今南京中医药大学前身）培训一年，后留校任教，并筹建方剂教研组，任教研组组长兼学校门诊部主任，创编、审定《中医方剂学讲义》等多部中医教材，从此与中医方剂学结下终生情缘。随着新中国高等中医药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师资成为当时制约各地中医院校发展的瓶颈，1957年7月，卫生部中医司抽调王绵之等一批师资到北京中医学院工作，他担任了方剂教研室的主任。在长期的教学与科研实践中，中医方剂学在他手中逐步成型——成熟，形成系统化的理论体系，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王老认为，中医方剂学是运用中药使辨证论治具体化的一门学科，是一门既有基础又有临床的桥梁课，它跟西医的药学或药物学课程的意义不一样，它是教学生如何研究方剂、如何开方剂的课程。方剂学的核心是研究治法和方剂的理论及其临床运用，它涉及中医理、法、方、药四个方面，与各门课程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是辨证论治的工具；同时，方剂学与现代药理、化学、制剂及生命科学等多学科渗透，也是发现方剂的潜在功效和新用途以及改进传统剂型、研发复方新药的工具。因此，方剂学被作为现代中医药教育各专业的必修基础课程。几千年来的中医都是靠师承学习，方剂学科的建立，联系中医基础和临床，沟通中医和中药，衔接传统中医和现代科学方法，为采用中医院校教育培养中医药人才开创了一种全新的途径。从教学大纲的制定、《方剂学》教材的编写、修订和审阅，到方剂学科硕士点、博士点的建立和建设，全国方剂师资高研班的讲课，无不倾注了王老的大量心血，他集多年教学经验总结出了一整套中医方剂教学法。北京中医药大学对于王老的贡献评语是：对于中医方剂学科的构建和发展居功至伟，成为现代中医药学科体系的重要支柱；在教学上，浸淫历朝经典，融会当代新知，纵横捭阖，通达古今，精思明辨，自成一家。如今，王绵之教授创建的方剂学科已经成为国家重点学科；由他主持编纂了《方剂学》、《中医药概论》、《中国医学百科全书·方剂学分卷》、《全国高等院校中医方剂教学参考丛书》、《古方钩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85年版)》等专著均成权威范式。记者本人也是王老方剂学的受益者，至今保存有一本30年前学习过的《汤头歌诀白话解》，就是王老在1960年主持编写的，几十年来再版了无数次、达近千万册，仅“文革”中再版了800万册，几乎全国的赤脚医生人手一册，被誉为“一把打开中医宝库的钥匙”。让中医走入太空随着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获得圆满成功，“神六”、“神七”的发射，也让全世界的人们再一次认识了中医药，由王绵之组方的中药“太空养心丸”首次被“神七”的航天员带入太空，在飞行期间服用。王老使古老的中医药与最现代的航天科技完美结合在了一起。从2005年起，王老应邀参加了航天员的保健工作。在王老的家中，记者看到了他自那时以来积攒起来的装了有十几袋的为航天员们用药的总结材料。航天英雄杨利伟从太空返回后，王老就参加了对他的调理恢复，并得到了满意的结果。“神六”发射前，王老提前3个月就开始去航天中心，根据每个航天员的情况，潜心研究制定调理方案，开方进行中药调理。在最传统的领域里耕耘的王老和最现代的科技领域——航天结缘了。在世界载人航天领域存在三大医学防护难题，空间运动病、减压病、体力耐力下降。国外曾有航天员因为飞行中出现严重生理障碍，不得不中止宇航飞行。还有的航天员在出舱时不能稳定站立，甚至需要搀扶或者抬出航天舱。资料表明，航天飞行前三天航天员空间运动病的发生几率高达50%。但是，中国的航天员们至今没有发现染有“运动病”。这里，应该归功于我们的国宝——中医药，也归功于王老的创新性研究。说起古老的中医药为什么能解决现代航天员遇到的身体问题，王绵之说，航天员都是身体最棒的人，他们能有什么病？中医所说的病，也不等于西医说的血压不正常、心电图不正常等等，中医是通过望闻问切看出机体五脏六腑、阴阳气血等哪一部分有偏差或不足，然后考虑航天员的工作量及环境变化等，进行调平。中医讲究“平”，人体要达到最佳状态是很难的，但是要尽量调平，使各个器官之间能够很好合作，互相补充。为航天员用中药就是在调平，可以增强航天员的体质，让他们能在特殊环境下的适应性和耐受性得到提高。同时，航天员执行任务时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尽管是一样的，但是他们也存在个体差异，所以给他们开的方子也是不同的。经过长时间的体会和努力，王老为航天员的求平调理出现了一个全新的成果——“太空养心丸”。王老告诉记者，这个药就是专为“神七”做的，航天员在准备阶段和飞行阶段都在服用这个药。这个方子是在多年临床经验基础上，通过与航天员的接触，对他们训练过程身体变化的认识进行总结，和对他们飞行后身体恢复的保健调理的摸索，在中医理论指导下，根据航天员的生理特点及航天对人体的影响、损伤，等制定的带有规律性的处方。王老说，中国的航天员通过中医保健后，身体状况比外国的航天员好，经国家航天中心监测，神舟六号航天员“心血管自主神经功能变化情况与俄罗斯、欧洲航天员存在明显差异……没有明显的受到重力变化的影响”。对于这项经过实践检验卓有成效的成果，2020年12 月6日，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在给这位中医大师85岁寿辰发来的贺信中说，“中国的载人航天实践表明：航天员在任务前，身体状态良好。任务中，航天员精力充沛，自我感觉良好，各项生理指标正常，他们的心率、血压都非常稳定，没有出现任何病症，并且能够健康自主出舱，返回后航天员的身体恢复很快，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您将中医药应用于载人航天，为我国神舟六号、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航天员医监医保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中国传统医学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这是对中医药作用的充分肯定。中医药在航天医学上显示出的独特优势，也引起了俄罗斯、美国等航天大国的高度关注。攻克疑难病症的开路人王老对记者说，中医不要怕别人反对，关键是自己站得直不直，中医自己要争气。治好疑难病，不是在为自己出名，是为中医争光，提高中医的学术地位。这是对每个中医的基本要求，也是最高要求。中医的名是实践出来的，是病人的口碑出来的。2020年，我国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在传统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项目“中医生命与疾病认知方法”下，王绵之教授是传承人之一。在70年的医疗实践中，王老是攻克疑难病症的开路人。我们来看几个简单的记录：1974年，王老带学生到河北定县开门办学时，有一位29岁的农村妇女患中毒性痢疾已经高烧昏迷了21天，曾用各种抗菌素和其他西药治疗，就是不见好转。一些医院用各种办法治疗无效，认为这个病人没救了，即使醒了也会因长期昏迷而失去语言能力。患者家属请求王绵之诊治，王绵之守在病人身旁数天，精心医治，随时视病人情况改方给药，半个月后，病人的神志清醒了；3个月后，终于开口说话了。1976年春，内蒙古一位叫李振荣的16岁男孩，患了脑干肿瘤。父母带着他到处求医，最后在被北京的某大医院被宣判了“死刑”。王老为他医治半年，病情显著好转。继续服药两三年后，李振荣已能参加体力劳动，后来还做了某卫生所的化验员。王老经验丰富，医术独到，不仅审病精细，辨证准确，而且用药精当，配伍巧妙，善于兼融西说，临床曾治愈多例顽固性哮喘、粟粒型和空洞型肺结核、慢性肾病、肝硬化、Ⅰ型和Ⅱ型糖尿病、脱髓鞘病、脑肿瘤、垂体瘤、椎体病及先天性免疫功能低下等难治病。有一位王老至今还在治疗的患有肾衰的旅美华人，十多年前就被美国医生宣判必须换肾。这位患者经朋友介绍从美国回到北京找到了王老。经过王老细致的治疗，直到现在，这位患者还没有换肾，每天还吃着王老的方子。给他治病的美国医生十分惊叹他好转的速度，称他在中国遇到了神医。王老认为，经过几千年历代中医的不断继承发扬，现代的中医也借鉴了西医和其他学科的长处为中医所用，应该说现在的中医水平比过去要高。同时，中医通过辨证论治，可以有很大的空间去给病人配药，这是中医的优势。一位做了肝移植3年目前王老正在治疗的患者，服用王老配有人参的方子后，感觉效果非常好。而西医对待这样的器官移植患者，是不主张服用人参的，因为器官移植需要抑制免疫。对此王老解释说，单独使用人参可能是有弊病，但放在方子里用，有君臣佐使相互制约，可以克服弊病，扬长避短，提高疗效，这就是方剂学的学问。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王老屡起沉疴，名声鹊起，蜚声海内外，他的医德也为群众广为传颂。23年前，光明日报就曾在头版头条报道过王老29年如一日义务为群众看病的事迹。王老常以“医乃仁术，当以济世为先”之古风家训自勉，对于病家，心存救济，见人之苦，若身受之。为人治病不分贵贱高低，上至国家元首，下至平民百姓，远为异国贵客，近到邻里街坊，无不一视同仁。王老的病人常说，王老看病总是面带微笑，还不时说着风趣的话，让我们精神上很轻松和快乐，这是他的一个特点。这应该也是王老治病的一个手段。王老说，有些病人得病后难受，精神压力大，进了他的诊室，精神压力解除了，感觉轻松了许多，好像病痛也退了一些似的。所以，即使自己精神再不好，只要来了病人，必须马上打起精神来。王老就是这样心系病人的疾患，忧天下人之忧，乐天下人之乐。弘扬中医 不忘责任中医教育一直是王老放不下的心头之忧。他对记者说，中医院校教育这么多年，培养了不少中医人才，还是成功的，但是不完善，必须要有再教育、后续教育（包括师带徒）和自己的学习提高进行补充，这甚至比前期的教育更重要。中医教育不能光靠中医院校，还要靠政府行为和社会力量，还有中医自己。王老还说，成为名医，不能单纯就会看看病或就会写写书，要既有理论又有实践，还要会传承，这是责任。晚年的王老时刻萦怀的就是这“责任”二字。王老作为中医界的一老，更是一宝。作为一老，他始终不忘一老的责任——传承国医精华。70年来，他曾与多位老中医一起多次上书，为中医药机构建设、中医药立法等献计献策，充分体现了一个名老中医对中医药事业的拳拳之心和高度责任感。他历任全国政协第六、七、八届委员，全国政协科教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曾多次深入行业基层作社会调查，积极向政府反映各方面的意见，为党和政府制定中医药方针、政策献计献策。1991年，在国家机构改革中，仍有一种声音，要求取消在中医界不懈努力下刚刚建立几年的国家中医药管理机构。王老利用政协委员的身份，在全国政协科教文卫体委员会协作工作会议上为保存中医药管理机构而奋力呼吁。王老还充分利用兼任国家自然基金会生物部医学学科委员、国家卫生部药品评审委员会委员暨中药分委员会主任、中国药典委员会委员暨中药组组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科技重大成果评选委员会委员、国家新药研究与开发中心常务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副会长、中药学会会长等身份，通过其社会影响力，为中医药事业的振兴发展而积极努力。王老还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赴海外进行学术交流的我国中医药界代表。他先后应邀出访日本、新加坡、泰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港、澳、台地区，或为元首和重症患者诊疗，或进行医学考察，或做学术演讲，以其高尚的医德、高超的医术为祖国赢得了荣誉，医名远播于异域，为传播古老的中国文化瑰宝——中医药于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1990年7月，国务院颁予他政府特殊津贴与荣誉证书。2020年10月，北京市专门成立了“北京中医药薪火传承"3+3’工程建设单位王绵之名老中医工作室”；2020年12月，北京市“三局”授予王老“首都国医名师”称号。回首王老半个多世纪的从医之路，恰如他挥毫而就的《八十抒怀》：“幼承家学读岐黄，天生傲骨气不狂，禅参三指终有得，风雨十年幸无伤，辨证论治融新说，圆机活法有奇方，悬壶济世乃天职，我愿人人寿而康。”王绵之小传1923年，出身于江苏省南通市中医世家，为第19代传人。1936 年-1937年，随父亲王蕴宽学习中医。1942年，在南通城区正式悬壶故里。l947年，经国家考试获《中医师合格证书》。1953年，获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换发的《中医师证书》。1955年-1956年，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进修，后留校任教，筹建方剂教研组。1957年至今，北京中医药大学从事教学、管理、临床与科研工作。3、方和谦方和谦，男，汉族，1923年12月出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主任医师、教授，1948年8月起从事中医临床工作，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首都国医名师”。方和谦：法宗伤寒　经方新用方和谦（右二）给弟子讲课◆他出身京城中医世家，父亲方伯屏、兄长方鸣谦皆名中医◆他精通伤寒，却不自诩为经方派，主张经方和时方合用，自创多张经验方◆他对京剧、象棋、美食样样爱好，还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初见方和谦，是在北京朝阳医院的特需门诊里。此时他正与带教的青年医师探讨一个临床教案。方和谦在讲解桂枝汤的临床应用时，不时引用《伤寒论》中的原文，如数家珍，脱口而出。如果不是亲眼所见，难以相信眼前这位精神矍铄、思路清晰的国医大师竟然已有86岁高龄。在北京中医界，提起朝阳医院，人们会不约而同地提到方和谦的大名。他在患者的心中是老专家、好医生，在科室同事的心中是好领导、好前辈、好老师。他在北京及全国的名望，来自于他渊博的学识、高超的医技、谦和的人品，他一直以“医疗战线上的一名小兵”自居，一句“老牛已知夕阳晚，不待扬鞭自奋蹄”让人对他孜孜不倦、勤于治学的奋斗精神敬佩不已。医术精湛堪为大医他处方用药，药少力专，一服药通常几块钱；开汤药十分注重口感，尽量不用太苦或太难闻的药。病人称赞“方老药味少，味道不难喝，还解决问题”。方和谦的医术在中医界有口皆碑。北京许多综合医院在危重病人治疗无效时，常请方和谦会诊，他独到的医术使许多疑难病患者起死回生、转危为安。他擅长医治各种疑难杂症，60余载的行医生涯中，救治过的患者不计其数。1958年在北京中医医院行医，到1968年调至北京朝阳医院中医科及现在的特需门诊。几年前，一位81岁的老人长期患糖尿病，出现严重的并发症糖尿病足，来到朝阳医院找到方和谦。老人左脚趾亚急性坏死，脚趾呈黑紫色已1月有余，行动十分困难。西医认为只有截肢。老人和家属处在两难之中。后经人介绍，老人找到了方和谦求诊。方和谦仔细询问后，确认此病皆因元气不足、气阴两虚引起。遂投以自创的“滋补汤”以培补元气、扶正祛邪。两周后，患者用完方和谦的12服“滋补汤”后，四肢浮肿均有好转。6周后，患者组织坏疽痊愈。再来院就诊时，但见老人面色红润，活动自如，已可以缓慢行走。方和谦的医术不仅在国内具有很高的声望，国外一些华人朋友也常常慕名而来。2004年，他接诊了一位美籍华人姜先生。姜先生9年来持续腹泻、腹痛、便血，在美国被诊断为“克隆氏病”。姜先生在美国就诊西医，治疗近两年均不见起色。美国医生表示无药可治，建议姜先生手术治疗。姜先生回国后在多家医院求助于中医，服用各类方剂1年多，但仍未痊愈。方和谦见其形体消瘦，问诊得知患者腹痛、腹胀、大便溏泻多年。病人的钡餐造影检查结果为：回肠节段性狭窄，假性憩息室形成。方和谦确诊其证候为脾气亏虚，湿停气阻。随后，对症用药，采用参苓白术散组方健脾化湿，香连丸理气止痛，1周后姜先生再次来就诊时，病情明显好转。两年间，姜先生坚持打“飞的”往返于两国，每次回国前都随行带六七十服方和谦开的中药，最终疾病痊愈，令美国医生称奇不已。方和谦常教导身边弟子，“患者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医乃仁术也”。患者不论职位高低、贫富亲疏，都要一视同仁、高度负责。方和谦84岁时，仍每周出5～6天门诊，每次要接待30个病人左右，其精神令年轻人钦佩。他处方用药，药少力专，绝无大处方，很少用犀角、羚羊角、麝香等贵重药，力求简、便、廉解决问题，一服药通常才几块钱，最多十几块钱；方和谦用药特别注意顾护脾胃，每每加生稻芽、焦神曲等“保胃气，存津液”；开汤药时十分注重口感，太苦或太难闻的药尽量不用。病人称赞“方老的药药味少，味道不难喝，还解决问题”，“坐在这儿病就好了一半”。法宗仲景不泥其方方和谦精通伤寒，却不自诩为经方派，他主张经方和时方合用。上世纪60年代他主编的《北京市流行性乙脑炎治疗纪实》，当时北京各医院的中医医生人手1册，产生广泛影响。方和谦坚持弘扬仲景学术、辨证论治和整体观念。他认为21世纪中医学术的发展，不能墨守陈规，只有在深刻领会仲景学术的基础上，才能融会贯通，灵活运用，所谓师其法而不泥其方。方和谦精通伤寒，却不自诩为经方派。他主张经方和时方合用，用之得当，效如桴鼓；且经方有限，满足不了疾病谱的发展需要，要靠时方来补充。他对古方学以致用并有所创新，如《金匮要略》治疗“虚劳虚烦不得眠”用酸枣仁汤，方和谦又从“竹皮大丸”方中取竹茹、白薇二味药加入，对阴虚脏燥的失眠有良效。他善用“和法”，强调正气为本、扶正以驱邪的治疗观，提出“和为扶正，解为散邪”的精辟见解，并独创“滋补汤”、“和肝汤”，在临床中为很多危重患者解除了病痛。方和谦倡导中西医结合，优势互补。中医学术、西医学术都需要古为今用、精益求精，二者可以相互补充，但绝不是相互凑合。作为一名现代中医，可以利用现代医学诊查手段，配合四诊合参，有利于中医诊断；但不能唯检查论，丢弃辨证论治。中医和西医对疾病的认识、归类、诊断等各有自己的观点，不顾客观实际、生搬硬套的“对号入座”是对中西医学的亵渎，不但治不好病，还会贻误病情。1956年夏季，一场突如其来的流行性乙脑肆虐北京，作为北京市卫生局中医科的一员，方和谦投入到乙脑的抢救治疗中。北京市卫生局采用1955年石家庄用“白虎汤”治乙脑的经验，竟然效果甚微，最后请来中国中医研究院的蒲辅周先生和岳中美先生指导会诊。蒲老认为，1955年为燥火当令，阳明内热，故用“白虎汤”有效；而1956年雨水多，湿气重，应用芳香化浊、透表散邪治疗。蒲辅周采用藿香正气散组方，使该病疗效达到90%以上，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乙脑病的诊治，给方和谦上了终生受益的一课。他进一步体会到在学术上只有实事求是，不能脱离辨证论治，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对风寒暑湿燥火六淫治病的分证掌握上，要灵活运用，不可固执己见。为总结乙脑治疗经验，1957年，方和谦主编了《北京市流行性乙脑炎治疗纪实》手册，书中收集了200多个病案，由北京市卫生局印制200册，发至各医疗单位。当时，北京各医院的中医医生人手一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之后他又主编了《燕山夜话》等书。2003年3月非典暴发，方和谦认为中医药应有所发挥，4月份就向北京朝阳医院中医科及院党委请命。上级顾及其80高龄，未批准其去非典一线的请求。即使留在医院，在非典高峰期，方和谦仍坚持出门诊、查病房。他拟好预防处方发放到医院医务人员手中，说“没有什么好怕的”，让身边的医务人员深受教育和鼓舞。作为国家级老中医专家，方和谦积极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建方献策，并认为非典不同阶段有夹寒夹湿的区别，仍需辨证论治，为战胜非典立下了一份汗马功劳。几经风雨不改初衷方和谦曾一度不能行医，在一家砖厂做工。砖厂厂长说：“你烧砖不在行，你喜欢医生这个职业，你还是去做医生吧。”方和谦1923年出生于山东烟台，父亲方伯屏是京城十大名医之一。方和谦自幼便接触到大量中医典籍。在接受了两年私塾教育之后，从初中起，方和谦参加了父亲在家开办的三期中医讲习班，学习了《医学三字经》、《内经》、《伤寒论》等医学专著。在反复诵读学习中，方和谦从少年起就打下了坚实的中医基础。同时，在父亲的诊所里随父行医，替父亲作开诊准备，为前来就诊的病人换药，抄方佐诊，边干边学。16岁那年，一位60多岁的老人生“项痈”久溃不愈，仔细切脉问诊后，方伯屏采用了《备急灸方》中“骑竹马灸法”，即病人架空骑在一根包裹着棉被的竹杠上，两边有两个人架住病人，用点燃的艾绒熏烤疮口。这种少见的疗法让一旁随诊的少年方和谦感到不可思议，然而令他惊奇的是，灸10壮以后，患者疮口竟结痂痊愈了。中医治病之神奇进一步坚定了方和谦继承家学的行医志向。除了将大量医学经典背得烂熟于心外，父亲所撰的《医家秘奥》及3本医学笔记也是他宝贵的学习资料。他每天随父临诊6小时后，坚持读书3小时。至今方和谦对《伤寒论》397篇113方，仍然倒背如流。1942年，19岁的方和谦参加了北京市卫生局中医考试。面试答辩时，主考官口试提问：“中药为何能治病？”这道题听来颇有难度，学生所作答案也是五花八门，难倒过不少人。方和谦略加思索，从容不迫地对答：“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夫五味入胃各归所喜，故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咸先入肾，久而增气，物化而常也。”他将《内经》的相关经文脱口背出，对此简洁而精辟的回答，老师给了满分。考试后，方和谦获得了执业资格，“方和谦诊所”随之挂牌，开始了独立行医的生涯。方和谦概括自己的行医历程为“风风雨雨”。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医药也揭开了新的历史篇章。然而，由于政治原因，中医药走过了一段艰难而曲折的历程。这段时期，方和谦在私营油庄做过店员，在双桥砖厂当过工人，但他牢记父亲遗训“不谋其他职业，仍当业医工作”。幸运的是，砖厂厂长特别照顾方和谦，他说：“你烧砖不在行，你喜欢医生这个职业，你还是去做医生吧。”当时，在北京西四附近有一个中医学习西医的进修班，厂长便送方和谦去那里学习。当今国内名老中医干祖望、焦树德、路志正等均曾先后在此班学习，方和谦是第九班的学员。他从此接触了西医生理、病理基础课及传染病、内科、妇科、儿科等临床课程。用方和谦的话说，学习西医是“歪打正着”，在进修班他不仅学到了西医知识，填补了学科空白，还有了西医职业资格，为今后的中西医结合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桃李芬芳诲人不倦为启发西医学生对中医的兴趣，他格外注重讲课的艺术性和趣味性，把与中医学有关的诗词、歌赋引用到教学中，频频引来学生钦佩的目光。1954年方和谦结束了个体行医生涯，调入北京市卫生局中医科工作，两年后调入北京中医医院，兼任北京中医进修学校伤寒教研组组长。在教育岗位上，方和谦给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在教学中更好地考据求源、引经据典，他对《伤寒论》、《金匮要略》的内容逐字逐句剖析，深入图书馆，凡有关《伤寒论》的百家注解，如柯韵伯、尤在泾等人的著书均借阅过。《伤寒论》397篇，篇篇有自己撰写的讲稿。讲内科医案学时，他翻阅了《王旭高医案》、《薛立斋医案》、《名医医案》等大量医案，授课时将之与《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的理论有机结合起来，并结合临床实际，深入浅出，纵横贯通，令学生茅塞顿开。从1968年到北京朝阳医院任中医科主任起，方和谦同时承担了首都医科大学的教学工作。为启发西医学生对中医的兴趣，他格外注重讲课的艺术性和趣味性。学生评价他的课“文化底蕴丰富”，在课堂上他旁征博引、涉猎广泛，包括与中医学有关的诗词、歌赋都引用到教学中，频频引来学生钦佩的目光。在学术上方和谦对学生毫无保留、无私奉献，在生活中对学生平易谦和、关怀备至。他培养的中专生、大学生、进修生和西学中医生，遍布海内外，许多都已成为中医药事业的栋梁和骨干。1991年至2020年，方和谦先后担任了第一、二、三、四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2020年11月，北京市中医管理局批准建设“方和谦名老中医工作室”，为启发后学，方和谦不顾85岁高龄，主动请缨，在“名医大讲堂”中给学生和青年医师们系统讲解《伤寒论》。方和谦说，中医经典著作百学不厌，告诫学生要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而且身体力行，活到老，学到老。他的弟子告诉记者，在生活中，方和谦是一个极有生活情趣的人：京剧、象棋、麻将样样爱好，还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他是一位美食家，在饭店遇到可口的饭菜一定要学为己用。方和谦说药食同源，做饭和处方有异曲同工之妙。好菜讲究主料和辅料，放什么、放多少、怎么搭配，才能使菜品色香味俱全。逢年过节，他是家里的“掌勺大厨”，烧得一手好鲁菜，“糟溜鱼片”、“红烧肘子”等拿手菜让尝过的弟子们竖起大拇指。方和谦思想开明，对新鲜事物乐于接受。年轻时曾学习日语4年，如今闲暇时喜欢读读日语，弟子们戏称老师的发音是“大阪味的”。80多岁的他还学英语，手机短信发得“很溜”。老人至今骑残疾人摩托车上下班、载着老伴去菜场买菜，甚至还一度向往要拥有机动车驾驶证。采访即将结束时，方和谦对记者说：“医生是一个高尚的职业，应该在内心修养和道德上，有一个更高的境界。我现在80多岁了，越学越感觉自己的知识太少，甚至是一个小学生，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资料采集、传承、研究……”（记者　杨志云）方和谦小传1923年生于中医世家，12岁随父行医，19岁取得医师资格。1954年～1958年在北京市卫生局任科员。1958年调入北京市中医医院任内科医师、教研组组长，兼任北京中医进修学校伤寒教研室组长。1968年～1999年任北京朝阳医院中医科主任、主任医师，兼任首都医科大学教授。1993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1年～2020年，先后担任第一、二、三、四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1998年起任中华中医药学会理事、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科分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仲景学说分会副主委、北京市中医药学会理事长、北京市科协常委、北京市红十字会理事等职务。4、邓铁涛邓铁涛，男，汉族，1916年11月出生，广州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教授，1938年9月起从事中医临床工作，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广东省名老中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医药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邓铁涛：为中医奔走呐喊邓铁涛邓铁涛（左）与奥运蹦床冠军何雯娜合影◆他治疗重症肌无力屡获良效◆他重视脾胃提出了五脏相关学说◆他每每在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关键时刻亮剑 坐在面前的邓铁涛满头银发，面色红润，气度不凡，这位中医界的神奇人物，虽然九十有三，但是挺直的脊背、炯炯有神的目光、快捷的思维方式，和他的名字有着神似。1937年，20岁的邓铁涛从广东中医药学校毕业，时至今日，大半个世纪的风雨沧桑，诠释了这个有着钢铁般意志的老人的中国力量。神手挽狂涛，无数濒临死亡的生命被他唤醒，成千上万的学子被他的精神和医术感召，投身民族医药事业……四处呐喊为中医半个多世纪来，他经历了中医事业的坎坷曲折。一直以来，邓铁涛始终考虑着“中医出路何在”这样一个大问题，一直为中医学的继承与发展呕心沥血，魂断梦系，奔走呐喊。谈到目前中医界存在的问题，邓铁涛说，从解放后中医的数量变化可以看出问题。建国初期，中医是157万人，最近卫生部统计中医的人数是27万，这意味着尽管人口在膨胀，但中医在迅速萎缩。事实上，中医在很长的一个历史阶段，都是在很艰难地前行。上世纪80年代，一些人不重视中医，国内出现崇洋媚外的思潮，重视进口药，甚至中成药也要用日本产的。中医历尽挫折，生存艰难，发展更无从说起。邓铁涛一直在跟中医萎缩的趋势做着抗争。眼见中医事业日渐衰落，邓铁涛感到很痛心，内心十分着急，他常常辗转反侧、夜不能眠。邓铁涛暗下决心，要在自己有生之年，尽己所能跟中医不断萎缩的趋势作斗争，让中医发扬光大。终于，机会来了。上世纪80年代，邓铁涛一直为中央领导同志看病，并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看病过程中，他用疗效说话，领导一次次被中医的神奇疗效折服，邓铁涛也同时利用与中央领导的密切关系，在中医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为中医的振兴、崛起说话。1985年，邓铁涛第一次以普通共产党员的名义，写信给中央领导徐向前元帅。徐帅有心脏病，一直找邓铁涛看。1985年，徐帅来广东过冬，有一天吃了西瓜，到夜晚便拉肚子，然后感冒、发热。凭经验，徐帅每次发热都要20来天才能退，随行人员早已习惯，没打算找邓铁涛。看着徐帅难受的样子，徐帅的夫人提出找邓铁涛试试看。邓铁涛为徐帅认真诊脉后说道，徐帅吃了西瓜是肠胃受寒，所以要给他驱风寒治疗腹泻，还给点温散药来解表。服药后第2天，热稍退，再改用清热法，结果1天烧就退了。烧退了，而且是只用1天就退了平常要持续20多天的热，徐帅舒服、轻松了许多，他和夫人都十分感谢邓铁涛，徐帅随行的医生（学西医的）也觉得邓铁涛很了不起。这时，邓铁涛诚恳地向徐帅表达了让中医发扬光大的心愿。徐帅被打动了，马上承诺要向中央反映情况。邓铁涛十分激动，回家后立即奋笔疾书，向徐帅写了一封情真意切、感人肺腑，要振兴中医的信，“中医在鸦片战争以后，受尽歧视与摧残，但仍巍然独立，与现代医学并存。解放以后，受改造中医思想的影响，中医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得到重视，出现后继乏人、乏术的局面。如果再不花力气去抢救中医学，等现在的老中医都老去，再去发掘就迟了。发展传统医药已明文写入宪法，但我们失去的时间太多了，必须采取果断的措施，使之早日复兴。”这封信，首先徐帅批示，然后胡耀邦、乔石也作了批示，到了卫生部部长崔月犁批示，才用了7天。到了1985年的49次国务院会议，在时任国务院主要领导的重视下，会议决定成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1986年12月，国家中医管理局正式成立，中医终于有了自己的家。从此，中医发展加快了脚步。对于中医的问题，邓铁涛从不含糊，中医每每遇上风吹草动的事情，他总第一个挺身而出。1990年，国家进行机构改革，邓铁涛听说中医药管理局要被精简，他立即牵头我国各地名老中医再次上书中央，这就是在中医药界著名的“八老上书”（邓铁涛、方药中、何任、陆志正、焦树德、张琪、步玉如、任继学）。他们提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不能撤销，其职权范围和经费不能减少，另外还建议各个省都设立中医药管理局。1个月后信访局回信，同意“八老”的意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得以保留。第三次上书时刚好“八老”在广州授徒。邓铁涛发现中央总的政策要“抓大放小”，而且有很多中医院准备合并到综合医院，中医学院合并到西医学院。“八老”又着急了，于是又联名上书朱镕基总理，提出对中医、西医不能抓大放小，西医是壮年，中医是少年，你抓大放小，中医就活不了。结果朱铭基总理批复了，原来有6个中医学院想合并，结果只有两个合并入了西医院校。非典流行期间，邓铁涛第四次上书。随后，吴仪在当年5月8号召开的中医座谈会上，强调中医对非典有防治的办法，然后中医才介入到防治非典中。邓铁涛将个人命运与我国中医学事业命运紧紧相连，在古稀之年，他把自己日夜思考的中医药问题写成论文《中医学之前途》，提出了20世纪80年代中医事业的前进方向，中医药学往哪里发展等令人深思的问题。邓铁涛认为一是要向历史请教，二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因素是“内因”，中医之兴亡，将取决于现代之中医，如果目标一致，团结合作，中医的振兴经过艰苦努力是可以做得到的。生命不能言弃作为医者，他有着一颗仁爱为怀的心，多年来，他不仅用自己高明的医术尽心尽力为患者解除身体上的痛苦，而且还尽己所能从精神上、经济上帮助他们早日康复。他说：“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的，我们不能轻言放弃。”重症肌无力治疗至今仍然是世界性的难题，这是一个高风险的病种，重症肌无力危象可多次发生，一次抢救成功则易，而第二、第三次抢救成功则难。针对重症肌无力危象，邓铁涛参与抢救过数百次。2003年的4月，湖南安乡12岁男孩林林罹患重症肌无力，在某大医院上了呼吸机后被告知救治无效。打听到邓铁涛擅治这种病，林林的父母将房产变卖，筹得仅有的1万元钱辗转找到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经过5天的治疗，病情虽有好转，但1万元已告罄。拿什么来救自己的孩子？4月17日，绝望的父母冲入ICU，拔下了林林身上的呼吸机套管和氧管，捏着孩子瘦削冰凉的小手，看着他艰难地睁开双眼后，无奈地准备离去。听到消息后，当时已经87岁的邓铁涛第一时间往12楼的ICU病房赶，进入监护室时，林林已奄奄一息，张着口努力地呼吸，气息将停。邓铁涛翻开被褥，发现孩子骨瘦如柴，不禁又急又心痛：“小孩瘦成这样，单靠药物哪能起作用？”说完，老人家马上拿出带在身上的5000元，叮嘱ICU护长：“快到营养室买鼻饲食物，要保证每天所需能量，有胃气才有生机。”他又对ICU主任说：“重上呼吸机，费用我先垫。”邓铁涛为林林免费提供中药“强肌健力口服液”鼻饲，还再三嘱咐医护人员要加强护理，给林林吸痰除痰，翻身拍背，清洁口腔，适当增加饮食量等。孩子终于有救了，4月21日，邓铁涛再次来到患儿床边。孩子看到了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护士告诉他说：“这是你的救命恩人邓爷爷啊”。孩子的眼眶湿润了，插着气管无法说话，示意护士拿纸笔，歪歪扭扭的写了几个字：“邓爷爷，你为什么要救我？”邓铁涛倒一下子被问住了，“学雷锋，希望你长大报效祖国。”老人的话言简意赅，孩子领悟了。4月28日，患儿小林脱离呼吸机。孩子的父母也回来了，一见邓铁涛，双双下跪，邓铁涛搀扶起孩子父母给予安慰。5月6日，气管切口封上；5月12日，转入普通病房；5月19日患儿可以自行吞咽饮食；5月23日拔除胃管，终于解除了鼻饲食物的痛苦，孩子吃饱饮足，此时体重已增加至21千克，可以步行活动。邓铁涛在抢救患儿的同时，还请香港的方女士帮忙支付了2万元。有热心人知道消息后，又送来1万元，还清了所欠医院的费用。2003年6月9日，小林出院随父母回到湖南老家，广州名医治好小林的消息轰动当地。上海一位姓戴的先生，气管切开后依靠呼吸机维持生命，得到邓铁涛寄去的处方而获救，《文汇报》记者用“连续八个月寄药方，爱心飞过千山万水，上海患者幸遇广州华佗”报道这一事实。2020年1月15日，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到甘肃省科技厅一位干部感谢信函：“多年来我一直疾病缠身，自2004年底情况越来越糟，2020年初自觉不行了……两年多了，经过邓铁涛教授不断调治，病魔象抽丝般剥去，至今我已经从躺着都呼吸困难的人，变得可以去户外走动生活自理，对于一个几近死而复生的我来说，再造之德救命之恩感念之情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治病重视脾胃邓铁涛治学，博而不失其精，实而不失其高，近而不失其远。他既重视理论又着力于临床，他从脾胃论治，挑战重症肌无力，益气除痰治冠心病，提出五脏相关学说。邓铁涛向来重视脾胃论治，看他的方子，我们发现总少不了党参、白术、茯苓等健脾之药。邓铁涛说，他从上世纪50年代末就开始着手收集研究，发现从脾胃论治的疾病十分广泛，除能治疗消化系统疾病之外，其他系统如循环、神经、内分泌系统的多种疾病，都有采用脾胃论治而收到良好效果的例子。曾经有一位女性病人，62岁，子宫脱垂合并阴道壁高度膨出，严重影响生活起居，要准备手术治疗，但由于心律失常，频发多源性室早、阵发性心动过速，手术医生让其治好心脏病后再去手术。患者找到邓铁涛，四诊毕，邓铁涛认为两病可以同治，皆因脾虚中气下陷所致。让其先重用吉林参，继服补中益气汤加减。半月后检查心电图改善而心悸除，两月余而子宫返其原位，追踪半年两病俱愈。免挨一刀，病人对邓铁涛千恩万谢。邓铁涛运用脾胃学说治愈许多疑难病证，弟子问他有何“验方”？观其方只有党参、白术、茯苓、甘草等平常之药，十分疑惑。每遇这种情况，邓铁涛总幽默地说：“打仗都是靠海陆空三军，但有人打胜仗，有人打败仗。”其实，邓铁涛用药，妙在药量，单说黄芪一味药，治盗汗用9克，低血压用16克以下，高血压用30克以上，治重症肌无力用100克~120克，治截瘫曾用250克。邓铁涛以脾胃学说为指导，主持“重症肌无力的临床和实验研究”的国家“七五”攻关项目，1990年通过国家技术鉴定，提出重症肌无力的主要病机为“脾胃虚损，五脏相关”，治疗上应以补脾益损为主，拟定强肌健力饮（胶囊）为治疗重症肌无力的主方；初步揭示了重症肌无力的中医辨证论治规律，该成果获1991年度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一等奖，1992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重症肌无力临床研究获奖后，邓铁涛又继续深入研究重症肌无力危象的救治。中医参与抢救重症肌无力危象，中药剂型的改革是关键。邓铁涛从1994年研制强肌健力口服液制剂，解决给药途径、容量、通道等临床难题，从而提高疗效。对于冠心病，现代许多医家都认为是血瘀为患，要采用活血祛瘀治法。邓铁涛长于诊治心血管系统疾病，研究《金匮要略·胸痹篇》，并从1975年起对数百例冠心病人作临床研究。经观察，他认为广东人身体素质较之北方人略有不同。岭南土卑地薄，气候潮湿，故冠心病患者，以气虚痰浊型多见，由此邓铁涛提出了“痰瘀相关”理论，认为痰是瘀的初期阶段，瘀是痰浊的进一步发展，冠心病属本虚标实之证，拟定“益气除痰”的治疗方法，此法在临床上十分实用。1988年，邓铁涛发表了“略论五脏相关代替五行学说”，认为五行学说更名为“五脏相关学说”是提取中医理论的精华内核并加工提高的一种革新。“五脏相关学说”内涵为：在人体大系统中，心、肝、脾、肺、肾及其相应的六腑、四肢、皮毛、筋、骨、脉、肉、五官七窍等组织器官分别组成的五个脏腑系统。在生理情况下，本脏腑系统内部、脏腑系统与脏腑系统之间、脏腑系统与人体大系统之间、脏腑系统与自然界、社会之间，存在着横向、纵向和交叉的多维联系，相互促进与制约，以发挥不同的功能，协调机体的正常活动；在病理情况下，五脏系统又相互影响。简而言之是五脏相关。五脏相关学说无论从理论的高度，还是从临床实践的角度，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令人瞩目。2005年，他申报的《中医五脏相关理论继承与创新研究》课题已纳入国家科技部的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中。邓铁涛从一名普通的中医，一步一个脚印，终于成为我国著名的中医学临床家、理论家、教育家，他曾写有一篇题为《万里云天万里路》的自传体文章，文内由衷之言，给人鼓舞和启发，“中医学的前途有如万里云天，远大光明，彷徨了几十年的中医可说已走在大路上。我们的责任，任重而道远，就看现代中医、西学中和有志于研究中医的其他科学家们的努力了”，这是邓铁涛的期望。（记者　方宁　通讯员　张秋霞）邓铁涛小传1916年10月出生于一个中医家庭1932年-1937年就读于广东中医药专科学校1962年、1979年两次获广东省政府授予“广东省名老中医”称号1990年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遴选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2003年获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授予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优秀科技工作者2005年6月被科技部聘为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中医基础理论整理与创新研究”项目首席科学家2020年12月获中华中医药学会首届中医药传承特别贡献奖2020年1月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聘为“治未病”工作顾问2020年被评为“国医大师”5、朱良春朱良春，男，汉族，1917年8月出生，南通市中医院主任医师、教授，1939年1月起从事中医临床工作，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江苏省名中医。朱良春：神仙手眼 菩萨心肠他使上海淋巴癌患者拳头大的肿瘤逐渐消失，使几近残疾的骨病患者重获新生；他动员浪迹江湖的蛇花子将祖传治蛇毒绝技献给国家，挖掘不识字的民间散医成专家；他90岁高龄还四处看病讲学，使中医薪火相传。他常说，世上只有“不知”之症，没有“不治”之症。朱良春在门诊中●他使上海淋巴癌患者拳头大的肿瘤逐渐消失，使几近残疾的骨病患者重获新生；●他动员浪迹江湖的蛇花子将祖传治蛇毒绝技献给国家，挖掘不识字的民间散医成专家；●他90高龄还四处看病讲学，使中医薪火相传。他常说，世上只有“不知”之症，没有“不治”之症偏于一隅而名闻天下者，朱良春也。“朱良春现象”是中医界称道的话题。他老师章次公送他一方印章“神仙手眼，菩萨心肠”，是朱良春一生的真实写照。中医界治风湿病素称“南朱北焦”，即指南通朱良春和北京焦树德。而朱良春经验方“益肾蠲痹丸”是目前唯一能修复骨膜破坏的中药制剂，很多癌症患者在朱良春这里绝处逢生。92岁的朱良春有着骄人的精力和体力，气度儒雅，虽然一脸平和与安然，但其纵贯古今之学识、浩荡之胸怀、仁善之心肠，总让人生出无限敬意。朱良春虽久居南通，却成为一代名医，不以位高职显，而是真正以德服人，以术服人。用虫药如神 善除肿瘤、骨病顽疾日本西尾市寺部正雄会长的夫人患有乳腺癌，她喝朱良春开的汤药1个月，手术时，肿瘤只剩一小块，癌细胞萎缩死亡。上海14岁的小男孩，髓母细胞瘤术后复发，头痛耳胀，泛泛欲呕，左侧乳突窦积液，朱良春精心调治，复查多次未显异常，已能正常上学。南通市三位慢性肾功能衰竭、尿毒症病危患者，朱良春用中医药使他们转危为安，现正安度幸福晚年。朱良春善治疑难病这在中医界是公认的，近年来广为传诵的是他治好了上海施先生的淋巴癌，这只是其中的个案。日本西尾市寺部正雄会长的夫人患有乳腺癌，她瞒着日本医生天天喝朱良春开的汤药，1个月后手术时，原来的癌肿只剩了一小块，癌细胞也萎缩死亡了，日本医生惊呆了。上海14岁男孩小张，2004年4月在沪诊断为髓母细胞瘤，术后两月余，头痛如重压、耳胀，泛泛欲呕，时轻时重。MRI示脑瘤术后复发，左侧乳突窦积液。朱良春用扶正祛邪、软坚消瘤法，予多种虫类药、补益精血药合用，精心调治，2020年、2020年至今复查多次，均未发现异常，已能正常上学。2020年小张父子等三人专程从上海来通向朱良春报喜：复查肿瘤已完全消失。朱良春积累了治肿瘤的丰富经验，在南通市中医院、良春风湿病专科医院、良春中医门诊部里，很多慕名而来的肿瘤患者，经朱良春及其女儿、学生采用扶正消癥的综合疗法施治，多数患者的病情得到缓解或好转，减轻了痛苦，提高了生活质量。类风湿、强直性脊柱炎在骨科界一直被称为不死的癌症，因为患者骨节畸形、骨质破坏，失去运动功能、生活不能自理不说，还伴着剧烈的疼痛，患者痛不欲生。朱良春善治风湿骨病，益肾蠲痹丸是最能体现朱良春多年经验的代表方剂。32岁的蒋女士患类风湿16年，全身大小关节肿痛，活动受限，生活不能自理。经朱良春用益肾壮督、蠲痹通络法治疗1年半后，各项指标均正常，能正常工作生活，并于今年年初怀孕、待产。南通市3位慢性肾功能衰竭、尿毒症患者先后被通知病危，朱良春用中医药使他们转危为安，现正安度着幸福的晚年。在上世纪中叶，朱良春还有一个“五毒医生”的雅号，原因是他善用有毒的虫类药。虫类药为血肉有情之品，生物活性强，但作用峻猛、具有一定的毒性，能搜剔深入精隧骨骱之病邪，没有功底的医生不敢乱用。当年，药店老药工当得知开方子的朱良春只有20多岁时，赞叹道：“这个年轻大夫，胆识可真大。”深邃高远 引领学术　启迪后学他是我国最早撰文提出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医生。他倾囊相授诊治疑难病的诀窍，并认为：世上只有“不知”之症，没有“不治”之症。“非典”期间，他主张打破卫气营血的传变规律，采用表里双解或通下泄热。他参与广东、香港的远程会诊，取得显效。朱良春在学术上，思想深邃而有远见，对后学多有启迪和引领，而且不尚空谈、求真实干。据医史学家马伯英考证，朱良春是为我国最早撰文提出辨证、辨病相结合的学者。朱良春指出，“证”和“病”不可分割，但不能为追求统计学意义，就始终使用一个处方治疗，这样会把中医的辨证论治的“活法”庸俗化、机械化，要防止把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方法引入歧途。在危急重病面前，朱良春也颇具高见：对急性热病的诊治，他主张打破卫气营血的传变规律，提出“先发制病，发于机先”，采用表里双解或通下泄热，多能缩短疗程，提高疗效。2003年非典期间，他参与广东、香港的远程会诊，取得显效，荣获抗击非典特殊贡献奖，就是例证。而对于一度迷惘、困惑的中医学子，朱良春不管在学术上还是在信仰上都让人看到希望。对于中医发展，朱良春一语中的：“一个是保持中医特色，一个是要有信心。”“经典是基础，师传是关键，实践是根本”。很多人曾请教朱良春诊治疑难病的诀窍，朱良春总是倾囊相授：“怪病多由痰作祟，顽疾必兼痰和瘀”；“久病多虚，久病多瘀，久病入络，久必及肾”；“上下不一应从下，表里不一当从里”。准确辨证之后，采取相应的扶正、培本、涤痰、化瘀、蠲痹、通络、熄风、定痉等法，再配合虫类药，很多时候都可明显提高疗效，这是朱良春70年从医生涯的心得，屡试不爽。朱良春认为：世上只有“不知”之症，没有“不治”之症。事实上大部分病症还是可辨可治的，关键是找到“证”的本质。如果说不能治，那是我们尚未认识许多确有疗效的“未知方药”的缘故，但总会找到。这不仅是一个人治病水平的高低反映，也是一个人看待世界的根本观念。朱良春对中医充满了信心，并敢于去攻克疑难重症，这种信念产生出巨大的力量。朱良春虫类药的应用对后学也颇多启迪：上世纪60年代，朱良春首创的“复肝丸”，以扶正化瘀立法，用红参、紫河车配山甲、鸡内金、地鳖虫、三七等，开中医药抗肝纤维化先河。2003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内容之一就有“扶正化瘀法在抗肝纤维化的作用”；1963年朱良春在杂志上连载《虫类药的临床应用》文章，在水蛭条下曾明确提及，治胸痹心痛，配全蝎、蝉衣、地鳖虫等虫类药，收到常规药难以达到的效果。这对后来以虫类药为主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思路和方药，深有启迪。山西灵石名医李可先生在一次会议上见到朱良春，热情地跑过来拥抱这位素未谋面的老师，因李可早年吸取了朱良春用虫类药的部分经验，效果很好，心仪已久。朱良春笑：“不敢当，我现在用药审慎，不如你那样胆大有魄力。”力倡实用 不尚空谈重实效从临床干起，多年来，求真实干，绝不做表面功夫。对于虫类药的应用，朱良春不是妄用峻猛毒烈之品以邀功，而是从实践中摸索出的真经验。朱良春讲学内容都是人们认为秘而不传的“真货”，故不管是应邀官方讲学，还是单位讲座，很多人都愿意自费参加。朱良春是章次公先生的得意门生，章老倡导的“发皇古义，融会新知”、“注重实效”的治学主张，朱良春终身践行。朱良春从临床干起，明白诊病关乎生死，当然要凭真本事，况患者也是医家的衣食父母，切忌空谈和造势。多年来，朱良春无论是临床、科研、讲学都求真实干，绝不做表面功夫。中医界多年来热议的辨病辨证关系等，一直争论不休。如什么是“病”和“证”，关系如何，能不能结合，怎样结合等等，从理论、哲学层面上探讨莫衷一是。朱良春从临床着眼，举了一个例子，马上就一目了然，并提出了公允的看法。辨证论治灵活，体现中医特色，但对疾病的具体机制和明确诊断缺少现代科学依据。这种中西医之间的客观差别，如不经综合参考分析，有可能导致医疗上的严重失误。如直肠癌早期症状易与慢性痢疾或痔疮混淆，如不运用西医学方法早期确诊，中西医结合，及时给予相应的治疗措施，就很有可能贻误病机，致病情恶化，癌肿转移，甚至不治。朱良春讲学讲的也都是人们认为秘而不传的“真货”，故不管是应邀官方讲学，还是单位讲座，很多人都愿意自费从四面八方涌来，因能学到真东西，没有水分。《朱良春医集》一书出版后短短8个月就再版，《朱良春用药经验集》已再版了14次，可见受欢迎的程度。尽宏慈善 以菩萨心肠对待患者他不能限号，一限号患者就要半夜排队，他说：“这样子，没病也等出病来，我心里不安。”他的普通门诊诊费才15元，特需门诊诊费50元。他说，“到了我现在这种年纪，看病肯定不是为了钱，我的诊费涨价感觉有点说不过去。”朱良春不仅医术高明，其怜悯和尽心也让人相当感动。朱良春解放前在南通行医时，曾经对穷人施诊给药，给病人开了药后，盖上免费给药印章，到指定的瑞成药店抓药，朱良春每年端午、中秋、年终同药店老板结帐。现在，92岁高龄的朱良春仍出诊，且不将病人看完了不吃饭。因为有的病人担心吃完饭，他就不回来了，故朱良春一定要坚持看完病再吃饭。找朱良春看过病的人知道，朱良春的号是限不住的。因为一限号，患者们就要半夜排队，朱良春说：“这样子，没病也等出病来，我心里就不安啊。他们的心情我非常理解，所以只要条件允许，我都尽量满足病人的要求。”以朱良春的名气和医术，要是在北京，诊费应在300元，就是上海，也应该200元。但朱良春的诊费才15元，特需50元。朱良春坦然地说：“到了我现在这种年纪，看病肯定不是为了钱，体力可以的话就多看一点。我的诊费涨价感觉有点说不过去。”2020年10月，朱良春不顾疲劳去郑州讲学，山东武城县一个胰腺癌患者水米难进，病情危急，其亲属赶到郑州恳请朱良春能否亲自去一趟。 从郑州到武城，要坐5个小时的汽车，这对于一个带着疲倦的91岁老人意味着怎样的风险。但朱良春不顾亲属、朋友的劝阻，毅然退掉机票，赶赴武城，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朱良春常说：“中医不仅是一种谋生手段，更是一种仁术。”海襟江志 大道源自平常心他和邓铁涛等名师大家相知很深，也和民间医生、无名晚辈私交甚笃。朱良春从不以名医、大家自居，对求教者真正做到了有信必复，有问必答。朱良春从游者甚众，非借位高职显，而是“以诚待人，以德服人”。朱良春既和邓铁涛、路志正、任继学、颜德馨等名师大家相知很深，也和民间医生、无名晚辈私交甚笃。多年来，朱良春从不以名医、大家自居，对同事、下属、学生、徒弟、平民百姓皆一视同仁，对求教者真正做到了有信必复，有问必答。季德胜是旧社会流浪江湖的蛇花子，陈照和成云龙也是治疗瘰疬、肺脓疡的土医生。已经是南通中医院院长的朱良春多次前去拜访，待之以礼、晓之以义、动之以情，和他们终成莫逆之交，使他们自愿将独门秘术捐献给国家。朱良春与有关同仁还帮助三者申报成果，并手把手地教他们学写签名，可见朱良春的心胸。这段佳话广为流传，以至于现在挖掘云南少数民族控制生育秘方还想请朱良春出山。朱良春早年在南通办过中医学校，解放初期并把合办的联合中医院全部设备无偿捐献给国家。朱良春的弟子何绍奇因学徒出身报考研究生受到限制，朱良春亲自寄了航空快件给方药中教授，详细介绍徒弟的水平已达到报考要求，并且“我可以个人人格担保，不会让您收了无用之人的”。朱良春另一爱徒朱步先当时职称还不高，朱良春大力举荐他作《实用中医内科学》的统稿人。朱步先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其才华后来被前来慰问的领导慧眼识中，才有缘奉调入京。“以诚待人、以德服人”，和朱良春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他的大度，老人甚至对“文革”期间严重伤害自己的人都宽容地原谅他，能化云为雾，视往事如风。布道神州 纵行南北　遍洒甘露他不仅纵行南北，还在北濠河畔笑迎八方来访者。与邓铁涛、吕玉波等携手合作，倡导并积极参与名师与高徒的学术传承工作，名师与高徒传承的盛会在南通首开纪录，然后定位于广东省中医院。朱良春直到现在还没有退休。20多年前国务院发了一个“杰出高级专家，暂缓退休”的文件，使朱良春一直成为南通市中医院的职工，既然是医院的职工，就要尽义务，所以朱良春每周都到南通市中医院出诊。朱良春还把大量的心血倾注到良春风湿病专科医院上，该医院采用纯中医药治疗疑难病症，突出中医药特色和优势，救治了不少的顽症痼疾患者，引人注目。中央电视台先后两次来采访拍摄，广为传播。除了常规的出诊外，朱良春还到海内外讲学研讨，其他时间都用于接待来访、复信和整理文稿。这几年更忙了，他与邓铁涛和吕玉波等携手合作，倡导并积极参与名师与高徒的学术传承工作，名师与高徒传承的盛会在南通首开纪录，然后定位于广东省中医院，大力促进了中医药学术的弘扬传承。同时，在北濠河畔，朱良春笑迎八方来访者，他的四层寓所里，来此“取经”的高徒络绎不绝，这里，不仅来过新加坡学员，也曾住过广东的高徒，还有北京、上海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培养项目的学员登门来访，就在记者采访期间，两个山东省临沂市的学生跟随朱良春侍诊学习，形影不离。朱良春的病人遍天下，弟子遍天下，朋友遍天下。朱良春，一位心似佛而术近仙的中医长者！朱良春小传1917年生，江苏镇江丹徒人，后迁居南通市。1923年-1928年 读私塾6年，后转入学校学习。1935年 至武进孟河拜御医世家马惠卿先生为师，学习中医。1936年 转至苏州国医专科学校学习。1937年 因抗战，转入上海中国医学院，跟随章次公先生侍诊实习。1938年毕业。1939年2月 至南通设立诊所开业行医。1945年-1948年除诊病外，并创办南通中医专科学校，任副校长。1952年 参与创办中西医联合会诊所，任所长。后改为联合中医院，任院长。1956年 无偿将医院全部设备捐给政府，成立市级中医院，任院长。1987年 国务院批准他为“杰出高级专家，暂缓退休”。1990年 被国家确认为首批全国继承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导师。6、任继学任继学，男，汉族，1926年1月出生，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主任医师，1945年4月起从事中医临床工作，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吉林省名老中医。任继学：中医急症开拓者任继学（右一）在“八五”攻关课题中查房著书立说◆他敢为天下先，用中医药治疗中风，见血不止血，主张破血化瘀、醒神开窍，开中风治疗之新风。◆他是中医急诊学的开拓者之一，创建了中医急证医学体系，主编了第一部《中医急诊学》教材。◆他为人师表、悉心育人，培养了一批人，带出了一个团队，创建了一个学科，影响了一代人。学术记者见到国医大师、著名中医大家任继学先生时，阳光下，任老的目光炯炯有神，高大的身材略显瘦削。书房里他年轻时跨马佩枪的戎装照格外显眼，让人感觉他身上总有一股领军人的气势。任继学先生曾救治过无数急险重症，挽救过无数人的生命；作为中医界的领军人物之一，他曾为中医药奔走呼号。他为中医急症所做的开创和奠基，在中医界影响十分深远。学术创中医急证 开中风治疗之新风任继学主张的破血化瘀和王永炎院士主张的通腑泻热法联用，可使中风的死亡率和致残率明显下降，发挥了中医药治疗重大疾病的优势。任继学总结临床经验，针对中风，首次提出破血化瘀、泻热醒神、化痰开窍的治疗总则，此原则适合于缺血性中风与出血性中风，这突破了前人见血止血的观念，为诊断缺血与出血性中风不详情况下的用药提供了依据。目前，这种方法和王永炎院士主张的通腑泻热法联用，可使中风的死亡率和致残率明显下降，突出了中医药治疗重大疾病的优势。任继学是中医急诊学的开拓者之一，他创建了较为完善的中医急证医学体系，主编了第一部《中医急诊学》教材。对于内科学的学科建设，任继学首次明确提出了中医内科学的特点，他认为内科学的病、证、症、候、理、法、方、药、调、防为核心的独特体系。区别以上10种特点的方法为辨证十法，通过辨证十法，把疾病特点分析出来，使辨证论治更清楚、更有把握，从而提高疗效。对于疾病任继学多有新见，如他多次强调药害的问题：对于滥用抗生素、激素、胰岛素，环境污染，化学药品广泛使用如农药、杀虫剂等，使人体发生病变，人类患现代药源性的疾患，出现的“怪病”、“坏病”，还有只犯皮毛的感冒， 由于大量用抗生素、病毒灵等，用药不当，反成太少合病，即成药害。任继学提出系统完整的治病防病措施，特别是对SARS治疗时使用大量激素后出现的股骨头坏死等病症，提出了中医有效的治疗方案。无论是临床还是科研，任继学都不排斥西医，但是讲求西医为我所用，他能用中药治病的坚决不用西药，看见学生不用中药只用西药十分生气。任继学曾明确指出：“中医研究”与“研究中医”模式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以中医药理论和实践为指导。不能只搞“研究中医”，而要“中医研究”；“研究了那些高级的一二类药物为什么没有疗效，为什么不受广大患者认可，反而那些古代名方、经方为什么经久不衰，难道不值得深思吗？”“对中医一些不正确的认识，恰恰是因为功底不深，经典读得不透。”任继学曾多次告诫中医后学：要重视古文献和经典，不要纸上谈兵，真正理解和读透，用于指导临床。如果仔细研究古文献，就可以看到，有太多的记载证明中医理论不是凭空想象，而是有着非常系统论述的真科学。任继学指出，中医要创新发展，首先得系统地了解自己，只有这样才能有的放矢。我们不应对中医妄加评论，而应踏踏实实地对古文献进行认真地发掘整理，找出本质所在，同时结合现代科学，这样才能走中医自我发展的道路。医术妙手回春 慈心仁术以前，任继学家常有接二连三登门求医者，甚至夜里也常有人敲门求治，每次他都热情接待，从不拒绝病人，患者们常常感动得热泪盈眶。任继学医术精良，屡起沉疴，还设身处地地替患者着想，经常垫钱送药。以前，任继学在家吃饭时，经常有接二连三登门求医的人，甚至夜里也常有人敲门求治，每次他都热情接待，患者们常常感动得热泪盈眶。任继学说：“病人找到了我们，他们的心里就找到了依靠，所以我们再难也要给他们看病。”对于那些经济困难的患者，任继学经常免费为他们看病。患者带的钱不够时，他还经常为他们垫付医药费。一年夏天，一对延边朝鲜族夫妻领着患肝病的儿子来就诊，可是没有挂上号。老夫妻衣着破旧，父亲黄胶鞋上沾满了泥，背着儿子上楼，满脸汗水。儿子水肿，腹水明显。任继学听说诊室外等着这样的患者，赶紧让他们进来看病。任继学不顾肝臭味，详细查体、诊脉、观舌象，开具了“千金鲤鱼汤”等药方。询问中得知老夫妻以种地为生，为了治儿子的病几乎倾家荡产，任继学自己拿钱让学生去抓药，并详细记下了地址，说是为以后随访用。他们走时，老父亲伸出长满老茧的双手握着任继学的手，激动地只说了句“大夫，谢谢……”就哽咽了，在场的人无不动容。事后，任继学让学生多次寄去了医药费，直到病人病情明显好转。在查房过程中，对于农村困难患者，他多次带头捐款捐物，还要求医院为这样的患者减免医药费。任继学治病的一个特点是突出中医简、便、效、廉的优势。一位患者患带状疱疹，屡治不愈，花了5000多元钱，左侧胸胁、上臂前臂外侧红肿疼痛难忍，静点、口服许多抗生素、镇痛药无效。任继学让她用马莲草熏洗外敷，1周后疼痛、并发的感染症状明显减轻，3周后痊愈，只花了挂号费。任继学常说：“多数病人不富裕，应尽量用有效且便宜的药物。”任继学在上世纪50年代就主张心、脑分论，分治。他认为古代我国人就明确了心、脑功能，即心有血肉之心和神明之心之别。故任继学治中风依据他的脑髓理论和对脑病的深入认识，疗效甚佳。任继学的一个50岁的女亲属，患出血性中风，脑出血约70毫升，西医专家会诊中认为生存希望不大，任继学亲自抢救，应用自己创立的破血化瘀、泻热醒神、化痰开窍法急救。昏迷72小时的患者醒过来了，认人了，2周后开始说活了，1个月后恢复健康。任继学开的药方将多名病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SARS肆虐期间，其中一名病人，肺部90％炎性改变，5次会诊均被宣判为“死刑”，家属绝望了。任继学会诊后开了汤药，并从家里无偿拿来珍藏多年的梅花点舌丹、六神丸。家属也抱着死马当做活马医的心理，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加服任继学的方药。4天后，X线胸片显示炎性改变70％消失，许多医生认为这简直是奇迹。其他一些患者也从拒服中药转变为争先恐后地服用中药，极大地提高了疗效。这名患者痊愈后，选择了跪拜磕头这种最古老的方式表达谢意。责任一片丹心 慈言俱浓任继学外出一定会抽空去书店，自己掏钱给弟子买书。他经常对学生说：“要啥条件，我给你们跑，你们把中医药事业搞上去就行！”但凡自己读书有所领悟，也马上把学生一一召集到家里“上课”。任继学性格鲜明，刚正不阿，既严厉又重情义，学生们对老师既敬又怕，却又情同父子。任继学对学生要求严格，经常会随时考考学生，并对学生说：“我要是发现你们去唱歌跳舞，不好好花工夫学习，就别想毕业了！”但任继学又非常疼爱自己的学生，他外出一定会抽空去书店，自己掏钱给弟子买书，也经常对学生们说：“要啥条件，我给你们跑，你们把中医药事业搞上去就行！”但凡自己读书有所领悟，也马上把学生们一一召集到家里“上课”。广东省中医院黄燕教授在长春跟师任继学学习期间，任继学担心她冷，就让老伴买来棉衣服和靴子，知道她爱吃红烧肉和饺子，隔些天就让老伴做给她吃。严师出高徒，任继学的学生们个个都基础扎实，成为骨干力量。任继学在担任原中医学院中医内科教研室主任时，曾亲自带领当时的科室骨干、他的弟子范国樑、黄永生、南征等先后6次奔赴长白山区采药，年年访问药农。长白山区层峦叠嶂，时有野兽出没，他们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研制出返魂草系列中药，仅此一项就为吉林省中药企业创造产值5.6亿元。中药保健饮料“健美滋”，具有延年益寿、美容功效，它的研制成功获得了很大的经济效益，任继学自己却没有拿1分钱，而是全部投入到科室的硬件建设上来。教研室编写内部讲义，任继学把科研结余归己的经费拿出来继续资助编写。现在教研室上万册图书中，绝大多数都是任继学自己购买的。任继学爱较真，因早年练就了对中药一眼识真假的功夫，常走进药房，抓起一些饮片看看说：“这些药是假的，不能用，那些药是好的。” 任继学也经常找院领导讲：“医生是救死扶伤的，不仅要看病，还要多学习。”为提高医院中医急症水平，任继学家中两部电话曾24小时开通，经常接到电话，他不顾高龄，亲临临床一线指挥抢救，直至患者病情稳定才回家。SARS流行之初，中医没有介入治疗，任继学坐不住了，亲自去找领导，并以近8旬高龄24小时值二线。任继学发现，外用药紫金锭是救急良药，可起死回生。但因其含有大戟、雄黄等剧毒药，学生们不敢给SARS患者内服，任继学说：“没关系，出了问题我负责。”正是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在SARS期间不顾78岁高龄，整理出近10万字资料，供同行参考，亲自承担吉林省中医药防治SARS首席专家，24小时应诊，并带领他的弟子盖国忠、宫晓燕等去定点医院会诊，同时率先在国内制定出地方性防治方案《吉林省中医药防治SARS型肺炎方案》，组织弟子编辑《中国瘟疫大全》，他配制的院内制剂“扶正除疫汤”，3万余人服用，无1例患病。1998年，任继学首先发起全国名老中医高级讲习班，号召全国的名老中医到各地聚集讲学，备受欢迎，现在已举办了13期。任继学对中医爱之深，痛之切。他担心中医前途，忧虑后继乏人乏术，曾于1990年参与八老上书江泽民总书记，1998年参与八老上书朱镕基总理，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