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位国医大师介绍

2020年5月6日摘录（A）“30位国医大师介绍”之一：路志正 杂病圣手●他以崇高的医德、精湛的医术，救治了数以万计的患者，获得广泛赞誉；●他崇尚脾胃学说和温病学说，师古而不泥古，大胆探索，推进学术继承创新；●他治学严谨，精心育人，关注中医药的命运，多次上书献策。他是国医大师路志正依然精神矍铄，依然笑容满面，再次采访中国中医科学院资深研究员路志正时，他为人谦和的话语以及对中医药参与医改、教育、继承创新等热点问题的关注，深深地感染了我们。这位88岁高龄的老人，本该颐养天年，含饴弄孙，可他仍一如既往地战斗在临床第一线，对中医药的坚信与执著始终不变。医术发挥中医综合疗法优势，内外合用，针药并施，食药配合，身心同治。药不在多而在精，量不在大而在中病，贵在轻灵活泼，恰中病机。不要被西医病名束缚了自己的中医思路和辨证论治方法。“治疗疑难病是中医的优势，要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中医综合疗法优势，内外合用，针药并施，食药配合，身心同治。药不在多而在精，量不在大而在中病，贵在轻灵活泼，恰中病机。”基于这种认识，加上大胆实践，路志正治疗疑难杂病屡起沉疴。一患者因瓦斯爆炸，头肿如斗，西医束手无策。路志正依据温疫理论，按大头瘟辨治，不久获痊愈。包钢一位被钢水喷射全身而灼伤的职工，皮肤严重烧伤，持续高烧40℃，神志模糊。路志正以中医湿病和外科理论，控制了患者的败血症感染和休克，经过18天抢救成功。北京一食品厂工人朱某，一家四代找路志正看病，均获得成功。其父患膝关节积水，其母是高血压，本人患心脏病，经路老看后，3人的病情大有好转。朱某的女婿患有男性病，结婚几年没孩子。经检查是精子成活率低，看了多位医生都未好转。吃了路老开的一服药，症状就有所改变，连吃几服，精子成活率逐渐正常。不久，妻子怀孕生一女孩。以后，孩子有个头痛发热的，找路老一看就好。凡来找路志正求医者，他总是一视同仁，有求必应。对生活拮据者，他尽量少用贵重药，以减轻其家庭负担。27岁的青海姑娘王某，19岁时得了类风湿关节炎，四肢肿胀疼痛，无法走路。7年来，求医遍及全国各大医院，几乎倾家荡产。经人介绍找路老诊治，一个月后，患者类风湿因子由原来的74下降到18，病情明显好转。据姑娘的妈妈说，原来1个月要花4000元左右的医药费，现在最高才600元。记者看到姑娘手中的药方，7服药共53.1元。如今，这位姑娘不仅走路没问题，还在一家学校学习电脑。路志正认为，中西医学是两种不同的理论体系，各有所长，也各有不足。在临床中参考现代医学检查数据是必要的，但治疗时，仍要根据中医理论进行辨证论治，不要被西医病名束缚了自己的思路。路志正曾为一男性老者会诊。此人经西医检查确诊为胆囊管混合型结石，外科大夫建议手术治疗。患者年高体弱，高烧不退，不愿手术，故求治于路志正。路志正采用补消兼施法，即以补中益气汤培补中气，佐以金钱草、鸡内金等化湿消积之品，终于使结石排出。路志正还多次远涉重洋为海外患者诊治疾病或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足迹遍及欧、美、东南亚等10余个国家和地区。每到一地，他都为弘扬中医药学而竭尽全力。学术发展调理脾胃治疗心痹的理论，为治疗冠心病开辟新的诊疗思路。提出“燥痹”、“产后痹”等病名和辨证论治等内容,推动风湿病学科建设。首创穴位编码法，为针灸走向世界奠定基础。“黎明即起诵精典，挑灯夜读觅新知。”路志正之所以成为一代名医，与几十年来学习不辍、精读医典、学用结合密切相关。20世纪20年代初，路志正生于河北省藁城县，伯父路益修为当地名医，其父亦粗通医道。在家庭的熏陶下，路志正对中医学产生了浓厚兴趣。1934年，他入伯父创办的医校学习，并拜山西盐城名医孟正已先生为师，研究经典，博览群书，随师临证，积累经验。1942年，他参加了河北省中医考试，取得独立应诊资格后悬壶乡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路志正深知其中的内涵。他在临床上不满足一招一式，一方一技，而是早晚苦读，勤于实践，还四处寻找注本进一步加深对经典的理解。特别对注本上的眉批、简批、小注，他都认真钻研，铭刻于心。白天临证，夜晚攻读，已成为路志正一生的习惯，他还将“满招损，歉受益”作为座右铭悬于书斋，表达自己“活到老，学到老”的决心。如今他已年过八秩，读书兴趣不减，如果晨间不读书，晚间不看报，则怅然若失。他对中医经典著作中重要章节烂熟于心，虽几十年过去，至今仍能背诵，白天诊病遇到疑难杂症，常于夜深人静之时阅读大量医案，学习前人治验，并深入研究探索。久之，大悟独识，而后验之实践，他的医术铢积寸累，疗效日增。路志正崇尚脾胃学说和温病学说，在学习中善于发皇古义，知常达变，融会新知，不断创新，如发展了调理脾胃治疗心痹的理论，为冠心病（胸痹心痛）治疗开辟了新的诊疗思路。在他的主持下，“路志正调理脾胃法治疗胸痹经验的继承整理研究”课题，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基础研究二等奖；他参与编著的《中医心病学》一书也已出版。早在卫生部中医司技术指导科工作期间，他积极组织中西医学术讲座，推广针灸疗法，挖掘民间医术绝活，如北京“捏脊冯”，四平“易筋经拍打疗法”等，还与名中医董德懋先生一起创办了《北京中医》（《中医杂志》前身）。1953年，路志正参加卫生部抗美援朝志愿巡回医疗队，在用中药和针灸为志愿军战士疗伤治病的实践中，发现了具有特殊疗效的“遗精穴”，后被收入《针灸经外奇穴图谱》。1964年，他参加卫生部组织的《中国针灸学概要》的编写工作，首创穴位编码法，为针灸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并被译成日、俄、英三种文字。1975年以后，该书作为北京、上海、南京“国际针灸培训班”的教材，为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培训了大批针灸医生。1981年，他参与创建广安门医院内科研究室，建立极具中医特色的痹证、急症等病例书写、查房、会诊、疑难病讨论的模式，在中医学术整理、疑难病症研究和中医病房建设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与其他老专家一起，成立了中医风湿病学会和内科心病专业委员会，分别担任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他提出的“燥痹”、“产后痹”的病名和辨证论治等内容，对风湿病学科的建设起到了推动作用。（B）“30位国医大师介绍”之二：强巴赤列 藏医巨臂●他从青灯苦烛走来，一手捧着传统，一手牵着未来，在风云变幻的历史年代，为藏医药开启新的一页；●他论著上百，弟子近千，活人无数，集藏医药古老的智慧于一身，又无私无欲地播散开去；●他以开放的姿态引进西医，以坚守的姿态护卫传统。作为门孜康最优秀的学者，他的人生历尽坎坷；6月8日，拉萨大昭寺旁的一座石砌藏式小楼，灿烂阳光下一片静谧。“国医大师”强巴赤列盖着厚厚的毛毯，躺坐在门口的椅子，身边5位徒弟在烧水、做饭。因为长期伏案，他的双眼已经失明，双腿也无法行走。几天前，他离开生活了5年的藏医院住所，重新搬回这里，回到这座自己出生的老宅。82岁的强巴赤列声音低沉，言语不多，但当说起还俗结婚、率先入党的青春往事，突然间他放声大笑，皱纹绽放如花，笑声顽皮、得意而悠长。这是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他自幼接受严格的藏文学、医药和天文历算的训练，是同时代藏医药的集大成者，站在历史的潮头，他积极接受西医，编写了全套现代藏医药教材，让藏医药从寺庙走进学校，开启藏医药科研、教育和对外交流。他以特有的热情、智慧，为藏医药书写了一个新时代。学业“我学医是一位女活佛占梦决定的”他是为数不多的既学习藏医藏药，又掌握藏文学和语法、天文星算的学生。戴上老师亲手制作的绣着诃子和慧剑的帽子，是他最感自豪的事。“我小时候耳朵长，头颅大，许多人都说我聪明，其实大脑袋的傻瓜有的是。”强巴赤列幽默地说。强巴赤列的祖父和父亲在拉萨行医颇有名气，家境较好。6岁时，强巴被送到拉萨有名的私人学校，学习藏文30个字母和短脚、长脚书法。老师要求非常严格，考试不及格会挨打，或者让学生们按排名互相打耳光。“可能因为吃了父亲配制的藏药央金丸（智慧药）吧”，小强巴的确聪明，5年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藏医世家的子弟，今后做医生是顺理成章的，但父亲一心想让强巴在噶厦政府中谋一官职。“我学医可没有像今天的大学生那样填志愿，是一位女活佛在神象前占梦决定的。”强巴回忆。父亲去世后，母亲请一位有名的老尼姑为他的前途占卜。“我和母亲毕恭毕敬地站在老尼姑面前，她久久端祥着我的面孔，念念有词地掷出手中的骰子，然后告诉我母亲说，这孩子不能当官，当官活不到18岁,如果学医，将来定会造就伟业，成为雪域高原上的大医生。”13岁那年，母亲带着强巴去拉萨“门孜康”（拉萨藏医天文历算学院）向最有名的藏医大师、曾任十三世达赖喇嘛首席保健医的钦饶诺布拜师。巧的是大师年轻时曾向强巴的祖父学过医学，于是强巴9年艰辛而难熬的学生生活从此开始。每天黎明起床，祈祷、背诵、听课、答辩，学习内容除了藏医学，还包括天文历算和藏语法。钦饶诺布大师认为天文历算对启发智慧有好处，藏文语法、书法也非常重要。藏医经典《四部医典》是强巴赤列学习的主要内容，书中20多万字的内容，他只花3年时间就熟记于心，深得老师喜爱。为鼓励学生互相竞争，钦饶诺布亲自设计了一顶帽子。帽子前后绣着诃子和慧剑，代表藏医和天文历算两门成绩获得优秀，一共有三人获过此帽（相当于现在的博士帽）。夏天采药期间必须戴上这顶帽子，校外的群众一看就知道这是优等生，没有帽子的学生深为羡慕。那个戴帽采药的夏天，成为强巴赤列前半生最荣耀的回忆。在钦饶诺布众多徒弟中，强巴赤列的长相俊俏，且性情善良。恩师满意他的学习成绩，认为他是祖父的“转世灵童”，把全部祖传秘方传授给强巴赤列，还有清零算法等许多天文历法的诀窍。“我是一个有福气的人，因为在我学医的启蒙时期，就遇到一位学业和品质高尚的大恩师。”9年苦读中，还有段“小喇嘛抢走小尼姑”的插曲，他差点为此终止学业。那时，年轻的强巴赤列不甘寺院寂寞，爱上了美丽的德钦卓嘎，二人一起还俗结婚，这在当时是不允许的。后来，得到家人和老师原谅后，他重新获得了学习的机会，也因此更加刻苦钻研。强巴和爱人牵手走过或风雨交加，或风和日丽的岁月，直到1979年德钦卓嘎去世。事业顶着压力办现代化藏医院他像一名旗手，引领人们走过60年藏医药发展的历程。他任西藏自治区卫生厅副厅长多年，创建了藏医学院、藏医院研究所、天文历算研究所，扩建了自治区藏医院。在极困难的条件下，他编写了藏医史上第一套分科教材，如今藏、川、滇、青、甘地区仍在广泛使用。他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右眼失明。195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开始了西藏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变革。此时强巴赤列已是小有名气的私人医生。作为一名藏医，他对解放军医疗队的诊治方法有着极大的兴趣。有一天，他参观了解放军建立的人民医院，深深为儿科、妇科的技术吸引。他想先学习汉语，然后逐步学习西医，“像老虎有翅膀一样，藏医、西医结合治疗，效果更佳是我的远大理想。”传统藏医治疗是不分科的，医生主要靠观察判断病人病情，检测手段比较单一。后来在强巴赤列担任自治区藏医院院长期间，他大力推动分科门诊，引进先进检测手段和仪器。“一些新的措施在开始遇到了阻力，有些人认为这样会使藏医学灭绝，但我还是顶着压力推行了下去。”执着地引进西医,使藏医在诊断和治疗方面有了创新和飞跃。如今，区藏医院已经发展成一所日门诊量几千人的现代化医院，藏药的科研也在强巴的推动下取得显著成果。强巴赤列是最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藏族医生，他终生难忘1955年随青年参观团在北京见到毛主席的情景。“我不顾一切地走上前去握手，给他老人家献上了一串祖传的紫色佛珠，并把额头紧贴在伟人的大手上，顿觉有一股暖流涌遍我的全身。”入党就意味着对宗教的“叛变和背离”，周围许多人难以接受，一些友人对他疏远了，但强巴赤列对此从不后悔。他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执着，为藏医学的地位奔走呼吁着。民主改革初期，有人认为藏医院是宗教的产物，曾一度把藏医院改为以西医为主的综合医院。强巴心急如焚，四处解释藏医药学的科学性。后来，政府听取意见，提出要保护、继承和发扬藏医学。上世纪60年代，强巴和恩师钦饶诺布共同管理拉萨藏医院，师徒俩配合得十分默契，扩建古老的门诊部，成立了医学遗产整理小组，决心重振藏医药事业。“文革”期间，在劫难逃的强巴赤列走到人生的谷底，成了“假党员”、“宗教迷信保护者”，被罢官、批斗。然而“破了陶罐得铁锅”，就是在这段时间，强巴赤列写出了10万余字的包括基础学、生理学、药理学、诊断学、病理学、内科学、外科学等11本藏医学教材。他经常工作到夜里二三点钟，由于经常研读那些发黄的木刻书、细小如针尖的挂图说明和一行行蝌蚪般的藏文，强巴的眼睛开始发肿、流泪，有时就像针刺一般疼痛。两年过去，他的右眼失明了，而教材则迅速传遍藏、川、滇、青、甘等五省区的藏族地区，被评价为“第一次用现代观点深入浅出、系统总结藏医真正奥秘的科学著作。”“文革”结束恢复院长职务后，他向区政府提出加强西藏藏医药事业的八项建议：一、重视老藏医，抢救医学遗产，二、建立天文星算研究所，三、修建现代化藏药厂，四、健全藏医药研究所，五、在西藏大学增设藏医系，六、搜集、整理和出版藏医古籍，七、建立一个有100张床位的藏医院住院部，八、把市藏医院改为自治区直属医院，促进全区藏医事业的发展。强巴赤列说：“当时不少人说这些设想‘胃口太大’，如今这八项建议全部实现，而且是超规格完成。”为发扬壮大藏医药事业，强巴赤列多方沟通，积极斡旋。凭借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他呼吁解决了近千名基层医务人员的编制问题，创建了藏医学院、藏医院研究所、天文历算研究所，扩建自治区藏医院，倡导藏医传统管理模式与现代科学管理方式的结合。1990年，国家主席江泽民视察藏医院时说：“强巴赤列管理有方。”医术“国家级专家没有退休”二十岁出头时，强巴赤列已是精通藏医和天文历算，能独立采药，背起药箱为病人解忧的医生了。他始终工作在临床一线，对黄疸、高原病、“宁屈病”（窦性心动过缓）等内科病尤其擅长。因为身体原因，强巴赤列现在已不能到医院出诊。但他还在藏医院的住所里，每天下午为病人看病，当时他说，“我是国家级专家，国家级专家不能退休。”但岁月和环境并不放过强巴赤列，由于不能随心所欲地开口、用手，徒弟次旦久美说：“有时他的情绪很愤怒。”60年来强巴赤列几乎从未离开过临床。20岁时他已是一名小有名气的藏医，跟随钦饶诺布老师背着药包到拉萨八廓街一带的穷苦人和乞丐的帐篷中巡医，一边把脉，观察病人的尿液，一边送药送水，分文不取，当时贫富的悬殊、世界的不公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老师对他说，“病人是医生的儿女，有钱给治，没钱也要治；当官的给治，乞丐也要治”，他一直记在心头。（C）“30位国医大师介绍”之三：王绵之 方剂学大家提起王绵之教授，最值得称道的就要属三项令人瞩目的创新——开中医历史先河，创建和发展了中医方剂学科；组方防治太空病的中药“太空养心丸”，将传统中医与现代航天科学完美结合；治愈大量疑难病症，扩大了传统中医的治疗范围。这可说是王老这辈子对中医药发展的三大创新和三大贡献。也正是王老这一代名老中医，在新中国走过的60年中，承担了传承与升华传统中医的使命，推动着护佑中华民族走过了几千年的中医药走到今天。创建中医方剂学科中医历史悠久，但过去只有本草学，方剂及其理论散在于各家著作中，没有系统的方剂学。方剂学是新中国有了中医学院教育后才提出来的，而这项空白是由王老在上世纪50年代填补的。王绵之教授1923年出身于江苏省南通市一个祖传世医家庭，至他已是“王氏医术”的第19代传人了。父亲王蕴宽是上个世纪20年代南通地区家喻户晓的名医，享誉大江南北。从小耳濡目染使王绵之酷爱中医，有志继承家学。在父亲“学医必精，为医必仁”思想的影响下和“医生必须要懂药，要识药性，会认药，知药味，一尝便知是对是错”的教导下，他15岁开始随父识药辨病、出诊理症，背诵汤头本草，研读中医典籍，积累了丰富扎实的中医和中药学知识，为日后济世活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42年，他正式悬壶在家乡应诊，因屡起沉疴，名声日隆。1955年，王绵之教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今南京中医药大学前身）培训一年，后留校任教，并筹建方剂教研组，任教研组组长兼学校门诊部主任，创编、审定《中医方剂学讲义》等多部中医教材，从此与中医方剂学结下终生情缘。随着新中国高等中医药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师资成为当时制约各地中医院校发展的瓶颈，1957年7月，卫生部中医司抽调王绵之等一批师资到北京中医学院工作，他担任了方剂教研室的主任。在长期的教学与科研实践中，中医方剂学在他手中逐步成型——成熟，形成系统化的理论体系，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王老认为，中医方剂学是运用中药使辨证论治具体化的一门学科，是一门既有基础又有临床的桥梁课，它跟西医的药学或药物学课程的意义不一样，它是教学生如何研究方剂、如何开方剂的课程。方剂学的核心是研究治法和方剂的理论及其临床运用，它涉及中医理、法、方、药四个方面，与各门课程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是辨证论治的工具；同时，方剂学与现代药理、化学、制剂及生命科学等多学科渗透，也是发现方剂的潜在功效和新用途以及改进传统剂型、研发复方新药的工具。因此，方剂学被作为现代中医药教育各专业的必修基础课程。几千年来的中医都是靠师承学习，方剂学科的建立，联系中医基础和临床，沟通中医和中药，衔接传统中医和现代科学方法，为采用中医院校教育培养中医药人才开创了一种全新的途径。从教学大纲的制定、《方剂学》教材的编写、修订和审阅，到方剂学科硕士点、博士点的建立和建设，中国方剂师资高研班的讲课，无不倾注了王老的大量心血，他集多年教学经验总结出了一整套中医方剂教学法。北京中医药大学对于王老的贡献评语是：对于中医方剂学科的构建和发展居功至伟，成为现代中医药学科体系的重要支柱；在教学上，浸淫历朝经典，融会当代新知，纵横捭阖，通达古今，精思明辨，自成一家。如今，王绵之教授创建的方剂学科已经成为国家重点学科；由他主持编纂了《方剂学》、《中医药概论》、《中国医学百科全书•方剂学分卷》、《全国高等院校中医方剂教学参考丛书》、《古方钩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85年版)》等专著均成权威范式。记者本人也是王老方剂学的受益者，至今保存有一本30年前学习过的《汤头歌诀白话解》，就是王老在1960年主持编写的，几十年来再版了无数次、达近千万册，仅“文革”中再版了800万册，几乎赤脚医生人手一册，被誉为“一把打开中医宝库的钥匙”。让中医走入太空随着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获得圆满成功，“神六”、“神七”的发射，也让全世界的人们再一次认识了中医药，由王绵之组方的中药“太空养心丸”首次被“神七”的航天员带入太空，在飞行期间服用。王老使古老的中医药与最现代的航天科技完美结合在了一起。从2005年起，王老应邀参加了航天员的保健工作。在王老的家中，记者看到了他自那时以来积攒起来的装了有十几袋的为航天员们用药的总结材料。航天英雄杨利伟从太空返回后，王老就参加了对他的调理恢复，并得到了满意的结果。“神六”发射前，王老提前3个月就开始去航天中心，根据每个航天员的情况，潜心研究制定调理方案，开方进行中药调理。在最传统的领域里耕耘的王老和最现代的科技领域——航天结缘了。在世界载人航天领域存在三大医学防护难题，空间运动病、减压病、体力耐力下降。其他国家曾有航天员因为飞行中出现严重生理障碍，不得不中止宇航飞行。还有的航天员在出舱时不能稳定站立，甚至需要搀扶或者抬出航天舱。资料表明，航天飞行前三天航天员空间运动病的发生几率高达50%。但是，中国的航天员们至今没有发现染有“运动病”。这里，应该归功于我们的国宝——中医药，也归功于王老的创新性研究。说起古老的中医药为什么能解决现代航天员遇到的身体问题，王绵之说，航天员都是身体最棒的人，他们能有什么病？中医所说的病，也不等于西医说的血压不正常、心电图不正常等等，中医是通过望闻问切看出机体五脏六腑、阴阳气血等哪一部分有偏差或不足，然后考虑航天员的工作量及环境变化等，进行调平。中医讲究“平”，人体要达到最佳状态是很难的，但是要尽量调平，使各个器官之间能够很好合作，互相补充。为航天员用中药就是在调平，可以增强航天员的体质，让他们能在特殊环境下的适应性和耐受性得到提高。同时，航天员执行任务时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尽管是一样的，但是他们也存在个体差异，所以给他们开的方子也是不同的。经过长时间的体会和努力，王老为航天员的求平调理出现了一个全新的成果——“太空养心丸”。王老告诉记者，这个药就是专为“神七”做的，航天员在准备阶段和飞行阶段都在服用这个药。这个方子是在多年临床经验基础上，通过与航天员的接触，对他们训练过程身体变化的认识进行总结，和对他们飞行后身体恢复的保健调理的摸索，在中医理论指导下，根据航天员的生理特点及航天对人体的影响、损伤，等制定的带有规律性的处方。王老说，中国的航天员通过中医保健后，身体状况比外国的航天员好，经国家航天中心监测，神舟六号航天员“心血管自主神经功能变化情况与俄罗斯、欧洲航天员存在明显差异没有明显的受到重力变化的影响”。对于这项经过实践检验卓有成效的成果，2020年12 月6日，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在给这位中医大师85岁寿辰发来的贺信中说，“中国的载人航天实践表明：航天员在任务前，身体状态良好。任务中，航天员精力充沛，自我感觉良好，各项生理指标正常，他们的心率、血压都非常稳定，没有出现任何病症，并且能够健康自主出舱，返回后航天员的身体恢复很快，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您将中医药应用于载人航天，为中国神舟六号、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航天员医监医保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中国传统医学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这是对中医药作用的充分肯定。中医药在航天医学上显示出的独特优势，也引起了俄罗斯、美国等航天大国的高度关注。攻克疑难病症的开路人王老对记者说，中医不要怕别人反对，关键是自己站得直不直，中医自己要争气。治好疑难病，不是在为自己出名，是为中医争光，提高中医的学术地位。这是对每个中医的基本要求，也是最高要求。中医的名是实践出来的，是病人的口碑出来的。2020年，中国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在传统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项目“中医生命与疾病认知方法”下，王绵之教授是传承人之一。在70年的医疗实践中，王老是攻克疑难病症的开路人。我们来看几个简单的记录：1974年，王老带学生到河北定县开门办学时，有一位29岁的农村妇女患中毒性痢疾已经高烧昏迷了21天，曾用各种抗菌素和其他西药治疗，就是不见好转。一些医院用各种办法治疗无效，认为这个病人没救了，即使醒了也会因长期昏迷而失去语言能力。患者家属请求王绵之诊治，王绵之守在病人身旁数天，精心医治，随时视病人情况改方给药，半个月后，病人的神志清醒了；3个月后，终于开口说话了。1976年春，内蒙古一位叫李振荣的16岁男孩，患了脑干肿瘤。父母带着他到处求医，最后在被北京的某大医院被宣判了“死刑”。王老为他医治半年，病情显著好转。继续服药两三年后，李振荣已能参加体力劳动，后来还做了某卫生所的化验员。王老经验丰富，医术独到，不仅审病精细，辨证准确，而且用药精当，配伍巧妙，善于兼融西说，临床曾治愈多例顽固性哮喘、粟粒型和空洞型肺结核、慢性肾病、肝硬化、脱髓鞘病、脑肿瘤、垂体瘤、椎体病及先天性免疫功能低下等病。（D）“30位国医大师介绍”之四：王玉川 内经研究领军人王玉川，男，汉族，1923年9月出生，北京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教授，1943年3月起从事中医临床工作，为“首都国医名师”，王玉川：内经研究领军人他学术临床造诣深厚，亲自编撰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第一、二版《内经》教材；他的文章振聋发聩，观点新颖大胆，生活中却极为低调，从不与他人争；他的研究独辟蹊径，冷静客观，钦佩者很多，口碑极好。在北京419路公交车上，常能看到一位手提便利袋、胸前用醒目的绿带系着乘车卡的老人，人们不会想到：这就是86岁的国医大师王玉川。来北京50多年，他说常在梦中回到江南水乡。做了20年全国政协委员，担任北京中医学院副院长多年，然而回首往事，江苏奉贤乡下，那十几年自由自在的行医生活，是他一生最快乐的时光。“什么名啊利啊，没意思的。”在老家当过小学教员、中医教师，但调北京以后讲课不灵了——口音重，学生听不懂。那就埋头做研究吧。一本王冰注《黄帝内经》翻烂了，用胶布粘好；书上批注写得密密麻麻，铅笔、钢笔小楷，遍布页眉页脚；自学生物、物理，画图制表，清苦寂寞，却乐在其中。辛苦耕耘终结硕果，他成为中医界最早研究《内经》理论体系、学术内涵的中医学家，是《内经》重点学科的创建者和带头人，对阴阳学说的演变、气血循环理论、五行学说、运气学说、河图洛书等研究作出重要贡献。他高雅的风范、深邃的学识、严谨的精神和务实的态度，影响着全国同道，成为一个时代的旗帜。学术成就：“老先生中，他的理论水平相当高”，精研内经，醒世而作，对五行学说、气血循环理论、运气学说提出独到见解，破译河图洛书之谜，敢于对“辨证论治”、“有是证用是方”提出质疑。没有先进的实验设备，不用文献校勘的方法，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靠什么来完成理论研究？玉川老笑答：“自己看书，想的嘛！”在那个参考资料极少的年代，常常是一本书、一盏灯，伴着王玉川熬到天亮，“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忽有所悟的欣喜，激励他一路坚持。早在1938年，当15岁的王玉川从开过药铺的父亲手中得到一本《黄帝内经》，通读一遍就觉得莫名的喜欢，而这本穿越千年时空的经典之作，静静地躺在他的手中，也似乎正等待着被解开奥秘。此后，江南水乡独立出诊的12年中，他几乎每天都要抚读一番，字里行间写下蝇头小楷，记下一本本读书笔记。后来在江苏省中医学校进修，老师们发现了这位与众不同的学生。当年就破格留校任教，承担内经的教学任务。不久他被调到北京中医学院，创建内经教研室。当务之急是编写教材。为了用现代语言确切表达内经的丰富内涵，他率领教研室同事日以继夜，力争通俗易懂又采撷全部精华，终于完成集前人大成的《内经讲义》，后来升级为全国统一内经教材，也为《中医学基础》和《中医基础理论》等其他教材编写打下坚实基础。研究中，王玉川发现，《内经》同一篇中常会出现两种不同的观点，令人困惑。为此他翻遍了校图书馆所有藏书，写下几百万字的笔记，从1979年开始相继发表论文30多篇，许多观点得到同行认可和赞誉。他倡导五行学说的多学科研究，对《内经》气血循环理论有独特见解，正确认识和评价了运气学说，解开河图洛书之谜。“在这些老先生中，玉川老的理论水平相当高。”北京中医药大学严季澜教授评价说。这凝结着王玉川心血的几十篇高水平论文，不止当年在全国产生重要影响，今天读来，仍令人感叹语言之泼辣，观点之新颖，论证之严密。要知道，研究阴阳、五行、气血这些基础理论，绝不是一门学科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中医药大厦的理论基石。承古而不泥于古，注重创新，是贯穿王玉川研究中医理论的一条主线。比如，他论述阴阳学说的演变，认为从《周易》的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到中医学中的三阴三阳，是古代医家为适应医疗需要的一种改进，用三阴三阳能更精确地区分阴阳能量的盛衰多少。那种把三阴三阳的性质和次序认为是不能变动的“死板的规定”，是不符合实际的。多年来，辨证论治被视为“中医特色”的重要标志，但是，王玉川认为这种提法并不合适。首先，辨证论治的统治地位是在牺牲了“同方异治”的宝贵经验，扼杀了寻找广谱有效方药的热情之后才取得的；其次，辨证论治的辉煌成就使人们的思维陷入永恒不变的公式之中，在辨证论治的圈子里打转，与创新的客观要求越来越远。他认为，那种认为辨证论治可解决一切问题，如果解决不了只能怨自己没有掌握好的思想“是一种现代迷信”，是只求稳定不求上进的表现。王玉川常说，一个学者所以能著书立说成一家之言，就不能没有一点可取之处，一篇文章做出了荒唐的结论，也不等于其中没有一点有价值的材料。因此对古代文化遗产，应采取审慎的态度，吸取合理内核，这体现了他“创新而不废古”的学术境界。在对五行学说的研究中，王玉川甄别经学五行与医学五行，认为五脏五行说引入中医学后，不再艰涩难懂，实用价值较高。同时他看到，在五行归类、生克、承侮、制化以外，譬如“五行互藏”的内容仿佛已被遗忘，成为五行学说的研究空白，教材也没有反映。事实上，被遗忘的“五行互藏”有重要意义，比如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内经》阴阳二十五人的体质学说，比古希腊希波克拉底的气质学说、苏联巴甫洛夫的神经类型学说，都更为细致和全面。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左倾路线的影响，运气学说一度被打入冷宫。王玉川可谓当代研究运气学说最有成就的人。他1993年主编的《运气探秘》代表了当时研究的最高水平。他探讨五运和六气的体系问题，指出平气概念的重要性，从西汉的灾害性天气论证了运气学说的科学性，阐发《素问》遗篇的学术价值。“创新是硬道理，是科学技术的生命线。”王玉川认为，“有是证用是方”的原则是不对的。这种方证对应关系无一不是建立在“以方测证”，即是根据方药性味功能推测出病理状态这一方法的基础之上，在方药功能固定的前提之下，以方测证的结果当然百分之百符合方证相对的原则。然而，现代研究告诉我们，任何一味中药都含有多种有效成分，它们的药理作用也往往是多方面的，二味以上组成的复方则更为复杂。所以，“以方测证”本身，就不是什么正确可靠的唯一科学方法。如果我们停留在这个水平上，就永远也不会有所发现、有所前进，方证之间相互关系的谜团也就永无解开之日。治学做人：“看过他书批的人，都很震惊”。虽然时代久远，纸面泛黄，但他亲手描画的双螺旋体和多肽链，依然清晰而美好。他独立思考，在学问上敢于向权威挑战，生活中却淡泊低调，特立独行。“人家说我好也行，说我不好也罢，都一样！”采访王玉川，是件很不容易的事。费尽各种周折。5月的一天，他终于如约坐在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办公室。然而面对媒体，他还是不愿多说什么，好在事先采访过知情人。北京中医药大学鲁兆麟教授说，“看过他书批的人，都很震惊。”墙边立着一排书柜，信步走过去，翻出一本用1984年的日历装订的笔记本。日历背面写着一行行整齐小楷，红色、蓝色间杂铅笔，有的字下面划着重点号或横线，内容是关于孙思邈《外台秘要》的方药体会。再随意打开一本硬皮笔记，上面整齐地记着生物化学的内容，其中一页用极细的铅笔画着细胞RNA与蛋白质合成分解图，虽然时代久远，纸面泛黄，但双螺旋体和多肽链的结构依然清晰而美好。翻下去，十几本笔记本的纸质都很粗糙，字体却都那么纤秀工整，有的字小得几乎看不清。可以想见王玉川当年是怎样地心细如发，这几十万娟秀小字承载着多少个安于清苦的日日夜夜。笔记内容有经典抄录，有个人思考，他很喜欢自制图表，比如为研究比较体质学说，他把巴甫洛夫神经类型、希波克拉底气质说以及内经的阴阳五态人划一个表格里，新颖而独特，给人启发。那本传说中，被王玉川翻得书皮烂掉用胶布粘好、再无一处空白可写眉批的《黄帝内经》已经找不到了，他连自己的书和发表的文章也都没留意保存。“别人借走了没还，我也记不得向谁要了，哈哈哈！”显然他并不以为意，更不以为憾。多年的临床处方也没有保留一张，根本不打算出版临床经验集，“有什么用呢？没用！”玉川老这样给自己解释。如今他眼睛花了，别说写字，翻看当年的笔记都得借用放大镜才行，但幸运的是，这种勤奋严谨的治学精神已经延续下去。严季澜年轻时曾受教王玉川，他也是数十年如一日地坐在办公室研读经典、琢磨医案，喜欢用铅笔写些纤细小楷，下着旁人眼中的“笨功夫”。然而，就是这样一群学者的严谨操守，酿造北京中医药大学厚重的文化学术底蕴，在浮躁的今天，更显得可贵和难以超越。王玉川治学注重独立思考，不迷信权威。在1984年担任健康报振兴中医刊授学院顾问期间，他曾和刊院同学谈中医治学方法：“没有独立自主的精神，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作出成绩。不要做教材的奴隶，要做教材的主人，这才能把前人的成就真正变成自己的知识。决不能像果戈里在《死魂灵》里描写的那位‘死读书、读书死’的彼得尔希加，他辛辛苦苦读了一辈子书，到头来却什么知识都没得到。我们需要的是自己观察，自己思索，自己做主，那是一种独立思考的治学精神。”这种独立思考的态度，使得王玉川在中医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屡获开创性突破，正是因为不迷信权威，敢于对传统提出质疑，才使得研究深入下去，跨越了一个个学术高峰。了解王玉川的人，对他的第一评价大多是“低调”、“不争”。然而这样一个不喜参政的人，却是全国政协四届委员，担任北京中医学院的副院长多年，还有多项校内外职务，这似乎是种矛盾。王玉川生性喜欢自由，他把这些称为“乱七八糟的事”。“当时没办法推，这也是种任务。”如果可以自己做决定，他断然不愿从熟悉的南方来到北方生活，更不愿从事行政工作。但是在其位谋其政，他在全国政协七届四次会议期间提出的“关于公费医疗费用不宜包干到医院管理”的提案，被评为优秀提案。任院长期间，他重视教学科研和学术建设，内经专业被列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首批重点学科，停刊20多年的《北京中医学院学报》于1981年恢复，成为学校及全国学术交流的重要阵地。然而一旦退休，他就任何管理工作都不参与。据介绍，玉川老退休后更为低调，不轻易发表任何意见，每天8点前到办公室，中午回家稍作休息，下午又回来。“他的思维，就是做自己的事，看自己的书。”这种淡泊、低调，不是怕得罪人，也不是没有想法，他是位特立独行、生性高洁的人。采访中，玉川老说的频率最高的词就是“无所谓”，他说，人生几十年，没必要争名夺利。“人家说我好也行，说我不好也罢，都一样！”教育临床：“倘若倾心而倒，一辈子经验说不了3天”。虽然反对师带徒的方式，但受他恩惠的年轻中医成百上千，至今很多毕业生都珍藏着他逐字逐句精心审阅过的论文。理论临床相得益彰，其深厚的理论功底令其临床疗效卓著。列在王玉川名下的学生并不多，不过四五人，和师带徒相比，他更提倡现代学院教育。他认为临床上从来没有相同的病人，好中医应该独自到临床去实践摸索。“倘若倾心而倒，一个老师的经验，用不了3天就能说完；相反，也可能临床跟师3年，还摸不到门。”虽然如此，王玉川对所有的年轻中医都毫无保留，倾其所有，他甘为人梯、无私传授的风范使很多人受益终生。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一届中医专业毕业生刘燕池教授，谈起一件往事。1962年他毕业分配到内蒙古讲内经课，没有经验的他返回母校寻求帮助。当时王玉川把历经一年刚誊完稿、尚未出版的《内经讲义》交给他，用作参考。刘燕池拿到这份原稿，心情澎湃，现在回想起来还常说“师恩难忘”。他时时要求年轻学子做到言之有理，强调文以载道，每年审阅研究生毕业论文的工作，他从不敷衍，逐字逐句精心批阅，一本论文要修改几天。写满他整齐字迹的论文，经常被毕业生们珍藏。王玉川一直强调理论和临床结合的重要性，并身体力行，长年坚持为普通百姓治病。他擅长治疗中医内科各种疑难杂症，如心血管疾病、风湿病、血液病等，临证时一丝不苟，疗效卓著，深受患者欢迎。有段时间，王玉川在国医堂一周出诊4次，非常劳累。一次在北中医校园，刚从研究生处退休的鲁兆麟碰见了他，两人边走边聊。“和你说个事儿，”王玉川认真地说，“这国医堂看病，你能不能替我出两天？”但累归累，他还是一直坚持在临床一线。深厚的理论功底，保证了王玉川卓越的临床疗效。有次鲁兆麟接诊一位神经根髓鞘脱的病人，治疗非常棘手，用遍了温阳药、补气药、活血药还是效果不好，他向王玉川请教。王玉川说，“《内经》讲‘肾恶燥，即食辛以润之’，你别净顾着补阳，加点细辛这类通药试试。”果不其然，病情好转。在临床传承教学中，王玉川常从古典医籍中总结用药知识以示后人。他认为临床不应为方证相对束缚，要勇于探索能治多病的方剂。以《千金方》中能治疗30多种病证的“芫花散”为例，孙思邈对此方赞赏有加，但也无法解释原理，只能在书中寄望于后人。王玉川指出，有些医家沉湎于辨证论治，对古书中许多同方治异病的例子不屑一顾。研究同方治异证的机制，对实现中医现代化也有很大意义。王玉川名下的七九级硕士研究生陶广正教授，得知恩师被评为“国医大师”欣然提笔：“为人淡泊，不慕虚名。师出名门，有真才实学；学富五车，而无头角夸诞。虽非博导，而众多博导皆曾受教；未登讲堂，而授课讲稿竟出其手。著述不多，却不乏真知灼见；临床虽少，却每能一丝不苟。审查论文，从不敷衍；撰写书评，必中肯綮。尊为国医大师，谁敢谓曰不然！”王玉川小传：1923年，生于江苏省奉贤县。1、1941-1943年，从医于中医名家戴云龙先生、陆渊雷先生，学成后在当地行医。2、1943-1955年，在奉贤县开设门诊从事中医临床工作。3、1955-1956年，在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深入学习中医相关知识。4、1956-1957年，在南京中医学校从事中医药教学与临床工作。5、1957-1963年，奉卫生部调令来北京中医学院从事教学工作，潜心于《黄帝内经》的教学和研究。主持主编全国中医院校教材第一、二版《内经讲义》。6、1978-1984年，在北京中医学院从事行政管理工作，任副院长，全国政协第五、六、七、八届委员会委员，现任北京中医药大学顾问。（E）“30位国医大师介绍”之五：朱良春 神仙手眼 菩萨心肠●他使上海淋巴癌患者拳头大的肿瘤逐渐消失，使几近残疾的骨病患者重获新生；●他动员浪迹江湖的蛇花子将祖传治蛇毒绝技献给国家，挖掘不识字的民间散医成专家；●他90高龄还四处看病讲学，使中医薪火相传。他常说，世上只有“不知”之症，没有“不治”之症偏于一隅而名闻天下者，朱良春也。“朱良春现象”是中医界称道的话题。他老师章次公送他一方印章“神仙手眼，菩萨心肠”，是朱良春一生的真实写照。中医界治风湿病素称“南朱北焦”，即指南通朱良春和北京焦树德。而朱良春经验方“益肾蠲痹丸”是目前唯一能修复骨膜破坏的中药制剂，很多癌症患者在朱良春这里绝处逢生。92岁的朱良春有着骄人的精力和体力，气度儒雅，虽然一脸平和与安然，但其纵贯古今之学识、浩荡之胸怀、仁善之心肠，总让人生出无限敬意。朱良春虽久居南通，却成为一代名医，不以位高职显，而是真正以德服人，以术服人。用虫药如神善除肿瘤、骨病顽疾日本西尾市寺部正雄会长的夫人患有乳腺癌，她喝朱良春开的汤药1个月，手术时，肿瘤只剩一小块，癌细胞萎缩死亡。上海14岁的小男孩，髓母细胞瘤术后复发，头痛耳胀，泛泛欲呕，左侧乳突窦积液，朱良春精心调治，复查多次未显异常，已能正常上学。南通市三位慢性肾功能衰竭、尿毒症病危患者，朱良春用中医药使他们转危为安，现正安度幸福晚年。朱良春善治疑难病这在中医界是公认的，近年来广为传诵的是他治好了上海施先生的淋巴癌，这只是其中的个案。日本西尾市寺部正雄会长的夫人患有乳腺癌，她瞒着日本医生天天喝朱良春开的汤药，1个月后手术时，原来的癌肿只剩了一小块，癌细胞也萎缩死亡了，日本医生惊呆了。上海14岁男孩小张，2004年4月在沪诊断为髓母细胞瘤，术后两月余，头痛如重压、耳胀，泛泛欲呕，时轻时重。MRI示脑瘤术后复发，左侧乳突窦积液。朱良春用扶正祛邪、软坚消瘤法，予多种虫类药、补益精血药合用，精心调治，2020年、2020年至今复查多次，均未发现异常，已能正常上学。2020年小张父子等三人专程从上海来通向朱良春报喜：复查肿瘤已完全消失。朱良春积累了治肿瘤的丰富经验，在南通市中医院、良春风湿病专科医院、良春中医门诊部里，很多慕名而来的肿瘤患者，经朱良春及其女儿、学生采用扶正消癥的综合疗法施治，多数患者的病情得到缓解或好转，减轻了痛苦，提高了生活质量。类风湿、强直性脊柱炎在骨科界一直被称为不死的癌症，因为患者骨节畸形、骨质破坏，失去运动功能、生活不能自理不说，还伴着剧烈的疼痛，患者痛不欲生。朱良春善治风湿骨病，益肾蠲痹丸是最能体现朱良春多年经验的代表方剂。32岁的蒋女士患类风湿16年，全身大小关节肿痛，活动受限，生活不能自理。经朱良春用益肾壮督、蠲痹通络法治疗1年半后，各项指标均正常，能正常工作生活，并于今年年初怀孕、待产。南通市3位慢性肾功能衰竭、尿毒症患者先后被通知病危，朱良春用中医药使他们转危为安，现正安度着幸福的晚年。在上世纪中叶，朱良春还有一个“五毒医生”的雅号，原因是他善用有毒的虫类药。虫类药为血肉有情之品，生物活性强，但作用峻猛、具有一定的毒性，能搜剔深入精隧骨骱之病邪，没有功底的医生不敢乱用。当年，药店老药工当得知开方子的朱良春只有20多岁时，赞叹道：“这个年轻大夫，胆识可真大。”深邃高远引领学术　启迪后学他是中国最早撰文提出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医生。他倾囊相授诊治疑难病的诀窍，并认为：世上只有“不知”之症，没有“不治”之症。“非典”期间，他主张打破卫气营血的传变规律，采用表里双解或通下泄热。他参与广东、香港的远程会诊，取得显效。朱良春在学术上，思想深邃而有远见，对后学多有启迪和引领，而且不尚空谈、求真实干。据医史学家马伯英考证，朱良春是为中国最早撰文提出辨证、辨病相结合的学者。朱良春指出，“证”和“病”不可分割，但不能为追求统计学意义，就始终使用一个处方治疗，这样会把中医的辨证论治的“活法”庸俗化、机械化，要防止把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方法引入歧途。在危急重病面前，朱良春也颇具高见：对急性热病的诊治，他主张打破卫气营血的传变规律，提出“先发制病，发于机先”，采用表里双解或通下泄热，多能缩短疗程，提高疗效。2003年非典期间，他参与广东、香港的远程会诊，取得显效，荣获抗击非典特殊贡献奖，就是例证。而对于一度迷惘、困惑的中医学子，朱良春不管在学术上还是在信仰上都让人看到希望。对于中医发展，朱良春一语中的：“一个是保持中医特色，一个是要有信心。”“经典是基础，师传是关键，实践是根本”。很多人曾请教朱良春诊治疑难病的诀窍，朱良春总是倾囊相授：“怪病多由痰作祟，顽疾必兼痰和瘀”；“久病多虚，久病多瘀，久病入络，久必及肾”；“上下不一应从下，表里不一当从里”。准确辨证之后，采取相应的扶正、培本、涤痰、化瘀、蠲痹、通络、熄风、定痉等法，再配合虫类药，很多时候都可明显提高疗效，这是朱良春70年从医生涯的心得，屡试不爽。朱良春认为：世上只有“不知”之症，没有“不治”之症。事实上大部分病症还是可辨可治的，关键是找到“证”的本质。如果说不能治，那是我们尚未认识许多确有疗效的“未知方药”的缘故，但总会找到。这不仅是一个人治病水平的高低反映，也是一个人看待世界的根本观念。朱良春对中医充满了信心，并敢于去攻克疑难重症，这种信念产生出巨大的力量。朱良春虫类药的应用对后学也颇多启迪：上世纪60年代，朱良春首创的“复肝丸”，以扶正化瘀立法，用红参、紫河车配山甲、鸡内金、地鳖虫、三七等，开中医药抗肝纤维化先河。2003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内容之一就有“扶正化瘀法在抗肝纤维化的作用”；1963年朱良春在杂志上连载《虫类药的临床应用》文章，在水蛭条下曾明确提及，治胸痹心痛，配全蝎、蝉衣、地鳖虫等虫类药，收到常规药难以达到的效果。这对后来以虫类药为主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思路和方药，深有启迪。山西灵石名医李可先生在一次会议上见到朱良春，热情地跑过来拥抱这位素未谋面的老师，因李可早年吸取了朱良春用虫类药的部分经验，效果很好，心仪已久。朱良春笑：“不敢当，我现在用药审慎，不如你那样胆大有魄力。”力倡实用不尚空谈重实效从临床干起，多年来，求真实干，绝不做表面功夫。对于虫类药的应用，朱良春不是妄用峻猛毒烈之品以邀功，而是从实践中摸索出的真经验。朱良春讲学内容都是人们认为秘而不传的“真货”，故不管是应邀官方讲学，还是单位讲座，很多人都愿意自费参加。朱良春是章次公先生的得意门生，章老倡导的“发皇古义，融会新知”、“注重实效”的治学主张，朱良春终身践行。朱良春从临床干起，明白诊病关乎生死，当然要凭真本事，况患者也是医家的衣食父母，切忌空谈和造势。多年来，朱良春无论是临床、科研、讲学都求真实干，绝不做表面功夫。中医界多年来热议的辨病辨证关系等，一直争论不休。如什么是“病”和“证”，关系如何，能不能结合，怎样结合等等，从理论、哲学层面上探讨莫衷一是。朱良春从临床着眼，举了一个例子，马上就一目了然，并提出了公允的看法。辨证论治灵活，体现中医特色，但对疾病的具体机制和明确诊断缺少现代科学依据。这种中西医之间的客观差别，如不经综合参考分析，有可能导致医疗上的严重失误。如直肠癌早期症状易与慢性痢疾或痔疮混淆，如不运用西医学方法早期确诊，中西医结合，及时给予相应的治疗措施，就很有可能贻误病机，致病情恶化，癌肿转移，甚至不治。朱良春讲学讲的也都是人们认为秘而不传的“真货”，故不管是应邀官方讲学，还是单位讲座，很多人都愿意自费从四面八方涌来，因能学到真东西，没有水分。《朱良春医集》一书出版后短短8个月就再版，《朱良春用药经验集》已再版了14次，可见受欢迎的程度。尽宏慈善以菩萨心肠对待患者他不能限号，一限号患者就要半夜排队，他说：“这样子，没病也等出病来，我心里不安。”他的普通门诊诊费才15元，特需门诊诊费50元。他说，“到了我现在这种年纪，看病肯定不是为了钱，我的诊费涨价感觉有点说不过去。”朱良春不仅医术高明，其怜悯和尽心也让人相当感动。（F）“30位国医大师介绍”之六：郭子光 伤寒达人　奇症克星●他精研伤寒，创新理论学说，力倡“病证结合”，一生痴迷中医，醉心治学。●他是位传统老中医，6岁随父诵读汤头歌诀，至今信手拈来、倒背如流。●他是位现代老中医，77岁熟练使用QQ、短信、网络视频，充满生活乐趣、阳光气息。大浪淘沙，中医历史上的河间、易水、丹溪、温补等学派，其理法方药已融会到临床各科不复独立存在。伤寒和温病学派也成为当今两大中医学派，郭子光当属伤寒达人。郭子光学问广博，除在伤寒方面卓有成绩、提出“病理反应层次”学说以外，还率先开掘中医康复学科领域、提出创立“现代中医康复医学”的框架，指出“病证结合”论治的四种形式、治疗慢性病的8个步骤。今年6月份在北京参加了国医大师表彰会后，郭子光更忙了。他今年77岁，在30位国医大师中，这个年龄属于“年富力强”的。每周出诊4次，还要带学生、讲课、参加各种活动，但他总是笑呵呵的，以忙为乐。7月的一天，在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名医堂，记者采访了他。学术广博精深日本伤寒界，郭子光的名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源于他的一篇论文和一次公开辩论。在很多场合，郭子光都说过这样的话：“学术上广博而不精深者，有之；精深而不广博者，未之闻也。”他认为一名有作为的中医知识面决不能窄，中医学术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着重发展。这一思想深受周恩来总理的影响，当年和周总理见面的每个细节，令他铭记一生。1972年，他研究慢性支气管炎有成，和其他17名专家一起受到周恩来的接见。周总理说：“病毒是怎么产生的，西医也说不清楚。但是中医把一切都归脾胃，也太笼统，中医、西医都要发展。”接着，周恩来背诵了一段长长的《黄帝内经》原文，郭子光为其学识渊博和人格魅力折服。自此，他把总理作为偶像，把广博精深和做人谦逊作为座右铭。郭子光在学术上影响较大的著作，如《伤寒论汤证新编》、《日本汉方医学精华》、《中医各家学说》等，都是在广泛阅读和精深思考后编著而成。广博使他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精深使他的理论探索富有创意。他在《伤寒论汤证新编》一书中，提出“病理反应层次”学说，是现代研究伤寒频有影响的新说。该书出版时，海峡两岸还处于阻隔阶段，但台湾一家书店将其多次出版，作为台湾中国医药学院的教材。在郭子光的学术道路上，有一篇里程碑式的文章，那是1979年《中医杂志》首页上发表的《伤寒论证治规律的探讨》，共7页，当时他还是一名助教。“这篇文章为我打开局面，开始小有名气了。”重视仲景学说的日本，特意派人到成都考察郭子光的学问，邀请他去日本演讲，之后香港、韩国纷纷请他去海外出诊、定居。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郭子光学术的鼎盛时期，他集中发表大量论文，受邀在国际四处讲学。1986年，郭子光应日本东洋医学会邀请，作“小柴胡汤证治”特别演讲，演讲结束后与藤平健、小川新等日本古方派著名学者进行了一场辩论，郭子光以睿智而富有说服力的发言征服了日方学者，并让他们看到了中国本土中医的“可望不可及”之处，使其大为折服。他先后4次去日本讲学，每年组织中日临床交流活动，郭子光的名字在日本伤寒界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的硕士研究生、成都中医药大学各家学说教研室主任刘渊说，几年前在日本学习期间，但凡提到郭子光的名字，日本学者无不肃然起敬，谦恭之态令他大为惊讶。郭子光在伤寒研究方面的最大成就，是提出“病理反应层次”是六经方证的实质，他提出创立六经辨证论治新体系，把仲景学说的发展推向新阶段。他认为六经病就是六个大的病理层次阴阳失调的反应。伤寒六经方证，是仲景在当时条件下，为寻找调节人体反应状态的确定性，而总结出来的针对不同的病理反应层次进行调节的治疗体系。他在临床上力主“病证结合”诊疗，归纳出“病证结合”论治的四种形式，指出每种形式的特点、优点和适应范围,包括分型论治、分期论治、方证相对论治、以基础方加减论治四个方面，这样既重视整体调治，也重视局部的病理损伤，促进中医对许多疾病的病机与证候的认识更深入更具体。他开掘中医康复学术领域，提出“现代中医康复医学”基本框架。以前中医古籍有关中医康复的内容散见于各科著述中，郭子光把零零碎碎的经验、认识，提高到学科体系的高度，进行系统化整理、研究。他对康复理论与方法的原理与具体运用作了具体阐述。驳斥了“中医无康复”之说，不同意把康复与养生混为一谈，认为只有把治疗措施提到康复意义的高度来要求，才能充分开掘中医学的潜在内涵。此外，郭子光在诸多领域有所创新。比如提出“攻邪已病”治癌症的学术思想，肝主疏泄治血液病，比如在《肺结核病》一书中提出“三因鼎立”学说，形成发病公式：原因＋诱因＋素因→疾病，被认为是对中医病因发病学的创新。临床善治奇症“给病人医好了病，心中是个享受。这种幸福感，比得到很多钱还满足。”如果有来生，郭子光说自己还会选择做医生。对他而言，治愈病人的幸福感，比得到很多钱还满足，他常说，“病人一高兴，我也感到高兴。”他擅长治疗内科疾病，尤其对冠心病心绞痛、难治性血小板减少症、慢性肾炎蛋白尿、某些癌症等疑难病症疗效卓著，在病人和同行中声望很高。每周他在成都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名医堂、老中医门诊部坐诊4次。由于患者过多，必须当日挂号，早晨8点开号，不到3分钟25个号就被一抢而空。不想让病人白跑一趟，再加五六个号已成了惯例。他印象最深的病例是上世纪70年代治愈的第一例乙脑病人。当时郭子光在城关医院主管病房，来了位7岁的小病人，体温41℃，抽风不止。当务之急是赶快让病人醒来，给病人服用了安宫牛黄丸，但还需要麝香和竹沥水，药房里没有。幸好有位少数民族的进修生，把身边带着的好麝香捐献出来。随后郭子光让人砍断几根竹子，用火烧，流出大杯大杯的竹沥水，再把麝香兑进去。4小时后娃娃的体温下降，很快苏醒。过几天小病人系着鲜艳的红领巾，孩子的爸爸捧着特大的写着“伟大的中医药”的锦旗一起来道谢。1998年，一位43岁的公司经理腹内肠鸣，从沥沥有声到整天无休止地“咕咚”响，四处医治无效。来就诊时，一米开外“咕咚、咕咚”的肠鸣声清晰可闻。郭子光诊其为“肝之疏泄太过，内动肝风，扰动肠系，肝失藏血挟瘀滞。”遂投从肝治之，肠鸣即消，不再复发。前不久，有一位患再生障碍性贫血的60多岁女病人，郭子光认为她属于肾精亏虚，给病人开了鹿茸、人参等药，3个月后，病人恢复得很快，血小板上升，腿和耳朵的症状改善很快，全家人送来一大包礼物表示感谢。郭子光说：“请你一定成全我，保持我的医名。”从医将近60年，他无数次拒绝了患者的红包和礼物。每有贫苦的病人，他反倒送钱给他们买药。经过多年探索，郭子光总结出自己临床治疗的8个步骤要领：凡有外感先治感，气机不疏先治郁，运化失司先理脾，平调阴阳治原病，整体局部善处理，无证可辨亦须辨，治标药物逐步减，西医诊断作参考。徒弟们按照这个步骤操作，少有疏漏。成才天道酬勤没担任过任何行政职务，没有耀眼的家世、过人的天分。就凭着勤奋和执着，郭子光为众多中医学子树立一个成功的范式。在巴蜀地区，郭子光有“多产作家”的美誉，发表医学论文130余篇，主编医学专著11种。然而可贵的是，无论出名前后，他的文章“从不假人手”，决不挂名。200多万字的《现代中医治疗学》，是郭子光在70多岁的年龄，逐字逐句亲自修改、补充完成的。一个人能有这么多精力吗？郭子光笑答：“人的一生是很长的。”郭子光的身上，可以发现成就来自于聪慧和热爱，但更重要的还是勤奋。他把中学老师的临别赠言“为学如逆水行舟，不可一篙放缓”作为一生的信条。早在成都中医学院读书期间，郭子光就开始在学术杂志上发表文章，第一篇文章就做了个大题目——《中医长寿学术之探讨》，“这个文章，今天读起来还很新鲜。”从医几十年，他始终保持一个习惯：白天应诊，晚上一定要翻阅中医书籍，弄清当日所见疑难，对典型病案必作详细记录，有所发现就动笔记述，日积月累，发表大量论著。以至于现在，他的徒弟有时会苦恼无题目可写，因为该总结的，老师早已亲自写完了。勤记卡片是郭子光的治学秘诀，上万张卡片在他家中的书柜，按类别整齐存放着。多年来，读书中每遇到有启发的内容，他就摘录下来制成卡片，这为他编写大量著作打下扎实的基础。他常对学生讲：“请不要太相信自己的记忆，只有摘录下来的东西才可靠。”郭子光是个爱琢磨的人。小时候，他常常躺在地上望着天：天有边没有？有边的话，天外面又是什么？物质是怎么来的？最源头是什么？长大后学习中医，他对《伤寒论》深感好奇。一本书不过2万多字，总结了那么多行之有效的临床经验，有上百位历代注家研究它，其中的奥妙到底在哪里？探索的兴趣引领他有所发现，《伤寒论》之所以有强大的生命力，与仲景采取“寓理于事，因事明理”的总结方法有关。他常说中医的学习要从培养兴趣开始，应从小普及中医文化。走上中医这条路，对郭子光来说，几乎是命中注定的。他的父亲是当地名医，印象中，当时自家医馆里，常用药物如柴胡、银花等每日要用上一大箩，不少危重病人在父亲的调治下常应手而愈。幼年父亲即开始教以诵读《伤寒歌括》、《温病百言》、《医学三字经》等书。郭子光7岁时，父亲积劳成疾，不幸早逝，但他小小心灵早已立下的岐黄之志，更加坚定不移。随后他师从舅父廖济安习医。舅父也是郭子光父亲的徒弟，擅长经方，治“暴证”尤过其师。他精心培养外甥，先让他专门攻读私塾，学习《论语》《中庸》《诗经》一年有余，然后开始教医。跟舅父临床习医的3年，是郭子光进步最大的3年。出师后，19岁的他在镇上独立开诊，很快小有名气。为谋求深造，1956年郭子光考入成都中医学院，四年后因成绩优异而提前毕业留校任教。在这里，他开始了奋斗终身的事业，并收获了爱情。爱人冯显逊也是该校的妇科专家，俩人兴趣相投，白天遇到的疑难杂症，晚上回家再相互探讨，总有说不完的话。育人爱徒如子郭子光子女没有继承中医，他深以为憾，于是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在成都中医药大学，郭子光强调学生背经典是出了名的。他说，古代的经典著作代表了中医的宝贵经验，多背一个处方就是多掌握一个看病的手段。采访中，他能随口背出很多大段的中医经典。他的背诵方法是从头到尾连着读十遍。“再长的古文，读一遍拿个纸条揉一个纸团，攒成十个纸团就都记住了。”一次，一位研究生跟着郭子光坐诊。查看病情后，郭子光说出《内经》上的一句话，结果这位研究生写不出来。“这怎么能行呢？”研究生遭到郭子光的批评。他对学生的要求一向严格，必须能讲、能医、能写。曾有位学生是福建一所医院的内分泌科主任，当时字写得不够好，郭子光就要求他一天练一篇毛笔字。他果真照着做，“教研室的报纸都让他写完了，”字也有了很大提高。郭子光讲课属于“睿智型”，语言风趣、清新，学生们评价“听郭老师的课是一种享受。”他在讲课中注意使用新词汇，常告诫其他老师，“须知庸俗的或习惯的口语容易冲淡严肃的学术氛围，而单调、重复的语言，则易使人神情抑制而困倦。”四川省中医药科学院杨俐说，“郭老了解很多现代词汇，比如暗物质、黑箱理论。”子女没能继承父业，郭子光深以为憾，他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和学生们走在路上，他是一定要互相牵着手的。虽然课堂偶尔要批评学生，但他对学生们关爱有加。有次晨练看到一位贫困女生靠给同学送牛奶赚1毛钱，他联系到该班班主任，匿名向年级10名贫困学生每人提供500元钱，在信封上写道：成功永远属于那些艰苦奋斗的人——赠给中医“明日之星”。一次，郭子光在学校校报上看到一位学生写自己父亲的艰辛，颇为感动。随后找到校报编辑，让他转交200元钱给这位作者。郭子光的生活丰富多彩，性情开朗。闲时喜欢和老伴一起切磋书法、欣赏京剧，两人还爱读武侠小说，是不折不扣的“金庸迷”。前不久他还做红娘，帮女白领相亲，陪着见面。郭子光从不排斥现代通讯工具，乐于学习，他可以自己上网用QQ聊天，利用网络视频给患者诊病，熟练地收发手机短信，来电铃声竟是周杰伦的“千里之外”。他是充满爱心的，是勤奋和智慧的，他为所有的中医院校学子提供一种勤学奋进的成功范式。77岁的郭子光精力充沛，满怀憧憬，他说中医未来会更好，会有更多的大师。郭子光小传1932年12月，生于重庆市荣昌县郭氏中医世家。1947年－1951年，亲仁中学肄业后读私塾1年，后师从舅父廖济安习医3年。1952年－1955年，悬壶乡里，后任县城关医院主任。1953年，西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中医进修学校专修班进修1年。1956年，成都中医学院（现成都中医药大学）医学系本科。196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从事中医内科、伤寒、各家学说、养生康复等课程的教学、临床及科研工作。2002年，被确定为中国第三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G）“30位国医大师介绍”之七：何任 金匮研究第一人●他26岁创办中国医学函授社，主编的《金匮要略校注》成为现代校注《金匮要略》的最权威版本；●他创立的“不断扶正，适时祛邪，随证治之”治疗肿瘤12字原则，指导临床遣方用药，屡获奇效；●他是“十老上书”的领头人、“八老上书”的参与者，为中医药事业发展奔走呼吁；何任5岁，受父亲影响，《本草备要》、《药性赋》即使看不懂也要背上几遍，不认识的中药总是偷着尝一下；10岁，对国文、历史、地理知识颇为精通，一篇《月上柳梢头》的作文，被老师戏称为“小鬼”；14岁，由于患胃病，对中医、中药特有兴趣，对照《本草》，将所吃中药的性味归经详记心中；16岁，以一篇《论〈伤寒〉六经》震撼监考老师，随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上海新中国医学院，直接插班读二年级；26岁，针对中医教育匮乏的状况，在杭州创办中国医学函授社，面向全国招收中医函授学员；如今，89岁的何任，面目和善，皮肤白皙，精神矍铄，温文尔雅，一副金丝眼镜后闪动着慈祥而睿智的双眸，几道浅浅的皱纹，让人感受不到他经历的风霜。当记者采访他时，提及往事，他时而大笑，时而严肃。立志选择中医我无悔他生于中医之家，从小就酷爱中医；他在抗日战争时期乘船赴沪，以“去考学堂、去看我娘”令整船人为之动容；他考取了西医、中医两所院校，最终选择了中医，成为一代金匮大家。何任，1921年出生于一个富庶的中医之家，早在童年时期，父亲便让他诵读四书五经及《汤头歌诀》、《药性赋》等中医入门书籍。1938年，何任立志学医，拟赴上海学习。当时上海城郊都被日军占领、上海市已经成为一座“孤岛”，何任通过多种关系，拿到了去上海的通行证，乘上了一艘只有小贩才搭乘的小货轮。“现在不太平，像你这样的壮丁，很危险的。”有好心人提醒何任，当时船上以中青年妇女为多，他是整船唯一一个穿长衫的大男孩。“去考学堂、去看我娘”，面对众人的疑惑，何任拿出了自己的通行证，以去考学和看母亲为由，令好心人颇为感叹。当时的上海西医院校居多，而中医则只有新中国医学院一处，何任一边复习英语，一边学习中文，备考两所学校。不久成绩下来，何任接到了西医院校的备取通知，同时也顺利考取了上海新中国医学院二年级的插班生。“现在我还记得，考题是《论〈伤寒〉六经》，题目极大、极活、极泛”，何任一连用了3个“极”字。“我一直写到监考先生站在我身边来催，才收笔。入学后，我听老师说，我其实可以考三年级的插班生，现在想来，我选择学中医是对的，在学校的那段日子，谢利恒、丁仲英、祝味菊、徐小圃、秦伯未、章次公等名家先后施教，让我视野大开。”由于基础扎实，学习刻苦，成绩出色，何任深得老师赏识，被同学们一致推举为年级长。1941年，实习结束后的何任到浙江永康盐务局当医生，接触到了天花、麻疹、伤寒等疾病，随后，何任以一篇《中医诊治急性传染病之实践》的论文顺利拿到毕业证书。教学传承中医尽全力他是中医教育家，1947年在杭州创办了中国医学函授社；他辞去公职一心办学，成为杭州市中医协会第一届主任委员；他先后担任浙江中医进修学校副校长、浙江中医学院副院长、院长等职；他招收中医学术继承人、博士后，全力传承独特学术思想与临床经验。为了让中医学术发扬光大，何任倾心教育，全力传承。1947年，针对许多医生多为家传、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拜师学习的往往不能学到老师真传的状况，何任就在杭州创办了中国医学函授社，向全国招收中医函授学员。“那时候抗日战争已经结束，可是社会并不太平，物价飞涨，我想找一些参考书，可是全杭州除了几处旧书摊以外，找不到一家像样的书店。我买了1本线装的《脉经》，花了几斗米的价钱。”提及往事，何任陷入了惆怅。那时的何任刚结婚1年，爱人陆景涛在工作之余，也帮何任整理资料，凭着简朴生活和夜以继日的工作，何任陆续编写了《中医内科学》、《中医妇科学》、《中医外科学》等一系列讲义，并用于函授教学。新中国成立后，何任虽然先后担任杭州市中医协会主席、浙江中医进修学校副校长、浙江中医学院副院长、院长等职，但始终未曾离开中医教学岗位。1958年，何任奉命筹建浙江中医学院（现浙江中医药大学），从物色师资，到学习办学，一边主持行政工作，一边投身于中医教育，培养了无数中医进修生、本科生和研究生。他的学生遍天下，1982年，何任出席卫生部第一次“中日《伤寒论》学术讨论会”，代表中国学者作”《伤寒论》的博涉知病、多诊识脉、屡用达药“之学术报告，反响巨大。1985年应日本汉方医界和东京医校邀请，去日本讲学。1990年，何任被确定为首批全国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指导老师，招收两名中医高徒。对于自己的弟子，他竭其所知，倾囊相授，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学术思想、临床经验传授。1993年，何任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成立了“何任中医基金会”，以奖励在中医药教学、科研中取得突出成绩的教师、学生。如今何任已是接近90高龄，依然思维敏捷，笔耕不辍，坚持门诊。“何老工作起来不知道累，直到现在，还带着我们到各地讲学。”他的弟子徐光星说，“人们曾经不止一次地询问他，为何还要如此辛苦，他总是说，‘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学术“研究《金匮要略》第一人”他编写了解放后第一部《金匮》读物《金匮要略通俗讲话》，至今已发行15万余册；他主编的《金匮要略校注》成为现代校注《金匮要略》的最权威版本，被日本学者誉为“中国研究《金匮要略》的第一人”；他被称为经方大师，和刘渡舟先生一起被称为“南何北刘”。何任认为，学生毕业不是意味着学习的结束，更意味着自己独立进行艰辛研究的开始。在教学、临床之际，他以中医第一部杂病学专著《金匮要略》为研究重点，开始了自己成为《金匮》大家的探索之旅。1958年，他编撰出版了1949年后中国第一部《金匮》读物《金匮要略通俗讲话》。此书第一次以白话形式对《金匮》原文进行全面阐释，极大地方便了初学者，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至今已发行15万余册。1985年，他编撰《金匮要略提要便读》、《金匮要略讲义》两书，为《金匮要略》的教材编撰探索出了一种沿用至今的范式。同年，应日本汉方医界和东京医校邀请，何任前往日本讲学，为日本学者作“《金匮要略》之研究”的学术报告。精邃的研究，丰富的成果，生动的报告，深得日本学者的尊奉与推崇。何任研究经方，也善用经方，主张尽可能使用经方全方.1988年，他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每次赴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北京中医药大学董建华先生都会邀请他去义诊，当时他主要研究《金匮要略》，北京中医药大学刘渡舟主要研究《伤寒论》，二人被董建华先生称为研究经方的“南何北刘”。1991年，何任主编的《金匮要略校注》、《金匮要略语译》两书由人民卫生出版社正式出版，其中《金匮要略校注》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二等奖（部级），并被翻译成日文版，成为日本医生学习中医的教材，他本人也被日本汉方界誉为“中国研究《金匮要略》第一人”。如今，该书成为现代校注《金匮要略》的最权威版本。作为一代《金匮》大家，何任应用经方非常娴熟，用药味少而效宏。“经方用药，须有严格规律”，何任说，“用大承气汤就得按‘四黄、八朴、五枳、三芒’的比例。如果少其中的芒硝，那就不能说用大承气汤，而是用小承气汤。在临床中，要么你就准确地运用经方，有针对性的辨病、辨证，要么不要说你用经方，只能说是个人的经验方。”“比如泻心汤，某一味药的用量加大，为主药，就分为半夏泻心汤、生姜泻心汤、甘草泻心汤等，而各方中亦有一些增损，但各有其适应证，不可混用。”何任每天都要抽出时间读书、每月都要撰写论文，至今已发数百篇。《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从1977年创办至今，每期都有何任的学术论文刊出，30年来从未间断。医术疑难杂症疗效佳他虽是经方专家，但不排斥时方，当用则用，惟效是求；他创立的“不断扶正，适时祛邪，随证治之”的十二字治疗肿瘤原则，在临床被广泛运用，并屡获奇效。擅用经方，亦不排斥时方，一切惟疗效是求，这是何任遣方用药的特色之一。时方，习惯上指的是经方以外的治温热病各家方，如三仁汤、清营汤之类。何任认为，这种方剂，基本上是结构完善的，一般宜全方使用，不可过多增减。每逢何任门诊，浙江名中医馆和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门诊部必排着长长的队伍。这些人大多是凌晨一、两点钟来的，有的则是前一天晚上就在这里等候。他们有的讲杭州方言，有的操东北口音，有的是广东话，还有的是归国华侨说着的不太流利的普通话，不为别的，正是为了来找何任教授看病。“何任可真是华佗再世，是真正的大医。我现在这条命就是何任给的呀！”在之前的采访中，浙江嘉兴病人沈某反复赞颂何任。沈某被上海某大医院确诊为胆囊癌晚期肝浸润，认为已无法医治，并预言只能存活20天左右。经何任详细诊察，精心辨证，以扶正祛邪蠲痛法立一处方。病人服用7剂后即觉症状明显好转。续服4月后前往原上海某大医院检查，癌肿完全消失。2个月后即照常上班。后间断服药，至今已过去整整18年，病人依然健康如常人。何任擅长治疗时病内科、妇科、肿瘤、疑难杂症等，在治疗肿瘤时，强调应遵循“不断扶正，适时祛邪，随证治之”的十二字法则。“不断扶正”，就是指治疗自始至终要调整正气，培益本元，提高病人抗病能力。“不断扶正”之方法，何任在临床上又将其细化为三种，即益气健脾、养阴生津、温阳补肾。“适时祛邪”，就是指在“不断扶正”的基础上，将清热解毒法、活血化瘀法、化痰散结法、理气解郁法交叉配合使用。“随证治之”，即是指在综合考虑肿瘤疾病的基础上，在“不断扶正”、“适时祛邪”的原则指导下，依随病人就诊时所出现的各种证候表现及体检指标，针对性地辨证治疗。何任早年行医期间，曾遇一肺结核大出血的病人，病人情况危急，何任一边令人用冷毛巾敷与胸部，一边把藕捣汁冲服十灰散，病人大出血停止。“单独的中医也能治疗重症，关键是要有勇气治疗。”何任说。22岁女患者刘某，患精神分裂症多年，时常发作，不时歌吟啼哭，烦躁恼怒，甚至割腕自杀。经何任诊查，为其开出两个处方，叮嘱病人两个药方隔周交替服用，病情有效控制，并参加了一个模特班培训，欲参加某项全国模特大赛。当病人及家属感激万分，跪谢何任时，何任却谦逊地说：“医生就是要想尽办法治好疾病，上工十全其九，我还有距离呢！”有时他的病人太多，医院怕他太辛苦，欲回绝补号的病人，何任总会说，“他们从外地赶来，已花了不少路费，就加个号吧，我迟点休息无所谓。”已是浙江省名中医的小女儿何若苹说，“我父亲这一辈子行医救人的故事，说上1年都说不完。甚至他老人家自己生病时，都不忘自己是一名医生，还在钻研岐黄之道。”做人社会责任重如山他是“十老上书”的领头人，亦是“八老上书”的参与者；有人贴大字报，戏称他为“八哥先生”，当上级追查，仍出手相救；他对中医药事业奔走呼吁，赤胆忠心。何任对中医药事业的精诚之心，日月可鉴。当代中医发展史上有两次著名的“十老上书”、“八老上书”，何任均列其中。他是“十老上书”的发起人，1984年，焦灼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举步维艰，何任高瞻远瞩，联合山东中医学院张灿玾教授、湖北中医学院李今庸教授、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路志正主任医师等十位当时全国最著名的中医专家，呈书国务院总理，陈述制约中医药发展的严重制度缺陷，恳切希望中央能建立独立的中医药管理系统，成立国家中医管理局。“我当时的这个决定，连我的爱人都不知道，都是在秘密进行，上书国务院，以前我们没有做过”。回忆起那段往事，何任感慨颇多。1986年，国务院成立了专门负责管理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国家中医管理局，从此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有了自己专职的政府行政机构。1990年，何任等8位全国著名中医药专家再次上书中央，恳切呼吁加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职能。“八老上书”得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不仅加强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职能，一些省、市也相继成立了中医药管理局。再次想起往事，何任的脸上多了一丝肃穆，“有的老专家现在都不在了，中医发展需要传承啊。”何任关注着中医的发展，却从不把别人对他的评价放在心上，对批判自己的人还出手相救。1957年，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身为学校党委委员的何任由于经常传达党的文件被人贴大字报戏称为“八哥先生”，在上级派人调查此事时，认为该人是对党进攻，而何任却将责任归结为自己身上。“他也有妻子儿女，也不容易，也是一时冲动吧，我说，他贴大字报是因为我主张使用经方要原方使用，不要改变，所以才被他戏称，上级认为我说的有道理，没有追究。”何任说，“现在他还在世，我想我是对的。”“老人家一直关注中医事业的发展，每当有好的政策出台，就特别激动，”在何任停顿之际，他的女儿何钧讲起父亲第一次读“十七大”报告时的情景，“报告中有关于中医的发展，提出了‘中西医并重’，这使老父亲激动不已”。“以前资料是‘中西医结合’，现在中央明确‘中西医并重’，说明党和国家对中医药事业的高度重视。”何任说。“老牛明知夕阳短，不待扬鞭自奋蹄。”这是何任为浙江中医药大学写的条幅，“养生先养心，养心先养诚”是其做人的准则，高尚的医德、精深的技艺，何任赢得了社会的普遍推崇与敬重。他以赤胆忠心的中医情怀，凭借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孜孜探索的精神，开拓了一条艰辛卓绝的名医之路。何任小传1921年生于浙江杭州人，为中医世家。1938年-1941年，上海新中国医学院学习。1947年，创办中国医学函授社。1949年-1955年，创办庆春中医联合诊所，任浙江中医进修学校副校长。1958年-1983年，任浙江中医学院副院长、院长。1983年至今，任浙江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主任中医师、博士生导师。（H）“30位国医大师介绍”之八：李济仁 新安医学研究奠基人● 他带领学生还原了668位新安医家和400余部新安医籍的原貌● 他提出“痹痿统一论”等系列学说，制定辨治顽痹四法，创立效方验方● 他突破家传囿规，进行开放式的医学传承，培养了一个博士团队自古名医出江南。安徽省唯一的国医大师不是来自省城，不是来自中医医院，而是来自于偏处一隅的皖南医学院弋矶山医院中医科。李济仁，人如其名，注重立德，以仁心仁术济人济世，他主张立功，倡立“痹痿统一论”等系列学说，在医教研岗位上引领学术发展方向，成为新安医学研究奠基人。他讲究立言，带领家庭乃至一个博士团队，著书立说，传承发展新安医学。志存高远 仁心济世从乡医到中国名老中医著名黄梅戏演员严凤英患顽固性失眠1年有余，三诊后，严凤英一切正常，从此再也不用安眠药了。1931年的寒冬，地处徽州歙县桥亭山凤逸村的贫苦篾匠李荣珠喜得贵子，取名李元善。几十年后，李元善从乡村医生一步步成为新安医学传人，成为中国名老中医和国医大师。7岁时，李元善开始学四书五经。他天资聪颖，乐于思索，奠定了坚实的国学基础。1943年，他遵从“天下之至变者，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