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中的教育

（一）洋务运动中教育的大转变

随着洋务事业、尤其是洋务民用工业企业的创办与发展，新式海陆军的建设，需才孔亟，洋务文化教育很自然地迅速发展着。而且在性质上也必然起着变化。如果说19 世纪60 年代洋务教育方面的改革，基本上是封建主义教育的话，那么，70 年代以后到80—90 年代，则是逐渐向资本主义转化并相当程度变为资产阶级教育了。60 年代的教育，是与军用工业、对外交涉相适应的，虽带上资本主义教育的色彩，但它是直接为封建统治服务并仍然是封建主义的教育体制，这一点是显然的。奕?曾企图挑选正途出身的官吏到同文馆学习天文数学等科技知识，以逐步改变原有的干部队伍结构和制度，但这仍然没有超出封建主义的范畴。70 年代以后，特别是80—90 年代则大不相同了。办新式教育的根本目的，虽也是为了维护封建主义统治，但教育的直接服务目标，却是日益增多地为了发展资本主义，也就是为造船、驾驶、电报、矿务、冶金、铁路、纺织、商务以及一切近代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培养所必需的人才。因此，教育的体制，包括课程设置、教育方式等，在向资本主义方向转变，并显示出其不可逆转性。尽管在课程表中仍有读孔孟经书的课，但在整个教育体系中逐步失去了它的主导地位。派遣到外国留学的学生肯定是接受资产阶级教育，国内办起的各类科学技术专业学堂也无疑是这种趋向。

上述这种转变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在当时思想家的头脑中已有较为强烈的反映。

例如，郑观应在70 年代后期写成的《易言》中，就曾把中西教育制度作过对比，他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制度，是“期于实用”，所以分别有船政、格致、武学、通商、医学、农攻等学堂的设立，他批评“中国之士专尚制艺。上以此求，下以此应，将一生有用之精神，尽销磨于八股五言之中，舍是不遑涉猎。”这种人去做官的话，“上自国计民生，下至人情风俗”，及一切具体的兵、刑、钱、谷等事务，必将“措治无从”。中国旧教育制度不及西方远甚。那么，60 年代兴办的同文馆、广方言馆等新式学堂怎样呢？

郑氏说，那些学校，只学语言文字，“而于格致诸学尚未深通”，以致“制造全仗西人指授”，而这，“不过邯郸学步而已。何能别出心裁，创一奇巧之兵船，造一新捷之火器哉！”这就是说，新的与发展资本主义相适应的专业技术学堂非赶紧创办不可，非大力发展不可。这种学校应该是培养精通科技的学生，他们是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服务的。因此，它的学制与教学方法，都应该区别于旧的书院，也有别于60 年代的同文馆等仅仅学习语言文字的学馆。郑观应说教师应从具有科技知识的新型知识分子中挑选，应“择西儒或出洋首选之官生，以充其任。”他充满信心地说，这样做，“以中国幅员之广，人才之众，竭其聪明智力，何难驾出西人之上哉！”其他开明的思想家、政治家们，加王韬、薛福成、李鸿章、丁日昌、盛宣怀等人，均有与郑观应类似的培养新型人才办新型学堂的言论。在此后20 年间形势发展很快，近代工业企业大规模创办，新式而正规的海军舰队的建设与新式“练军”的训练，对新式的精通格致等知识的科技人才的需要更多和更为迫切，办新型学堂的呼声愈来愈高，办新型学堂的实践也愈来愈多。以郑观应为代表的开明人士对于西方教育制度的介绍也更为系统。郑氏所着《盛世危言》，在作为全书指导思想和纲领的《道器》之后，即以大量篇幅叙说西方的教育与人才培养问题，如《学校上》、《学校下》、《西学》、《女教》、《考试上》、《考试下》、《藏书》等篇正文，和附录的《德国学校规制》、《英、法、俄、美、日本学校规制》等；王紫诠《去学校积弊以兴人材论》、《法国激励人材说》等。这些作品可以看作是在为中国兴办新式资产阶级教育制造舆论，也可说它们是在为中国变封建教育制度为资产阶级教育制度探寻改革途径和模式。

事实上，兴办新式西方资产阶级式的教育以培养新式人才，基本上是与新教育的理论探索和舆论制造同步进行的。前者是由于办洋务事业的实践需要实用之才而促使洋务派这样做的。基本上是感性认识，而且是被动者居多。这些实践活动，主要是派遣留学生出国和办各类专业技术学校。

（二）、派幼童赴美国留学

洋务教育，由为封建主义服务转变为为资本主义服务，1872 年派遣幼童到美国留学，是这种“转变”的转折点，是洋务派在教育上跨出的关键性的一步。

选派幼童出国留学，是洋务运动发展必然出现的现象。洋务运动起步以后，引进西方技术办军事工业及购买洋枪洋炮轮船等，只是零星地使用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依赖洋匠操纵指授是普遍的。被指授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情况，比比皆是。洋务派人士在实践中大都意识到，要掌握西方先进技术，非学习其数学、格致等科学原理不为功；他们一般地也都明白，要把西学西技学到手，聘洋师到中国教习是一条路径，更好更有效的捷径，莫过于“置之庄岳之间”。

幼童出洋留学，是洋务事业发展的客观上的需要，而洋务派和先进思想家在主观上也敏锐地反映了这种需要。在幼童出洋留学问题上，容阉倡于先，曾国藩成于后，中间起桥梁促进作用者则为丁日昌。

容闳是中国最早系统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教育的人。他广泛地学习了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文化，因此，当他于1855、1860 年两次回国时，很自然地感到中国的落后，其间尤其感到教育落后，他在1860 年向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提出的7 条改革建议中第二、三、六、七等四条是关于建立新式教育的问题的，诸如：设立武备学校、海军学校和各种实业学校，颁定各级学校的教育制度等。1865 年筹建江南制造局时，他建议曾国藩在厂中设兵工学校。容闳认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怎样才能达到“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的目的，容氏第一个想法就是中国派遣留学生到外洋先进国家学习。早在耶鲁大学读书时，他即已在“他的头脑中酝酿着中国留学计划”了。

关于留学事宜的建议，容闳最先直接与谈的官员是被他称之“志同道合”的丁日昌。1868 年初，丁日昌从上海道升任江苏巡抚不久，容即去苏州公署拜谒，“语以所谓教育计划，丁大赞许，且甚注意此事，命予速具详细说帖”。容闳乃拟条陈四项，除设轮船公司、开矿和限制教会权力作为陪衬外，着重谈“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材”之事。丁日昌以之上于总署文样，文不久去世，此事遂搁置下来。1870 年丁日昌会同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屡与曾商榷并建议：“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诸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曾国藩“深韪其言”，认为这是“收远大之效”的好事。曾氏与李鸿章专折会奏，拟订章程。并提议四品衔刑部候补主事陈兰彬（荔秋）为正委员，江、苏候补同知容闳为副委员，主持其事。很快得到总理衙门同意。奕?奏称：“臣等查西人长技，在于制器，而其大要皆本于算法。现欲取波所长，辅我所短，自非选材前往学习，未易得其要领。”显然，派幼童出洋留学，是为了直接在洋人那里将先进科学技术学到手以图自强。这个用意应该说是可取的。

派幼童出洋留学一事，诚如李鸿章所说：“固属中华创始之举，抑亦古来未有之事”。阻力是非常大的。兹所以选陈兰彬为委员，“欲利用陈之翰林资格，得旧学派人共事，可以稍杀阻力”之故。用心亦良苦矣。章程、委员等得到批准，以下就是筹备出洋的具体工作了。

1870 年冬曾国藩回任两江后，在向清廷奏请批准的同时，与容闳具体商议幼童留美事宜。当时商定四事，这四事基本上把“章程”主要内容具体化：

（1）派出洋学生额数120 人，分4 批前往，每批30 人。学生年龄定为12—20 岁。

（2）设立预备学校于上海，校长为曾国藩幕府的刘开诚。凡身家清白、身体健康、经考试汉文被 录取的学生，即进预备学校肄习中西文字，学习一年后派赴美国留学。

（3）确定留学年限为15 年，另加2 年游历以验所学。

（4）关于经费。预计学生束脩、膏火、房租、衣服、食用费每人每年400 两，连委员、翻译、教 习薪水及其他用费，20 年共120 万两，由江海关洋税项下指拨。规划是较为周到的。

容闳称此举为“中国二千年历史中特开新纪元”，就中国教育史来说，称此为“新纪元”不是过分之语。 为了更好地办理出国事宜，设留学生事务所于上海，监督2 人，由陈兰彬、容闳担任，陈专司汉文和德行等事，容专司各学科事宜，财务则由陈、容共同主持。另设汉文教习2 员，翻译1 人。1871 年夏招收第一批学生，因未满额，容闳乃至香港在英政府所设之学校中“遴选少年聪颖而于中西文略有根柢者数人，以足其数”。例如第一批学生中的吴仰曾，容尚谦、邝荣光、罗国瑞、潘铭启、钟和以及后来成为铁路专家的詹天佑，都是从香港补招来的。由于北方较为闭塞，学生中北方人极少，“来者皆粤人，粤人中又多半为香山籍。百二十名官费生中，南人十居八九。”

1872 年夏秋之交，第一批留美学生由上海乘轮赴美。1875 年最后一批送毕。按规定：学生出洋后，“肄习西学仍兼讲中学，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随资高下，循序渐进。每遇房、虚、昴、星等日，正副二委员传集各童宣讲圣谕广训，示以尊君亲上之义，庶不至囿于异学。”这种规定，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留学事件上的具体化，典型的洋务教育方针。学生出路也有明文规定：“此系选定官生，不准半途而废，亦不准入籍外洋，学成后不准在华洋自谋别业”，而一律“听候总理衙门酌量器使，奏明委用”。可见幼童出洋留学专以洋务活动为目的而派遣。

幼童到美首先是学习英语，因此，大多数学生住在当地居民家中，以便加快过语言关。他们一般是先进小学，再进中学，而后入大学，循序渐进。例如詹天佑就是先进西海文小学，再迸纽海文中学，而后考入耶鲁大学的雪费尔学院专攻铁路专业的。

像国内其他洋务事业一样，先进与守旧的矛盾斗争在赴美国留学问题上也是尖锐的。驻美委员容闳名义上是副职，其重要性却居首位。容闳与洋务派的结合是他的“西学东渐”主张，与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师夷长技”相一致的缘故；但他们间有很大矛盾。前者是从发展资本主义建立资产阶级制度出发的，后者则是从维护清封建统治出发的，派顽固守旧的陈兰彬为正监督就是这种出发点的体现。李鸿章曾将陈、容作过对比，说容闳“熟悉洋情语言文字，较荔秋差强。但其汉文未深，又不甚知大体，亦是一病。”

这里所说“大体”，从根本上说，即是封建制度的“大体”。李氏明确描述容闳的作用说：“陈主事带学生赴美国，若无容丞闳为之先导，必致迷于所往，寸步难行。”陈、容的结合，实际也是贯彻了中体西用的精神。即以封建顽固派为主导，借用容闳的外国关系和外国语言文字的技巧而已。这就不可能不发生矛盾。矛盾的根子，在坚持封建性与资本主义化之间的对立。容闳的目标，要将幼童培养为系统接受资产阶级教育的人，“早不以遣派留学为然”的陈兰彬为代表封建统治阶级的目的，仅仅是培养接受西方科学技术和办理外交所需的洋务人才。这一点李鸿章讲得也很明确，他说“挑选幼童赴美国肄业，以求洋人擅长之技，而为中国自强之图。”这就是教育章程中坚持规定孝经、五经等课程的由来。“体”“用”矛盾也随时表现于日常生活。

容闳概括地说：“例如学生在校中或假期中之正杂各费，又如学生寄居美人寓中随美人而同为祈祷之事，或星期日至礼拜堂瞻礼，以及平日之游戏、运动、改装等问题。凡此琐琐细事，随时发生。”这些事，始而是陈兰彬与学生的冲突，逐步导致陈、容之间的冲突。在陈兰彬看来，学生参加基督教的活动是叛逆行为，健身跳跃等运动视为不守规矩，剪发辫着西服更看作对清王朝不忠。1876 年因剪发辫等事而被撤回的幼童学生就有9 名之多。这当然是容闳所不以为然者。矛盾发展到陈兰彬推荐吴子登继任监督这一年而更为尖锐。1875 年陈回国，区谔良代署，次年区回国，陈兰彬荐吴子登继任。吴较之陈的顽固性有过之而无不及。容闳说陈兰彬之荐吴自代，是“陈对于外国教育之观念，实存一极端鄙夷之思”的表现。从此“留学事务所乃无宁岁矣。”确实，吴子登肆意攻击，说容闳听任学生“放荡淫佚”；说学生“读书时少而游戏时多；??对于新监督之训言，若东风之过耳；??学生已多半入耶稣教”等等。吴认为，这些学生若久居美国，“必致全失其爱国之心，他日纵能学成回来，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极力建议将留学生撤回。

陈兰彬、吴子登的反对和攻击不是孤立的，国内顽固派与之遥相呼应着，“士大夫议者纷纷”，1880 年左右达到高峰，他们说“幼童出洋一事，糜费滋弊，终砂实效。”李鸿章貌似公正，实际上是倾向于顽固派，他带着妥协的口吻对时任驻美国秘鲁公使陈兰彬说：“纯甫意见偏执，不欲生徒多习中学”，他为此致函容闳，“属勿固执己见”，并“令其不必多管，应由子登太史设法整顿，以一事权”。李鸿章的这种思想和态度，更促使加速撤退留学生。在议论撤退留学生问题时，吴子登始则主张“悉数可撤”，继则认为，“习气过深与资性顽钝者可撤回华，其已入大书院者满期已近，成材较速，可交使署兼管”，陈兰彬则“坚持全裁之议”。争论结果，留学生终于1881年下半年先后“凄然返国”。共撤回94 名（在此以前因故撤回和病逝者26名），其中头批21 名，均送电报局学传电报；第二、三批学生由船政局、上海机器局留用23 名，其余50 名“分拨天津水师、机器、鱼雷、水雷、电报、医馆等处学习当差。”其中个别人如容闳侄子容揆在撤回后在容氏帮助下又到美国耶鲁大学完成了学业。

中途撤回留学幼童，是顽固守旧派和一切俱怕西学危及清王朝封建统治者的“胜利”，却是对培养新型人才的扼杀。当时不少有心人均为之惋惜。郑观应说：“全数撤回，甚为可惜。既已肄业八、九年，算学文理俱佳，当时应择其品学兼优者，分别入大学堂，各习一艺，不过加四年工夫，必有可观。何至浅尝辄止，贻讥中外。”黄遵宪在其《罢美国留学生感赋》中叹道：“蹉跎一失足，再遣终无期；目送海舟返，万感心伤悲。”1900 年梁启超游美国至哈佛时，谈起20 年前幼童中途撤回事，亦“为欷歔久之”。

然而，由于派幼童出洋是为了适应洋务运动发展的需要，洋务派早就有对学生“各习一艺”的要求，所以尽管留学生被中途撤回，不少人还是学到些长技的。1877 年，也是第一批学生留美的第五个年头，李鸿章即指示容闳等人说：“中国所亟宜讲求者，煤铁五金之矿，未得洋法，则地宝不出”，所聘洋人未必均是高材，“如出洋学生年有颖异可造之才，望送入矿务学堂”深造。因而一时学矿学者较多。又如，在临撤回前半年，李鸿章因电报需才，电告即将任满的驻美公使陈兰彬，转请容闳赶速在幼童中“择其颖悟纯静，尚未入大学院者二十人，令速赴各处电报馆游历，讲求电学。”容闳照办了。

因此，幼重中还有不少专业技术人才，对后来中国实业的发展起了较大的作用。除众所熟知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在中国铁路建设中所作贡献外，黄仲良先后担任沪宁、津浦铁路总经理，粤汉铁路副局长；黄耀昌、陈荣贵、唐国安、梁普照、邝荣光、邝景扬、陆锡贵等，成了首批矿业工程师；朱宝奎、周万鹏、袁长坤、程大业、吴焕荣等均在电线电报方面作出重要贡献。总计120 名幼童留学生，除早夭12 人和私人经商等事共约20 人左右外，近百名回国人员中，在实业界铁路、电报等企业任工程师、经理等技术和管理者有44 人，外交官和翻译官16 人，海军、海关官员、学校教员、医生等方面工作者约20 余人。可见幼童留学回国对中国近代化起着作用。因此，有人说“诸生卒业回华果然轶群者鲜”，是较公允之说，但如说“不过备翻译之选而已”，是不符合事实的过分贬低之说。

三、留欧学生的派遣

清政府鉴于幼童缺乏外语和测算等科学知识基础，在外国学习时间过长，不但经费太费，抑且因年幼“易染西洋习气”，所以主张出洋留学的学生，应以成年的、外语和科学基础知识根柢较厚者为宜，学习时间以3—5年比较适宜。在那时，具有外语和科学基础知识的青年，主要是马尾船政局所设前后学堂培养的学生。郭嵩焘曾想要求派10 名湖南青年出国，李鸿章拒绝说：闽厂学生有语言、科学知识基础，派他们出洋学习，“五年可期藏功，若如尊指募湖湘子弟十人，于洋文素未涉历，则须仿用赴美学生之例，以十余年为限，先习语言文字，再进机器、测算、汽化各大学堂，于闽厂学生似觉不伦不类，似难合一。”

这样，19 世纪70 年代中期以后派遣的留欧学生，很自然的主要在马尾船政局前后堂学生中挑选了。闽厂学生到欧洲留学，始于1873 年船政大臣沈葆桢的提议。他根据该厂造船过程中的经验，认为必须派员匠学生等到欧美有关国家学习，这是因为“中国员匠能就已成之绪而熟之，断不能拓未竟之绪而精之”。因此，“欲日起有功，在循序而渐进，将窥其精微之奥，宜置之庄岳之间”。他主张学习法国语言文字的前学堂学生，选其“天资颖异学有根柢者，仍赴法国深究其造船之方，及其推陈出新之理”；学习英国语言文字之后学堂学生，选其优异者，仍赴英国“深究其驶船之方，及其练兵制胜之理”。沈氏认为，这样的留欧方案，“速则三年，迟则五年，必事半而功倍”。沈葆桢的这一见解是正确的。本拟随即施行，因1874 年日本侵略台湾和“滇案”等事端而延搁了下来。1876 年“滇案”议结，闽厂学生出洋留学事又被提到了日程。李鸿章于该案议结时将此事会商于威妥玛，并告以“将遣学生赴该国水师大学堂及铁甲舰学习”。与此同时，李氏又与带领学生出洋之日意格、李凤苞再四讨论，拟订章程。原拟派49 人，后经逐细挑选共得30 名，其中制造学生郑清濂、罗臻禄等14 人，另有裘国安等艺徒4 名，以上18 名赴法国学制造；驾驶学生刘步蟾、林泰曾等12 名，赴英国学习驾驶。于1877 年3 月31 日（光绪三年二月初十日），由日意格带同随员马建忠、文案陈季同、翻译罗丰禄等工作人员，与学生一起出洋。船政大臣吴赞诚表达此举的心情和目的说：“该生徒等深知自强之计，舍此无可他求，各怀奋发有为，期于穷求洋人秘奥，冀备国家将来驱策，虽七万里长途，均皆踊跃就道，他日或能蔚成大器，共济时艰。”

这种为社会发展而上下一致地培养人才之举，是非常可取的。接着于次年复增派艺徒5 人，如将此5 名也算作第一批，那末，第一批留欧学生应为35 人。如果加上一面工作，一面参加学习的马建忠、陈季同、罗丰禄三人，共为38 人。头批学生学习3 年，于1880 年先后回国。李鸿章和江督沈葆桢在第一批留欧学生即将回国时，即奏请续派。他们说：“西学精益求精，原无止境，推步制造，用意日新。彼已得鱼忘筌，我尚刻舟求剑，守其一得，何异废于半途。”因此，必须“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才能不断地取西人之长，使“人才蒸蒸日盛”。非续派学生出国留学不可。这种科学技术不断进步，人才知识也必随之更新的发展观，表明李鸿章、沈葆桢等人在洋务活动实践中认识水平的提高。李鸿章、沈葆桢等人的请求，很快得到清廷批准：“着庆春、何璟、勒方锜查熙出洋章程，接续遴才，派赴英、法各国就学。以冀人才日盛，缓急有资。”乃于1881年续派陈伯璋、陈才鍴等10 名，由监督周懋琦率领出洋，分赴英法学习驾驶、制造。

1885 年复派第三批学员，由监督周懋琦率领分赴英法各国学习。这批学生的来源与第一、二批稍有不同。主要选自水师学堂，除福建水师学堂外，尚有一部分是天津水师学堂官学生。共30 名。去英国：学测绘、图阵兼学驾驶铁甲者11 人，学兵船轮管机和算学格致者4 人，习公法等文科者3 人；其余12 人均在法国学习，其中学制造者6 人，学公法的6 人。上述三批留欧学生学成回国后，在实业、外交、教学等各个方面，均起到较为重要的作用。例如，第一、二批45 名学生中，除2 名调往德国肄业无从考查和2 人病故外，41 人（工作人员随同学习的陈季同、马建忠、罗丰禄三人除外）中“能造船者九名，能开矿者五名，能造火药者一名，通晓军务工程者二名，能造炮者一名，能充水师教习者一名，能充驾驶者十三名，能充匠首者九名。”这些事实说明，出洋留学是卓有成效的。其中学习制造轮船的学员，在工作中的成绩尤为优良。署理船政大臣裴荫森就说过：“制造船身学生魏瀚、郑清廉、吴德章，制造轮机学生陈兆翱、李寿田、杨廉臣等六员，自出洋艺成回华，先后派充工程处制造以代替洋员之任，历制‘开济’、‘横海’、‘镜清’、‘寰泰’、‘广甲’、‘龙威’等船，均能精益求精，创中华未有之奇，以副朝廷培植之意。”上述事实是说，派员出洋留学归来，能够靠自己的力量“代替洋员之任”，将轮船造出来，“创中华未有之奇”，这样，洋员的高薪重负可以免除了。裴荫森叙其事说：“溯船政创办之始，所用制造洋员月薪多者四百两，少者亦二百余两。自派该学生等充当制造，而船政所省洋员薪水（每人）每岁不下数千金。”派员留欧学习的作用于此可见。

制船方面是如此，驾驶等方面亦是同样情况。例如李鸿章就曾称许刘步蟾、林泰曾、魏瀚、陈兆翱等人“均于驶船制船窾窾，外洋、内港施用异宜，确能发其所以然之妙，洵为学有心得，堪备驱策。”事实确是这样。林泰曾和刘步蟾分别担任最大的巡洋舰“镇远”、“定远”管带，其他“靖远”、“济远”、“超勇”等主力舰管带，亦为留欧学生所担任。至于严复，不仅担任福建、天津水师学堂教习、总教习20 余年，且翻译《天演论》、《原富》、《法意》、《名学浅说》等宣扬进化论、天赋人权论等名着，为中国近代思想解放作出了贡献。

四、各类实业学堂的设立

各类实业学堂，主要是洋务运动中应工商各务和医学卫生等需要而举办的以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和管理知识为主的新式学堂。早期的如江南制造局兵工学馆和马尾船政局求是堂艺局，虽也带有实业学堂性质，但它们主要是服从于军事上的需要而创设的。随着70 年代从军事工业为主转变为以办民用工业为主，为服务于实业发展而办学堂的目的逐步明确起来；由于出洋留学、尤其是幼童出国化费太大而效果不甚理想，因此，自己办学堂以培养人才的主张，逐渐被人们所接受。70 年中期以后，以服务于工商业为特征的实业学堂创办了。

实业学堂的历史渊源，当然要追溯到1867 年江南制造局采纳容闳建议在局中附设的兵工学馆。两江总督马新贻在建立该学馆时就表达了其性质与任务，他说：“查外国造船行船及制各种利器，皆有专门之学。上年局中觅雇洋人翻译制造诸书，正欲先明其理与数之所以然，使门径既辟，得以循序渐进。”制造局办学馆，就是要“挑选聪颖子弟分门学习，以期日起有功”的“明其理与数之所以然”。其带有实业学校性质是显然的，容闳称这个学馆“造就无数机械工程师”，这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兵工学馆的真实情况。资本主义国家例如日本，将工业学校分为两类：一为关系国家制造之工艺，一为关系民生之工艺，名义上“各不相混”，实则理法是相通的。所以军工学堂与实业学堂并非毫无关系。

实业学堂首推电报学堂，依次为实学馆、矿务学堂、铁路、商务、医学等学堂。电报学堂 中国自己办电报学堂是在架设电线之前。最早的是福州电报学堂。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在厦门福州间和马尾擅自架设旱线，引起“老百姓的仇视”而时常“拔电线杆和电线”。1875 年丁日昌任福建巡抚后，将此线“买回拆毁，仍将电线留存，延请洋人教习学生。”这就是福州电报学堂。学堂里的洋教习就是大北公司的工程师，至于学生来源：一是从广州、香港招来的能英文者，二是船政学堂已有一定的“数学知识者”。教学方法是“理论兼实际，把对电气原理的相当知识和操使所用机器的方法相结合，俾使学生们适合于电报员的职位。”电线尚未架设，先建学堂，说明丁日昌是有远见的。丁氏打算在台湾修造铁路和架设电线，开发矿产，把从大北公司买回的电线和机器等件运合备用。一旦电线造成，这些学生即可去台湾操纵运用。《田凫号航行记》的作者寿尔说：“这样一个学校的建立，使中国有希望在将来采用电报设施”，是中国准备设电报的趋势的反映。

第二个电报学堂要数天津电报学堂了。1880 年津沽电线架设之初，李鸿章即于是年10 月派员在天津设立电报学堂，聘丹麦大北电报公司洋人来华“教习电学打报工作”。李鸿章认为，自己设学堂培养电报人才，可以做到“自行经理，庶几权自我操，持久不敝”。可见设电报学堂是为电报业利权能握于自己手中。事实上，天津电报学堂在电报事业发展中的作用是很大的。随着津沪、沪汉、沪浙闽粤等电线的架设，对电报人才的需求甚力迫切，一时“皆由天津学堂随时拨往”。因学生供不应求，于是又促进了学堂的发展，在一年之后，天津电报学堂即“招谙习英文学生四、五十名一体教习。”但仍不敷用，左宗棠于1882 年在南京设同文电学馆，此学馆采取淘汰制，所招学习电报的幼童，先是宽其人数，而后在学的过程中考其资质，做到“聪颖者留，鲁钝者去”。1883 年电报向全国各省推广，到处需才，在上海成立了较大的电报学堂，从此，上海实际上成为训练电报人才的中心。诚如李鸿章所说，“因推广各省电线，在上海添设电报学堂教习学生”，以分拨各地值报。实学馆 具有名实相副的实业学堂意义的实学馆之设，当推广东为先，倡之者是两广总督刘坤一。他鉴于广东同文馆生徒仅学外国语言文字，不务实业之学，且“专用旗人子弟，一味训课时文，虽仍聘一英员教习，略存其名”的“毫无实际”的教训，认为当前形势发展，务实的“西学馆之设，诚为急务”。乃于1876 年“以银八万元购买黄埔船澳为将来扩充机器局及开设西学馆地步”。这种西学馆的特点，“自不在外洋语言文字之末，以力求实际为是”。刘坤一为办好这种西学馆捐银15 万两。广州西学馆虽为刘坤一所提倡，却成于后来任总督的张树声。

张氏在论述办西学馆的目的时说：中国“开厂造船，设局简器，讲求效法，积有岁年。而步其后尘，不能齐驱竞捷；得其形似，不能开径自行。则以西学入门层累曲折，皆有至理，不从学堂出者，大抵皮毛袭之，枝节为之，能知其所当然，不能明其所以然也。”他认为只有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知识，才能有所创造。于是利用刘坤一的15万两银子，勘得黄埔对河之长洲地方，购有西人船坞，船坞中有轮机，“可为考证学业之资”。 1880 年冬开始兴工，一年后竣工开馆。取名“实学馆”。学生主要学习制造。聘在籍丁忧之翰林院编修廖廷相总办馆务。他说这样，“称名正而言之顺，任人正而学者从”。1878 年刘坤一原在广州机器局附设有西学馆，半天学习理论知识半天参加制造等劳动。刘坤一对于张树声另设西学馆颇育微词，他在《复黎召民》函中说：“张振帅奏开西学馆，而指明先学制造。然温瓞园所办之局，非制造而何？何以不就现在振顿，而必另开一馆？是否别有深意？”这实际上是反映湘淮系之间的矛盾。

广州实学馆的教学方针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这一点张树声讲得颇为明确，他与人书云：“驾驶之材，虽始于学堂，而必成于练船；且学堂功课又自分途，此学问之所以不可不分流别也。中国言西法，往往袭其皮毛，不求实用，诚不独诗赋策论为然矣。”但实际情况在开馆之后并不如张树声的预期，学生主要“肄习西洋语文、算法，??此外有关兵事诸端，未能肄及。”1884 年张之洞继任两广总督后，“察看该馆生徒学业，尚堪造就，改名博学馆”，意思是比之实学馆的肄习内容要广泛一些。1887 年张之洞以“广东南洋要冲，边海兼筹，应储水陆师器使之材，较他省为尤急。”必须扩充新式海陆军，乃就实学馆原址增地建舍，改为水陆师学堂。

实学馆改为水陆师学堂后，广东于1889 年另外设立西艺学堂，分设矿学、电学、化学、植物学、公法学等五种专业，额设150 名。张之洞认为，这五种专业，“皆足以资自强而裨交涉”。于是，西艺学堂的筹备工作加速进行。张之洞电请出使英国大臣刘瑞芬分别募请上述五种教习。除电学教师一时未雇请外，所聘有公法律例教师赫尔伯特、植物学教师葛路模、化学教习骆丙生、矿学教习巴庚生等四人。前三人雇聘合同三年为期，每月工薪40余镑到70 余镑不等，巴庚生最高，年薪1000 镑，月合80 余镑。之所以如此，因巴庚生“铜铁锡矿学、化学皆精”，既是学生出身，又是经验丰富的“开矿有效”者。这些洋教习，因张之洞调鄂督而随之赴鄂。张之洞在创办汉阳铁政局时，复设立了矿学、化学等学堂。比广东稍晚设立的实业学堂尚有一些，例如1883 年吉林设立的表正书院，1887 年台湾设立的西学堂等。表正书院是督办宁古塔等处事宜的吴大澂所倡办，委令“数理精深，又能循循善诱”的江苏候补知县了乃文总司教习事宜，候选从九品廖嘉缓为分教习。该书院在吉林机器制造局东偏隙地盖造房屋26 间，由总办机器局的江苏候补同知朱春鳌经理其事。据吴大澂说：学生来源系由“吉林府教授衙门送满汉生童三十余名住院肄业，专令学习算法”；“该生童等有志向学，渐入门径，颇有可造之材，将来日进有功，与机器制造测量诸法，触类可通。”

学习是颇有成效的。由上可见，表正书院的兴办与学习，是同军用的制造局密切攸关的。台湾西学堂系台湾巡抚刘铭传所倡办，总的说是应洋务事业需要而创办的。一是“台湾为海疆冲要之区，通商筹防，动关交涉”，但台地无通外国语文之人，取才内地也有很多困难；二是“台地现办机器、制造、煤矿、铁路”等工业企业，需要这种科技人才甚为迫切。于是在1887 年4 月设立西学堂。招收“年轻质美之士”20 余人，“延订英国人布茂林为教习”，另聘汉教习2 人，“于西学余间，兼课中国经史文字，既使内外贯通，亦以娴其礼法，不致尽蹈外洋习气，致堕偏诐。”学生第一年学外文，而后“渐进以图算、测量、制造之学，冀各学生砥砺、研磨，日臻有用”。这样，台湾就会做到，既有外交人才，亦将备有工业近代化中所需的科学技术等工程管理人才了。

值得一提的是湖北自强学堂。该学堂系张之洞于1893 年10 月创设于武昌。分方言、算学、格致、商务四斋。方言一斋学生必须住堂肄业，其余三斋不甚强调住堂，着重于按月考课。可见重点是放在方言上，张之洞说：“自强之道，贵乎周知情伪，取人所长，若非精晓洋文，即不能自读西书，必无从会通博采。”但后来对技艺也逐渐重视起来了。并于1896 年将原铁政局内化学堂并入自强学堂“别为一门”。此外，自强学堂还很注意翻译有关工农商等方面的技艺书籍。张之洞说：过去总署和上海方言馆所译的书，多为交涉公法和武备制造的书，这当然是必要的，但事物是发展的，今天大不同于往昔，他说：“方今商务日兴，铁路将开，则商务律、铁路律等类，亦宜逐渐译出，以资参考，其他专门之学，如种植、畜牧等利用厚生之书，以及西国治国养民之术，由贫而富，由弱而强之陈迹”等诸方面的书，都应笔译广为刊布流传，“为未通洋文者收集思广益之效。”张之洞的认识是正确的，自强学堂的工作对社会是有贡献的。

此外，轮船招商局于1894 年附设了驾驶学堂。这是该局帮办郑观应发起创建的。他说：“商战需从学问上讲求。既需船械，精制造；既精制造，要识驾驶，所谓有人才而后可与人争胜也。”乃成立驾驶学堂，聘“江裕”船主鼐克任总教习，签订了合同。合同对总教习要求很严，他“必须由驾驶学堂出身，考领超等文凭者，应教法得其上乘乃克膺此重任。”郑观应认为鼐克是符合条件的适当人选。合同规定：“限期五年，尽心竭力教导诸生，务期于限内洞悉行船一切技艺绝无隐瞒挂漏。”可惜后来鼐克教学成效不着。

五、具有实学性质的水陆师学堂

水陆师学堂本为军事学校，但在当时，这类学堂学生所学技艺，均带有一般实学馆所学的科学技术和工程学方面的内容。事实上，水陆师学堂对整个社会来说有着推动科技发展的作用，而且，中国自己办学堂学西学是由军事性学堂开其端的，福建船政局所办求是堂艺学是其典型事例。70—80 年代以后，水陆师等军事学堂的创办，不仅是海陆军的需要，也与社会经济的近代化有密切的关系，应该认为是整个社会学西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上述这类学校中规模较大者，首推天津北洋水师学堂。该校是李鸿章“因北洋兵船陆续增置，驾驶、管轮两项需才甚亟”，而于1880 年倡议奏设的。原委派吴赞诚督率筹办，嗣以吴病笃，改派久充船政提调的吴仲翔充任。校址设在机器东局之旁，“堂室宏敞整齐，不下一百余椽，楼台掩映，花木参差，藏修游息之所无一不备。另有观星台一座，以便学习天文者登高测望，可谓别开生面矣。”在当时，设备算是不差的。但因北方风气闭塞和学生膏火费月仅一两等原因，以致额数未能招满，“投考者或资质平庸，或年纪过大，终少出色之材”。学堂乃于1882 年10 月重订章程，将月给一两增为四两，“俾一经入选，八口有资，庶寒畯之家咸知感奋。”并仿福建船政学堂学生“学成之后，皆任各轮船将领，荐保二、三品官阶”之例，许诺“若果卓有成就，??从优奏奖，破格录用。”“章程”除月给四两、和医药、伙食及上述这些优待以示号召外，还作如下规定：（1）学生须取具家人甘结和士绅保结。学生在堂5 年为期，甘结内声明不满5 年不得自行告退和请假完娶，亦不得应童子试；（2）“驾驶学生专习管驾轮船，管轮学生专学管理轮讥，在堂应授功课毕后，均上练船历练”；（3）每7 天中2 天习汉文。等等。天津水师学堂是颇有成效的。当其开始时，“北方风气未开，学生入堂之初，非惟于西语西学咸所未闻，即中国文字亦仅粗通。”这样素质较差的学生苗子，但经过3 年课堂学习，不仅学完一般课程，而且“欧洲水师学堂所留以俟上练船后指授之学，此堂均已先时预课”。就是说，应该是在练船上学习的东西已预先学过了。而“堂中所授繁难诸学，多为从前闽厂驾驶学堂洋教习所未及课”者；这些学生，不仅外国语言文字学好了，而且算、电、光、重、化、机械“诸学，视同文馆实相倍蓰”。天津水师学堂之带有实学馆特点及其成效于此可见。

洋务派对于由学堂培养人才的认识是有其正确性的。李鸿章说：“水师为海防急务，人才为水师根本，而学生又为人才之所自出。”他认为，近代的新式军队再也不能像过去旧式军队那样不办学堂也可以统兵打仗了，因此，他把水师学堂看作“立中国兵船之本”的一项措施。除天津水师学堂之外，规模较大的要数张之洞在广东设立的水陆师学堂了。为什么要设立广东水陆师学堂？张氏说：本来中国人材荟萃，兵法亦精。“特是时势不同，船炮机器诸端，至今而巧者益巧，烈者益烈。若欲应时制变，固非设学堂不可。”

这个见解与李鸿章是一致的，即新式军队的建设非通晓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人才不可。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对广东来说，尤其需要迫切地解决这个问题。因“广东南洋首冲，边海兼筹”，水师固很重要，陆军也必不可少，水陆“二者不可偏废”，“储水陆师之材较他省为尤急。”张之洞乃于1887年7 月，就博物馆馆址改为水陆师学堂，并“添购地段（四十七亩有奇），增建堂舍”，力臻完备。委派曾充福建船政提调10 余年，“才识沉毅，思虑周详”的吴仲翔为总办。甄选学生，调派教习，购买书籍、仪器，马上开办。首批学生主要是博学馆原有之70 余名学员，“派令分习驾驶、管轮诸学”。学堂对学生的质量要求很严，“器识、资质、体气之不如式者”加以剔除，经挑选，傅学馆原有70 名学生仅剩38 名；1889 年9 月，复由福建船政局后学堂调来已学习了3—4 年的学生37 名，“以其在闽原属分习驾驶、管轮，而入堂先后不等，察其造诣深浅，或另列一班，或量与博学馆旧生分别并班入堂受课”。以上是为学水师专业者。学陆师的学生，则于1888 年6 月，“由天津调致曾充行伍、胆力素优之武职员弁二十名”派充。1889 年10 月，又由天津招致曾经读书能文的幼童20 名，在他们打下一定的英文、算学基础后，再“酌派水师陆师，令专习一艺”。据上所说，广东水陆师学堂的学生，都是在实学馆或福建、天津新式学堂中初步学有外文、算学及其他科学技术知识的学生，所以一般在堂学习2 年，学水师者即派到练船实习，学陆师者即派赴各营供差。

广东水陆师学堂与洋务派所办其他的学堂一样，强调中西兼学。但由于张之洞颇富于理论色彩，已较明确地有了“体用”观。“其规制课程略仿津、闽成法，复斟酌粤省情形，稍有变通。”其具体方针是：“兼采各国之所长，而不染习气；讲求武备之实用，而不尚虚文”。这实际上就是明确“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关系。所谓“西学”即这些实业学堂学习的主要内容，不再赘述。这里主要谈“中学”的具体规定：“堂中课程限定每日清晨先读四书五经数刻，以端其本；每逢洋教习歇课之日，即令讲习书史试以策论，俾其通知中国史事兵事，以适于用。”还规定：“在堂者一律仍准应文武试以开其上进之程。”这些说明，除明确体用关系外，强调了给予科举的出路。其吸引力应是比较大的。这也可以说是较有完整体系的洋务教育学制。

第三个有相当规模的水师学堂是南京水师学堂。该堂系署两江总督沈秉成创于1890 年，堂址设于南京仪凤门隙地上。学堂招募聪颖子弟120 人，分驾驶、管轮两班学习，每班各60 人，5 年后咨报海军衙门考选。此外，将原来已裁撤的江南鱼雷学堂部分学生“归并堂内，以示节省”。对这部分学生，“量技艺之高下，分为头班、二班、三班”，每班20 人。学制5 年。据说先毕业的头班学生“实有成效”。1890 年前后，是清政府设立水师学堂的高峰。江南而外，还设有威海水师学堂和昆明湖水师学堂。威海水师学堂，由海军提督丁汝昌于1889 年设于刘公岛提督衙门旁。这是应北洋海军需要而设的。李鸿章说：“水师学堂之设，实为海军切要之图，仅只天津一堂，储材无多，恐难敷用。”丁汝昌乃援天津水师学堂成规试办威海水师学堂，学堂规模不大，教职员工等人共59 员。昆明湖水师学堂，全名“昆明湖水操内外学堂”。创于1887 年，学生系“遴选健锐营、外火器营官兵之子弟通晓文义及年力精壮者来堂”肄业，学制是仿照天津水师、武备两学堂“分门课艺”，教习则“拣派精于西学暨由金州水师营调来熟知水性”者充任。内学堂学生“课以西法测算、天文、驾驶诸学”，学5 年有成效者，送赴天津水师学堂复考，并上海军练船历练；外学堂学生“教以行船、布阵及施放枪炮诸法”，亦颇有成效。与近代新式海陆军创建和发展相适应，洋务派不仅创办了水陆师学堂，同时也创办了近代式的医疗卫生事业。医院的设立系于1888 年奏定，次年正式成立。天津设储药施医总医院，威海、旅顺二处设水师养病院。三种医院均由海军提督水师营务处与津海关道会商派员管理。天津总医院分西医学堂、施医院、储药处三大部分，“专司购储材料、诊治弁兵，并挑选生徒分班肄习”。这个医院专设医科学堂，可见是与培养医务人才结合起来的。天津总医院在天津城外建房屋180 余间，西医学堂占有房屋78 间，西医学堂的规模还是不小的。学堂学生学成后，派赴海军各营舰充当医官。故西医学堂“尤为北洋各医院之根本”。

李鸿章得意地说：“北洋创办海军之初，雇募洋医，分派各舰为费不资”，西医学堂的建立，医务人才自己培养，不必多用洋医了，可以省费多矣。另外，军事技术学校具有实业学堂特点者，还有一些，如鱼雷学堂、操炮学堂、北洋武备学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