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长江支队

我所知道的“长江支队”（上）听从党召唤，武安组建稿件来源：上原宁德地委书记吕居永讲述南下干部在长治集结时的情况。原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为长江支队题词“南下干部”是一个特殊的历史名词，它产生于解放战争时期，这是一个有着辉煌而光荣的革命群体。由太行、太岳根据地干部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是“南下干部”的代表和缩影。“长江支队”是唯一一支南下前支队负责人受到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亲切接见，并面授“四面八方”经济政策的队伍；“长江支队”是唯一一支以“长江”冠名的南下干部队伍；党中央原定将接管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中国最富庶的苏南地区的重任交给“长江支队”。以上三点足以证明中共中央、毛主席对这支队伍的高度重视和无比信任。1949年春节刚过，长治人民在一个月里，连续欢送了两批南下干部。他们是太行、太岳人民的优秀儿女。六十二年过去了，当年，他们怎么来到长治？"南下"到了什么地方？今天，他们及他们的后代都在何方？请听我讲述“长江支队”的故事。上党战役打响了解放战争的第一枪，长治是最早获得解放的地区，作为解放战争期间的战略后方基地之一，担负着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的重任，向新解放区输送干部是其主要任务之一。1948年秋，人民解放军开始与国民党军事力量进行战略总决战前夕，中共中央于1948年9月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史称“九月会议”。会议分析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高瞻远瞩地指出：“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多项工作的干部，缺乏这项准备，就势必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而使党的工作处于被动地位。”中共中央根据“九月会议”确定的基本方针，作出了《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决议》估计："在战争第三、第四两年内（1948年7月至1950年6月），人民解放军可能夺取的国民党统治区域，大约将包含有1.6亿左右的人口，500个左右的县及许多中等城市和大的城市，并在这些新的区域建立政权。《决议》认为，共需中央局、区党委、地委、县委、区委等五级及大城市的各项干部5.3万人左右，并将抽调干部的任务作了分配:华北1.7万人，华东1.5万人，东北1.5万人，西北3000人，中原3000人。中共华北局积极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为贯彻"九月会议"决议精神，华北局于10月29日作出《关于外调一万七千干部及补足干部缺额的决定》，并于同年12月，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决定，由太行、太岳两区选调得力干部，组建一个南下区党委，即接管一个省（包括省、地、县、区的党、政、军、民）政权的成套班子。中共南下区党委辖六个地委成套班子，由太行区调三个（编为一、三、五地委），由太岳区调三个（编为二、四、六地委）。每个地委辖五个县委成套班子，每个县委辖五个至九个区委成套班子了，每个县的编制为一百二十名。太行区晋东南的二、三地委和豫北的四地委一部分，组成了南下区党委的三地委。1949年2月12日（元宵节），太行区三地委的长治市（县）、平顺、黎城、潞城、壶关县调出的340名干部，统一到长治集中学习、编组，经过近半个月的学习，于2月24日在长治人民“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向南下干部致敬”的锣鼓口号欢送声中，踏着积雪离开长治，27日到达河北武安县。3月15日，太岳区二千多名南下干部聚集长治，在长治期间，受到太行三地委的热情款待，并组织他们参观了长治自来水厂、发电厂等一些企业。3月17日，太岳区党政领导专程到长治举行欢送大会，并带来摄影记者与南下干部合影留念。3月21日，太岳区南下干部到达河北武安，与先期到达的太行区南下干部会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南下干部中，超过一半的干部是先在长治集中，然后再赴武安，而且约有四分之一是长治籍干部。风雨下钟山，苏州待命3月30日，南下区党委在武安召开了第一次全体南下干部大会。首先由南下区党委书记冷楚同志传达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之后，宣传部长周壁同志对学习进行了布置，他要求：一、认真学习冷楚同志的报告，弄清当前形势；二、认真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文件，弄清接管城市的方针、政策；三、学习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四、学习好军事课。会上，组织部长刘尚之宣布了南下区党委、行署、军区及地专领导名单：由冷楚、刘尚之、周壁、刘裕民、叶松、陶国清、侯振亚七人组成南下区党委，冷楚、刘尚之、周壁为常委。具体分工任职为：南下区党委书记：冷楚（太行区），组织部长：刘尚之（太岳区），宣传部长:　周壁（太行区）,　社会部长:　叶松（太行区）,　南下行署主任：刘裕民（太岳区）,　南下军区司令员：陶国清（太行区），组织部副部长：侯振亚（太岳区）。下辖六个地委班子，分别为：一地委（太行区）编为第一大队，主要由河北磁县、沙河、武安、涉县、邢台、内邱、元氏、赞皇等地方的南下干部组成。二地委（太岳区）编为第二大队，主要为岳北地区的平遥、介休、灵石、霍县、赵城（洪洞）、沁源、沁县、安泽、屯留、长子县的南下干部组成。三地委（太行区）编为第三大队，主要由太行二、三地委的武乡、襄垣、昔阳、左权、榆社、和顺、潞城、黎城、平顺、长治县、壶关县南下干部组成。四地委（太岳区）编为第四大队，主要由太岳二地委的浮山、绛县、翼城、沁水、阳城、灵石（部分）、霍县（部分）等地方的南下干部组成。五地委（太行区）编为第五大队，主要由太行区四、五、六地委的陵川、沁阳、温县、博爱、修武、获嘉、武陟、林县、邺县、汲县、汤阴、漳南、卫辉、安阳、辉县、新乡等县南下干部组成。六地委（太岳区）编为第六大队，主要由太岳三地委的晋城、高平、阳城、垣曲、济源、孟县等县南下干部组成。南下区党委对外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区党委、行署下辖6个地专改称6个大队，专员任大队长，地委书记任政委；30个县改称30个中队，县长任中队长，县委书记任教导员；199个区改称199个小队，区长任小队长，区委书记任指导员；另有区党委、行署、军区3个直属中队和6个地专直属中队。“长江支队”是为了队伍南下行军时保密和安全的需要而对外使用的番号。武安集训时，支队领导宣布“长江支队”接管的任务是长江南岸的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苏州、无锡等苏南地区，该区域是国民党苦心经营几十年的首善区，是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苏南经济发达,是中国最富庶的地方，那里城市集中、情况复杂。党中央、毛主席把接管苏南地区政权的重任交给长江支队，充分说明对太行、太岳南下干部的高度重视和信任，寄予极大的期望。1949年4月15日，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夕，在薄一波同志的安排下，毛主席、朱总司令在北京香山的“双清别墅”亲切接见了长江支队的领导冷楚、周壁，以及接替冷楚担任太行区党委书记的陶鲁笳。针对党的工作重心发生重大转变的新形势，毛主席向他们畅谈了“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和相互关系。毛主席说：什么叫“四面八方”？“四面”即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其中每一面都包括两方，所以合起来就是“四面八方”。这里所说的内外，不仅包括中国与外国，在目前，解放区与上海也应包括在内。我们的经济政策就是要处理好"四面八方"的关系，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政策。“四面八方”缺一面，缺一方，就是路线错误。毛主席用辩证法的观点，精辟论述了如何执行经济政策的问题，为长江支队党政干部指明了方向。1949年4月25日清晨，长江支队冒雨从武安城出发南下，日夜兼程，向南京挺进。经过18天的急行军，于5月12日到达南京。由于形势发展太快，接管政权的任务不能等人，原定由长江支队接管的苏南新解放区，已经由华东局的“华东南下纵队”第四支队南下干部接管。5月24长江支队抵达苏州待命，一边学习一边准备接受新的任务。我所知道的“长江支队”（下）壶关籍长江支队队员靳铜山南下前与战友和家人合影。部分长江支队南下干部在南平合影服从党安排，进军福建上期谈到，因渡江战役进展迅猛，“长江支队”原定接管的苏南地区，已由华东局的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第四支队接管。党中央将会把“长江支队”派往何方？成了“长江支队”队员们心中的悬念。苏州学习待命期间，“长江支队”队员们想到，南京、苏州没赶上接管，那就等着接管上海、杭州吧。但随着解放军势如破竹，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全国解放的进程加快了，原定一九五零年才考虑进军的福建、两广、大西南，中央决定提前进军。此时，二野接到了进军大西南的命令，陈赓、陈锡联提出让长江支队随二野进军大西南。二野是刘、邓大军，曾经战斗在太行、太岳，同太行、太岳根据地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长江支队队员都愿意随二野进军大西南。而时任华东局组织部长的张鼎丞（中央已决定任福建省委书记），向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邓小平同志提出，福建是东南海防，还担负着解放台湾的任务，急需干部，要求将长江支队调给福建，一贯以大局为重的小平同志很痛快地答应了，同时表示，“西南需要的干部我们再另想办法吧。”从原定接管最富裕的京（南京）沪、杭地区，突然调配到交通不便，语言不通，气候炎热，人生地不熟的福建，队员中曾一度产生思想波动。对此，支队领导及时组织大家学习《将革命进行到底》等有关文件，张鼎丞同志亲自到苏州作形势报告，向大家介绍福建的情况，使大家更加明确了形势和任务，更加坚定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和信心，除少数队员不辞而别外，绝大多数队员都表态接受党和人民考验，服从党的安排，到福建去，绝不辜负党和人民的培育和期望。1949年6月19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福建省委在苏州组成,张鼎丞为书记。中共福建省委在苏州迅速组建了南下福建的干部队伍。经中央批准，把冷楚率领的从华北太行、太岳老解放区成建制抽调的南下干部——“长江支队”分配给福建省委，并从华东局调入200多名南下干部到“长江支队”。同时，在上海招收大中学生和社会青年2000多人，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随军服务团”。1949年7月13日，“长江支队”从苏州出发，随三野十兵团进军福建。八月五日，长江支队冒着南国盛夏的酷暑，陆续到达闽北重镇建瓯，8月11日，新组建的福建省军政领导机关在建瓯大戏院召开南下干部和坚持地下斗争干部胜利会师大会。至此，“长江支队”从动员选调到随军入闽，在半年时间内，途经八省六十五县，行程三千多公里，经历了武安、苏州、建瓯三次会师，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实践证明，“长江支队”不愧是一支思想过硬、纪律严明、经得起考验的干部队伍。业绩留八闽，再铸辉煌建瓯会师大会后，从太行、太岳南下的这批干部，按照原“长江支队”六个大队的编制，组成六套地委班子，分赴福建的建瓯、南平、闽侯、福安、晋江、龙溪等六个地区接管政权。长治南下干部较为集中的“长江支队”第二、第三大队分别接管了福建北部的建瓯（11月地委机关迁到建阳，改称建阳地委）地委和南平地委。解放初期建阳地委管辖建阳、建瓯、邵武、浦城、崇安（后改名为武夷山）、松溪、政和、水吉、光泽等9县；南平地委管辖南平、沙县、尤溪、古田、顺昌、将乐、泰宁、建宁、屏南9县。1956年6月，建阳专区并入南平专区后，南平专区辖建阳、建瓯、邵武、浦城、崇安（后改名为武夷山）、松溪、政和、水吉（1956年9月撤销）、光泽、南平、沙县、尤溪、古田、顺昌、将乐、泰宁、建宁、屏南、建西（1968年撤销）、三元、明溪、闽清等共22个县。1971年沙县、尤溪、将乐、泰宁、建宁、三元、明溪7县划归三明地区管辖，古田、屏南2县划归宁德地区管辖，闽清县划归福州市管辖。“长江支队”南下干部到达各自岗位后，努力克服语言、饮食等各种困难，尽快熟悉南方的环境，与当地干部、南下服务团干部、部队转业干部、华东南下干部一起，迅速开展工作，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巩固政权，支前剿匪、土改反霸、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之中，各项工作都取得了骄人的业绩。据统计，仅剿匪一项工作，从1949年8月至1951年7月两年时间里，福建全省就消灭土匪71250人。一些南下干部在剿匪斗争中英勇牺牲。伴随着接管政权、维护政权、巩固政权的任务，也出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在北方干部成建制随军南下接管政权这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福建解放初期的许多县级政权中，曾出现一个县内掌权的干部几乎均为北方某县籍干部的现象。例如，由沁县干部组成的长江支队二大队一中队，接管了建阳县（现为县级市）；沁源干部组成的长江支队二大队三中队，接管了邵武县（现为县级市）；长子干部组成的长江支队二大队四中队，接管了浦城县；屯留干部组成的长江支队二大队五中队，接管了崇安县（现武夷山市）；黎城干部组成的长江支队三大队三中队，接管了尤溪县；平顺干部组成的长江支队三大队四中队，接管了古田县；壶关干部组成的长江支队三大队五中队，接管了顺昌县。在很长一段时期里，这些县开党政干部会议，往往北方某县口音唱主角，于是，有人戏称建阳县为“小沁县”、顺昌县为“小壶关”等。直至“文革”，这种现象才有所改变。在与福建人民同甘共苦、团结协作建设家园中，“长江支队”涌现出一批深受人民爱戴和怀念的好干部，如荣登“双百人物”的“治沙造林书记”谷文昌，“红色农业专家”赵顶良，发挥余热的“古陶专家”粟金旺，“为民请命的书记”靳苏贤，带领连城人民艰苦奋斗，建起了被誉为“客家秀水”的石门湖水库的李振经等同志。“长江支队”以其六十多年的历史证明，太行、太岳老区干部是一支党性强，作风正，质量高的干部队伍。他们以天下为公的精神和四海为家的胸怀，离开故土，告别乡亲，在战火纷飞中随军南下，克服艰难险阻，跨越千山万水，奔赴新解放区，和当地干部紧密配合，团结一致，在接管政权、剿匪反霸、土地改革、民主建政以及全国解放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仅有力地支援了新解放区的开创事业，而且为新中国成立后各地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无愧于党和人民的重托，不愧是太行、太岳人民的优秀儿女。“长江支队”入闽六十多年的光辉历程，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题词：福建解放后发生了巨大变化，深深凝聚着长江支队四千健儿的心血和汗水。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叶飞说：长江支队为福建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做出了重要贡献。原国务院副总理方毅用“功在八闽”四个字概括了福建人民的心声。原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对“长江支队”的评价更是恰如其分：风华正茂出两山，一生辉煌留八闽。同时，党和人民给予“长江支队”很高的荣誉。据不完全统计，“长江支队”四千五百多名队员中，先后有六十四人担任省级领导，四百零六人担任地、市级领导，一千三百一十五人担任县、处级领导、一千三百一十九人享受地、市级待遇。“长江支队”是南下干部的缩影和代表，太行精神是长江支队的灵魂。今天，无论是在晋冀豫，还是在八闽大地，研究“长江支队”历史的机构越来越多，宣传长江支队精神的形式丰富多样。晋城有长江支队纪念林，长治有南下干部纪念馆，河南济源有长江支队纪念碑，福建宁德有长江支队纪念园。福建的福州、宁德、南平、厦门、三明、龙岩，河北的邯郸，河南的济源，山西的晋城、阳城、长治市、长子县、长治县都有长江支队研究会、联谊会。以长江支队为代表的“南下干部”那种不畏艰险、敢于献身、无私奉献的精神与品质，已化作一座座高风亮节的丰碑，谱写了与日月同辉的篇章。历史是凝固的现实，现实是流动的历史。值此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之际，我们追忆“长江支队”南下福建的历史，追寻老一辈人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顾全大局的高尚品德，不怕困难，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为国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是太行精神的体现，是人民心中永远的丰碑。■本期主讲人赵福龙赵福龙，1958年9月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从小随父调动工作辗转八闽大地，1975年回乡插队，1978年考入晋东南师专。从事过教师、企业干部等工作，现任职于长治福建商会。参加工作以来，先后在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山西日报、文艺报、长治日报、上党晚报、《漳河水》等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近百篇。1998年，撰写的《籍贯》在长治日报举办的“改革开放二十年征文活动”中荣获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