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的非常之路

本书记录了徐向前元帅在非常历史时期大量显为人知的感人事迹，歌颂了他的高尚情操。本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徐向前元帅的经历十分坎坷曲折，实践丰富，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要在有限的篇幅内准确、全面、生动地反映他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非常活动”，实非易事。作者以中国革命的大背景为依托，选取了徐帅一生革命半场活动中的重大的、有代表性的历史时段，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铺开，追溯他的历史足迹，从点到面，层层深入。尽管涉及的历史事件繁多，却不显松散，给读者以浑然一体的感觉……第一部分第一章 人生路上多磨难他起步就逢逆境(1)秀才的儿子读书难大地上原本没有路，路是一个个脚印出来的。有的人，童年幸运，在不多的愁苦中，找到了路，一步步稳当地走下来：入小学、上中学、进大学，扶摇直上；有的人，从步入人生，就踏上了崎岖、坎坷的小道。徐向前，生在一个穷秀才家里，10岁才得入私塾，后来才转入学堂。他的父亲一不会种地，二不会经商，以教书养家。这一年，老秀才的私塾闭馆了，家境不好，很难供两个孩子读书了。老秀才认定，徐向前不如他哥哥受谦有出息，决定要他休学，省下些钱专供受谦一个人读书。徐向前从小就不爱说笑。他有幸在“洋学堂”读书三年，笑脸多了，一休学，像掉进一口枯井里。抬头看看天，天只有碗口那样大了。他整日苦着脸，每天闷闷不乐。家庭经济情况越来越不好，15岁的他，开始顶起了成年人的劳作。拾粪、砍柴、编箩头、背炭是他读不完的“书”。春天播种、挖野菜；秋天抢收高粱、玉米过后，又整天在地里刨高粱茬。两只手磨起血泡，瘦小的身子骨，更加瘦弱。他非常羡慕别的学生，更想像哥哥那样在沱阳学校“洋学堂”唱歌、学英语、学算术。他每次到东冶镇，经过沱阳学校门口，心窝里那把无形的刀子都在绞动。他恨这世道，为什么别人能读书，他却被拒之校外!他恼恨父亲偏爱哥哥，为什么只认定哥哥“有出息”，不想他也会“出息”!路又在哪里呢?他想快快长大，奔太原去，当兵、进大工厂做工。听人说，滹沱河对岸河边村的阎锡山，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成了山西的督军，回家来跟着许多护兵、马弁；又听本村那个在军官学校学习的人说，要想考取军官学校，得“洋学堂”毕业的。失学的孩子，想到这些心里就凉。在他的面前，没有路，是黑茫茫一片。年迈的父亲和母亲，也都为儿子的前程操心。老秀才原先最理想的是，儿子读书上进，写笔好字，出手好文章，如今即便废除了科举制度，中不了“秀才”、“举人”之类的功名，有了学问，也可以教书去，那可是个终生不要“面对黄土背向天”的文人。母亲的愿望：儿子读书不成，去学个木匠。她看见做木匠的“一把斧头吃四乡”，只是担心这孩子身体不壮实，瘦刮刮的，学木匠要抡斧头、拉大锯，妈妈舍不得孩子吃大苦，也怕他不愿意。一年365天，这一天天熬着，对老人来说是很快的，对还是孩子的徐向前来说，真是难熬啊!他每天早起去拾粪，吃罢早饭干什么就不知道了。父亲留下的那些旧书，翻来翻去，书皮都碎了。他从河边割回来一捆小树条，先是把坏了的筐头修补一番，后来索性自己动手，编织新筐头。编织头一个不怎么好看，又重新编织第二个、第三个。父亲对儿子此举不以为然，淡淡一笑，他认为读书人不该干这些；母亲却惊喜得很，拿起他编的条条筐，左看右看，笑着说：“和买的一样!”妹妹看见哥哥编成的筐，这个夸他手巧，那个说可以拿到东冶镇上卖呢。哥哥受谦从学校回家，听说弟弟会编筐，看都不看一眼，他认为书香门第的孩子，学做这些粗人才做的活，是没出息。徐向前不管哥哥怎么说，他每天还是去河边割树条，编筐头。谁也记不清，他编了多少个。一个春天，院里大大小小的筐头，都换成了新的。父亲看儿子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要为他另谋一条道路。这天向他说：“银存啊，我托人替你找了个学徒的地方，愿意去不?”徐向前问：“去什么地方?”父亲说：“阜平县有个亲戚，要招个学徒的，离家有200多里呢!”200多里和20多里，在徐向前心目中好像没有多少差别。只要能学个手艺，远近他都不多想。他已经懂事了：不能靠父母过一辈子，人生的路子要自己去闯。16岁的孩子要远行，妈妈心里难舍。可是，事到如今，只有走这条路了。晚上，妈妈又求神拜佛。妈妈从小在她娘家学会了念佛，嫁到徐家来，请人从五台山“请”进一尊木头菩萨，早晨、晚上三炷香。她还打坐，吃“清口斋”，鸡、鱼、肉、蛋和蒜、葱之类的邪味都不入口。家中发生了什么难处，她就烧香求佛。佛祖坐在佛台上，有眼看不见，有嘴不会说话，它不能说出徐向前此行的吉凶。阜平，既不在本乡，又不在本县，是在远离家乡的河北省西部。那里有徐家一个远房亲戚，在县城南关开了一个铺子。徐向前怀着喜悦和惜别家人的心情，背着个小行李卷，沿着五台山前崎岖的山道，步行走向阜平县城。头一次远行，也是他在人生道路上，独立生活迈出的第一步。他望着高高的五台山，在冷风中走着。一路上，很少想事，只盼着快快到目的地。阜平县城在山西和河北交界的山区。老百姓说：“平山不平，阜平不富。”小小的山区县城，四面环山。南关，石头铺的街道上，长着几棵古槐树，古槐和古老的城门，才能说明这儿确实是个县城。一个不起眼的门面，字号叫“广兴隆”，其实买卖很不兴旺。这个小店，开始卖的是书和一些杂货。老板夫妻二人为内外掌柜，另外还有个伙计，是老板娘的弟弟。小学徒工徐向前一进店，里里外外的累活、笨活和杂务，都落在肩上。每天早起晚睡，打水、扫地、倒夜壶、抱孩子。他虽说与老板沾点亲，还是按学徒的规矩，先立文书：徒弟跳井与师父无关，学徒三年，不给工钱，学满出师，要谢师一年。徐向前从小劳动惯了，学徒工的生活，他倒不觉得苦多少，只是不习惯寄人篱下的处境。他忍耐着，默默苦熬。男老板，是徐向前大姐夫的表兄弟。表亲不算亲，姐夫的表兄弟，对徐向前说来，更不算亲了。使他开心的是，这小店卖的书中，有许多是他没读过的新书。每天干完活，便趴在柜台前，读着不花钱的书。他从小爱看书，因为没钱买，那一次把妈妈的一对耳环和手镯偷偷拿去当铺想换钱买书，气得妈妈要打他的事他记忆犹新。如今看书，不要钱买，真是机会难得。开头几天，店主人倒也不说什么，过了不久，女老板向店里伙计说了，白天谁都不能看书，要忙店里事，站在柜台前，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夜晚，不能点灯看书，灯油点不起。徐向前知道，这是针对他来的。他只好尽量躲开女老板看书。店主人的脸，像六月的天，一阵阳，一阵阴。女当家的嘴，一会甜，一会尖，拿人家碗，属人家管。徐向前从早到黑被支使得团团转。一会男主人喊：“柜台上没人，去照看呀!”一会女主人又叫：“孩子哭了，快去抱抱!”店里另一个伙计年龄比徐向前大，个头也比他高，身强力壮，却懒得动手。他还仗着自己是店家的近亲戚，也板起脸，支派徐向前做杂事。里里外外，大事小事，这边喊，那边叫，使他整天脚不沾地地跑。年景不好，小县城读书人少，店铺一天天冷落，几天难得卖出一本书。“广兴隆”的生意，越来越不景气。老板看书和杂货赚不了多少钱，又添了两头骡子，兼做起面坊来。买进小麦，支上磨盘，用两头骡子轮换磨面。徐向前和另一位伙计，从此以磨面为主。每天起早贪黑，喂牲口、看磨坊，一天要磨六斗小麦。磨了筛，筛了磨，空下来还要站柜台、看孩子、挑水。不久，那个伙计走了，两个人的活，全加在徐向前一个人身上。天不亮要起床，夜晚还要喂骡子。他的身子骨从小不壮实，繁重的劳动，累得他腰酸骨头散。他只好支撑着干，喂骡子，看磨，吃饭都坐在磨道旁。阜平县城什么样，有什么景，他都没空出外看看。深夜，他躺在冰冷的小屋里，想到家，想起父母，想着东冶镇上的小学。他多么想回去看看，回去读书啊!可是，来学徒已经说下了，学徒要三年期满，三年才能出师。这才一年多呀，还有二年，这日子怎么熬呢?咬咬牙熬出来，又能做什么呢?他不愿意做个买卖人，不想当掌柜的。他愿意像父亲一样，当个教书先生。这时候，惟一安慰他的，是店里的一些书。《罗通扫北》、《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荡寇志》一本本伴随着他，熬过一个个夜晚。那《荡寇志》中梁山泊好汉的下场，又使他感到丧气。在困惑中，一天，徐向前得到哥哥徐受谦从太原寄给他的信，说太原办了个国民师范学校，正在招生。考取后读书、住校、吃饭都免费。徐向前得此消息，像是在人生岔路口上忽然看到一个新的路标。他毅然决定：去太原投考学校!不完全是命运，也没有什么人指点，得力于这几年他从不忘记读书。这个失学四年的小徒工，居然考取了山西省国民师范速成班。从此他离开了阜平县那条石头铺路的小街。之后，阜平县的街头，传出了这样的话：“那个山西的小伙计，投奔太原，得了个什么官……”考上国民师范，当然不是“得了官”。只因学生都发了军装，徐向前和同学们，都脱掉旧长袍，换上一身新。黄色的制服，新鞋、新袜，看上去倒像个“官”了。在老百姓眼里，凡是穿制服的人，都是个“官”儿。两次无情的打击山西国民师范学校，是阎锡山创办的。这所学校，坐落在太原城里小北门街。新修了教室、礼堂、图书馆、实验室和学生宿舍。阎锡山为创办这所学校耗资25万多元。它是当时全山西第一流的学校。校长赵戴文，是阎锡山的亲信助手，既懂文，又会武。学校设立两年制普通科20个班为“速成班”，学生有1206名，除此之外，还设立二部师范四个班，学生200多名。徐向前从考进学校，就过着“半军事”生活。除了上军事课，还参加野外军事训练。教官是阎锡山军队的营以上军官。太原城里也流传着：它是一座“穷人的学校”；“自从成立了国民师范，拉洋车的少了一半”。这所学校又像个军营。校歌也唱：“谈兵术，投笔可从军，奋精神作中流砥柱，公道爱群……”从小喜欢爬树上房、舞棍的徐向前，如今俨然像个小兵，开心极了。学文化，学政治，又学军事。社会上的一些名流、军队中的一些大官，常来讲课。有些学生暗暗担心：“这不是当了兵啦!”徐向前却不担心，他要读书，要寻求一条生活的道路。每天早早起来，跑完步，洗罢脸，就拿起书本，高声朗读。他从字母、单词开始学习英语，咦咦哇哇地练发音。学校是新的，课程也是新的。开学这一年，正碰巧赶上五四运动，从北京大学开始的反帝、反封建的学生运动，像烈火在全国各地蔓延。徐向前从图书馆的报纸、杂志上，看到了俄国的十月革命，看到了列宁(当时翻译是“里宁”)的名字。看到了全国各地学生、工人罢课罢工的消息。他感到这个世道变了。革命是怎么回事，反帝、反封建又是怎么回事，他还不懂。读书、看报，学校课本上没有的事，他从杂志上看到了；老师没讲过的事，他从同学中听说了。兴许是因为从小受苦多，他从心里向往俄国那样的革命，敬仰那个“里宁”。“俄国有多远?”一天徐向前问一个同学。“远呢!”“劳农政府是什么?”“……”那同学说不清。答案自己寻求。徐向前在课外和晚上，常跑到图书馆，从书报里，找他想知道的事。学校课程里并没有“无产阶级革命”的课，他从书报中，从一些同学谈话中，渐渐知道了。第二年春天过后，五四运动一周年纪念，学生们开纪念会，上街演讲、贴标语。徐向前作为学生，热情地参加了活动。督办阎锡山，害怕学生闹事，在督军署门前，设下三层士兵，第一层皮带队，每个兵手提皮带；第二层是矛子队，每个兵手拿长矛；第三层是手枪队，每个兵握着手枪。徐向前从人们议论中知道了，阎锡山只准学生按他的规矩行事，不准闹事越轨。“开学不久，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在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由阎锡山控制的这所军事学校，也沸腾起来了。许多学生走出校门，上街游行示威，宣传演讲。”“我从报刊上的反动文章中看到‘苏维埃’、‘劳农政府’这些词，感到很新鲜。‘列宁’的音译当时叫‘里宁’，我仅知道他是苏联十月革命的领导人。”“这所学校以后办了很多期。与阎锡山的愿望相反，它成了山西学生运动的中心，薄一波、王世英、程子华等同志曾先后在这所学校里学习，从事过革命活动。”在太原国民师范学校，徐向前开始对政治、军事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两年学习期满毕业后，他被分配到阳曲县太原第四小学当了教员。这所学校，校友多为本地人。徐向前是个“外来户”，校方好像不是那么欢迎他。一位正牌的师范学校毕业生，校方却分配他去教一年级。徐向前面对着30多个娃娃，想到他爸爸常说的话，“家有一斗粮，不当孩子王”。“我开始体会到，当一个小学老师确实不容易。那些小孩子来自各家各户，男生女生不同，年龄大小不一，智力不齐，性格各种各样，把他们带好、教好有许多困难。孩子们像田间的禾苗又是有生命力的，他们在风雨中成长。这就需要教师精心培育，付出艰辛的劳动。在他们当中，说不定有未来的国家栋梁。”这些话，发自一位教书人的心坎。他每天天不明起床。总想把课教好，把那30多个孩子带好。有的学生不来上课，他跑到学生家里去查问明白；有的学生在课堂里发了病，他抱起病学生送回家。本地的老师一下课就回家，徐向前住在学校里，还得自己烧火做饭菜。转眼几个月过去了，学校放寒假了。徐向前满心欢喜，回到了五台县老家。他头一次用自己挣的钱，办了年货。一家人高高兴兴，过了个新年。哪想，正月十五刚过第三天，邮差送上门来一封信，徐向前拆开一看，不禁呆了：是太原第四小学校长署名的“辞退信”。徐向前不明白眼前发生的事，只觉得心里委曲。在学校里，他苦口婆心教学生，彬彬有礼对校长和老师们，没得罪过任何人，没少上过一堂课，到底是为什么呀?信中没说，只是用婉转的词句，请徐向前不要再回校了。他把信给老父亲看，老秀才茫然；把事情说给妈妈和姐妹们听，谁都发呆。姐姐是个急性子，她说：“去，去找学校说理!”“什么理不理呀?”“说个明白，就是理。”徐向前说：“明白不明白，反正人家不要你了。”人生中确有让人难分难解的事。徐向前到他的晚年，还在回忆录中写道：“这个没头案一直没搞清，现在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辞退我。”“我感到很突然，不，应该说是打击。从谋生的角度来说，一个学徒工，考入师范，是不容易的，还有一个角度那就是抱负。‘五四’运动以后，在先进思想影响下，我心里也逐渐萌发起改造黑暗社会的念头。当上教师我就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学生从小就理解这一点，长成有用的人才，担负救国救民的重任。我不能走我父亲以教书谋生的老路，要与他同行不同路。没想到，学校断了我的路。”徐向前断绝了教书的路，又在寻找路。富贵的路对他来说，那是没有门。祖辈不会经商，父亲一生在教书的这条路上走。他找不出别的路，只好沿着父亲的老路往前走。这条路不能发财，但在乡村人的眼里，它是一条受人尊重的路。老秀才徐懋淮，在儿子被太原第四小学辞退以后，四处托人，想为儿子再谋一个教书的地方。不知是命运的安排，还是老秀才面子大，居然在一河之隔的河边村“川至”中学，徐向前又谋到了一个教员的位置。在阎锡山的老家河边村，有个“川至”中学附小，是阎锡山一手创办的，并以自己的号“川至”命名。这里原来有个“两级小学”，阎锡山建起了一所中学后，规模扩大了，学生收录多了。中学和小学在河边村大道的西边，占地很大一片。新建的校舍、大礼堂，校门外竖立着两座过街牌楼，牌楼的四面都雕刻着匾额，有两个匾特别令人注目：一个是“经文纬武”，另一个是“公毅敏捷”。大操场里还有个检阅台。阎锡山回来视察，就站立在检阅台上训话。那校旗上还绣着“川至”两个大字。阎锡山的父亲常说：这所学校是他们阎家的。校长段葆藩听说徐向前是太原国民师范学校出来的，倒是很高兴。找到这样一个任教的地方，徐向前心里也乐滋滋的。离家不远，过河就是。薪金又是每月20块大洋。就在他到河边村教书不久，按照父母之命、媒人的说合，他和东冶镇上的朱门长女朱香婵结婚了。这位朱家女，性情温顺，略识经书，又会操持家务。徐向前有了职位，有了一个称心的妻子，觉得生活可以过得去了。可是，不到两年，他又失了业。这一次，是由于向学生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想，讲课中随便讲了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故事，又借古讽今伤了阎家人的威严，被校长叫去训导。他认为学校无理，当面和校长争了几句，结果又被学校辞退了。徐向前卷起行李，走回永安村。回到家里，全家老小都以为他放假了。妻子香婵很快发觉了丈夫心里有事。他饭吃得少，觉睡不安，言语冷冰冰。问了几次，都没问出个所以然。过了两天，老秀才去东冶镇回来，突然问儿子：“你在学校惹事了?”一向孝顺父母的徐向前，怕的是老人为他难过，还想不说真情，支支吾吾。“你不要再瞒着，我在东冶镇上听说，你和校长吵架了。唉，真是山难改，性难移啊!你犟得过校长?怎么好不尊敬校长啊!”“不是我不尊敬他，是他无理。校长是一校之长，他应当讲道理，不可依势欺人，更不可趋炎附势!”徐向前心头火起，竹筒倒豆子似的，把在学校发生的事说了。老秀才在外边听说的，与儿子讲得差不多。他为人耿直不阿，看儿子在学校受了伤害，再也不指责了，只是默默地含着旱烟袋锅。徐向前原以为阎锡山是提倡“新思想”的，但在以他的字命名的“川至”中学里，却只能照本领读，不准说句别的话，这难道就是“民智”!徐向前的母亲、姐姐、妹妹都为他鸣不平。这个说：“你到底犯了什么事?”那个说：“要找学校说理去!”妻子和母亲劝他，向学校去赔个礼，请求复教。徐向前生成的犟脾气，他说：“我不知道自己得罪了人，赔什么礼?磕头作揖求个教书匠，我才不哩!”这一年，徐向前已经是22岁了。失业的痛苦，比失学还难受!这两次教书被辞退，给徐向前记忆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到他80岁写的回忆录中，仍有这样一段文字记述：“我在河边村川至中学附属小学任教两年。这期间，在我脑子里，打倒军阀，改造中国的愿望更加强烈了。教学中经常找机会向学生讲述一些历史故事和当今事件，引导孩子们认识中国，认识社会。像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南京条约、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进北京、辛亥革命、巴黎和约等等事件，当时知道的不是很具体，大概还可以说得出。我觉察到，孩子们很愿意听。我讲的这些内容，不知怎么传到姓段的校长耳朵里。他郑重其事地出面干涉，我不服，同他争吵起来。我就问他为什么不许讲这些，他说不出理由来。没多久，我又被辞退了……”路又断了，他不知道往哪里走?这时候的徐向前，比两年前在太原第四小学被辞退时，思想上高出了一节。他开始觉悟到：人生的路，不光是为找到一个饭碗!蒋介石没看中的学生寒冬的天，北风呼啸，大雪纷飞。徐向前在太原城转了几天，工厂进不去，学校入不了门。每天在街头巷尾徘徊。军阀阎锡山统治下的太原城，无处容下这个倔强的青年。一天，徐向前听到在军队中做事的哥哥徐受谦说，国民革命军陆军军官学校在上海招生，有位姓郭的军官，愿意暗中保举些人去投考。徐向前虽然不了解那个军校，但听说是孙中山办的，约了几个同学，坐上火车奔了上海。他从小听老人说，江南有个大上海，高楼大厦，马路上跑汽车，热闹透了。人们常说，一生一世，若能到大上海看看，死了也甘心。徐向前来到上海，眼花缭乱，路不会走，商店门不敢进。徐向前没有熟人，没有亲戚。幸得一位同学认识个姓赵的老乡。这人在上海任教，同情青年人考军校，帮助他们报了名，又指导他们复习功课。4月中旬，徐向前在上海环龙路一号参加了初试。没想到，过不几天，通知来了，要他到广州参加复试，每人还发了5块钱。徐向前和一块参加考试的十几个同学，乘上了从上海开往广州的轮船。同学们一块说，一块笑，可又一块愁。怕复试题目太难，落了榜。有人说：“听说广州有‘卖猪仔’，复试不上，我们‘卖猪仔’去!”“卖猪仔”，是说到外国当劳工。徐向前不愿意把自己当“猪仔”卖，他希望复试有个好成绩，希望考取军校。复试的考场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徐向前顺利地通过了复试。5月初，他踏上了广州以东40里的黄埔岛，成了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第一队的一名学生兵。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在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帮助下，为“建立革命军，以挽救中国的危亡”而创立的。孙中山委任蒋介石为校长，以黄埔岛上的旧水师学堂和陆军小学的旧址为校址。从此，这所军校就被人们称为“黄埔军校”。每个革命家，走上革命的路，都有自己的起点。徐向前考入黄埔军官学校，迈上了革命征程的第一步。他脱去长袍，换上了苏式黄军装，脚穿草鞋，腰扎皮带，头顶大盖帽，手握一支步枪。两年前考入太原国民师范学校是个“准军人”，今天成了真正的军人。6月1日，天刚亮，军校正式举行开学典礼。四百七十多名学生，武装整齐，列队在黄埔岛码头，迎接孙中山大元帅。在军乐队的吹打声中，孙中山和宋庆龄乘坐“江固号”军舰，从广州城沿珠江来到黄埔岛。党代表廖仲恺，中央执行委员胡汉民、汪精卫、林森、张继，外交总长伍朝枢，大元帅府军政部长程潜，粤军总司令许崇智、湘军总司令谭延、滇军总司令杨希闵，西路讨贼总司令刘震寰，广州市党部执行委员孙科、吴铁城等党政军要人，个个衣冠楚楚，军服整齐，如参加国事大典一样，都来参加军校开学典礼。军校校长蒋介石，更是武装整齐，一派标准的军人姿态，出现在众人面前。在军校大礼堂里，孙中山作了演说。他说：“中国革命有了十三年，现在得到了结果，只有国民之年号，没有国民之事实……我们今天开这个学校，有什么希望呢?就是从今天起，把革命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成立了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事业将可以成功，如果没有革命军，中国的革命，永远还要失败。”他热情地宣传了俄国十月革命，严厉地痛斥了陈炯明之流的假革命。他说：“中国此刻是民穷财尽，一般都是谋生无路，那些人在没有得志之先，因为生计困难，受了家室之累，都是说要来革命，到了后来稍有得志，便将所服从的什么革命主义，都置之九霄云外，一概不理了。所以在二年之前，竟有号称革命同志的陈炯明将军，炮攻观音山，拆南方政府的台。”孙中山振臂向黄埔同学说：“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在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救国救民的事业!”他特别提出：一个革命军人要有舍身精神，要不怕死!徐向前在队伍中听讲，他虽然还不太理解孙中山这番话的深刻含意，但他很兴奋。孙中山有个外号叫“孙大炮”，他经常演讲。徐向前来广州城后，在一所学校听过他演说。孙中山的话，北方人听着吃力，广东人和一些南方人听了却津津有味。他的演讲空话少，事例和历史事实多。会场里时时响起热烈掌声。他讲了一个半小时，刚结束，场上就高呼：“总理万岁!”“国民党万岁!”徐向前和许多同学，第一次呼喊这样的口号，心里好奇怪!从小在乡下，老人们听到小孩子打喷嚏，叫一声“百岁!”戏台上称皇帝是“万岁”，这国民党怎么也称“万岁”呢?全体学员还集合到操场，行分列式。先向党旗、校旗和总理行三鞠躬礼，然后立正列队听宣读总理训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贺词。总理训词，白话文加文言文，让人似懂非懂，许多年后，徐向前才知道那训词是这样的：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先锋，夙夜匪解，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阅兵后，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乘舰离去。其他党政要人，继续在黄埔岛上活动。晚上，在操场上举行野宴。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广州市党部公宴黄埔军校教职员及全体学生；公宴酒席并不丰盛，学生们皆席地入坐，但政治气氛极浓。汪精卫祝酒致词，学生代表致答词，广州市党部执行委员孙科致词。校长蒋介石最后讲话。他说：“我等受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款待，不自今始。”他向学生说：“汝等今日所饮之酒，不啻饮血，”“切勿忘记”!他重复汪精卫的话说：“无兵即无党，无党即无国”，要求黄埔学生“必须以此身为本党作临阵之牺牲，方不负中央执行委员会、广州市党部诸同志之厚望”。蒋介石讲话中又领头高呼“国民党万岁!”黄埔军校，在革命的风雨中诞生，在战斗中成长。军校参加过平定商团的叛乱以后，徐向前所在的第一队学生军又全部返回黄埔岛上。已进入秋季了，学生军该换装了，不但军装没着落，甚至一日三餐都成了问题。军阀的手中有军队不愁没钱。他们每天灯红酒绿，孙中山和他的门徒们，却在忍饥、受冻中搞革命。张治中在《五百师生的艰苦创校》一文中记述着：“……当初我们在那小岛上面第一期学生五百人，都是各省各地的热血青年。然而是可怜得很……就是一天三餐的伙食，还是有了早上不知道晚上，有了今天不知明天……我们常常听到廖先生(即廖仲恺)同我们讲起筹款时种种困难的时候，他几乎落下泪来。他晓得本校明天的伙食就没有了，今天就得四出奔跑设法，一直到了下午八九点钟，还没有得着一个钱的时候，他只好跑到军阀的公馆里面去。这些军阀总是正靠在烟榻上抽大烟”，“等到军阀高兴了，他才提出某一个地方有一笔款子可以让他去收一收，只说有一个紧急的用途，始终不敢提到是为黄埔学生的伙食，然后，这班军阀才答应了廖先生，然后我们这五百个热血的革命青年，才不至于断炊……整个求学的期间，一方面要上课，一方面还要去打仗。所以在第一期学生受训的六个月中，就不知道出了多少事变。那些军阀及其走狗时时刻刻要想解决我们黄埔……除了黄埔小岛是我们的势力范围之外，其余四面都是敌人，没有哪一个军队哪一个军阀不是处心积虑来消灭我们黄埔的。”作为黄埔军校中一个小兵的徐向前，就在这所国民党最高的军事学府中，接受着战斗的洗礼与困苦的考验。军校住地，东临大海，南到虎门。抬头是林木葱葱的山，低头是望不到尽头的江和海。校舍不够，临时搭了些芦席棚，学生们睡的是吱吱响的竹子床。徐向前每天天不亮起床跑步。紧靠着珠江岸边的操场被潮水淹没了，还得在泥水中出操。军校训练文件中规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书籍，本校学生皆可阅读”。徐向前开始读到了《苏联研究》、《各国革命史》、《帝国主义》以及一些有关无产阶级革命的书报。军事课中的四大教程，徐向前更是很有兴趣。《步兵操典》、《战术学》、《射击教范》、《野外勤务》、《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军制学》、《交通学》等等，他都认真钻研。学生兵不准吸烟，每月只发10个毫子的零用钱。徐向前在阜平县当学徒工时，夜里磨面瞌睡难忍，他那时叼起了小烟袋。后来烟瘾越来越大，来到黄埔军校，虽然上边规定学生不准抽烟，学校发的那几个零用钱，他除了偷偷买包烟抽，省下钱都买了书报。军校生活紧张、严格。三分钟起床穿好衣服、打好绑腿；五分钟上完厕所；十分钟吃完饭。一些城镇长大的富家子弟，面对这样紧张的军事生活，受不了，有人哭起来，有人想退学了。徐向前从小吃的苦多，生活磨难使他的性格刚强起来。他还是那样：从早到晚少言语，只是默默听教官上课，认真习文练武。黄埔岛上小咬特别多，比一般的蚊虫小又飞得快，人在屋里屋外稍一静下，它就咬上了你，让你浑身难受。徐向前来到广东，一是话不懂，二是小咬咬得难忍。为了克服这两大困难，他每天抽空向当地人学广东话，到江边用海水洗脸和擦臂，不知是海水咸，还是渐渐习惯了，小咬的折磨、痛痒消失了。校长蒋介石更给徐向前留下了难忘的记忆：蒋介石兼任长洲要塞司令官。他住在要塞司令部里，又在黄埔军校设下办公室，每天上下午都到军校来。他身披一件拿破仑式的黑斗篷，进军校来，前边有副官开道，身后跟着四个护兵，威风凛凛，比大元帅孙中山不差几分。学生和军校教官路上遇到他，如果不立定敬礼，轻则受到训斥，重则要追究甚至给予处分。从5月5日军校新生入校，到6月15日正式开学，蒋介石向新生训话就达10次之多。他讲办军校的意义，讲他个人的历史，讲革命与做人，讲军队的纪律。他特别看重军规、军纪，把下级官兵给上级敬礼，当成军规中的大事。他曾经声色俱厉地说：“军人不敬礼，就是违犯军规!”他不吸烟，不准学生吸烟；他不喝酒，除了宴席，不准军校官兵饮酒。他还亲自听教官上课。有时，早晨起床号刚响，他就从长洲要塞司令部走来，闯进教官或学生宿舍巡视，如碰上睡懒觉的人，必严加责问。他若在军校吃饭，亲自去餐厅与教官同桌。教官们必等他动筷子，才端起碗不声不响快快进食。所有这些，都是蒋介石从日本军事教育中学来的。军校学员，有从外国留学归来的留学生，有大学毕业、中学毕业，也有保送入校文化并不高的党团骨干。还有不少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不少的人是有后台和靠山的，徐向前却是一个没有任何关系的普通一兵。他既不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员，更不是共产党员，开学时才和军校同学集体加入了国民党。因此，尽管他学习努力、参加广州的平叛很勇敢，可是并没引起上级多少注意。蒋介石每月都找些学生谈话，从学生中发现了不少人才，就是没发现徐向前这个帅才。蒋介石开始不愿意做军校校长，他一心想抓好枪杆子。后来他悟出治军要先治校的道理，对孙中山办好黄埔军校的要求也心领神会。因此，他对黄埔军校的教学、训练都抓得很紧。他每周都找十几个学生谈话。一次蒋介石和徐向前的谈话，是这样的没趣和尴尬：那是一个闷热的中午。校长蒋介石又开始找学生个别谈话了。徐向前和几位同学武装整齐，排队站在校长办公室门外。一个个进去出来，出来进去。都是头上流汗，衣服透湿。有的是喜笑颜开满面春风，有的是紧张得满面通红。轮到徐向前进去了，心里不免也有点发慌，他真不知道见了这个令人害怕的校长说什么。蒋介石坐在办公桌后，边看文件边接见学生。他看都没看清徐向前是什么模样，照例拉着长调问道：“你叫什么名?”徐向前答：“徐象谦。”原名象谦，1930年在大别山才改为徐向前。又问：“什么地方人?”答：“山西五台县。”再问：“在家做过什么?”答：“当过教员。”蒋介石睁大眼睛，瞅瞅面前这个瘦弱的学生；学生规规矩矩立正站着。他们好像从不认识似的。一问一答，机械没趣。受过日本士官学校训练的蒋介石，俨然像个法官；平时少言寡语见到大人物更腼腆的徐向前，不会多吐露半句令长官高兴的话。谈话草草结束，徐向前没给蒋介石留下个好印象。蒋介石怎么都不会料到，就是这个沉默寡言的学生，五年后，跃然成了共产党三大主力红军之一的总指挥；更想不到，他会成为新中国的元帅!第二章 败走中原之后又投入党的怀抱(1)误入异军1925年8月，广州正是炎热的夏季，徐向前和白龙亭、孔兆林几位山西老乡，别了黄埔岛，别了军校，别了战友和同学，登上了北上的列车。一年以前他们从上海乘轮船刚到广州，一切都陌生。人生地不熟，言语不通，还有一年四季的小蚊子咬人，几乎把他们这些北方佬吓跑。征战中的枪炮声，改变不了他们的习惯，只是仍愿走向北方。今天要离开，却又依依不舍。广州是革命军的发源地，是他们走向革命的起点。徐向前和几位老乡，要求去河南国民二军工作。校长蒋介石亲自召见了他们，他照例先问被召见人的姓名、年龄、哪里人，问他们去国民二军工作怎么想的。徐向前话不多，别人回答如流，使蒋介石绽开笑脸。他说，你们都是我最好的学生，我是舍不得你们走的。你们既然愿意去那儿，那也很好嘛。要多为黄埔军校送来好学生……徐向前他们要求去国民二军，正中蒋介石的下怀。孙中山逝世以后，他已把自己封为“大元帅”了，正想插手冯玉祥的部队。“蒋介石历来是注意抓军权的。他野心勃勃，不仅要控制黄埔和国民革命军，还想‘改造’冯玉祥部……我们当时识别不出来。批准我们去北方工作，心里是高兴的。”在直奉战争中，直系将领冯玉祥倒戈发动政变，推翻了曹锟、吴佩孚的北京政府后，与胡景翼将他们手下的部队改称为国民军一、二、三军。冯玉祥任总司令兼一军军长。胡景翼任副司令兼第二军军长，不久胡景翼病死，军长由岳维峻接任。孙岳任副司令兼三军军长。国民二军驻在河南安阳，军部的头头们，得知徐向前等是从黄埔军校来的，十分欢迎。徐向前当即被分配到第六混成旅教导营任教官，其他同学也分配下去。从此几个老乡就分手了。特别必要写一笔的是，徐向前到混成旅的第三天，军长岳维峻视察来了。这位新从二师师长提升的军座，春风得意，官气十足，护兵8名。他正在大规模地扩充军队，不到半年，号称有20万人。徐向前这“小人物”不得接近他，只是远远向他敬个礼。岳维峻还礼时手都没举过肩，就放下去了。这位军长，根本没把来自黄埔的小教官放在记忆里。谁料六年以后，在大别山区，竟然发生了这么一次会晤：……两名红军战士，押解着刚从双桥镇战役捉住的白军师长。他虽然在逃跑时换了身士兵衣服，却难掩盖他那身为长官的肥头大耳。他已经被他的部下供认：他就是34师师长岳维峻。他蹲在一座小茅草屋里，口口声声要见最高指挥官。一位红军的指挥员，来到了他的面前，问道：“岳师长，你还认识我吗?”岳维峻抬头看看那人，默默过了一会，有气无力地说：“不……不认识。”“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哩。”那位红军指挥员微笑说。“五年前，你在国民二军当军长，属下有个第六混成旅，是吧?”“是的。”“我在第六混成旅当过参谋哩。”岳维峻这才明白过来：原来这位红军指挥员正是徐向前。忙说：“请多关照，多多关照。”“你对我们红军的战术有何见解?”“战败之人，惭愧!惭愧……”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战场上，将帅之间，常常是今天枪林弹雨，你死我活地拼搏，明天，又可能面对面坐下来谈判；更有甚者，不打不成交，交战之后，成了朋友。徐向前和岳维峻，却不是那种关系。五年前，岳维峻是打着“革命”旗帜的军阀。这次徐向前踏进国民二军军营，不多久就感觉异常。这个军营和黄埔岛上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黄埔军校同志友爱，歌声、笑语；这儿死气沉沉，随时都听到叫骂声；黄埔岛不准抽烟，这儿军官和士兵，整天埋在烟雾中，醉在饭桌旁、宿舍里。夜晚，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嘻嘻笑笑钻进军官们的住房。徐向前的职务是教官，教导营却没有他的训练课目。军队没有固定的军饷，靠各营连自己筹钱。军官吃空额，小兵抢老百姓的东西。表面上这个国民二军打着青天白日旗帜，号称革命军，实际上是换汤不换药，北洋军阀部队的习气、作风根本未变。恰巧，第六混成旅旅长弓福魁，是个山西人。老乡见老乡，不亲也是亲。加之那位弓旅长讲义气，对徐向前这位黄埔出来的老乡，倒也有几分尊敬。不久，徐向前被调为旅部参谋；之后，又升任为第二团团副。徐向前开始挺高兴，谁想团副这个职务，有名无实，没有指挥权，不参不谋，等于吃闲饭的。徐向前身临其境，心里渐渐不安起来。他不愿意回到南方去，受那小咬的折磨，又觉得这样下去，在军阀部队混日子会耽误了自己的前程。他从小受的是正正派派做人的家庭教育；黄埔军校生活一年多，更是把“革命”二字灌注在心。他总觉得这个国民二军不是久留之地。闲得无事，又想到临离别黄埔军校时蒋校长的话：要多为黄埔军校招生。一天他到安阳中学去，和教员罗任一相识了。这位日本留学生、共产党员，交结上徐向前这位来自黄埔的人，也很高兴。二人一见如故。先是在学校交谈，尔后罗任一又请徐向前去他家里。“五卅”运动的群众大会，徐向前又去听上海来的青年学生演说。苦闷中，他找到了欢乐。他时时不忘记校长蒋介石交给的任务，还到六河沟煤矿工人中去，慢慢熟悉了工人，结识了一些有志青年。于是就向他们宣传黄埔军校，宣传三民主义，宣传国民革命的道理。三个多月内，徐向前、罗任一等人，先后动员和介绍了十几名青年去了广东，投考黄埔军校。“那时的军阀部队时兴易旗。把北洋军阀政府的五色旗换成国民革命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再改一改番号，就成了革命军了。实际上是有名无实，换汤不换药。我在第六混成旅，看到的是些腐败现象。军队没有固定的军饷，靠各显‘神通’，捞外块。贪污、吃空名字、抢老百姓的东西、糟蹋妇女的现象，司空见惯。与黄埔学生的精神，不可同日而语。在安阳，我除了从事军事工作外，还常到驻地附近的安阳中学去活动，同六河沟煤矿的工人也有接触。宣传三民主义、国民革命、打倒军阀列强，搞点军事训练，并陆续介绍了几十名青年学生去广东投考黄埔军校。后来我在东江搞游击战争，遇到位姓郭的营长，就是这批人中的一个。”军阀争雄此起彼伏。1925年10月，奉系军阀张作霖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联合被推翻的吴佩孚向冯玉祥进攻。浙江督办孙传芳发动五省联军讨伐张作霖，并和冯玉祥约定：徐州以南由孙部攻打；徐州以北由冯玉祥攻打。这样，冯玉祥的国民二军就开始了北上。徐向前跟随着这支队伍，从河南到鲁西，到济宁、泰安。二军军长岳维峻不自量力，又兵分两路北进征战山东和山西。不到半年的光景，国民二军彻底失败了，部队失去指挥，四散溃逃……到了河北平原，徐向前所在的队伍剩下已无几个人，他和几位山西老乡，化装成老百姓，跑回了五台县。惨痛的失败，更使他猛醒：宁肯回家种地、教书，再不能做军阀混战的工具了。寒冷的冬夜，五台县境内的滹沱河已结了冰。永安村的人家都正入睡。徐向前一身便装潜进村口，摸到家门。他从考黄埔军校离家至今已快两年。两年中他只给父母写过两封信，也不知为什么只收到过一次回信。那信上说父母都还好，只是妻子朱香蝉病死，留下一岁多的小女儿松枝，靠爷爷奶奶抚养。那座被村里人称为“楼院徐家”的大门，被这个游子小心翼翼推开。老母亲一见儿子，突然放声哭泣：“我的儿子，你可回来了!”“大大(父亲)呢?”徐向前问母亲。“又出门教书去了。连年歉收，几口人要吃要喝，全靠你大大呀!”母亲擦去惊喜的泪花，忙净手烧香拜佛，口念“阿弥陀佛”。这些年，老人为了儿子的安稳，不知道烧了多少香，念了多少经啊!离去已经两年多，家还是这个家，人已经变化了不少，年迈的母亲头发又白了许多，年轻的妻子已经不在人间。徐向前走到东屋小女儿床边，摸摸那小脸、小手。这小生命，从降生至今没见过爸爸，妈妈病死时，她不满周岁，是在奶奶苦心哺育下活着的呀。徐向前不禁一阵心酸。往后的路怎么走呢?……山西的地盘，是阎锡山的。这个土皇帝，不许可任何军队进山西。他更反对冯玉祥进来。徐向前在家躲藏了几天，白天不敢露面，只是在天黑才跑出去，打听几位一块跑回家乡的老乡的情况。有位老乡原在国民二军当军需官，死里逃生，已吓得大病不起，躺在床上哼哼呀呀。徐向前又跑到附近村庄，找另外几个逃回来的老乡，不是见不到面，就是有的死也不愿意再出去从军了。母亲托人把在外村教书的父亲找回来。老秀才见了徐向前，老话一句：“往后就在家找个学校教书吧!”徐向前说：“不，我还要走。”“去哪里?”“……”徐向前说不出来。“还是教书人好过呀!”老人又说他的老理。说什么教书人虽然不发财，但也风不打头，雨不打脸。自己不留名，若能教出一些好学生，他们以后会成为国家的栋梁。徐向前也不反驳老人的话，一边听，心里在作着各种打算。他还在十几天前，从报纸上看到，北伐军要从广东出发了。如今又怎么样呢?想来想去，想不出个头绪。山西人常说，后悔的药比醋酸。这一年多，他尝尽了酸甜苦辣，心里后悔莫及。想当初，真不该轻易地离别黄埔军校。冬夜催人眠，他却整夜不能成眠。院外不时传来几声狗叫。只见母亲在小阁楼里点着长明灯。不用说，老人又是不断香火，求神拜菩萨。可怜的老人，她这一生，不知道花了多少香火钱，换取的又是什么?在黄埔军校，徐向前接触了几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同一个队的蒋先云，给他的影响最深。他告诉过自己：人生要有个目标，要为进步事业奋斗，也要为个人的前程奋斗。这位湖南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的高才生，文才、口才、人品都是好样的。他还是毛泽东亲自介绍加入的中国共产党。黄埔军校是徐向前走上革命道路的起点，蒋先云是他身边最亲近的人。在这危难的时刻，徐向前想到黄埔军校，想到蒋先云，他决心离家而去，回广东，重返黄埔军校。他在家住了几天，为了打听北伐革命军的情况，先到了天津。然后，又奔向上海。在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大本营，他打听到了真实的消息：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攻占了武汉。黄埔军校也到武汉了。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不做跨党分子1926年11月底，徐向前从上海乘船来到武汉。晚上下船，码头、街道到处是暗洞洞的，什么景也看不清。他在汉口码头附近一个小旅馆住下。第二天一早起身外出，顿时感到像步入一个新世界。到处贴着“打倒列强除军阀”、“革命万岁”的标语。行进在马路上的像是一群工人，高唱着：“打倒列强，打倒列强”、“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的战歌。这歌声，是那么的悦耳。徐向前自一年多前离开广州，离开黄埔军校，再也没听见过这样的歌声了。他早饭都顾不得吃，又步行奔武昌。听说，那里有北伐军部队。他一路走一路看，过了汉江，进入武昌。又是一幅令人鼓舞的景象：标语满目，群众游行，歌声震天。像两年前第一次进广州那样，让人兴奋。徐向前经过半天的奔走、寻问，终于找到了学兵团，找到了正在筹建中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在这里，徐向前见到了黄埔军校同学。在这里，徐向前见到了他日夜想念的蒋先云。徐向前离开黄埔军校之前，在东征中已经是排长。在国民二军又当过教官、团副，这次归队，便做了学兵团的一名指导员。不久他又被任命为武汉军校总队政治大队第一队少校队长。军校设在武昌长街著名的西湖书院。军校在武汉三镇名声很响，几乎人人皆知。当时有“第二黄埔”之称，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兼任校长，教育长张治中，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政治总教官恽代英。它是黄埔军校四个分校中最出名的一所学校。男生986人，女生195人。一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这里学习和工作。恽代英、陈毅、施存统等先后来到这里工作或学习。1927年2月22日正式开学。这所军校，继承着黄埔军校的传统，为中国革命培养着新人。后来和徐向前结成伴侣的黄杰，就是女生队的入伍生。后来成为东北抗日联军女英雄的赵一曼等等，都是女生队的学员。徐向前既是队长，又做教员。他经过近一年的风风雨雨，从国民二军军阀习气浓厚的军中滚爬出来，回到革命军校，又唱起了“以血洒花，以校作家，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的黄埔校歌。他从曲折的路上走回，从苦闷、忧心忡忡的生活中，回到欢乐的大家庭。心情愉快话语也多了。一些山西的老乡，黄埔军校的好友，经常找上门来。共产党员李楚白，是徐向前队里的司务长。大家凑在一块儿，该开饭了，李楚白就要去办菜、打酒。徐向前觉得不妥，革命军中的规矩：当官的不得多吃多占，就提出：“还是下饭馆去吧。”徐向前当队长，薪水比别人多，大家齐声叫着：“好啊，当队长的请客!”“那还用说嘛。”徐向前一笑。“好嘛，好嘛，我请客!”人人都说山西人小气。阎锡山的名言：“一块钱要当十块花”。徐向前却不是那种抠门的人。从军几年，他虽然不大手大脚乱花钱，生活俭朴，可是和老熟人相聚，心里高兴，倒很慷慨。谁知，一次两次请吃下来，似乎成了习惯，大家凑到一块就抓徐向前这大头。其实，大伙也不是诚心要敲徐向前竹杠来解馋，老乡聚在一块，总是借吃饭，想说说心里话。革命的大事，个人的前途，三民主义、共产主义、俄国革命、军阀混战都是谈论的话题。青年人好强，有时说着说着争论起来，借着酒性发难。面红耳赤过去之后，又笑声四起。徐向前开始多是听他们争论，很少支持哪一种观点。一天，有位同事把话题转向他问：“现在许多人加入了CP(即共产党)，你呢?”徐向前说：“我们是军人嘛，不要参加那些政治派别。”“想躲开吗?不成!我们入黄埔第一堂课就入党了!你不记得了?”“记得哩，第一次上课每人都填表加入国民党嘛。”“是嘛。现在很多人都跨党呀，”有人说，“别那么清高了，还是加入CP吧!”徐向前不做声。他觉得已经加入了一个党，就不该再加入另一个党，国民党员，就应该为三民主义奋斗终生。他郑重其事地说：“我不做跨党分子。”他这话，立即引起热烈争论。有的说，三民主义不如共产主义，列举出许多道理和现实；有的反驳，徐向前是激烈反对的一个人。这顿饭，最后闹得不欢而散。过不几天，他们这伙年轻人、老乡、老朋友，又聚会了。还是徐队长请客，还是海阔天空谈论。在此之前的好几年，徐向前从个人谋生没有目标的一个青年，走向要救国救民的道路。考入黄埔军校后，第一次上课虽然集体填表加入国民党，但是到底走什么样的道路，中国向何处去，他蒙不清。他曾热心研究三民主义，这次来到武昌，接触了一些共产党员之后，又开始探索共产主义。他不愿意盲从，爱好独立思考。不懂的问题，从书报上找答案。这也许是从小在秀才门户里养成的。白天工作忙，坐不下来，夜晚他抽空读书，研读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李达的《通俗资本论》以及一些宣传十月革命的小册子，瞿秋白、鲁迅的文章，也都找来放在床头上。武汉军校军事生活、训练课目还没走上正轨。学生又多是新近入伍，故以政治教育为主。徐向前觉得，军人作风的养成，必须从严、从难训练。他经过东征，又目睹国民二军在河北的失败，认定军队的战斗力和严明的军纪、耐劳吃苦的精神分不开。军人平时作风松松垮垮，战时定会散沙一盘；军人平时怕苦怕累，更难以忍受艰苦的战争环境。他按照黄埔军校第一期的方法教练，要求学生不抽烟、不饮酒、不贪睡，起床洗脸集合十分钟，吃饭十分钟。天气炎热地面上火烫，他还率领学生走正步。有人晕倒，他挥挥手让人抬出操场，继续领着操练。严格的军事生活，令个别人难以支持。有人闹病，有人讲怪话，骂徐向前是“玩命的山西佬”。蒋介石对军校抓得很紧。过新年，1月9日，他从南昌来到武汉。这位靠黄埔起家的北伐军总司令，出席了国民政府组织的群众欢迎大会，就到两湖书院视察军校。学校师生很高兴，特别是徐向前这样的“老黄埔”，对老校长都怀着敬意与怀念。这次，蒋介石向大家讲话时，除了摆自己北伐战争的功劳，就是说了一通温情肉麻的话。他说当年他去日本留学时，妈妈如何日夜想念他。说：“本人对你们是慈母一样的心情啊!也就像我妈妈对我一样。”有些人听了心里热乎乎的，也有人不是那样。“我们当时很反感。会后，议论说，你这蒋校长，讲这些东西干什么哟!这件事说明，蒋介石有笼络人心的手段，同时又说明，底下对他并不那么相信。蒋介石到军校来过两次，没有达到控制军校的目的，以后就不来了。他在南京另开门面，也成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实际上不再承认武汉军校。这样更好，便于军校进步力量放开手脚，开展工作。”武汉军校继承着黄埔军校传统，训练、教育、军事生活都很紧张。徐向前要操心学员，外差勤务又多，要常出去参加集会、宣传活动。从早到晚，做队长的不得休闲。只有到星期五、六晚上，共产党员、国民党员各自开会去了，徐向前才得清闲一些。究竟是三民主义好，还是共产主义好，这是徐向前日想夜思的大问题。以前在黄埔军校对共产主义有印象，但理解不深，也没认真思考过，耳闻目睹军阀混战，国民党腐败等现象，使他不得不想。常来常往的一些共产党员，给了他很大的启示和帮助。他们大都是黄埔同学或山西老乡，又是活跃分子，如樊炳星、杨德魁、吴展、李楚白、贺昌、程子华等常在一起聚谈。人人都谈理想，谈志向，谈对人生和时局的看法，谈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区别，兴致所至，各抒己见。使徐向前原来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一些认识，逐步得到了升华。徐向前的思想发生了飞跃。经过两年的曲折经历，开始思考一个问题：谁是真正的革命党?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这要他作出回答，作出决定。他看到不少人，既是共产党员，又是国民党员，他不愿做“跨党分子”，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如今目睹军阀混战、百姓受难、国民党腐败，他认识到国民党不如共产党，三民主义不如共产主义。1927年3月，正当国民党右派反共活动猖獗，国共合作面临破裂的严重形势，徐向前在武汉经共产党员樊炳星、杨德魁介绍，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他加入共产党时，已有种种迹象表明：国共两党可能分裂。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工人纠察队被缴械，大批共产党员被搜捕，被屠杀……武汉三镇为之震动。武汉军校宣布改组，撤销了蒋介石的校长职务。一天，徐向前听说国民党的首脑人物汪精卫到了武汉。汪精卫、廖仲恺、蒋介石，是孙中山讲过的“三杰”。1925年徐向前在黄埔军校参加东征，听说廖仲恺在广州被暗杀身亡，当时他和黄埔同学，无不悲痛流泪。如今这“三杰”之中剩下的“一杰”，会怎么样呢?他忽然看见《中央副刊》上登出了汪精卫的题词：“中国国民革命到了一个严重的时期了，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滚开去”。三年前，在黄埔军校第一期开学典礼大会上，徐向前见过汪精卫。那时台下人都把目光投在孙中山大元帅身上，对汪精卫并没留下多深印象，如果说有一点印象，那就是大家都觉得汪精卫是风流男子，颇像个白面书生。没想到，蒋介石叛变，这个“书生”、“风流男子”会这么英雄!倒使徐向前和一些人刮目相看了。局势到底会如何发展，武汉政府为“迁都南昌”的问题，和蒋介石已经闹了一场，往后又会怎么样呢?武汉的汪精卫和在南京的蒋介石，终于公开决裂了。一天，武汉各界在武昌的阅马场，举行讨蒋大会。政界要人、军中头目坐满会场。徐向前率武汉军校部分学生，参加大会，维持会场秩序。全场掌声热烈，发出呼叫。许多人把领导中国革命的希望，寄托在汪精卫身上。汪精卫“不负众望”，登台讲话，慷慨激昂，大骂蒋介石背叛革命，是“独裁”，是“拥兵自重”，是“把黄埔学生当私人工具”的校长。他声声讨逆，人心大快。武汉军校宣布改组后，改为校委员会制度。由谭延、邓演达、恽代英三人为常务委员。邓演达向全校宣布：“蒋介石在南京背叛了革命，破坏了团结，搞专制独裁，所以把他的职务撤了!”“中国革命运动，照现在的形势看来，将分成两条道路，一条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一条是资产阶级的革命道路。”这些话，深深印在徐向前和广大学生心底。武汉的局势，越来越紧张了。蒋介石在各地继续反共、“清党”；原武汉国民政府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反叛后，联合四川军阀杨森进攻武汉。为了保卫武汉政府，惩伐叛军，武汉军校、南湖学兵团和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师生，紧急编成“中央独立师”，在叶挺统一指挥下，星夜从武汉出师了。徐向前率领学生军又踏上了征战的道路。这是他生平第四次参加征战。他手下的学生兵，大多是入伍不久的新兵，只是班排长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很多。战士们经过几个月的严格训练，也都表现出勇往直前的精神。徐向前本人，已经是身经多战的指挥官了，他对行军、宿营、侦察都有了一套经验。他按黄埔军东征的做法，路上领着队伍不断高唱“打倒列强，打倒列强”的战歌，不踏禾苗，不坏田产；每到宿营地，不扰民、不拉夫，买东西给钱，借东西送还。黄埔军校东征时周恩来倡导的政治工作，徐向前在实战中进一步予以发扬。白天行军，他给大家讲革命理想，讲战术动作。学员们像野外演习一样，欢快地走了一程又走一程。5月16日，徐向前所率的学生军参战，在桃花镇将川军一部击溃。接着乘胜追击，又在紫阳、汀泗桥、通海口一线和川军第九师接上火。杨森的那支队伍，打仗稀松，跑起来挺快，外号“川老鼠”。徐向前队中一名四川学生，在川军第九师当过兵，颇了解那支队伍的底细和战术，徐向前就让那位四川学生跟在身旁当“参谋”，抓住战机，猛追穷打。徐向前手下的学生军，首次参战，连战皆捷。战报传来，叶挺的二十四师在郎坊一带，把叛军夏斗寅部队打垮。武汉政府又提出愿与叛军议和，保卫武汉的战事遂告结束。军校学生又回到武昌。这里一切一切都不平静。传说多，议论多。有人说，汪精卫武汉政府将“讨蒋”东征；有人说，汪精卫和蒋介石要和好；还有人说，共产党内发生了改组……前途如何?战事如何?徐向前日思夜虑。不管发生什么事，他决心跟共产党走，革命到底，像党章上写的：“共产党员要为共产主义流尽最后一滴血”!5月底的一天。徐向前接到共产党组织的一个通知：速去参加开会。他怀着新奇的心情，走进蛇山西粮道街一个会场，只见周恩来正端坐在主席台上。他还是那么雄姿焕发，只是没穿军服。两年前在黄埔岛和在东征路上，徐向前多次见到这位军校政治部主任。他潇洒的风度、雄辩的口才，给徐向前留下难忘的印象。可是，今天的周恩来，态度十分严肃，他目光审视全场，在施存统讲话后，作了关于政治形势的报告。他讲了上海发生的“四?一二”事件，讲了湖南长沙发生的“马日”事件，还讲到武汉当前的形势，夏斗寅叛军的情况。要求同志们认清大局，坚定信念。这一天，是徐向前加入共产党后，参加的第一次党的会议。当时他只知道在武汉军校内，有共产党的委员会，书记是陈毅；后来才知道，周恩来是5月下旬从上海秘密转到武汉的。徐向前这次和周恩来相见，虽是在人数众多的集会上，又是一个台上和一个台下，但他们心是相近的，使徐向前终生难忘。这是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第一次聆听周恩来的报告。山雨欲来风满楼，徐向前意识到：一场严重的考验又到来了!纸条写着“找毛泽东”1927年，对徐向前说来，是他经历中极不平凡的年代。从上海到长沙，大批共产党员遭到逮捕、屠杀。武汉的汪精卫政府暗中与国民党右派勾结。国共分裂的局面已不可扭转。黑暗代替了光明，革命的共产党员，成了被绞杀的囚徒。武汉三镇，处在风声鹤唳之中。许多共产党员、革命分子得到党的指示，纷纷从武汉撤走。一些动摇分子，消沉观望着，有的逃走了。“武汉的形势也日趋紧张。以汪精卫为首脑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正在积极‘限共’，为下一步反共制造舆论。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助长了右派势力，使我党在敌人进攻面前束手无策，步步退让，解除了武装……”“……六七月间，汪精卫与蒋介石的勾结愈来愈露骨，愈紧密。为保存革命力量，应付突然事变，党组织决定派一部分党员去张发奎的二方面军工作。在此之前，组织上已将我调出武汉军校，等待分配。等了近一个月，党组织才通知我和一个姓杨的(我俩不认识，谁也不知谁的身份)去张发奎的指挥部工作，我任上尉参谋。临行前，党的地下‘交通’给了我张纸条，上面写着‘找毛泽东’……”事情就是这么突然，这么叫人不解。毛泽东，这个响亮的名字，在广州，在武汉政界和军界中，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徐向前可从来没见过他，不认识。还在广东黄埔军校时，开始，他虽是普通一兵，却很快就知道了两位共产党人，一个是萧楚女，正在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一个是毛泽东，国民党宣传部长，《政治周报》主编。徐向前和同学们开头对萧楚女印象深，原因他既是政治教官，又有一个特别令年轻人好奇的名字。后来，读书看报，谈论革命，对毛泽东的印象越来越深。1926年春天，徐向前听人说，农民运动讲习所有来自山西的学生。他想会会老乡，便跑到那里去找，老乡没找到，却听说大名鼎鼎的毛泽东在那里办学讲课。当然，他不会认识，不会去见他。没想到，一年以后要他去找毛泽东呢。徐向前揣着“交通”给的那纸条，不时拿出，翻来覆去看那四个字，就是没有地址。徐向前作了难，到哪儿去找这个毛泽东呀?是“交通”的粗心大意，还是来不及说明白毛泽东的地址?徐向前对这张小纸条，揣摸了几个白天和夜晚。这时，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司令部正驻扎在九江。听说二方面军总司令张发奎一向与共产党人交好，兴许到了九江，会知道毛泽东的下落。徐向前从武汉乘船，顺流而下，到了九江二方面军司令部。张发奎果然不反共，任命徐向前为司令部参谋。徐向前找到黄埔的几位老同学，从旁暗暗打听着毛泽东这个人。老同学当然都晓得毛泽东的大名，可是，谁也说不出毛泽东的下落。徐向前摸不清张发奎到底政治态度如何，又是他手下的一名小参谋人员，不敢贸然打听毛泽东。他每天细心读报，想通过报纸了解国民党、共产党的活动，找到毛泽东。参谋随司令部长官转，徐向前新到职，不知是对他不信任，还是没人过问他的工作，他每天吃饱饭屋里屋外走走，不参不谋。司令部好像没有他的事。他从报纸上、从长官们谈话中，得到一些消息：——汪精卫、谭延、孙科到了郑州，与冯玉祥谈判……——蒋介石在徐州与冯玉祥会谈……——冯、蒋会谈的结果：蒋介石允诺每月拨军费二百万元给冯玉祥……——冯玉祥致电武汉政府，并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驻武汉的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部公开指责共产主义……——7月15日，汪精卫武汉国民党中央政府正式宣布同共产党分裂……政局一派混乱。报纸上登的事，真假难分。徐向前作为一个低层军官，他对蒋介石与冯玉祥之间的联合斗争，并不放在心上。对汪精卫公开与共产党决裂，却感到吃惊。前几个月，当蒋介石公开“清党”反共时，汪精卫说得多么漂亮啊!他说：“革命的向左来，不革命的滚开去”。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汪精卫曾发电骂他：“丧心病狂，自绝于党”。汪精卫这个孙中山的“忠实学生”和秘书，这个孙中山称赞的“三杰”之一，和蒋介石一类!他公开背叛了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倒行逆施，使徐向前第一次认识到，孙中山的“忠实门徒”们，竟是这样的嘴脸啊!炎热的九江，闷得人坐卧不安。二方面军总司令部里，却和往常一样平静。7月29日一早，总司令张发奎从九江坐上轿子，上了庐山。司令部的军官私下猜测，张老总准不是上山避暑去的，因为他的太太没去。徐向前当时只知张发奎上山去了，并不知道内情。许多年以后，才从史书中看到，就在这天，汪精卫和唐生智、张发奎在庐山别墅密谋，要坚决消灭武汉政府中一切共产党人和倾向共产党的军官和士兵。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在南昌发动了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二方面军司令部，一片惊恐和混乱。军官们你看我，我看你，几乎突然哑巴了。徐向前心里却半信半疑，又喜又忧。喜的是，这些天来不论从报上还是人们的谈论中，很少看到共产党的活动，南昌突发兵变，又是周恩来为首，说明共产党有了动作；忧的是，这样一来，二方面军中的部队会怎么样行动呢?张发奎会站在哪一边?徐向前知道，原属二方面军驻南昌和九江一线的部队，都是不久以前为“东征讨蒋”移过来的。当蒋介石反共开始，张发奎和汪精卫一样，都是声讨“蒋逆”。如今事态发生突变，又会怎么样呢?……他的脑袋里，出现了一连串的问号。总司令部门前加了岗，对出入的人盘查加紧。徐向前本是新来的，卫兵们都还不认识他这位上尉参谋。他没事可做，又不得随便进出作战值班室，白天在外边转转，晚上回到军官宿舍。一个人闷闷抽烟。他的烟瘾随着这几年奔走加大，一支接一支抽。徐向前正忧心忡忡，不知所措，突然传来紧急集合的命令。军官们在会议厅等了许久，谁都不知发生了什么情况。张发奎带着四名护兵进来了。他没落座，目光扫向全场，声音不高也不低：“南昌发生的事变，大家都知道了。本人今晚只宣布一件事：“CP分子，三天内保护，三天后不再负责!”说罢走出会议厅。会议厅很安静。军官们表面上没有多少反应，大家纷纷走出。实际上，许多人心中并不平静。二方面军中有不少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倾向革命的左派分子也多，此时一些没暴露政治面目的人，都在暗中盘算。徐向前回到宿舍，一声不响，又是一支接一支抽烟。现在他完全明白了张发奎的态度。这个几天前还讲“保证不反共”的“革命将领”，向共产党人下最后通牒了。虽然张发奎不会知道他军中有多少共产党人，但他知道会有。他采取这种下“逐客令”的办法，既可请客人自己离去不伤体面，又可达到“清党”的目的。同屋的一位胖胖的上尉军官，可能看出了徐向前的不安，说道：“老兄想什么事?抽那么多烟!睡吧，睡吧!”“老弟，眼下这局势，你还睡得着。”徐向前说。“你不愁呀?”“愁?我愁个屁!”那上尉说，“什么CP不CP，管它呢。吃粮当兵，不上火线活人一个，上了火线，说不定死活!睡觉，睡觉。我看你也不会是CP分子吧!”徐向前不语。他不知这位是说真话，还是假话，从来这里以后，他们彼此没交谈过党派的事。谁都不知谁的身份。“如今的官场，谁也猜不透谁哟，”那上尉叹口气，躺倒说：“今天红，明天白，今天叫同志，明天是逆贼!……”第二天一早，徐向前离开了九江。他化装成一个小买卖人，身着一件白衬衫、蓝布裤，手提藤条箱，一顶草帽盖头，坐在九江开往武汉的船上。他至今保存着党的“交通”给的那张纸条，决心去武汉找毛泽东，找那个“交通”。船顺江而下，四等舱里乱哄哄的，找不到坐席、找不到安身处的一些人，挤来蹭去。徐向前怕被熟人认出，他坐在一个角落里，头上顶着大草帽。舱里闷热难忍，臭酸气刺鼻。他忽然感到，他这个军官变成了逃犯!逃到哪里去呢?一路倒平安，没遇上麻烦事。徐向前登上了汉口码头。然后乘渡船，上岸后一路步行奔两湖书院方向。那里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旧址，就是在那里，徐向前第一次见到中国共产党党章，他接受考查，宣誓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然而，他一登上码头，心里就凉了。武汉，不再是从前一派革命的样子，江汉关边的革命标语刷掉了，龟山上曾经竖立的“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铁标语塔已看不见。大街上，再看不见革命军人的行迹和雄赳赳的工人纠察队。徐向前在武昌找了个小客栈住下。他不敢贸然去两湖书院，更不敢去粮道街第一次参加党的会议的地方。先试探着向客栈老板娘打听些情况。那女人，一问三不知，只知开店赚钱。第二天，徐向前找到原先接头的“交通站”。那是一家卖货的铺子，远远看去，门关着。许久不见有人出入，也不见接头的联络信号。显然，这儿人已经转移。他在这门前转了两天，仍不见有人出入。路经两湖书院附近。徐向前远远望去，这座清光绪十六年由湖广总督建起的书院，曾经为军校男女学生吵得生气勃勃。如今大门禁闭，不见有人出入。他想，即便是里边有人，也决非是同志。不能多停留，便匆匆离去。他记起毛泽东办农讲所的地方，又漫步走去。一边走，一边观察行人，他希望碰到一个熟人，但又怕碰上。他这时才觉得此行武汉是欠考虑，是一时的冲动。局势已经到这一步，毛泽东怎么还会在武昌?就是找到那个“交通”，他又能给自己多少帮助呢?他想着，想着，决定不去找毛泽东办农民讲习所的地方。这样盲目跑来走去，说不定反会被盯了梢，那样更麻烦了。晚上，徐向前又换了个客栈。军人的警觉，使他懂得如何应付事变，保护自己的安全，而且他又改了装，这两天总算平安无事。夜深人静，他又从香烟盒里一支掏空的纸烟中，找出那张纸条。“找毛泽东”四个字，跃在眼前。他一个新入共产党的党员，真搞不明白党内的规矩，叫他去找毛泽东，却又不给地址，这不是闹着玩吗?武汉地区党的高层人士多的是，为什么偏偏让我去找这个毛泽东呢!现在，这个毛泽东又在哪儿呀?若干年以后，徐向前才知道，1927年8月上旬，毛泽东在汉口参加了中共中央“八七”紧急会议后，已经奉命去湖南组织领导秋收暴动去了。就在那次会上，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毛泽东在会上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取得的。”徐向前戎马一生，可以说大半生都为实现毛泽东的这一论断奋斗。一次徐向前向记者谈到他找毛泽东的那段经历，记者曾向他提问：“毛泽东当时既不是共产党的负责人，又不是军界的人，‘交通’为什么交给你‘找毛泽东’的纸条呢?”“我始终也没搞明白，”徐向前一笑，“我想不知是哪个糊涂虫搞的，定有原因呢!”原因是什么?不外乎是两个：一是毛泽东在武汉正在物色军事人才，为他的“用枪杆子夺取政权”作准备；二是徐向前所在的党组织负责人与毛泽东观点一致，估计徐向前在广东时认识毛泽东。记者把自己的分析讲了。徐向前既不否定，又不肯定，却意味深长地说：“我们党当时还年轻，领导人陈独秀是个书呆子，中国革命的道路怎么走啊?那是毛主席最早提出走武装斗争道路的。我当时离开武汉去九江前，如能找到毛泽东同志，会少走许多弯路呢!”记者说：“那肯定会去参加秋收起义，跟毛主席上井冈山哩!”“那是可能的，”徐向前又一笑，接下说，“我当时只有一个心思，搞军事工作，搞兵运。没有武装，没有兵权，革命都是空想。这是在黄埔时孙中山先生就讲过的。”徐向前正是出于这种思想，当时他在武汉查访了三天，找不到毛泽东，找不到党组织，从汉口码头乘上了轮船，又顺流而下了。滚滚的长江，望不见尽头。党在哪儿?毛泽东又在哪儿?他像失去母亲的幼儿。他决心去上海。那儿是党中央机关所在地。还在九江时，他就听说，一些同学在武汉政府反叛后去了上海。上海有个小小的泰安客栈，是徐向前三年前投考黄埔军校时落过脚的地方。回到上海，徐向前又住进这里。他夜宿泰安客栈，每天遛马路，穿小巷。10几天过去了，没有找到一星线索。他身上的钱几乎要花光了。一天在街上居然碰到李楚白——他的入党介绍人，真是喜出望外!两个人走到一个无人的小弄堂，徐向前才说出这几个月的经历，问李楚白：“你可知道毛泽东在哪儿?”“不知道，不认识。”“我该怎么办呢?”徐向前问。“你先回去等着，不要外出。”李楚白嘱咐一番，他们分了手。第三天夜晚，李楚白陪着中央军委的一位负责同志，来到泰安客栈。谈话中，徐向前才得知：南昌起义的部队遭到失败；毛泽东9月间在湖南领导了秋收暴动，情况也不好，一部分工农革命军奔向江西山区了……“你的情况，李楚白说了，”军委的那位同志说，“你说说看，有什么打算。”徐向前说：“我是新党员，没多大的本事，一切听从党的安排。”“你是黄埔生嘛!”那同志眼睛里流露出信任、敬佩的神色，“你对广东地区情况熟悉，去广东吧，怎么样?”徐向前迟疑了一会，说：“广东我也不熟悉，我本想找不到党组织，就去北方，搞军运工作。如今，要革命下去，没军权不行啊!”那位同志认真听着徐向前的话，不时点头。是啊，革命失败的教训，是党没有掌握武装。中国的革命，到了坚决拿起枪的时候了。“好吧，你立即去广东，”那位同志几乎是命令式地向徐向前说：“那边准备军事行动，工人赤卫队中正缺少军事指挥人才，你去领导工人赤卫队……徐向前从心里不喜欢广东那地方。语言难懂，生活不习惯、小蛟叮得人心都发麻。可是，党的工作需要，特别是听说那边会搞军事的人少，徐向前爱的就是武装，爱的就是领兵这一行。他像入党宣誓似的，郑重地向军委那位负责同志说：“一切服从党的安排!”“好吧，明天就起身!”那位军委同志是谁，徐向前不敢问，也无必要问。不通告姓名，是党的地下工作的纪律。是党的指示，坚决执行，是党分配的工作，赴汤蹈火也要去完成!第三章 兵败五羊城临危受命当师长(1)二进羊城1927年9月底，一个夜晚，徐向前和一位姓张的同伴，走进了广州市。他们从上海乘火车，一路转车多次，好不容易才到达目的地。本来从上海出发说是乘轮船的，等了几天都买不到票。行程急，改坐火车。谁知这一路那么难，车上找不到座位，喝不上水，囚犯似的，好几天好几夜不得睡；饥一餐饱一餐，下了火车，那位张同志像喝醉酒似的，已分不出东南西北。徐向前身体虽然瘦弱，却禁得起折腾。他领着路，按接头地点、暗号，顺利地找到中共广东省委设的一个秘密联络点。接上头，被安排住进一个小客栈。和在上海一样，也叫“泰安客栈”。第三天，那位姓张的同志被分配走了。“交通”一再嘱咐徐向前，不要外出，听候安排。白色恐怖下，稍有差错就会发生意外，每个处在“地下”的共产党员，都懂得这一点。徐向前经过大革命失败后这几个月，已经学会了许多。他不喜欢广东这地方，但有一个美妙的神话传说，让他记在心上。传说，很久很久以前，广州是荒地，五谷不生。五位仙神骑着羊儿经过上空，看着地下许多的人饥饿死去，实在可怜。仙神遂指使五头羊去天宫采来谷穗，把仙种撒到广州这片土地上。从此，大地长出了硕大的谷穗，人们从饥饿中得救。可是，那五只羊却触犯了天规，被逐出天宫，飘落在观音山下，化成五具石头羊。从那以后，广州才有“五羊城”的美称。徐向前喜欢这个传说的故事，就像小时候母亲讲的五台山文殊菩萨往东海借“歇龙石”的故事一样，使他铭记在心。五羊城，成了徐向前的第二故乡。他是从这里走上革命的征程，如今又重返了故土。现今他重游“羊城”，街道、车站、商店虽然是老模样，政治气氛却完全不同当年。国民党和共产党从“同志”变为仇敌。三年前，徐向前威武地走在街上，那身黄军装吸引着行人；如今他一副商人打扮，不敢外出，躲在小客栈阴暗的小屋里。他在客栈住宿登记册上，留下的是“余立仁”的名字。他和其他共产党人一样，是“危险分子”，随时都可能被捕，投入监狱。他生性话语不多，却爱活动。特别是这两三年以来，几乎都在滚滚洪流里。他闷在小客栈，每天吃饭、看报、睡觉，着实憋得慌。一天吃过午饭，便信步走出客栈，漫步来到珠江岸边。这儿行人不多，偶尔才碰上几个人匆匆走过。他看到江水奔流，又不由得想到，顺江东去就会到黄埔码头。想着，走着，不知走了多远，才想到不该乱走。于是转回身走了一段路，不知不觉竟走到一条大街上了。他怕碰到意外，急急忙忙转弯，却忘了来路。好在他记住了客栈的方位，估摸着方向寻找珠江。猛然听到一声呼唤，回头一看，不由得惊了一下，原来是一位熟人——黄埔军校的一位同学。只见他身穿军官制服，却没精打采。“好久不见啊?”那军官高兴地和徐向前握手。“你现在……”徐向前想说“干什么”，没开口。“啊，唔……”那人含含糊糊不知说了句什么。徐向前从前只和这人见过几回，他叫什么名字，哪里人都记不住了。如今这人什么底细，更难摸清。他做出一副平淡无奇的神色，说自己现在经商做生意了，官场上的事一字不提。那人哼哼哈哈，看来也不想和徐向前深谈，又说了几句无关痛痒的话，两人便分手了。回到泰安小客栈，徐向前心慌意乱。悔不该外出，万一暴露出去，怎么好呢?从此他格外小心，再不出房门。一本看破了皮的书和几张报纸，伴随着他熬过白天、黑夜。一天夜晚来了位“交通”，把徐向前带走了。说是省委的指示，叫他去训练工人赤卫队。军人有了用武之地，徐向前高兴极了。他这些年舞刀弄枪，爱上了领兵打仗这一行。他从自己的经历中也体验到，中国革命，空喊不行，游行示威不成，写文章讲道理也不成。最好的办法，是武装起来。蒋介石所以敢那么凶，就是他有军队。徐向前听说让他去训练工人赤卫队，想想赤卫队员肯定是不少，但不知集结在何处?摸着黑，一路行走，好不容易，才找到珠江边一户人家。低矮的小房，使身材高瘦的徐向前进门都得躬身低头。这哪有什么工人赤卫队，迎接他的是位抱着娃儿的老太太。她纯而又纯的广东方言，使徐向前这个在广州生活过两年多的人，几乎听不懂几句。他借着暗淡的灯光，看见这小屋里满是秤杆，明白了，这家是做秤的手工业工人。“广州的工人阶级，经受过省港大罢工和轰轰烈烈大革命运动的锻炼，觉悟高，基础好。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职工会和工人纠察队组织，在支援两次东征、广州平叛和北伐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李济琛发动‘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职工会和纠察队转入秘密状态，先是自立名称，分散活动，后来统一改称工人赤卫队。工人赤卫队是我党领导和掌握的一支重要力量。为准备起义，中共广东省委将全市的赤卫队按地区编为联队，分区进行军事训练。”来到这家做秤的工人小屋，徐向前开始了对第六联队的军事训练。说起来让这位从上海来的指挥官闷气，他的联队，名义上是下设几个大队，大队下又有中队，中队下又有许多小队，大约三百多人，其实一个人都看不见。他们分散在大大小小的工厂和作坊中，有的是五金厂工人，有的当海员，有的当店员、印刷工、面粉工、火柴工、铁路工，还有拉洋车的、制蒲团的、做秤的、缝衣的。最先来和徐向前接头的人，是位叫阿陈的同志。他自我介绍，是第六联队的党代表。“听说你来广州好多天了，”阿陈高兴地向徐向前笑着，“我们正盼着你哩。你来就有办法哩。”徐向前说：“我是外乡人，人生地不熟，话不懂呀!”阿陈说：“莫客气，听说你是黄埔呀!”说着跷起拇指，那得意的微笑，对黄埔军校出身的人，表现出诚挚的敬意。看来这位党代表对徐向前到来，十分欢迎。他说一口中听的普通话，自我介绍了一番，接下去就说起工人赤卫队第六联队的组织状况、人员情况。最后，两个人一块商定了一个军事训练计划。白天，徐向前在屋里看看书报，自己起火做做饭吃。他从小虽然跟母亲学过家务事，可是从没做过饭，他只会熬稀饭，吃咸菜。房东老太太瞧见这“北方佬”饭不是饭，菜不是菜，向他比比画画说着什么。徐向前似懂非懂，意思听得出，老太太嫌他饭菜单调，要帮助他做饭菜，或者请他过去一块吃饭。徐向前摆摆手，意思是他这伙食挺好。晚上，党代表阿陈和赤卫队的骨干分子，三三两两来参加军事训练了。十几个人，挤在一堆，听徐向前讲军事课。他讲的内容，从一般的军人常识到轻武器性能。没有教科书、没有黑板，没有一件武装，惟一能帮助他讲解的，是一支铅笔和一张白纸。徐向前对当时组织工人武装的情形，在《奔向海陆丰》中有这样一段记述：“南昌起义失败后，广东省就积极准备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起义前党派我到工人赤卫队第六联队去，对工人进行一些秘密的军事训练。说是军事训练，其实一没枪，二没手榴弹，每天晚上只是把赤卫队员集合在工人家里围着一张破桌子，用铅笔在纸上画着怎么利用地形，怎么扔手榴弹，怎么冲锋……这些工人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