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焕庸（胡焕庸线的地理意义）
胡焕庸线指的是什么 什么是胡焕庸线
1、胡焕庸线（HuLine，或Heihe-TengchongLine，或Aihui-TengchongLine），即中国地理学家胡焕庸（1901-1998）在1935年提出的划分我国人口密度的对比线，最初称“瑷珲—腾冲一线”，后因地名变迁，先后改称“爱辉—腾冲一线”、“黑河—腾冲一线”。
2、在中国人口地理上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一直为国内外人口学者和地理学者所承认和引用，并且被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田心源教授称为“胡焕庸线”。
历史上的“胡焕庸线”难道是真的天命难违吗？
中国最早对人口进行详细统计的文献是班固所著的《汉书·地理志》，它详细记载了西汉末期全国各个郡国之间人口数量与分布的状况，后来历代的正史地理志与地方志都有对全国与各区域人口数量的统计。
一、什么是中国人口分布线
1935年，胡焕庸先生在《地理学报》中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人口之分布》的论文，用定量分析的方式第一次明确指出了中国人口分布的特点。
胡焕庸先生根据当时民国政府创制的1933年人口分布图和人口密度图，提出了著名的
黑龙江爱辉一云南腾冲人口地理分界线。他指出：“自黑龙江之爱辉（今天黑龙江黑河市瑷珲区），向西南作一直线，至云南之腾冲为止，分全国为东南与西北两部：则此东南部之面积，计400万平方千米，约占全国总面积之36%；西北部之面积，计700万平方千米，约占全国总面积之64% ；惟人口之分布，则东南部计4. 4亿，约占总人口之96%；西北部之人口，仅1800万，约占全国总人口之4%。”
后来人们为了纪念胡焕庸先生，就将这条线命名为“胡焕庸分界线”。
到了1987年，胡焕庸先生又以1982年人口普查数据为标准，撰写了论文《我国人口与经济的地区分布》。
他去除了二战后外蒙独立等导致我国版图变动的因素，得出了“东半部面积占目前全国的42.9%，西半部面积占全国的57.1%，在这条分界线以东的地区，居住着全国人口的94.4%，而西半部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5.6%。”
通过分析
1932年与1982年
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在这40年时间里中国人口只有1.6个百分点的变化。虽然后来我国又进行了几次人口普查，但是人口数量与分布规律都只是在这条线之间有小幅度波动，
中国基本的人口分布格局基本没变。
其实，在几千年历史的长河中，中国人经历数次大规模的移民运动，才最终形成了今天中国人口的分布格局。
二、元代之前：南北格局的中国人口分布
中国人口分布呈现的是东、西格局可不是“自古以来”就形成的，元代以前，中国人口分布呈现的是南、北格局。
先秦至西晋以前，黄河中下游地区气候适宜、土壤肥沃，导致黄河地区的文明演进相较于南方更加具有连续性，所以在永嘉南渡之前的一段时间内，黄河中下游始终是我国主要的人口集中地。也就是说，人口主要分布在北方。
▲秦汉时期黄河流域一直都是中国人口主要的分布区域
根据《汉书·地理志》的统计，西汉末年全国的总人口在5600万左右，其中秦岭至淮河一线以北的人口将近4300多万，而秦岭淮河以南的人口不过1300万，人口分布南北之比大致为1：3。
东汉时期，虽然战乱不断，北方人口有所减少，但是当时全国人口分布的南北格局没有改变，北方人口仍占全国人口的70%左右。
为此，葛剑雄先生在《中国人口史》提出两汉时人口分布的分界线大致是燕山一太行山一淮河。
南方人口真正爆发性的增长要等到西晋末年，刚刚统一不久的西晋，就遭遇八王之乱与五胡乱华的惨剧。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晋国的王室只得带领自己的子民逃离以洛阳-长安为核心的黄河流域，大举迁移到长江流域的南方地区。而在此后的300年时间里，大量的北方人从黄河流域迁移到长江流域。
大量的北方人迁往南方，第一次改变了中国的人口分布格局。同时，移民将先进的技术带到了南方，促进了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
到了唐代初期，秦岭-淮河一线的南北人口数已经平分秋色。后来，唐的安史之乱与宋的靖康之难，又迫使大量的北方人往南方迁移。据统计，南宋时期，南方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70%，北方人口则下降到了30%。
北方在人口减少的同时，经济也随之衰退，其政治与经济中心——长安、洛阳、汴梁（开封）、大名（邯郸）等逐渐沦为十八线城市。与此相反，南方的临安（杭州）、广州、泉州、成都等，相继崛起，名噪一时。
三、中国人口分布格局的形成
元代以后，随着我国人口总数量的增加与南方迁移人口的增多，导致南方可以开垦的土地逐渐减少，到了康乾盛世时中国人口的峰值已经突破4.5亿之多，曾经宋代“苏湖熟天下足”的局面，也因为人地矛盾不断尖锐而不复存在。
为了满足经济的发展，以及移民边疆的屯田政策，让大量南方的人口开始向西南地区的云贵川迁移，此时由东向西的横向人口迁移格局也改变了元代之前中国南北纵向迁移的人口格局，历史上著名的“江西填湖广”与“湖广填四川”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从人口占比来看，虽然北方人口依然不及南方人口，但是北方的人口总数量也在明清时期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人满为患逐渐呈现出来。此时北方人口没有像元代之前选择迁往南方，而是选择迁往更北的内蒙与东北地区。
到了晚清民国时期，北方地区爆发了两次大型的移民运动，一个是“闯关东”；一个就是“走西口”。很多人迁往东北与内蒙古寻求新的谋生之地，并定居下来进行开发。迁往东北的人口，主要来自黄河中下游山东、河北等省，而迁往内蒙古的则多为陕西与山西的人。
就以迁入东北“闯关东”为例，据清官方文献统计，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全面开禁后，到宣统三年（1911年）这段时间里，东北人口从之前的570万猛增到1850万之多。
此后，东北地区就一直是接纳北方人口的主要基地，直到九一八事变之前，整个东北人口高达近3000万。此时东北人口也自然成为了近代中国人口增长最迅速的地区之一，这也填充了爱辉一腾冲线东北端的人口稀疏区。
元明清时期，中国人口以南方与北方为基点，逐渐向西南、东北与西北地区进行迁移，这样的迁移也为今天中国人口分布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其实，元代以后中国人口分布方向改变除了人口增长，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整体国内疆域的拓展。元代时将整个云南地区纳入中国的版图，清代之后，又先将东北（明对东北的实际统治时间较短）、蒙地与新疆纳入中国的版图范围，地域空间扩大，也促使中国移民有了新的开拓地。
四、中国人口分布线的地理意义
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人以南方与北方为基点，向西南、东北与西北地区进行迁移，为今天中国人口分布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而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移民格局又开始发生了新的变化。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国家政策因素的影响，导致大量北方人开始向东北、内蒙、西北等地区的迁移。
但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东南沿海的全面开发，中国人向西与向东北迁移的人口趋势逐渐减弱，取而代之的是大量人口涌入南方。
尤其是1992年以后中国市场经济的正式确立，促使中国人口向南移动的速度进一步加快，这主要是源于南方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西北与东北地区的经济低速增长所导致的。但就整体而言，虽然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人口分布呈现出新的发展模式，但是以爱辉-腾冲一线的人口分布大的格局依然没有大的变化。
从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人口的大迁移与当地人地关系矛盾的程度有着直接的关系。研究表明，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一个地区平均温度下降1度，人口就会向南迁移200-300千米。
因为气候的下降，会直接导致北方气候寒冷干燥，降水减少，土壤沙化加剧，沙漠南进速度加快。因此在这样的环境下，人口必然会选择向南或向西迁移。
其实爱辉至腾冲线不但是中国人口的分布，同时你会发现在这条线的背后还存在着深层的自然原因。爱辉至腾冲线，是中国自然地理环境的一条重要的转折地带，它就好比地理界经常会提到的秦淮南北分界线、农牧分界线一样，也是一条重要的地理分界线。
▲爱辉至腾冲线东部多为沃野千里的农田经济
在这条线的西部，自然环境恶劣也较东部恶劣了许多，青藏高原、塔克拉玛干沙漠、柴达木盆地等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全部都在这条线西侧，而西部的区域也多为游牧区，土地承载力就低了很多。所以从自然地理等深层因素来看，爱辉至腾冲线东西两侧差异十分的明显。
总的来说，在中国人口迁移的过程当中，从元代之前南北分布格局，到了今天东西的人口分布格局，人口的变化与迁移也同时受到了自然环境的好坏、疆土空间范围的变化与经济发展的需要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各种人文与自然因素的驱使下，最终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爱辉-腾冲的人口分布线。
胡焕庸线指的是什么?
即划分我国人口密度的对比线。
胡焕庸线最初称“瑷珲—腾冲一线”，后因地名变迁，先后改称“爱辉—腾冲一线”、“黑河—腾冲一线”。
这条线从黑龙江省瑷珲到云南省腾冲，大致为倾斜45度基本直线。以平原、水网、丘陵、喀斯特和丹霞地貌为主要地理结构，自古以农耕为经济基础；线西北方人口密度极低，是草原、沙漠和雪域高原的世界，自古游牧民族的天下。因而划出两个迥然不同自然和人文地域。
扩展资料
胡焕庸线的意义：
1、胡焕庸线是适宜人类生存地区的界线，其两侧还是农牧交错带和众多江河的水源地，是玉米种植带的西北边界。
2、中国的贫困县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两侧，可以说胡焕庸线也当于贫困县的划分。
3、胡焕庸线不仅是人口界线，同时为一条中国生态环境界线，即在胡焕庸线附近，滑坡、泥石流等地貌灾害分布集中；中段是包含黄土高原在内的重点产沙区，黄河的泥沙多源于此。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胡焕庸线
胡焕庸的人物生平
胡焕庸幼年丧父，家境清贫。1912年，他读高小。当时的高小，已开英文课。英文教员路芹祥在课外帮助他阅读供中学生阅读的《泰西五十轶事》，从而使他为以后学习多种西方语文打下了基础。1915年，胡焕庸考取江苏省立第五中学（今常州中学）。在这里，艰苦的生活激发了他勤奋好学的精神，而教师们诲人不倦的精神，也给他留下为人师表的榜样，并且影响他的一生。
胡焕庸在中学毕业的时候，正值“五四”运动的高潮。这是一个社会剧烈动荡、国家前途未卜的时代，是呼唤青年人关心国家前途和世界形势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青年时代的胡焕庸决心走上地理学和地理教育的道路。 胡焕庸在地理学上有多方面的贡献。所有这些贡献都是在教师的岗位上完成的。因此，他首先是一位地理教育家。他长期的教师生涯，先是在中央大学地理系，以后是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度过的。
我国近代的地理教育是从国立东南大学地学系（以后是中央大学地理系）开始的。创办这个系的是竺可桢。继承竺可桢所开创事业的是胡焕庸。他于1919年考取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部。1923年，胡焕庸在南高毕业，即赴江苏省立第八中学（今扬州中学）任史地教员。1926年春，他回到南京补读东大的学分，取得东大理学士学位。当年，他乘船赴法国，在巴黎大学和法兰西学院进修。 当胡焕庸还在法国进修的时候（1927年），在竺可桢的肩上，有两副重担：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和中央大学（当时名为第四中山大学，1929年更名中央大学）地学系主任。1928年9月，胡焕庸从法国回国，既担任中央大学地学系的教授，又担任气象研究所的研究员，成为竺可桢在这两个单位的得力助手。
从1930年起，竺可桢不再担任中央大学教授。竺可桢留下的自然地理学和气候学的教学任务，几乎全部由胡焕庸担任。1930年，中央大学地学系分成地理系和地质系，由胡焕庸任地理系主任。这样，当年由竺可桢承担的培养地理人材的任务，全部转移到胡焕庸的身上。 从1927年到1937年的10年，是中央大学地理系（包括此前的地学系）蓬勃发展的时期。在这10年中，特别是1930年以后的7年，胡焕庸在培养地理人材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担负起气候学和自然地理的几乎全部教学任务，包括地学通论、气候学、天气预报、地图投影以及亚洲和欧洲自然地理。此外，他还从事地理教学基本建设，如编写教材，编绘挂图，组建中国地理教育研究会，创刊《地理教育》等等。
正当胡焕庸和中央大学地理系在工作上取得进展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了“七七事变”。在战火蔓延到上海后，学校当局决定把学校迁到重庆市。
在重庆办学的困难是敌机的狂轰滥炸。1940年暑期的一个傍晚，敌机投弹，使地理系的几间房子受到严重破坏。
1941年，中央大学研究院成立地理研究部，由胡焕庸任主任，当年就招收首届研究生3名。以后，每年招收研究生，直到抗战胜利后他去美国考察时为止。1947年他从美国回国时，正值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在南京解放前夕，以拒收赴台飞机票的实际行动，表达了他在政治上追求进步的决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曾在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1年，在治淮委员会技术委员会工作3年。1953年，他调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开始他在上海的长达40多年的教学和科研生涯。从这时开始，直到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室）成立为止，除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以外，他主要从事世界地理的教学和研究。在教学方面，他担任过各洲自然地理教研室主任，举办过各洲自然地理研究班，多次招收世界地理的硕士研究生。在1956年以前他亲自担任大学本科的亚洲自然地理和欧洲自然地理课程的教学工作。这段时间尽管不长，他仍然认真编写出有关专著。
在1981年以后，胡焕庸作为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人口地理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从1984年起，他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从1985年起，他担任博士后研究站的指导教授。他在1989年3月退休以后，仍返聘任教并担任人口研究所的名誉所长。
胡焕庸在地理教育战线上驰骋了60多年，从而形成他自己的教学风格。他的讲课不落俗套而是先提出中心问题，然后进行细致的分析，娓娓动听，引人入胜。他的一堂课的内容，集中要点虽只是三言两语，配合一幅地图或者一张表格，而分析起来却是丰富多彩满满的一堂课，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今天我国地理学界人才济济，他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
胡焕庸的人物简介
胡焕庸（1901—1998），字肖堂，江苏宜兴人。地理学家、地理教育家。1915年考取江苏省立第五中学（今常州中学）。1919年考取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更名国立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南京大学）文史地部，1920年，竺可桢来校任教。1921年，南高扩建成国立东南大学，并成立我国第一个地学系，竺可桢任主任。1923年，胡焕庸在南高师毕业，即赴江苏省立第八中学（今扬州中学）任史地教员。同年赴法国，在巴黎大学和法兰西学院进修。1928年9月回国担任中央大学地学系教授、气象研究所研究员。1930年，中央大学地学系分成地理系和地质系，胡焕庸任地理系主任。1930年代，地理学界有“南胡北黄”之说，江南以胡焕庸教授为首，北方以黄国璋教授为首。中央大学地理系迁川后，缺乏中国地理和经济地理的教师。为此，胡焕庸改教中国地理和经济地理课程，并且结合教学工作完成一系列的中国地理和经济地理的专著，并公开出版。1940年代，和张其昀被遴选为全国地理学领域的两位部聘教授。1941年中央大学研究院成立地理研究部，胡焕庸任主任。1953年起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 兼任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1957年，胡焕庸在华东师范大学创办人口地理研究室，这是全国大学中第一个有关人口的研究机构。1998年4月30日，因病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终年98岁。
胡焕庸线的地理意义及形成原因
胡焕庸线，即中国地理学家胡焕庸在1935年提出的划分我国人口密度的对比线。那么，胡焕庸线的地理意义及形成原因是什么呢？下面我整理了一些相关信息，供大家参考！
胡焕庸线的地理意义是什么
胡焕庸线曾受到美国政府的重视，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译成英文，供当时军民利用与参考。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发现，这条人口分割线与气象上的降雨线、地貌区域分割线、文化转换的分割线以及民族界线均存在某种程度的重合。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执行总编单之蔷将胡焕庸线看作是中国景观的一个分界线。由景观联系到历史文化，似乎可以发现，这条线也是中原王朝直接影响力和中央控制疆域的边界线，是汉民族和其他民族之间战争与和平的生命线。
由先锋国家历史杂志社出版的《发现西部》一书写道：“它还是一条文明分界线：它的东部，是农耕的、宗法的、科举的、儒教的……一句话，是大多数人理解的传统中国；而它的西部，则是或游牧或狩猎，是部族的、血缘的、有着多元信仰和生活方式的非儒教中国。”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以及中国近现代地理学创立和发展一百周年之际，地理学界给出了一份这样的答案。由中国地理学会与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发起的这项“中国地理百年大发现”评选活动，共发布了30项地理大发现，排在“珠峰测量”之后的，是“胡焕庸线”。
在工业文明的21世纪，胡焕庸线所揭示的人口分布规律依然没有被打破。
胡焕庸线的形成原因
胡焕庸线形成有其自然背景。“它是气候变化的产物。”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教授王铮表示，现在认为胡焕庸线是中国东南季风的影响范围，而在1230年以前，气候形势并不如此。1230年—1260年的气候突变，基本奠定了中国的现代气候特征。由此时期开始，各种旱涝灾害特别是大洪涝灾害空间频率分布的走向与胡焕庸线日趋吻合，越到近代越明显。所以说，胡焕庸线表现出中国的现代气候特征。
王铮等学者研究发现，因气候变化导致农业生产潜力波动，人口则因农业产出的区域不同作相应变化，从而形成了后来胡焕庸所发现的人口地理分界线——胡焕庸线。这仅是解释胡焕庸线成因的一个主要理论。
在汉唐时期，西部的黄土高原及关中地区气候较为温暖湿润，因而能够承载更多的人口，从而成为历代中国政治、经济中心。唐中期曾频繁从长安迁都洛阳，除了政治、经济上的解释，长安地区不断发生的自然灾害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宋代以后，气候变化日益表现出“胡焕庸方向”的趋势，中国人口、文化、经济重心遂逐渐南迁长江流域。明清两代，政府虽然大力经营甘肃，但胡焕庸线以西，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粮食自给已成问题。
王铮、吴静通过建立“中国历史人口地理演变的自主体模拟模型”，重现了伴随气候变化而来的土地资源数量和农业产出的波动，并模拟显示出大约在公元918年，中国南方人口总数超过北方人口总数，此后人口分布南重北轻的格局始终再未改变。换言之，中国人口分布的南重北轻的格局在唐末到五代之间开始形成。此后随着气候温暖期的结束，至1240年，中国人口的东西分布差异最终形成，从而出现胡焕庸线所展示的人口分布特点。
也就是说，胡焕庸线是气候变化的产物。近代发现的400毫米等降水量线，是我国半湿润区和半干旱区的分界线，该线与胡焕庸线基本重合，也揭示出气候与人口密度的高度相关性。年降水量不足400毫米，土地便向荒漠化发展，正如西北部的草原、沙漠、高原等景色和以畜牧业为主的经济，东南部降水充沛则地理、气候迥异，农耕经济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