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风的散文

　　张晓风的散文精选一：小小的烛光

　　他的头发原来是什么颜色已经很费猜了，因为它现在是纯粹珠银白。

　　他的身材很瘦小，比一般中国人还要矮上一截。加上白色的头发，如果从后面看上去，恐怕没有人会想到他是美国人——我多么希望他不是美国人。每次，当我怀着敬畏的目光注视他，我心里总羼合着几分嫉妒、几分懊恼、几分痛苦。为什么，当我发现一个人，秉赋了我所钦慕的诸般美德，而他却偏偏是一个美国人呢？为什么在我心中那个非常接近完美的人，竟不属于我自己的民族？

　　他已经很老了，听说是六十七。他看起来也并不比实际岁数年轻。当然，如果他也学中国老头的样子，坐在大躺椅里抱孙子玩，闲来就和一般年纪的人聊天喝酒，或是戴着老花眼镜搓麻将，那么，他也许看起来不致这么憔悴吧！

　　他身上所有的东西大概也都落伍二十年了，细边的眼镜，宽腿的裤子，带着长链子的怀表，以及冬天里很古怪的西装。每在走廊上碰面，我总要偷偷地看他几眼，那些古老的衣物好像从来也没有进步的迹象。我常常怀疑，他究竟藏有多少条这种可笑的裤子？为什么永远也穿不完呢？

　　他颈上的皱折很深很粗，脸上的皮肤显然也有挂下来的趋势。如果要把那些松弛的地方重新撑饱满，恐怕还得三十磅肉呢！他有一个很尖峭的鼻子——那大概就他唯一不见皱纹的地方了。他的眼光很清澈，稍微有点严厉，长方带尖的脸型衬着线条很分明的薄嘴唇，嘴角很倔强地向下拢着，向里陷着。使他整个的容貌都显露出一种罕见贵族气质。

　　那年，我是二年级，他就到学校来了。他是来接任系主任的。可是他刚来几天就贴出海报要招募合唱团员，我当时很从心里怜悯他，不过也有几分认为他是太幼稚太不明实况。其实当个系主任就够忙的了，何苦又自己另找罪受，他所征来的那批人马，除了少数几个，大部份连五线谱都认不清楚的。每天中午休息的时侯，他们就在二楼靠边的那间教室里练习。一首歌翻来覆去地唱了有个把月，把每个人的耳朵都听腻了，他们还是唱不准。后来记不清有一次怎样的集会，他们居然正式登台了。唱的就是那首人人已经听够了的歌。老桑先生急得一面指挥一面用他以前在大陆上学过的苏州话帮腔，结果还是不理想。其实那次失败并不意外——甚至我想连他自己也不会觉得有什么意外的。

　　意外的是四年后一个美丽的春天晚上。这被邀请坐在学校的大礼堂里。紫红绒的帷幕缓缓拉开，灿烂的花篮在台上和台下微笑着，节目单很有分量地沉在我的手中，优雅的管弦乐在台上奏着，和谐的四重唱缭绕而弥漫。我不能不感到惊讶，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这些年来，他用的是怎样的一根指挥棒。

　　他又是个极仔细的人。那时侯学校宿舍还没盖好，所有的女生都借住在阳明山腰的一个夏令营地时，山上的坟虫很多，我们经常是体无完肤的。有一次，他到山上看我们，饭后大家坐在饭厅的里，他的眼睛盯在那两扇纱门上，看来往的同学怎样开关它。其实大部分的同学是只管开门不管关门的。许多人只顾走进走出，然后就随便由自动弹簧去使它合上了。他看了一会，站起来。我还以为他要发表有关生物学的演讲呢——他学的是生物——不料他很严肃地直走到纱门前。

　　“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蚊子吗？”他的目光四下巡视，没有人说话，他指着不甚合拢的门说：“门不是这样关的，这样一定有缝。”

　　他重新把门摊开，先关好其中第一扇，然后把第二扇紧紧地合上去，最后又用力一拉。纱门合拢了，连空气都不夹呢！他满意地微笑，又沉默地退到座位上去了。

　　我特别喜欢看他坐在书库里的样子。这两年来，学校不断地扩充，图书馆的工作不免繁复而艰巨，要把一个贫乏的，没有组织、没有系统的图书馆重头建设起来，真需要不少的的魄力呢？我真不晓得他为什么又和这种工作发生了关系。那年我被分到图书馆做工读生，发现所有的旧次序都需要另编，真让我不胜惊骇。每次，当编排书目的时候，他好像总在那里。安静地，穿着一身很干净的浅颜色衣服，坐在高高的书架下面，很仔细地指导工作。他的样子很慎重，也很怡然。日子久了，偶然走进书库如果他不在那里，我好像也能看见一个银发的影子坐在那儿。好几次，我很冲动地想告诉他那四个字——皓首穷经。但我终于没有说，用文字去向一个人解说他已经了解、已经践行的真理，实在有点可笑。

　　想他是很孤单的，虽然他那样忙。桑夫人已经去世多年了，学校里设有一个桑夫人纪念奖学金。我四年级的时候曾经得到它。那天，他在办公室见我，用最简单的句子和我说话。他说得很慢，并且常常停下来，尽可能的思索一个简单的字汇一一后来我渐渐知道这是他和中国人说话的习惯。其实他的苏州话说得不错，只是对大多数的学生而言，听英文还比听苏州话容易一些！

　　“哦，是你吗？”他和我握手，我忽然难受起来，我使他想起他的亡妻了。我觉得那样内疚。

　　“我要一张你的照片，”他很温和地说，“那个捐款的人想看看你。”

　　“好，”我渐渐安定下来，“下礼拜我拿给你。”

　　“我可以付洗照片的钱。”他很率真地笑着。

　　“不，我要送给你！”

　　那次以后，我常常和他点点头，说一句早安或是哈罗。后来我毕业了，仍旧留在学校里，接近他的机会更多了。我才发现，原来他那清澈的双目中有一只是瞎了的！那天我和他坐在一辆校车里、他在中山北路下车。他们系里的一个助教慌忙把头伸出窗外。

　　“桑先生。”他叫着，“今天坐计程车回去吧，不要再坐巴士了。”

　　他回过脸来，像一个在犯错的边缘被抓到的孩子，带着顽皮的笑容点了点头。

　　“你看，他就是这样。人病着，还不肯停。”那助教对我说，“并且他有一只眼已经失明了，还这样在街上横冲直撞的叫人担心。”

　　我忽然觉得喉头被什么哽咽住了，他瞎了一只眼！难怪他和人打招乎的时候总是那样迟钝，难怪他下楼梯的时候显得那样步履维艰。他必定忍受了很大的痛苦，什么都不为，什么都贪图，这是何苦来呢！

　　张晓风的散文精选二：想要道谢的时刻

　　研究室里，我正伏案赶一篇稿子，为了抢救桃园山上一栋“仿唐式”木造建筑。自己想想也好笑，怎么到了这个年纪，拖儿带女过日子，每天柴米油盐烦心，却还是一碰到事情就心热如火呢？

　　正赶着稿，眼角馀风却看到玻璃垫上有些小黑点在移动，我想，难道是蚂蚁吗？咦，不止一只哩，我停了笔，凝目去看，奇怪了，又没有了，等我写稿，它又来了。我干脆放下笔，想知道这神出鬼没的蚂蚁究竟是怎么回事。

　　终于让我等到那黑点了，把它看清楚后我忍不住笑了起来，它们哪里是蚂蚁，简直天差地远，它们是鸟哩——不是鸟的实体，是鸟映在玻璃上的倒影。

　　于是我站起来，到窗口去看天，天空里有八九只纯黑色的鸟在回旋疾飞，因为飞得极高，所以只剩一个小点，但仍然看得出来有分叉式的尾巴，是乌鸦吗？还是小雨燕？

　　几天来因为不知道那栋屋子救不救得了，心里不免忧急伤恻，但此刻，却为这美丽的因缘而感谢得想顶礼膜拜，心情也忽然开朗起来。想想世上有几人能幸福如我，五月的研究室，一下子花香入窗，一下子清风穿户，时不时的我还要起身“送客”，所谓“客”，是一些笨头笨脑的蜻蜒，老是一不小心误入人境，在我的元杂剧和明清小品文藏书之间横冲直撞，我总是小心翼翼的把它们送回窗外去。

　　而今天，撞进来的却是高空上的鸟影，能在映着鸟影的玻璃垫上写文章，是李白杜甫和苏东坡全然想象不出的佳趣哩！

　　也许美丽的不是鸟，也许甚至美丽的不是这繁锦般的五月，美丽的是高空鸟影偏偏投入玻璃垫上的缘会。因为鸟常有，五月常有，玻璃垫也常有，唯独五月鸟翼掠过玻璃垫上晴去的事少有，是连创意设计也设计不来的。于是转我能生为此时此地之人，为此事此情而忧心，则这份烦苦也是了不得的机缘。文王周公没有资格为桃园神社担心，为它担心疾呼是我和我的朋友才有的权利，所以，连这烦虑也可算是一场美丽的缘法了。为今天早晨这不曾努力就获得的奇遇，为这不必要求就拥有的佳趣，(虽然只不过是来了又去了的玻璃垫上的黑点)，为那可以对自己安心一笑的体悟，我郑重万分的想向大化道一声谢谢。

　　张晓风的散文精选三：孤意与深情

　　我和俞大纲老师的认识是颇为戏剧性的，那是八年以前，我去听他演讲，活动是李曼瑰老师办的，地点在中国话剧欣赏委员会，地方小，到会的人也少，大家听完了也就零零落落地散去了。

　　但对我而言，那是个截然不同的晚上，也不管夜深了，我走上台去找他，连自我介绍都省了，就留在李老师那套破旧的椅子上继续向他请教。

　　俞老师是一个谈起话来就没有时间观念的人，我们愈谈愈晚，后来他忽然问了一句：

　　“你在什么学校？”

　　“东吴——”

　　“东吴有一个人，”他很起劲地说，“你去找她谈谈，她叫张晓风。”

　　我一下愣住了，原来俞老师竟知道我而器重我，这么大年纪的人也会留心当代文学，我当时的心情简直兴奋得要轰然一声烧起来，可惜我不是那种深藏不露的人，我立刻就忍不住告诉他我就是张晓风。

　　然后他告诉我他喜欢的我的散文集《地毯的那一端》，认为深得中国文学中的阴柔之美，我其实对自己早期的.作品很羞于启齿，由于年轻和浮浅，我把许多好东西写得糟极了，但被俞老师在这种情形下无心地盛赞一番，仍使我窃喜不己。接着又谈了一些话，他忽然说：

　　“白先勇你认识吗？”

　　“认识。”那时候他刚好约我在他的晨钟出版社出书。

　　“他的《游园惊梦》里有一点小错，”他很认真的说，“吹腔，不等于昆曲，下回告诉他改过来。”

　　我真的惊讶于他的细腻。

　　后来，我就和其他年轻人一样，理直气壮的穿过怡太旅行社业务部而直趋他的办公室里聊起天来。

　　“办公室”设在馆前街，天晓得俞老师用什么时间办“正务”，总之那间属于怡太旅行社的办公室，时而是戏剧研究所的教室，时而又似乎是振兴国剧委员地的兔费会议厅，有时是某个杂志的顾问室……总之，印象是满屋子全是人，有的人来晚了，到外面再搬张椅子将自己塞挤进来，有的人有事便径自先行离去，前前后后，川流不息，仿佛开着流水席，反正任何人都可以在这里做学术上的或艺术上的打尖。

　　也许是缘于我的自入，我自己虽也多次从这类当面的和电话聊天中得到许多好处，但我却不赞成俞老师如此无日无夜的来者不拒。我固执的认为，不留下文字，其他都是不可信赖的，即使是嫡传弟子，复述自己言论的时候也难免有失实之处，这话不好直说，我只能间接催老师。

　　“老师，您的平剧剧本应该抽点时间整理出来发表。”

　　“我也是这样想呀！”他无奈地叹了口气，“我每次一想到发表，就觉得到处都是缺点，几乎想整个重新写过——可是，心里不免又想，唉，既然要花那么多功夫，不如干脆写一本新的……”

　　“好啊，那就写一个新的！”

　　“可是，想想旧的还没有修整好，何必又弄新的？”

　　唉，这真是可怕的循环。我常想，世间一流的人才往往由于求全心切反而没有写下什么，大概执着笔的，多半是二流以下的角色。

　　老师去世后，我忍不住有几分生气，世间有些胡乱出版的人是“造孽”，但惜墨如金，竟至不立文字则对晚辈而言近乎“残忍”，对“造孽”的人历史还有办法，不多久，他们的油墨污染便成陈迹，但不勤事写作的人连历史也对他们无可奈何。倒是一本《戏剧纵横谈》在编辑的半逼半催下以写随笔心情反而写出来了，算是不幸中的小幸。

　　有一天和尉素秋先生淡起，她也和我持一样的看法，她说：“唉，每天看讣闻都有一些朋友是带着满肚子学问死的——可惜了。”

　　老师在世时，我和他虽每有会意深契之处，但也有不少时候，老师坚持他的看法，我则坚持我的。如果老师今日复生，我第一件急于和他辩驳的事便是坚持他至少要写二部书，一部是关于戏剧理论，另一部则应该至少包括十个平剧剧本，他不应该只做我们这一代的老师，他应该做以后很多代年轻人的老师……

　　可是老师已不在了，深夜里我打电话和谁争论去呢？

　　对于我的戏剧演出，老师的意见也甚多，不论是“灯光”、“表演”、“舞台设计”、“舞蹈”他都“有意见”，事实上俞老师是个连对自己都“有意见”的人，他的可爱正在他的“有意见”。他的意见有的我同意，有的我不同意，但无论如何，我十分感动于每次演戏他必然来看的关切，而且还让怡太旅行社为我们的演出特别赞助一个广告。

　　老师说对说错表情都极强烈，认为正确时，他会一叠声地说：“对——对——对——对——……”

　　每一个对字都说得清晰、缓慢、悠长，而且几乎等节拍，认为不正确时，他会嘿嘿而笑，摇头，说：“完全不对，完全不对……”

　　令我惊讶的是老师完全不赞同比较文学，记得我第一次试着和他谈谈一位学者所写的关于元杂剧的悲剧观，他立刻拒绝了，并且说：

　　“晓风，你要知道，中国和西洋是完全不同的，完全不同的，一点相同的都没有！”

　　“好，”我不服气，“就算比出来的结果是‘一无可比’，也是一种比较研究啊！”

　　可是老师不为所动，他仍坚持中国的戏就是中国的戏，没有比较的必要，也没有比较的可能。

　　“举例而言，”好多次以后我仍不死心，“莎士比亚和中国的悲剧里在最严肃最正经的时候，却常常冒出一段科浑——而且，常常还是黄色的，这不是十分相似的吗？”

　　“那是因为观众都是新兴的小市民的缘故。”

　　奇怪，老师肯承认它们相似，但他仍反对比较文学。后来，我发觉俞老师和其他年轻人在各方面的看法也每有不同，到头来各人还是保持了各人的看法，而师生，也仍然是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