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霍姆林斯基曾说,使人做自己举止行为的最严厉的评判者的力量是什么?是良心,它成为行为和理智的捍卫者。小编整理了关于良心的作文素材,快来欣赏与借鉴吧,希望对你有帮助哦。
【良心与生命】
罗伯特•米尔是位德国人,今年109岁。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是德国仅存的一位参加过一战的老兵。据说,他也是目前德国最长寿的男人。
关于罗伯特的长寿秘诀,德国的各大报纸都曾报道过。概括起来有三条:家族中有长寿基因,喜欢简单的饮食,偶尔喝一点红葡萄酒。然而,他生活中的一些故事却常常被人忽略。前不久,德国《图片》报刊载了他二战中经历的一件事。读后,我觉得,真正使他长寿的,可能不是那三点,而是其他的一些东西。
1940年7月,他的邻居,也是他的好朋友约索夫,被送进了集中营,因为他是一名犹太人。离开家的前一天夜里,他把自己的5万马克,委托给米尔保管。他说:我走了,我的妻子和孩子,你帮我照顾好。这些钱,没谁知道,妻子、孩子都不知道。我的意思你是明白的,怕他们经不起纳粹的折磨,说出去,连累了你。拜托了!回来后,我会报答你的。
约索夫被带走的第二天,他的妻子和孩子也被带走了。他们被关在了什么地方?米尔也不知道。5万马克现金,就这样留在了他的手上。为了稳妥起见,米尔以个人的名义,把钱分开存在了4家银行里,然后,他就把存折秘密地藏了起来。这件事,他也没敢告诉自己的妻子,因为他怕走漏了风声,被以窝赃罪名枪毙。
可是,一等就是5年,直至二战结束,都没见到邻居的踪影。米尔想,也许他们全都死了,这笔钱看来是无法奉还了。不过,米尔依旧没有动用它们。
1965年,米尔68岁。他的家庭发生了一次大的变故。他与儿子联合经营的一个机械厂倒闭了。祸不单行,这一年,他的妻子还摔断了腿。为了走出生活的低谷,米尔想到了约索夫的那5万马克。可是,就在他准备从银行里取出这笔钱的时候,他在报上看到一篇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20周年的文章,作者是安迪•约索夫。从文章回忆的内容,米尔断定,这位作者就是约索夫的小儿子。也就是说,约索夫的家人没有全部被毒死,至少他的小儿子活了下来。但是,这5万马克,约索夫的小儿子根本不知道。
米尔陷入了空前的矛盾之中。他说:“我一生,共有3个晚上没有睡好觉,全发生在看到那篇回忆文章之后。是归还这笔没人知道的巨款,还是拿出来拯救自己?”
40年后,当记者问他,对这件事作何感想时,他感慨到:令我骄傲的是,我选择了前者。
关于米尔的故事还有许多,但是我对这个故事最感兴趣,因为它让我知道:心灵的内在安宁,才是幸福长寿最不可或缺的因素。我甚至感觉到,人们称之为良心的东西是存在的。一个人如果撒了谎,或者说隐瞒了事实,即使没有任何人知道,但他的良心会因为一清二楚而不安,这种不安会蚕食那个被人们称为“生命”的东西。
【天上有只小鸟】
小时候很淘气,有一次为了捕蝴蝶把父亲刚栽下的一颗苹果树苗弄折了,因为担心被批评,那一整天都惴惴不安,后来想反正家里没人看到,决定撒谎。父亲回家后看到树苗问怎么回事,我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父亲说你不要撒谎,弄折树苗最多是淘气,可撒慌就是坏孩子了,我不得不如实地承认。
见父亲没有生气,我又问,你怎么知道我撒谎了。
父亲拍拍我的头说,天上有只小鸟,当你身边没有人的时候,它就会注意你,然后把你做的好事和坏事都告诉别人,今天你弄折树苗的事就是天上那只小鸟告诉我的。
从那以后我每天都觉得天上那只小鸟在看着我,身边没人的时候就会更乖,不敢淘气,不敢撒谎,担心那只小鸟会把我的表现告诉父亲。
后来我上了大学,父亲在老家承包了苹果园,摘苹果的时候父亲总是把不好的苹果捡出来准备零卖,而好苹果却装箱,从上到下一个样子。我说别人家都是把不好的码在箱子底下,好的才挑出来零卖,你这样要少挣很多钱的。
父亲没有停下手里的动作,笑着说,你忘了天上的小鸟了吗?
我说我都上大学了,你还拿小鸟哄我。父亲说,正是因为你长大了,才不能忘了那只小鸟,那只小鸟其实有个名字,叫“良心”。
空气凝重了很多,可我却真正记住了那只小鸟。
后来我分配到一个大型国企工作,负责单位的电器设备维修。有一件事情让我第一次对那只小鸟产生了怀疑。那是一次汇报会,会议在一家招待所里召开,会场相关事宜由招待所负责,可就在会议马上就要开始的时候话筒却出现了故障。负责会议的同志看我在会场就跑过来说,领导马上入场了,招待所负责维修的同志又恰好不在,你能不能上去帮个忙。正当我准备答应的时候,和我同一部门的一位老哥却抢过话来,说,这套设备是招待所有,我们不太熟悉,还是等他们的人来吧。负责同志走了,他偷偷给我说,别去,这次设备维护不归咱管,修好了什么都好说,修不好责任是谁的呢?
很后悔没有听那位老哥的告诫,领导入场了,看到的是满头大汗的我在主席台旁边修音响,而话筒却仍然一点反映都没有。领导很生气,宣传会议推迟一天。
领导不会批评我这种小人物,我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父亲,父亲说,你做得没有错,你忘了天上的小鸟吗?那时,我没忘,却不再相信那只小鸟了。
时隔不久,我被提拔为副部长,单位领导亲自找我谈话,说,后来我才知道,那次会议你只是列席参加,完全可以躲开,虽然当时你没有修好那套设备,但我却看到了一个有大局意识的年轻人。
二十年过去了,现在的我已经是这家拥有上万职工的国企副总了,每每回忆起这件事总是有点后悔,如果我当时听从了同事的意见躲起来会怎样,如果领导后来一直不清楚那件事的真相会怎样,我一定会忘掉那只小鸟的。而在随后的二十年里,我经历了很多起起落落的考验,也经历了很多眼花缭乱的诱惑,小鸟已经不再是天上监督我的那只小鸟了,甚至也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良心”二字,更是一种积极而真诚的人生态度,这种态度让我的整个人生变得勤奋而淡定,让我坚信了耕耘和收获的关系,工作中没有了急功近利,失意时没有了怨天尤人,被人误解时也能淡然一笑。
现在,很多年轻人认为这是一个“拼爹”的时代,觉得自己怀才不遇,觉得世界对自己不公平,觉得自己的努力没人看得到,每每遇到这些年轻朋友,我都会告诉他们小鸟的故事。
【穷人,作为一种怪物】
她的表情足够凄惨,她的年龄足够老,她的头发足够白,她的眼神足够可怜。一个乞丐所能做的一切她都做到了,但是她什么也没有得到。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缺乏同情心吗?
鲍曼在探讨“现代性与大屠杀”时指出,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最终解决”不是一次偶然事件。在犹太人步入奥斯维辛之前,已经有一个逐渐从思想上清理犹太人的历史过程。犹太人被认为是一个有天然缺陷的民族,他们无法获得基督徒的认同。在许多欧洲人心目中,犹太人不但是异族,而且是生意的强有力的竞争者(看看莎士比亚的夏洛克就知道了)。他们在语言的不断清洗中,被描述成跳蚤、细菌、害虫,直至变成“犹太病毒”,最后走上被屠杀的道路。
这是我们探讨穷人进入偏见的方法。我们社会过去的敌人是富人,富人被描述成社会的害虫,贫困的制造者,社会需要消灭的对象。在我们的电影、文学、日常生活中,富人是压迫者,他们缺乏人类应有的同情心,为了自己的私利可以肆意压榨穷人。最为关键的是,他们的形象和历史被概念化、简单化了:他们是南霸天或者黄世仁,肥胖或者奸瘦,手执鞭子,戴着眼镜,拿着算盘,弯腰虾背,对那些比他们厉害的人露出诌媚巴结的笑。这就是标准的富人,他们的个人史不被追究,他们进入整个富人的历史之中,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群像出现的,而且是一个不能救赎的群体,一个单个的'富人无法挣脱历史赋予他的为富不仁的形象。穷人的历史这个时候被个人化了,他们的历史被艺术丰满了,他们的故事在重述中曲折、传奇、形象、生动,充满了独特的细节,富有感染人心的力量。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富人成为叙述的中心。我们通过电影、文学(大量的报告文学)、媒体不断宣传致富光荣的观念,富人的历史通过一系列艺术手段被详细地描述出来,富人的历史成为个人化的叙述主体,他们的历史被复杂化了。穷人的历史则遭遇概念化、简单化。那些贫穷的人这个时候被描述成懒汉,缺乏追求新生活动力的保守者。他们贫穷是因为他们没有尽力,因此他们活该贫穷。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每个人贫穷的原因也是各不相同的,但是,这样的故事已经没有讲述者和读者。穷人已经成了没有文化、没有知识、没有能力的代名词,穷人又被装入一个贫穷的历史群像之中,个人努力变成徒劳的挣扎。同时,穷人在市民传说中还被描述成骗子,他们的残疾是假装的,他们家乡的水灾是骗人的,有好多乞丐早已经通过讨饭致富,他们家里冰箱电视什么都有。甚至,他们讨钱不要零钱。穷人就这样成为偏见的产物。谁会把钱轻易掏给一个乞丐?
他们成了社会的怪物,这成为拒绝施舍的借口。
越来越多的乞丐喜欢聚集在城市里,他们认为城市有更多机会。实际上,一个乞丐在城市里之所以能讨到东西,只是一种数学上的概率机会,也就是说,城市里人多——“他们从牙缝里掏出的东西也够你吃半天了。”这和多数人的同情心没有关系。一个人向一个乞丐施舍,有时候是一种表明自己具有同情心的姿态(最好有人看见这种表演),甚至只是因为自己的两毛零钱在口袋里太让自己难受了。他甩出去两毛钱,换回来自己的同情心。
我知道对一个乞丐滥施同情是毫无必要甚至可笑的,我同时知道要感动一个人的良心正变得越来越困难,但这从来都不是穷人的错,现在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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