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起跌倒的良知作文

　　良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人们在社会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集知识、情感、意志和信念于一身的道德意识。下面是相关作文范文，希望对你有帮助。

　　扶起跌倒的良知作文【篇一】

　　前段时间，三年级小学生在作文中虚构了扶起摔倒老人的情节。老师评语："现在这个社会，老人摔倒了还有人敢扶吗?"而前几日发生的现实版小学生扶起老人的故事也让人唏嘘不已。

　　一方是多名路人作证，一方是拿家人性命赌咒发誓，僵持不下的当事双方都选择诉诸法律，由司法部门来评判事件的是非曲直，这是无奈之举，也是必要之举。于公众，是为社会风气负责;于个人，则是为己方利益负责。

　　从"彭宇案"到月初汕头高中学生扶起跌倒老人反被讹诈，到眼下的四川小学生扶起老人要对簿公堂，扶老人已经不再是几十年前人们顺手做的小事，而是先要冷静思考，再参照扶起老人指南的"大事"了。这个"大事"的议论一直都在持续，在欣慰公民社会意识提升的同时，我们还应思考如何能规范和完善我国的相应制度，让善举惠及老人，温暖社会，同时对恶意讹诈也严惩不贷，杜绝此类现象的发生。

　　在英美法系国家则有一种"好撒马利亚人法则"，即在紧急状态下的行善救助行为，即使造成了一定后果，也可以减轻或免除行善者的民事责任，这是用法律鼓励人们多做善事、多行善举。如果我国能够从法律规范上给行善者一定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一定会有更多的人伸出善良与正义之手，社会的善良与正义之举也会越来越多，而更多的老人、弱者等会受到社会更大程度、更大范围的帮助。

　　同时一个真正文明、健康、有正义感的社会，不光有法律规范做支持，还需要有较高的道德氛围做基础。一方面，被行善者要有认"善"的素质，不能善恶颠倒;另一方面，其他人对别人的行善行为，要予以全力支持和配合，在遇到不道德行为时，能够毅然决然地站出来，帮助行善者摆脱可能出现的"不公正"困境，消除行善者的后顾之忧。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相信会有更多的人伸出行善之手的，用善良和正义传播更多的正能量。

　　扶起跌倒的良知作文【篇二】

　　前段时间，三年级小学生在作文中虚构了扶起摔倒老人的情节。老师评语："现在这个社会，老人摔倒了还有人敢扶吗?"而前几日发生的现实版小学生扶起老人的故事也让人唏嘘不已。

　　一方是多名路人作证，一方是拿家人性命赌咒发誓，僵持不下的当事双方都选择诉诸法律，由司法部门来评判事件的是非曲直，这是无奈之举，也是必要之举。于公众，是为社会风气负责;于个人，则是为己方利益负责。

　　从"彭宇案"到月初汕头高中学生扶起跌倒老人反被讹诈，到眼下的四川小学生扶起老人要对簿公堂，扶老人已经不再是几十年前人们顺手做的小事，而是先要冷静思考，再参照扶起老人指南的"大事"了。这个"大事"的议论一直都在持续，在欣慰公民社会意识提升的同时，我们还应思考如何能规范和完善我国的相应制度，让善举惠及老人，温暖社会，同时对恶意讹诈也严惩不贷，杜绝此类现象的发生。

　　在英美法系国家则有一种"好撒马利亚人法则"，即在紧急状态下的行善救助行为，即使造成了一定后果，也可以减轻或免除行善者的民事责任，这是用法律鼓励人们多做善事、多行善举。如果我国能够从法律规范上给行善者一定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一定会有更多的人伸出善良与正义之手，社会的善良与正义之举也会越来越多，而更多的老人、弱者等会受到社会更大程度、更大范围的帮助。

　　同时一个真正文明、健康、有正义感的社会，不光有法律规范做支持，还需要有较高的道德氛围做基础。一方面，被行善者要有认"善"的素质，不能善恶颠倒;另一方面，其他人对别人的行善行为，要予以全力支持和配合，在遇到不道德行为时，能够毅然决然地站出来，帮助行善者摆脱可能出现的"不公正"困境，消除行善者的后顾之忧。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相信会有更多的人伸出行善之手的，用善良和正义传播更多的正能量。

　　扶起跌倒的良知作文【篇三】

　　杨忠民，又一位正义理性，社会良知的守望者!

　　读完杨忠民同学(中国公安大学刑法教授)的《什么是最好的辩护》这本法学、哲学随笔后，这是最直观的感觉。

　　忠民兄可谓是中体西用，相得益彰，文史哲法，融会贯通，十八般武艺悉无不精，挥舞起来得心应手，出神入化。当斧，可开山辟岭，做剑，能见血封喉。

　　书中，那些质美的文字，熟悉的史实，亲切的思想，读起来是那么的熟识、那么的享受。可以想见，在忠民兄身上，人道主义，人本主义的光芒始终萦绕弥漫，理性而耀眼地灿然闪烁着。

　　忠民兄的这本随笔充满了理性的睿智，单看如《达摩克利斯剑的折断》、《“先审后斩”与战争逻辑》、《谋杀历史的罪恶》、《罗伯斯庇尔的血腥转身》这些标题，就让人感到其论述一定会精彩。事实上，书中深邃的独见如语录般的随处可见：

　　“未经束缚的自由，必将反对自由本身。……”

　　“记忆历史，大致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功用：让曾有的事实再次发生，或防止它重新上演。”

　　“在法律秩序的构架中，司法暴力——军事义务例外——必须绝对置于法的威权之下，如此才能获得自身正义的依据，才具有真正的价值……如果将暴力凌驾于法律之上，暴力将丧失正义的依据，每一次斩杀，只会是对法律的一次反动，而所谓的‘正义’，将沦为暴力的奴仆，唯一的功用，不过是在每一次斩杀后为暴力擦拭血污。 ”

　　“如果事实上不可能根除战争，那么至少也应当让它不要突破文明的底线。”

　　“如果历史的真实可以被轻易擦去，或者任意扭曲，这样的社会，不是原始蒙昧就是野蛮专横。”

　　…………

　　这些优美深邃的文字，不仅自然会使人们在视觉上受到一种振聋发聩的冲击，而且还能够使人们在心灵上产生出强烈震颤。

　　作为法学教授，忠民兄选取的这些历史事件都很经典，他心里明镜似地清楚：在人类长久的司法实践和法制建设中，最有价值的动力，往往是那些寓函丰富的经典案例，如“苏格拉底案”、“泰森案”、“阿伦·巴基案”、“孙伟铭案”，等等。这些经典案例无一不时时对公众的常识和法制的基石加以考问，同时又促使更多的哲人进行更为经常地反向思维。这种反向思维尤为重要，弥足珍贵，它往往起着强化社会基石的关键作用。

　　这本书是一面人本主义的旗幡，它深切地关怀着人的社会存在和人的司法命运。在忠民兄看来：人体都是鲜活的血肉之躯，而国家机器则是冰冷的钢铁。两者相比较，前者永远是脆弱的、卑微的、渺小的。然而社会正是由千千万万这种脆弱的、卑微的、渺小的血肉之躯所构成，人们结成社会契约的意义，正是在于对任何一个普通生命的尊重和保护。国家机器一旦脱离了正义理性的约束，就将异化为吞噬人头的钢铁怪物，关于这一点，我们在雅各宾专政的铁血实践中，看得尤为清楚。护佑不了马拉、丹东和七十五万无辜丧命者的法律，同样也使罗伯斯庇尔难以置身其外;处决马拉、丹东和七十五万无辜丧命者的绞刑架，同样也最终吞噬了罗伯斯庇尔的头颅。

　　这本书是一道自然法则的宣言，它绝对地维护着个人的天赋人权和人与人关系的社会契约。在忠民兄眼里，自然法则至高无上，天地间的能量是守恒的，比如再大的江河，其能量都是有数的，在长江上有了葛洲坝水电站和三峡水电站，对其能量的开发就已到位了，如果再试图兴建第二个葛洲坝水电站、第二个三峡水电站就是违背自然规律之举了。同理，社会公权的`使用，国家法律的建立，如果不是以自然法则为基础的，那将不会是保证所有公民基本权力的善法，而只能是异化了的威胁危害公民基本权力的恶法。

　　说道这里，我自然想到了前不久那起轰动全国的孙伟铭醉酒驾车致人死亡案，对此本人连续撰写了《成都醉酒驾车死刑案的情法博弈》、《相逢一笑泯恩仇——再谈孙伟铭醉酒驾车致人死亡案》、《差强人意的妥协——点评孙伟铭案二审判决》系列时评。孙伟铭的罪孽确实深重，无照、醉酒驾车、逃逸，成都市中院对其一审的死刑判决引起了民众普遍的赞同。但在一片赞同声中，我指出，成都市中院是放了一颗法理不通的血腥的司法卫星，完全有悖于真正的法治精神，是司法实践的污垢，是对法治精神的亵渎。虽然我的论点广受舆论抨击，但我坚持己见：立法在先，司法其后，对罪恶的惩处只能以以颁布的现行法律条文为依据，否则法律就成为了宽严无度的松紧带，今天不能保护我的法律，明天就可能将灾难降临在你的身上。

　　通过对孙伟铭案的争论，使我们更加清楚地意识到，一个社会永远需要正义理性做支撑，而只有理性的正义才是真正的正义。而真正的知识分子肩负着守望正义理性的天职。

　　真正的知识分子，在面对人类苦难的时候，依然是完美道德的求索者，绝对精神的洁癖者，他们一方面深切关怀、悲怜受难者的悲惨处境，同时他们另一方面也注意把握造孽者在获取惩罚时的法制理性。

　　真正的知识分子，惯于以史为鉴，这倒不是对尘封往事中的历史罪恶耿耿于怀，而是对造成人类灾难的根源的念念不忘，惴惴不安。历史常常惊人地相似，人类灾难总是在血腥地重复着，所以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就是在历史的迷雾中拨云见日，警惕那些造成人类灾难的社会前提愚蠢地再现。

　　真正的知识分子本能般地深知，一些简单的道理，一些基础性的常识，往往为人们所忽视。那些给人类社会造成灾难性祸患的根源，也总是在事过之后为人们所淡忘。因此，人类的灾难总是这样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地发生、上演。此时，知识分子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他们总是独居一隅，以警惕的目光注视着社会的演进，以确定契约社会的基石未曾出现位移。

　　真正的知识分子是优雅的精神贵族，正如忠民兄所说那样：在时下这个浊流滚滚，人们都热衷于追名逐利的犬马声色时代里，他们“却在一旁敲击着最不学术的文字，用嘴简单的头脑，思考着最廉价的大词——公平、正义、自由、民主、人权……”。这是因为他们的天职和宿命使然。犹如我在血祭二十年前那个事件时所写的那样：“弱冠萦情社稷累，骚人宿命苍生忙。”

　　总之，知识分子向来在精神上、思想上特立独行，他们的命定天职就是守望正义理性和社会良知，这就是几千年来生生不息的“家国情结”吧。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在我的同学们中间有一大批这样的人，如杨忠民、如蒋庆、如贺卫方、如梁治平、如舒扬，当然，还得把我本人加上。

　　最后，我还要说上一句：感谢忠民兄，你的这本哲理的随笔，使我获得了高度的精神认同;同时也感谢忠民兄夫人陆绮，由于她的寄赠，才使我有了这番高品质的阅读。毫无疑问这是一次难得而愉悦的文化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