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三读后感:黄仁宇的尴尬

黄仁宇通过《万历十五年》想向读者传达的，无非是这样一种思想：中国儒家原则的本意是善良的，很可以做为道德的根基，但在治理国家时，宗旨的善良不能弥补制度的粗疏，因而道德并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而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便是一切问题的症结。所以中国倘若要想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就必须从一个依靠道德来治理的国家过渡到一个用数字来治理的国家。

讲老实话，对于黄先生的这个观点，我只能基本同意前半段，却绝对不敢相信那后半段。从小我就对数字这东西抱有一种警惕和不安，觉得它变来变去怪邪乎。事实上，要是没有各种数学规律约束着它使它不能胡乱变化，数字就不会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发挥那么大作用。因为它实在太容易由着人自己的需要被改动被制造了。可见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有没有运用数字，而在于是否有一个正确有效的体制来约束它。试想如果靠大跃进中“亩产万斤”那样绝似笑话的数字来理政，中国的前途想来也不过是一个黑色幽默。

所以我说，数字这个东西是不大靠得住的。黄先生的意见不过是单纯的中国学人面对复杂政治时的童言稚语。哪怕是他本人，后来也吃足了不合理的数字式管理的苦头。

据其回忆录《黄河青山》记载，他六十多岁时，曾因FIE未达标，被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辞退，而FIE正是一种用数字来衡量教师工作的量化标准。这对终生提倡现代化即数字化的黄仁宇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尴尬。仿佛秦国的商鞅，因为自己为相时所制订的法律未能出关潜逃，被捉回咸阳车裂。

从书中叙述此事的口气来看，黄仁宇是极其不满的，甚至有一点儿耿耿于怀。其实我也不满，几个数字焉能判断学术水平之高低?黄先生FIE得分低，主要是因为美国学生对不关自身痛痒的中国史不屑一顾，因而听课者日少，与黄先生本人并无多大干系——其治学之勤奋为海内外学人所共知：五天之内将《大事记》与《大事记续编》重新研读一遍，坚持数年读完了卷帙浩繁的《明实录》，这是怎样的一种苦功夫!但是，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居然依据一些并不能反映客观实际的数字就辞退了黄先生，实在让人感到匪夷所思。

不过，这种不可理解的事不仅曾发生在美国，而且也发生在中国，只不过时间上要稍提前二十年。彼时中国正在搞大跃进，前文所提到的“亩产万斤”以及“大炼钢铁”都是那个充满刺激和荒诞的时代的产物。在工农业捷报频传之际，高教战线的知识分子们坐不住了，他们也不甘落后地在高教领域掀起了一场大跃进(尽管后来他们都对大众声称自己是大跃进的受害者，孰是孰非，我们姑且听之)，那就是拼命办大学，越多越好。于是在一九五八年，本来文化贫乏落后的中国一跃成为世界上拥有大学数量最多的国家，有些地方甚至做到了村村有大学。那么这么多大学是如何办起来的呢?据《读书》2004年第3期的一篇随笔介绍，大多数地方是把中学改成大学，把原来的教研组改成系，中学教师全部改称教授，还要请几个不识字的老农作土专家。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大学就初具规模了。这类情况，套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高等学校建设在数量上取得了巨大飞跃。不过，这种飞跃到底为国家造就了多少有用之材，人人心里有数。数字的大，遮掩不了贫乏的实质。

缺乏理智的时代早已在历史舞台上落幕了，但人们到底有没有反思，又反思了多少?反正眼下的学术界仍有人舍不得丢掉那旧时代的遗风，一味地强调数量。不少大学和研究机构都热衷于给教授讲师定指标，今年要多少多少篇论文，今年要设立多少多少博士点，就差没精确到小数点后，仿佛学术成果是流水线上的组装式产品，随要随有。狡猾一点的人，就东抄西凑，四处挪移，积成高数字以博上级欢心，我就曾见过一本充斥陈辞滥调的高校教材由十四位讲师合著。至于那些正直的知识分子，则不免有黄仁宇式的尴尬。

我并非不赞成数字化管理，我尚没有胆子与社会进步潮流相对抗。但虚假含水分的数字，表面再好看，也掩盖不了背后没有大师与经典的空虚。学问需要潜心而为，冷板凳不坐上个几十年难成正果，急功近利只能使之成为朝市俗学。萧乾文洁若夫妇联手翻译《尤利西斯》，历经数年寒暑，方告功成，想来足令今人汗颜!

数学化管理最早运用于商业，还算成功。但机械地引入学术管理，则不免亵渎文化，因为它明摆着把文化当成待价而沽的市货。所以知识分子面对这种情况，一是要多动动脑子怎么健全这个机制，别一味附和它，也别一见着它就怨天尤人。而最为重要的是，要静下心来做一点学问，别老拿数字来蒙事。这不仅是体制与环境的问题，也是知识分子心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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