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北京红卫兵的“四三派”和“四四派”

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北京大专院校的造反组织分为“天派”和“地派”，中学造反派组织则分为“四三派”和“四四派”。最近，看到网络流传的一些文章，说李冬民是“四三派”的领袖，还有的说“四三派和首都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是对立的”，这些说法都是错误的。“四三派”和“四四派”是首都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内部的两个派别，李冬民是“四四派”的领袖。李冬民是首都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负责人（司令）。“四三派”和“四四派”在文革初期都是受压迫的，在擅长抄家、打人、斗老师、"破四旧"的老红卫兵眼里，他们都是“反动学生”。“四三派”和“四四派”的共同观点是：反对血统论，反对学生斗学生，反对“红五类”组成的“老红卫兵”、“联动”。1967年4月3日晚，周恩来、康生、谢富治和中央文革的陈伯达、江青等接见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的学生代表。江青在讲话中指责负责北京中学军训的北京卫戍区解散中学造反派组织的做法。谢富治说：“要把"联动’搞垮，必要时把军训停下来，为支持左派服务，左派组织不能解散。”康生在讲话中对北京卫戍区负责军训工作的副司令员李钟奇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说：“李钟奇3月27日的讲话是完全错误的，他的这个讲话不谈阶级斗争、不谈两条路线的斗争，不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刘邓反动路线的斗争，完全是"联动’的观点啊！”中央文革小组及谢富治等的讲话使中学里一度受挫的那部分造反派大受鼓舞，并激起了他们对军训团自军训以来就存在的不满情绪。北京街头很快就出现了批评军训团和卫戍区的大字报，有的大字报和大标语还直接点名批判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李钟奇。4月4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接见中学造反派。他们讲话的主旨还是说解放军应当坚决支持造反派，但也批评了给军训团和卫戍区贴大字报的做法。当天晚上，江青在接见“红代会”代表李冬民等人时也要求把给李钟奇贴的大字报覆盖上。中央文革小组的这些讲话又给中学里支持军训团的那部分造反派红卫兵以很大的鼓舞，他们更加坚定地认为支持军训团没错，搞以班级为基础的大联合没错。4月3日受到接见的造反派回去后发动群众在全市铺天盖地的刷满大标语：“坚决拥护江青同志四、三讲话！”“炮打李钟奇”。4月4日受到接见的造反派回去后也发动群众铺天盖地地刷大标语：“坚决拥护江青同志四、四讲话！”北京中学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中互相对立的两派对中央文革小组的讲话各取所需，互相指责，并由此形成公开对峙的“四三派”和“四四派”。李冬民作为北京中学红代会负责人参加了这两次接见。4月3日，李冬民号召大家刷大标语“拥护4.3讲话”、“炮打李钟奇”，4月4日李冬民又号召大家把昨日的大标语盖上了，改成“拥护4.4讲话”，所以，李冬民是“四四派”的领袖。四三派和四四派的主要分歧：如何看待“联动”和“老红卫兵”。“四三派”认为“联动”是反动组织，对“联动”必须彻底砸烂，对有“联动”思想的“老红卫兵”组织也必须进行严肃地批判和斗争。而“四四派”虽然也认为“联动”是反动组织，但他们认为参加了“联动”组织的“老红卫兵”大多数是认识问题，是可以教育和转变的。他们是可以参加大联合的。四三派组织的名称都是“xx兵团”“xx造反队”，他们自称造反派而不称“红卫兵”。四四派组织有的依然用“红卫兵”这一称谓。李冬民认为：红卫兵这个词没有错，他们（指老红卫兵）不配叫，我们才配叫红卫兵。那些在文革初期被关押、被批斗、被抄家的人，纷纷加入“四三派”组织，他们无法原谅整他们的“老红卫兵”，“四三派”不接受“老红卫兵”的投诚。那些在文革初期打人、整人的“老红卫兵”想“造反”被“四三派”拒绝，只得投靠“四四派”。“四三派”和“四四派”组织所吸收的对象不同，新成员之间的对立情绪加深了两派的对立。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和首都三司支持“四三派”，负责中学生军训的北京市卫戍区司令员则支持“四四派”。两派的口水官司打到中央。周恩来、康生接见两派领袖时说：“你们中学生都是新红卫兵，只有我和康生才是老红卫兵嘛。”周恩来故意歪曲“老红卫兵”的定义，显然是偏向“四四派”。再加上李冬民是毛主席亲自圈定的北京中学红卫兵司令，北京卫戍区在军训中普遍支持“四四派”。“四四派”在北京中学红代会中占多数。当时，我是北京卫生学校的学生。北京卫生学校的造反派组织叫“星火燎原”。记得那时我和“四三派”一起上街刷反对四四派的标语，有一条是“李冬民、罗雪柯必须悬崖勒奔斯”。罗雪柯是北京女四中的造反派领袖，传说和李冬民好，奔斯是指李冬民当时坐的奔驰车。当时，我们不能认同为“老红卫兵”都是“受蒙蔽无罪”问题。北京卫生学校星火燎原属于“四三派”。1967年3月，北京卫生学校也住进了解放军。1967年5月3日，注入卫校的解放军在教学楼东门口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公开表态：“北京卫生学校星火燎原是革命造反派组织。坚决支持星火燎原的造反行动。”在大多数中学的解放军都支持“四四派”的环境下，北京卫生学校解放军的“5.3表态”在北京中学红卫兵中引起很大震动。北京卫校星火燎原自然成了“四三派”的领头人。1967年4月下旬，“四三派”内部出现较大分歧，一派以西城区的二十八中、三十一中、女八中等学校为中心，一派以师大二附中、电校、邮校、一一0中为代表。前者认为对中学“红代会”不能拆台，只能改组，而后者则坚持采取强硬态度。后来，持比较强硬态度的“四三派”逐渐形成与中学“红代会”相抗衡的“首都中学红卫兵十五区县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受到首都三司支持的，所以又称“三司中学部”。直到1968年、1969年，北京的中学生全都上山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