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083.申城碎尸案

一、黄浦江流入上海市区的入口处，有一条笔直的支流——川杨河。这条在原天然河床基础上经人工开掘的河流由起迄地川沙到杨思而得名。本案发生时，杨思是上海市川沙县的一个以种植蔬菜为主、棉粮为副的公社。这起被美国报纸、电台炒得沸沸扬扬的杀人碎尸案件的案情发现地，就在杨思公社一个名叫王家村的生产队。1972年1月3日，是王家村生产队的社员节后出工的第一天。上午8时许，妇女队长施金瑛带领13名女社员，前往靠近周家渡通往南汇县周浦镇的周围公路旁边的一块卷心菜地收割蔬菜。按照上海地区的气候，卷心菜最迟应当在12月上旬收割，否则就有可能冻坏。但是，王家村生产队这年却是例外，他们从上海农业科学院搞到一些新培育的耐寒甘蓝（卷心菜的学名）的种子，作为试验种植了二亩一分地。这种新品种果然有效，竟耐住了交“冬至”后的第一个寒潮，得以延迟到元旦后收割。这，将会卖到好价钱，为生产队增加收入。14名女社员到了地里，施金瑛一声令下，众人就手握插刀开始收割。按照惯例，她们是每人一行，纵向深入。社员刘美娣当时是个19岁的大姑娘，24年后笔者采访她时，已经是一个眼角镶嵌鱼尾纹的中年妇女了。刘美娣是碎尸案的首位发现者，她告诉笔者：“我大约排在第八行，从公路上下到地里，先割了二十几棵菜，没有什么异样。割到大约离公路十几步的那棵菜时，我突然觉得不对头：这棵菜外面的老叶把里面的菜心包得特别紧，仔细一看，原来菜叶是被麻线紧紧拴住的。我不禁感到奇怪……因为奇怪，所以刘美娣没有立刻下手，而是招呼旁边的女社员张金宝和王龙妹：“你们看，怪哦？这棵菜外面用麻线扎牢了的！”张金宝、王龙妹抬头看了看，张说：“作兴里面藏着金银财宝也说不定。”王说：“弄开来看看。”刘美娣手起刀落割断麻线，外面围着的老叶四下松开，首先跃入眼帘的是一束黑发。刘美娣一个激灵：怎么像是头发？！她小心翼翼地用插刀挑开包在黑发外面的菜叶，吓得一跃而起——里面竟然裹着一颗人头！一颗有着半尺多长黑发的女人的头颅！菜地里顿时乱成一片，女社员们吓得尖叫起来，有的后退，有的奔逃。妇女队长施金瑛还算镇定，马上招呼众人不要乱动，让王龙妹去村里叫生产队长。一会儿，生产队长王兴发匆匆赶来了，看了看人头，说：“不要动它，也不要让人走过去，拿样东西盖住，我去报告。”说着，便骑着自行车去大队部打电话了。王兴发走后，施金瑛取了一个装蔬菜的大铁丝萝筐，罩住人头，上面又盖了条麻袋。根据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颁布的《刑事案件立案标准》，杀人碎尸案属于“特别重大案件”。所以，川沙县公安局接到报案电话后，当即向市公安局作了报告。市局刑侦处对县局方面说：“你们先去，我们马上赶到。”这样，县公安局刑警先赶到现场后，只做了一件事——封锁现场。措施刚实施完毕，市公安局刑侦处的刑警就急如星火地驱车赶来了。现场勘查未有什么有价值的收获，由于刘美娣、施金瑛等人在那棵特殊的“卷心菜”周围乱走乱踩过，而且冬天地里的泥土干而硬，所以已经无法辨认脚印了。刑警拍了许多照片，把那截被刘美娣割断了的麻线小心翼翼地收起来，装进一个信封里，然后，开始仔细观察那颗人头。从外形看去，受害者是一个不到30岁的女性，脸色青紫，不知是生来就胖呢还是死后浮肿，总之，皮肉显得涨鼓鼓的；尽管如此，仍可分辨出她生前的五官分布得较为匀称：眉毛浓黑，上嘴唇处也布着一层肉眼看得清的淡淡的茸毛；头发粗黑光亮，成马尾形状垂于脑后，扎着一根绿色橡皮筋。整个脑袋前后左右无一处伤痕。这时，市公安局刑侦处副处长顾向敏开着一辆三轮警用摩托车赶来了。他那天正在家休息，处里接到报案后，一面立刻通知他，一面先派员赴现场。顾向敏住在徐汇区，接到通知立刻赶来，还是比他的部下晚了一会。顾向敏是个老公安，1949年就在搞刑事侦察了，曾主持侦破过多起疑难大案，具有丰富的刑侦经验。他来到现场后，听部下汇报了勘查情况，又察看了死者头颅；然后，背着手在菜地里踱了一会，走到公路上四下看了看，招招手，把川沙县公安局刑侦队指导员范孝祖召到面前，小声问道：“附近靠马路两侧有没有池溏、小河浜、粪坑？”范孝祖用不甚肯定的口吻回答：“好象有吧。"顾向敏显然对这个回答不满意，笑道：“刑侦工作‘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没有‘好象。土地爷呢？”刑警一到，男男女女社员就被赶到警戒线外面，包括生产队长王兴发。现在，范孝祖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只得把王兴发叫过来。王兴发回答：“靠马路有河浜，但没有池塘、粪坑。”顾向敏又问：“是否有卷心菜地？”“没有。这是农科院培育的新品种，整个浦东就这么一块地。”顾向敏点点头，他心里已经有了一个推断。案情分析会就在王家村生产队队部举行。顾向敏在听了几个刑警的发言后，说：“估计案犯把其他尸块也抛在附近。因为从犯罪心理来说，尸体被肢解后，案犯第一个想法是急于把碎块抛掉；第二个想法是抛尸最好一次或两次进行，抛尸地集中，以减少操作时间，防止暴露。”众刑警听了，纷纷点头。顾向敏又说：“附近沿公路两侧没有卷心菜地、池塘、粪坑，只有河浜，所以，估计其他尸块被抛在河里。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迅速组织打捞。”警方立刻和杨思公社水产大队联系，要求出动渔民用“滚钓”在附近各条河浜里进行探捞。水产大队当即出动18条渔船，由操作经验丰富的渔民进行探捞。“滚钓”是江南地区渔民捕鱼的一种工具，以一根绳子拴着一排固定于钢条上的大渔钩，沉入水面，随船移动。如果水下有大鱼，往往难以逃过这种大范围的扫荡。江南水乡溺死了人，也用这种工具来打捞尸体。但是，“滚钓”是否能把肢解开的尸块捞起来，这谁也没有试过。不过，结果很快就出来了。渔船投入作业后仅半小时，渔民黄某就在距卷心菜地一里处的一条叫“孝母泾”的小河里捞起了一个外面用同样麻线扎着的油纸包包。刑警拍下外形照片后，把包包打开，里面是两截绑在一起的人体小腿。接着，又有渔民在另一条河浜——塘鲤浜里捞起了一个同样的包包，里面是人体的两只脚。打捞工作进行到下午三时多，渔民在方圆3里地的河浜里打捞起12个包扎相同的油纸包包。至此，尸体碎块已经收集全了。二、尸体碎块立刻被送往上海市公安局法医室。三名技术精湛的法医连夜对尸体进行了解剖鉴定，很快就得出了结论——死者特征：系19岁至23岁之间的女性，身高约1.61米，生前体重大约为63公斤左右，体态丰满；乳房发达，左侧乳头发育不全，呈凹陷形状；背脊近腰部位有一天生圆形黑色胎记，直径1.5厘米。死亡原因：脖颈处有明显的扼痕，结合肺部状况，认定为暴力窒息而死。死亡时间：大约在发现尸体前的60至65小时，即1972年元旦凌晨前后。胃部解剖检得物表明，死者在死前2至3小时曾吃过白菜肉丝年糕。分尸情况：各尸块断裂面齐整，由此判断凶手手臂力量很大；分尸工具为斧头、砍肉刀一类的笨重利器。凶手可能是或者曾经从事过木工、屠夫、厨师一类的工作。当天午夜，上海市公安局领导班子在听取顾向敏等人关于该案现场勘查及解剖情况的专门汇报后，经过研究作出决定：以发现死者尸体的日期将这起恶性凶杀案定为“1.3碎尸案”，由市公安局刑事侦察处、川沙县公安局抽调刑警共同组成“‘1.3碎尸案’专案侦查组”，顾向敏为组长，全权主持该案的侦查工作。1月4日凌晨2时30分，顾向敏在市公安局刑侦处会议室主持召开了“1.3碎尸案”的首次案情分析会。会议经过讨论，决定立刻在以碎尸发现地为中心的方圆10里范围内广泛发动群众，提供线索，藉此弄清死者身份和发现凶手的蛛丝马迹。谁也没有料到，上海“1.3碎尸案”在尚未被除川沙县部分公社以外的上海人知晓的情况下，大洋彼岸的美国人却已经在发议论了。1月4日（北京时间）上午，即距发现死者头颅仅24小时，“美国之音’’华语广播台首先在“特别报道”节目里播出消息，大意为：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市昨天发生一起罕见的凶杀案。据悉，被害人是一名年轻农妇，她在被凶手杀害后全身被砍为13块，然后分别抛尸于位于黄浦江畔的川沙县农村的田野和河流中。该案是一般刑事案件还是涉及政治原因的案件，目前尚无定论。“美国之音¨的这则消息有两处是不确的：一是说被害人为“农妇”，这没有根据的；二是说碎尸为13块，这也是失实的，女尸实际上被肢解为18块，分12个油纸包盛装，连头颅共“13件”。但是，以“美国之音”一贯的反华立场，这则消息以此角度进行报道，应当说还是比较客观的。接着，在元月4日傍晚纽约出版的《每日快讯论坛》的头版二条位置，刊登了一个署名为“托马斯?贝洛蒂”的作者所写的一篇评论文章《上海碎尸案是不是一个信号？》。这篇文章所列举的“1.3碎尸案”部分采用了“美国之音”的内容，但是又增添了一些耸人听闻的“消息”，称：“死者死于枪弹”，“死前曾遭受多名男子的轮奸”，“已有一个名为‘东方杀手’的组织在上海街头张贴传单声称对该起暴力事件负责”，“‘东方杀手’还表示将继续在上海进行此类暴力活动，直至春节来临”。托马斯?贝洛蒂在列举上述“事实”后，笔锋一转，进行分析，说所谓“春天来临”就是中国的春节来临，1972年春节后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好要访问中国，根据访问计划，总统还将去上海。“东方杀手”的声明是不是一个信号？向世界暗示他们届时将对尼克松总统“采取暴力手段？”《每日快讯论坛》是当时美国纽约的在野党派民主党主办的一份报纸，其政治观点一向和正在执政的共和党相悖。1971年7月15日，中国、美国同时发表了《中美联合公告》，宣布尼克松总统将在1972年5月以前访问中国。民主党方面的一些人对尼克松访华持反对态度，一再想方设法阻挠。到1971年底，美国政府已经公布尼克松总统正式访华的日期，反对派更是大肆攻击，以种种借口进行“劝阻”。现在，上海发生了这么一起碎尸案，他们自然要大做文章。继《每日快讯论坛》后，美国的纽约、华盛顿、费城、丹佛等大城市的一些报纸如《美利坚快报》、《城市时报》、《二十四小时论坛》、《先驱者日报》等，纷纷发表评论文章，以上海碎尸案为话题，要求尼克松总统考虑取消或者推迟访问中国。“美国之音”也改变了调子，评论说“上海的治安已经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一些报纸、电台纷纷发表评论劝请总统先生重新考虑拟在今年晚些时候访问中国的决定，从客观事实看这是一种积极、负责、正确的态度。”1972年元月6日凌晨1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从他呆了二十多年的中南海西花厅办公室的桌前站起来，打着哈欠从衣袖上扯下蓝布袖套，准备结束一天的工作。值勤卫士见状，马上去厨房通知厨师准备夜宵。周恩来走出办公室，和匆匆而来的值班秘书劈面相遇。秘书见周恩来已经扯下袖套，知道总理“下班”了，叫了声“总理”退到一旁。他转身刚要走开，被周恩来唤住：“有事吗？”嘴里问着，手已指着秘书手里的文件夹。秘书只好说：“外交部送来一份急件，是关于美国新闻界评论尼克松总统访华之事的。”尼克松访华一事，是毛泽东主席亲自抓、周总理直接过问的，这在当时是一件头等大事。周恩来听了，两道浓眉一耸，马上发问：“什么内容？”“反对派以上海发生一起杀人碎尸案为由，要求尼克松总统取消或者推迟访问中国。”周恩来立刻一个转身，重新走迸办公室，对随后跟进来的秘书说：“你把材料留下，我看下。”秘书从文件夹里取出外交部急件，放到周恩来面前。半小时后，周恩来下达命令：以总理办公室的名义向公安部打电话，要求公安部敦促上海方面抓紧侦查“1.3碎尸案”，并将侦查情况逐日通过公安部向总理办公室报告。元月6日清晨，上海市公安局将公安部急电内容向“1.3案件专案组”作了传达。专案组从元月4日开始运转以来，已经连续工作了48个小时。他们最先定下的侦查方针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刑警调查了以杨思公社为中心的周围6个公社和城镇，走访了上千名群众。但是，并没有查到一点死者或者凶手的线索。元月6日上午，顾向敏原定是召开案情分析会，现在正好听了局领导传达的中央指示，众人自是感觉到增添了若干责任感和紧迫感，在接下来进行的案情分析会上，纷纷畅所欲言，各谈观点。最后，话题集中在一个焦点：首先应当查明死者身份。只有查明了死者的真实身份，才能从她生前的活动范围中排出和其交往的人，从这些人身上有可能查摸到破案的线索。主持解剖碎尸的法医黄柏森被请到案情分析会会场，刑警请黄法医从尸体情况分析一下死者生前的身份。黄柏森是市公安局的资深法医，50年代前期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在公安局干了三年后，又去苏联深造，专攻尸检；回国后接连通过解剖尸体侦破过多起凶杀大案，1964年曾受到过公安部的表彰。由于家庭出身问题以及曾去苏联留学的原因，黄柏森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就遭到批斗、隔离审查，一直折磨到1970年秋才回到原先的法医岗位。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使黄柏森改变了过去积极、主动的工作方式，他在进行尸检前先问清意图，然后按意图作出鉴定结论，与之不搭边的迹状他不再主动琢磨，更不会自己提供些什么线索。这次解剖碎尸也是这样，当初送检者只让查明死因、死亡时间、肢解工具、肢解手段及由此估计凶手所从事的职业，他就依言而行，不越雷池一步。现在，专案组有了新的要求，黄柏森便把解剖碎尸时所留下的照片、记录等一大叠资料拿来，根据众刑警的提问，综合作幽如下判断：①从死者的头发式样来看，她生前的居住地不是农村，也不是外地，而是上海市区。②死者手掌较大，手掌皮肤较粗、硬，这说明生前曾较长时间从事过以手握工具为主的体力劳动，使用较多的是右手；但是，其双手手掌皮肤表皮最外层已开始软化，所以也应考虑到死前大约二三个月时间里已脱离体力劳动。③死者牙齿有一定程度的磨损，这是少年时代换牙后长期咀嚼硬食物如炒蚕豆、炒黄豆、小核桃等而形成的，由此和其头发式样联系起来看，她虽然生活在上海市区，但层次可能较低，多半是出身、生活于经济状况一般的劳动人民家庭。④死者被害前大约2至3小时曾吃过白菜肉丝年糕，这一点和其喜食炒蚕豆、黄豆等联系起来看，说明死者是江南人；与第①点互相印证，可能是上海人。黄法医的分析使众刑警的思路豁然开朗。专案组副组长、市局刑侦处马逸夫科长说：“哎！我们怎么光把思路定在浦东，而不往浦西想想呢？”顾向敏走到墙前，指着那幅“上海市区地图”说：“黄法医的分析很有道理，我们现在应当调整侦查思路，到市区调查死者的身份。大家看先从哪个区查起为妥？”众刑警七嘴八舌议论起来。当时上海市区共有10个区，常住人口有600多万。要在600多万人口中查摸一个二十来岁的女性失踪者，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况且，专案组警力有限，不可能在全市10个区同时铺开摊子。所以，大家一致的意见是一个区一个区进行查摸。鉴于发现碎尸地是杨思公社，所以第一个先从与杨思隔江（黄浦江）相对的南市区查起。顾向敏和马逸夫、肖勇康两位副组长交换意见后，宣布决定：专案组中属于川沙县公安局的刑警，仍在浦东进行调查，着重点是发现抛尸人线索；组内市局的刑警，全部赶往南市区进行调查。三、20多年前，中国警方的刑事侦察手段还比较落后，更构成障碍的还有当时的指导思想。当时的政治气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论什么，都要往这条纲上挂，与刑事犯罪分子真刀真枪斗争自然更是非挂不可的。这样一挂，有些简单的事情就会变得复杂起来。比如“1.3案件专案组”去南市区调查死者线索时，上面鉴于该案已被美国方面作歪曲报道，担心进一步被歪曲，所以要求专案组在调查中严格保密。保密到什么程度？一直到刑警去派出所凋查户籍资料时，也只告诉那边的同行“查找怎样怎样一个失踪者”，而矢口不提“1.3碎尸案”。这样开展工作，难度可想而知。24年后，一位当年参加“1.3碎尸案”侦查的退休刑警在谈及此案时说：“当时哪像现在，要查明死者身份可以借助新闻媒介，电视一播，报纸一登，提供线索的电话会从四面八方打来；另外，派出所查户籍资料也方便，只要把电脑一开，材料就自动跳出来了。”那么当时怎么查呢？专案组四十多名刑警分成22个小组，2人一组，去派出所调阅户籍资料，下里弄找居委会阿姨访查。如此没日没夜地查了三天，总算把一个南市区查了下来，但并未发现死者的线索。南市区虽有失踪者，其中也有二十岁左右的女青年，但经知情人辨认死者照片，都明确予以否定。专案组发现这个办法似乎大可商榷。试想，一个区查3天，10个区就要查一个月。如此旷日持久并且就算查到死者也只是完成了整个侦查过程中的极小一部分，这案子要几时才被拿下来？公安部还能不发作？因此，专案组向上面打了份报告，述明在南市的工作情况，指出担心所在后，明确提出应当采取新的调查方式：广泛发动群众协助查明死者真实身份。这时已是元月9日，公安部一日一催，已经催了好几天。市公安局几位领导被催得坐立不安，连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政法指挥部的头头也打起了激灵。在这种情况下，上面终于批准了专案组的报告，指示立刻实施群众性的查摸工作。元月9日晚上，数以万计的印着死者脸容照片、体态特征等内容说明文字的《协查通知》，分发到全市十区十县各工矿企事业单位、各街道居委会、公安分局、看守所、铁路公安处看守所、水上公安局看守所、上海市公安局劳改处下辖的上海市监狱（今提篮桥监狱）、第一劳改队（今五角场监狱）、第二劳改队（今周浦监狱）、第七劳改队（今北新泾监狱）、青东农场和少管所、收容所。次日，一张张《协查通知》已经在全市群众以及看守所未决犯、监狱劳改犯手中广泛传阅，进行辨认。元月10日下午，普陀公安分局向专案组报告：该分局辖区内有群众反映死者是潭子湾地区第六里委会居民郎某的女儿郎小玲；据潭子湾派出所户籍资料表明，此说有根据。顾向敏放下电话机耳机，把情况对马逸夫说了一遍，让他立刻带两名侦察员去潭子湾核实。马逸夫当即和市局刑警老林、小乔驾了辆警用摩托车直扑潭子湾。先去派出所，户籍警介绍了情况：今天上午，六里委二组召开居民会，把《协查通知》发下去，让到会的居民当场辨认。结果，有个老太提出死者照片很像住在她隔壁的郎家的女儿郎小玲。她一说，众人都有同感，越看越觉得像。于是，居民小组长就向户籍警报告。户籍警翻阅了郎家的户籍资料，发现郎家确实有个女儿，名叫郎小玲，21岁，68届初中毕业生，分配在上诲港务局第七装卸区当清洁工人。至于脸容是否和《协查通知》上的死者照片相似，由于户籍资料中没有她的照片，所以难以下结论。户籍警向所长汇报后，一起去六里委找郎家。但去了两次都是铁将军把门，于是决定先向市局报告了再说。马逸夫三人听过介绍后，寻思那个郎小玲在上港七区当清洁工人，一双手整天捏着扫帚柄、拖畚把、垃圾车铁拉手，皮肤难免粗硬，这和死者那双手倒是相象的。于是，就在派出所里往上港七区保卫部门打了个电话，了解郎小玲是否在上班。对方5分钟后回电告知：郎小玲自上月15日至今一直未来上班，未请过假，单位考勤作旷工处理。这个情况和法医所分析的“最近一段时间脱离体力劳动”也基本相符。马逸夫看看手表，便站起来：“走，去郎家看看！”马逸夫、老林、小乔和户籍警四人赶到郎家。郎家夫妇和念初中的儿子正在吃晚饭，见来了警察，便放下饭碗接待。户籍警递过去一支香烟，问道：“老郎，你女儿呢？”对方眼里掠过一丝惊慌，回答道：“她还没下班。”马逸夫瞧在眼里，寻思这似乎有文章可做，便不露声色地问：“她在哪个单位上班？”“上港七区。”“几点钟下班？”“没准。有时早有时晚。”“那我们等等她吧。”女主人沉不住气了，问道：“你们找她有什么事？”马逸夫朝小乔使个眼色，后者便拿出《协查通知》：“这个人，你们认识吗？”没想到那对夫妇一看之下，脸上神情顿时松弛下来。女主人笑道：“就为这事？这和我家小玲没有关系，我们在单位里已经看过了。”男主人说：“我们单位今天也开会让大家看了一下，这跟我们小玲又不搭界！”不搭界？那么郎小玲人呢？这个，警察既然来了，总要问问清楚。这对夫妇无可奈何之下，只好如实而言：原来，郎小玲谈了个男朋友，未婚先孕，无奈之下，于半个多月前去老家江苏省响水县打胎了。乡下卫生院设备差，医生技术又不过硬，结果弄了个大出血，差点“老掉”。现在身体虚弱，在乡下休息。这事在当时若被单位知道，算是一桩大错误，不但要延长学徒期，还要受行政处分，给个警告、记过什么的，而且脸面也很不好看。所以，没敢告诉单位，对邻里什么的自然也不便张扬。郎家夫妇所言内容是真是假？这当然要查一查。当晚，专案组往江苏省响水县公安局发了份加急电报，要求协查郎小玲其人。次日上午10时，响水县公安局发来了回电，告知：郎小玲堕胎事属实，现在其姨母处休养。这样，这条线索不存在了。紧接着，长宁区周家桥派出所又报来情况：该所管段内长宁路1380弄居民谈某向户籍警报称，《协查通知》上的死者是其失踪已两月的女儿胡秀梅。专案组诸君顿时来了劲：母亲认女儿照片，总不至于出差错吧？顾向敏下令：“去几个人，仔细调查一下。”考虑到谈某是女性，顾向敏特地指派女侦察员俞见随同前往。俞见四人到了长宁区，还是先去派出所。户籍警从里间走出来，说：“情况也没什么介绍了，那妇女还在我们这里，你们自己去问问她就行了。一看那哭哭啼啼的样子，我就想是八九不离十了。”刑警闻言，心中一喜，便去了接待室。跨进门去，只见那里坐着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正用已经哭得红肿的双眼瞅着那张《协查通知》，鼻子里还在抽嘘，完全一副悲痛欲绝的样子。户籍警一说这是市局来的办案同志，她马上站起来，号啕大哭。俞见扶她坐下，证户籍警取来毛巾给她擦眼泪。好不容易使她的情绪稳定下来，这才小心翼翼地开口让她谈谈情况。据谈某说，她女儿名叫胡秀梅，23岁，是独生女。谈某的丈夫在10年前因病死亡，谈某靠着自己当搪瓷厂工人的一份微薄收入抚养女儿，一直到1968年才算松了一口气，胡秀梅进了一家机械厂当上了车工。胡秀梅性格内向，不善言辞，因此不大和人交往，也从不往外跑。每天除了单位就是家里，上班、下班，两点一线，日子过得很平静。1971年10月19日，是胡秀梅艺徒期满的日子。那天她特别高兴，晚上特地请母亲去南京路上的“红旗饭店”（即今“新雅粤菜馆”）吃了顿饭。饭后，胡秀梅让母亲先回家，说她要去一同学家借几本书。谈某回家后，一直等到12点钟也没见女儿回来，越想越不放心，于是出门去她所知道地址的同学处一家家寻找，找到天明也没找到。几个热心的同学当即向各自的单位请了假，陪谈某一起找。但跑了一天，找遍了胡秀梅所有的同学家，都说她未去过。谈某又请了七位亲戚，用了三天时间跑遍了整个上海滩，也未摸到胡秀梅的一丝踪迹。胡秀梅失踪了。谈某于是向警方报了案。警方对胡秀梅的失踪进行了调查，但并未有任何收获。这次，谈某看到《协查通知》，尽管上面所印的死者照片脸容有些浮肿走样，印得也不算清晰，但是她还是认出确是自己的女儿，所以连忙跑到派出所来报案。刑警一听，寻思此事真如户籍警所说的八九不离十了。不过，作为调查案子，就得一个个细节都须了解清楚。于是，俞见按照法医提供的情况，一一向谈某询问：胡秀梅身高多少？体重多少？出生地及带年居住地？平时喜欢吃什么东西？等等，等等。一个个细节问下来，谈某的回答和法医的判断都基本相符。俞见又提了一个颇为关键的问题：“胡秀梅身上是否有胎记？”谈某想了想，回答道：“有的，有一个胎记，在背后腰部稍上位置。”“怎样大小？”谈某用手指比划了一个圈圈：“这么大，比铜钿小一点。”这，也和碎尸特征相符。于是，刑警做了笔录，请谈某签了名，按了指印，兴冲冲地返回市局，向顾向敏交差。顾向敏当即请来法医黄柏森，把谈某的陈述笔录给他看。黄法医看过，点头道：“有点像。”马逸夫笑道：“这叫有点象？那么怎样才能完全确认？”黄法医说：“确认的最稳妥办法是比照指纹，但胡秀敏的指纹无法搞到。现在只好另外想想办法。”接着，黄法医说出了他想的办法：去把胡秀梅的病历卡取来，看能否从上面找到比较有说服力的比照痕迹。病历卡很快就送到专案组，一共是两份，一份是单位医务所的，一份是劳保医院的。黄法医先看了医务所那份，没有吭声；然后又看了劳保医院那份，苦笑着摇头道：“看起来，又是一场白辛苦了。”一旁坐着的几个等待结果的刑警差点跳起来：“怎么？不是她？”“不是！”“凭什么说不是？”黄法医指出了症结所在：据劳保医院病历卡记载，1969年9月，胡秀梅曾去该医院牙科补过右侧下排从右往左的第三颗牙齿。但是，碎尸的牙齿齐全，无一颗补过。因此，这个失踪的胡秀梅和“1.3碎尸案”的死者是两个人。这个结论确凿到使人根本无法辩驳，专案组诸君全体接受。这样，线索又消失了。专案组等待着其他区的辨认结果，但是，再也没有消息报来了。（胡秀梅失踪案，后来一直未能侦破。）四、元月13日午夜，公安部一位值班领导亲自给上海市公安局打电话，询问“1.3碎尸案”的侦查进展情况，言语中不乏焦急之情。上海市公安局值班副局长连夜把专案组三位负责人顾向敏、马逸夫、肖勇康召来，下令必须在三天之内查明死者身份，找到破案线索。顾、马、肖三个当晚自然没有睡觉，和几个刑警骨干议了又议，苦苦思索查明死者身份的法子。一直到天亮，也没找到打开谜宫之门的钥匙。清晨五点半，又冷又饿的顾向敏等人去外面找家饮食店吃了早点。谁也没有想到，就这么短短半个把小时里，运气降临到他们头上了——当他们返回办公室时，接到南市公安分局打来的电话，说已经找到《协查通知》上的主儿了。南市分局刑侦队值班员在电话中说明了情况：该区的小南门街道办事处元月10日晚上派人去第五里委处理二桩与“1.3碎尸案”无关的公事。处理好后，几个干部闲着无事，说起了《协查通知》的事。一个姓钟的阿姨随口说了一句：“我看看那个死人的面孔倒有点像四里委‘黑皮爷叔’的女儿，不过这是不可能的，人家前年就去云南了。”这句话引起了那个街道干部的注意，不过因她不是分管治安的，也就没追问。但她回到街道办事处后即给小南门派出所打了个电话。派出所民警这几天正为《协查通知》那事儿忙得不可开交，听说有这条线索，马上引起了注意。值班副所长说：“去云南了？去了还可以回来的嘛！支边知青去而复返，在上海被害的案子又不是没发生过！”基于这个观点，这位副所长派一个民警立刻去四里委调查。那个民警到了四里委，先去找治保委员。治保委员是个五十岁出头的阿姨，听民警说明了来意，便介绍了“黑皮爷叔”的情况。这“黑皮爷叔”名叫吉关山，50岁，江苏盐城人，16岁逃荒来到上海，在十六铺码头做苦力，解放后成了港务局的装卸工，长得个头高大，虎背熊腰。因终年在露天作业，日晒风吹，皮肤黝黑，所以里弄里男女老少都称他“黑皮爷叔”。“黑皮爷叔”是1950年结的婚，妻子也是苏北人，在港务局食堂烧饭。两人生有三个孩子，都是女儿。大女儿吉慧萍，69届初中毕业生，1970年1月上旬去了云南军垦农场；二女儿吉慧珍，71届毕业生，在家待业；三女儿吉慧珠，在读初中一年级。《协查通知》发到里委后，有人曾说死者有点像“黑皮爷叔”的大女儿吉慧萍。治保委员看着也觉得有几分相似，便上门去询问，结果差点被“黑皮爷叔”一记耳光打上来。那对苏北夫妇说她“触霉头”、“咒死”，大发了一通雷霆。民警问：“那么你们看着究竟觉得像不像吉慧萍？”治保委员说：“我看着觉得有点像。”民警原本想去吉家问问清楚，但听说“黑皮爷叔”犯忌，便不敢冒失，略一沉思，问道：“能搞到吉慧萍的照片吗？”治保委员说：“照片？哎，我家就有。我女儿和吉慧萍是同学，70年吉慧萍去云南前几个人曾一起去拍过照片留念。”治保委员把照片取来让民警看。这是一张2寸黑白照，上面有四个人，左起第二人为吉慧萍，民警看看发现和《协查通知》上的死者确实有些相似。为稳妥起见，他也不去找“黑皮爷叔”了，拿了照片返回派出所。派出所几位值班警员看了照片，都认为“很象”。值班副所长便想了个较为稳妥的法子开展先期调查：连夜往吉慧萍所在的云南勐腊军垦农场发了份加急电报，要求查明吉慧萍是否在农场后立即回电。电报发出去后，一天无消息；二天无消息；三天无消息。派出所方面以为云南农场对此未予重视，正想再发一封报电催一催时，元月14日凌晨4时20分，回电来了，称：“电悉。经查，吉慧萍自去年11月19日离场后，未曾返回。据连队称，系旷工返沪。特告。”派出所当即派三名警员去吉关山家。那“黑皮爷叔”在睡梦中被敲门声惊醒，已有几分不悦，待到听见来人开口问大女儿去向，顿时大恼，挥手要把民警朝外面赶。民警又发问：“老吉，你大女儿究竟在哪里？”“黑皮爷叔”没好气地回答：“在哪里？在云南！”“你能肯定她一定在云南吗？”“怎么不能肯定？她来过信！”民警一愣，暗忖别是云南方面所查情况有误，不过他们还是坚持要把信看一看。“黑皮爷叔”只好把妻子从阁楼上唤下来，两人找了一会，从窝饭的“窝窠”里找出了那封信。民警一看，信确是吉慧萍从云南写来的，不过是去年9月28日寄出的，上海收到的落地戳是10月9日。会不会拿错了一封？一问，“黑皮爷叔”断然否定：“不会！这小鬼一年就写一封信。怎么会拿错？”既然没拿错，那么对于“黑皮爷叔”来说，事情有些不妙了。民警把农场来电和《协查通知》往夫妇两个面前一放，说明了吉慧萍有遇害的可能。吉关山夫妇前几天在单位已经看过《协查通知》，只认为自家三个女儿都很平安，两个在眼前，一个在云南，所以根本没去重视。现在得知女儿早已离滇返沪，不禁大惊。这才细看《协查通知》上的照片，越看越觉得像是自己的女儿，于是顿觉厄运降临。那“黑皮爷叔”倒还撑得住，和他一样身坯粗壮的女炊事员可不行了，立时跺脚号啕起来，惊醒了四邻，纷纷来叩门探究。派出所于是向分局报告，分局即向市局专案组通报这一情况。专案组有了前面两次教训，已经不大敢先乐起来。顾向敏想了想，对马逸夫、肖勇康说：“你们呆在这里，打个盹，我去南市走一趟。”顾向敏带了两个刑警去了南市分局，吉关山夫妇已经被分局派车接到那里了。顾向敏问了一些情况，认为和碎尸案死者确实相似，但似乎还缺乏黄法医所说的那种“具有说服力的证据”，便问这对夫妇：“吉慧萍是否补过牙齿？或者受过伤，身上某个部位遗有疤痕的？”吉关山说：“她没补过牙，她牙齿很好。好象也没受过伤，没有什么疤疤瘢瘢的。”吉妻说：“不过她13岁时骨折过一趟。那是学校开运动会，她跑步时跌了一跤，把骨头摔断了。”顾向敏马上追问：“在哪个部位？”吉妻拍着自己的左前臂：“这块！这块！”顾向敏返回市局，马上请黄法医去查验。碎尸案的那些尸块还在医院的冷冻室里，黄法医去取出被肢解下来的左小臂，送往放射科拍了X光片，果然发现骨头有折断后重新长好的痕迹。至此，已经可以认定吉慧萍和“1.3碎尸案”受害者是同一人。专案组随即举行案情分析会，决定围绕吉慧萍从云南来沪后的活动情况进行调查。调查分几步同时进行——派侦察员急飞云南，去军垦农场连队调查吉来沪原因及有关情况；向吉所有亲戚调查其来沪后的情况；向吉在沪所有同学、朋友了解情况，弄清其来沪后的落脚点及生活状况。负责调查上海方面的两路侦察员先分别排出吉慧萍在沪的亲友、同学名单，共有218人（后在调查中又增加了21人），逐个访查下来，了解到以下情况：吉慧萍在中学读书时，表现不好，主要是生活作风方面有问题。吉慧萍可能是受父母体质、体态的遗传影响，发育较早，15岁已长成一个大姑娘模样，并且容貌长得也还可以，这就引起了学校附近一些二十多岁的青工的注意，频频有人和她搭讪。吉慧萍的心理年龄和生理外形并不相称，所以缺乏应有的防范，结果没过多久就失身于上海沪光电器厂的一个22岁的青年工人。之后，吉慧萍变被动为主动，时常和一些不三不四的男子来往，据说曾收受过人家的钱物。至于是否是卖淫，则难以定论。区“文攻武卫指挥部”曾经把吉慧萍列为“冲击对象’’，后来考虑到其出身工人家庭，父母均是苦大仇深的无产阶级，这种“阶级阵线”观念当时是很流行的，所以就网开一面算了。吉慧萍的父母对女儿的表现深恶痛绝，从其16岁开始即经常施以棍棒教育，曾经打得浑身青紫，但这并不能改变吉慧萍对于男女交往方面的观点。所以，后来学校分配吉慧萍去云南时，”黑皮爷叔”夫妇额手称幸，如释重负。大凡生活方面不检点、爱打扮、追时髦的女子，几乎都有怕吃苦的思想。“黑皮爷叔”深知女儿这一点，所以在吉慧萍离沪赴滇时下过严令：去了云南再苦也得顶住，不许逃回上海。规定三年探亲一次，如果胆敢提前回来，前一分钟踏进家门，后一分钟即打断腿骨！这也许就是吉慧萍从云南回沪后不敢回家的原因。但是，据云南方面的电报称，吉慧萍是11月19日离场的。推算下来，当月下旬应该抵沪了。而她被害是元旦的事，那么，这一个多月时间里，她吃、住在哪里呢？这，必须查清楚。因为这里面可能很有线索可挖。专案组调整了侦查方向，抽调多名刑警着手调查这一点。元月14日晚上，专案组终于找到了11月26日至12日10日这半个月里接纳吉慧萍住宿的女青年房洁珍。房洁珍是吉慧萍的同学房洁君的姐姐，吉慧萍在一次下乡学农时曾从河里救起溺水的房洁君，所以房家对吉一直怀有感恩想法。房洁君中学毕业后去了安徽老家插队。吉慧萍这次回来是26日抵沪的，下了火车直接去了房洁珍处。她对房洁珍说，自己和连队闹翻了，回上海来休息一段时间，因怕父母责打，所以不敢回家，想在姐姐（她随房洁君称呼）处住几天。房洁珍一口答应，立刻安排了床铺。吉慧萍一躺两天，弥补旅途上的体力消耗。第三天开始，她天天往外面跑，总是下午二三点钟出去，午夜过后回来，有时彻夜不归。房洁珍听说过吉慧萍的流言，寻思多半又在“交朋友”了，心里有些忐忑，生怕哪天把警察引上门来。她想规劝吉慧萍，但一时又缺乏勇气。但到了12月10日，房洁珍却毅然把吉慧萍赶走了。原来，这天下午房洁珍提早下班，进门却见自己的丈夫正和吉慧萍厮混在一起。于是，一怒之下，当场把吉慧萍赶走了。之后，房洁珍再也没看到过吉慧萍。专案组分析了房洁珍提供的情况，决定把侦查触角伸向房洁殄的丈夫许某。经查，许某是上海3623工厂的技术员，1964年毕业于上海机械学院，中共党员，在单位表现较好，是技术攻关小组成员。刑警查阅了许某在12月10日至元旦的考勤记录，发现除一个星期天休息外，其余每天都在上班。而许某因有了那次“事件”，房洁珍担心丈夫仍找吉慧萍幽会，所以对他控制甚严，每天必须准点离家、回家，回家后不准外出。所以，从时间上判断，许某和吉慧萍无接触可能。12月31日晚上，也就是吉慧萍被害的那段时间，许某和房洁珍及女儿去无锡许某老家了。这样，许某涉嫌“1.3碎尸案”的可能性被排除了。与此同时，另一路人马在紧张地查摸吉慧萍12月10日离开房洁珍家后至被害这段时间的行踪去向。二十名刑警在瑟瑟寒风中四处奔波，却未获得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只从一个平时和吉慧萍素无来往的同级不同班的男同学那里了解到一个情况：12月21日他坐11路电车经过中华路时，看见吉慧萍穿着一件深灰色呢裤、一件毛蓝花布罩衫罩着的棉袄，围着一条白色围巾，站在路边，似在等什么人的样子。再往下查，却没查到什么。这样，专案组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赴云南调查的那三名刑警身上了。元月17日晚上，赴云南侦查的刑警发回了加急电报，向专案组报告调查结果，共有四点：①吉慧萍在农场表现较差，主要是好吃懒做，生活作风方面未发现不检点现象；②此次突然回沪，主要是和副连长为派工事吵架，想不通而出走；③出走前未与任何同事说起过；④平时除家信外，从无其他来信。这四点调查令专案组众刑警失望，因为从中根本无线索可觅。顾向敏面临着他最不愿意面临的境况：虽然查明了死者身份，但线索却断了！五、在这十多天时间里，国务院总理周思来在日理万机紧张处理国家大事及尼克松访华活动准备事宜时，还惦记着上海那起令大洋彼岸舆论界喧嚣不已的案件，他让秘书每天向他报告公安部上报的该案侦查情况。元月16日，当周恩来得知案件侦查尚未取得突破时，说了一句话：“这个案件真这么难破？”元月17日深夜，周恩来又问了案件调查情况，不禁皱起了眉头，沉思片刻后，吩咐道：“请公安部转告上海市公安局，希望务必在春节前侦破此案，我等着上海传来好消息！”周恩来这个措词温和的命令，几小时后就传到了上海，专案组副组长马逸夫立刻往顾向敏住处打电话，请示是否立刻召集专案组成员开会传达。顾向敏想了想说：“搁一搁，明天吧。同志们连日辛苦，今晚好好睡个囫囵觉。”但是，顾向敏自己接下来却未睡觉，他作为专案组长，不得不考虑接下来如何侦查的问题。应该承认，这是一起特殊的案件。按照侦查无名尸体命案的一般规律，在查明死者身份后，只要围绕死者生前的活动，总能找到线索。但是，这个案件由于死者的特殊情况，导致用这种常规方法侦查无法奏效。这怎么办？顾向敏一支接一支地抽着香烟，左思右想，考虑着一个又一个的方案。最后，他的思路渐渐清晰，定位在这样一个观点上：这起案件的线索总的说来由两个方面组成，一是被害人，一是凶手。现在既然从被害人方面查不出什么，何不改从凶手方面查？对，查凶手！就从抛尸人查起！元月18日上午，专案组再次举行案情分析会。顾向敏二亮新观点，受到了众人的赞同。大家分析：死者体重一百多斤，分成13个包包（连头颅）抛尸，每次至多只能运送五六包，即凶手必须分两次才能抛完全部碎尸。一具尸体的二分之一，无论体积还是重量而言，都是比较引人注目的，估计凶手移尸时，肯定会有人留意到，可以从这方面开展周密调查。另外，从吉慧萍生前的社会关系、活动规律及12月21日有人目睹她在中华路出现等情况判断，吉的被害地应当是在浦西，亦即上海市区，而且可能就在南市区。所以，调查凶手移尸抛尸的区域是南市区——黄浦江轮渡——浦东杨思。市公安局领导班子听了专案组关于上述案情分析的汇报，肯定了这一思路，当即从市公安局、南市公安局分局抽调120名侦察员，协助专案组进行上述调查。两天调查下来，摸到了几条线索——南市小东门街道居民查某反映，其在元旦凌晨从杨浦亲戚家赴宴回来经过外咸瓜街时，看见一个戴着大口罩的大汉，穿一件风雪大衣，拎着一个沉甸甸的大旅行包经太平弄往外滩方向走去。浦东周家渡两位女工提供：1月1日她们中班下班摆渡回家时，在轮渡上碰到一个男子，从浦西江边路码头上的轮渡，推着一辆自行车，车后吊着一个萝筐，上面盖着一块布，布上渗出血迹状的液体，那人到浦东上岸后，上车往杨思方向而去。其时是1月1日午夜12点半左右。公交84路一位女售票员反映：元月2日头班车上，有一男一女两位乘客，看模样是浦西市区人，从周家渡起点站上的车，乘到终点站杨思恒大路下车，两人合抬着一口沉甸甸的肥皂箱，箱子是用麻绳扎住的。南市蓬莱街道居民邝桂珍反映：元旦上午她的邻居、单身汉李某家里传出斩肉剁骨头一样的声音，整整响了一上午。专案组摸到一条线索，马上核实一条，结果有的无法调查下去，有的虽然一查到底但和案件根本无关。真正有价值的线索，一直到元月20日中午才发现。这条线索的发现，纯属偶然：杨思公社薛家浜村有一个五十来岁的女社员，名叫杜阿秀。杜阿秀的丈夫是个富农，1969年已病亡。但是，在大讲阶级斗争的当时，杜阿秀仍被人们视为“四类分子家属”，村里人都叫她“富农婆”。杜阿秀是一个莳弄蔬菜的能手，自留地上的四季蔬菜总是茁壮茂盛，郁郁葱葱。自家吃不了，便动起了出售的脑筋。当时，这种出售自留地蔬菜的行为被视为“复辟资本主义的苗子”，所以时常组织冲击，这种冲击行动叫做“割资本主义尾巴”。杜阿秀知道自己的身份是软档，所以在进行“复辟资本主义”活动时不得不舍近求远，不去杨思镇上卖菜，而宁可摆渡过黄浦江，去南市区摆地摊。为避免被同村社员发现，她还得起得特别早，往往凌晨2点钟已经出动了。但即使是这样，也难免被人察觉，于是生产队大队干部时常找她去训话。元月20日中午，大一队治保委员又把杜阿秀叫去，说接到革命群众举报，最近一段时间她经常去市区卖菜，甚至还卖国家明令禁止上市的粮油作物黄豆、绿豆、赤豆和芝麻。由于情况严重，大队决定把她和一些不服管教的四类分子、“翘尾巴”的四类分子家属共20余人集中起来，办一个“专政学习班”。杜阿秀一听，便浑身颤抖起来，“专政学习班”她虽未领教过，但她那死去的丈夫生前是那班里的常客，每期必去，时常被“专政”得口鼻淌红，鼻青眼肿，腰背酸痛，大腿打抖。她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婆子，这一“专政”还有活路？杜阿秀情急之下，忽然想起了共产党经常宣传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折罪，立大劝受奖”的政策，于是马上说她有事要检举揭发。治保委员一听，初时不以为然，只道是鸡毛蒜皮之事，便漫不经心地叫杜阿秀说说看。杜阿秀说了这么一件事：元月2日凌晨3点钟，她带了一塑料袋菠菜、大蒜去南市区出售。她走到村外大路上时，听见不远处的小河那里传来“噗嗵”一声。她吓了一跳，以为有人投河自尽，马上下意识地闪进了路边那个用来堆放搭蕃茄、刀豆棚架用的细竹竿的草棚里。这时，从河边传来脚步声，一直朝大路上走来，走过棚子外面时，她借着月光看了一下，认清了那人的脸容。第二天，王家村菜地里发现了人头，全公社发动打捞碎尸，结果水产大队的渔民在薛家浜村外的小河里捞起了一包尸体碎块。捞起碎尸的地方，正是她听见“噗嗵”声响的位置。治保委员是参加协助警方调查线索行动的角色，当下听了自是一个激灵，马上喝问：“你说的是真是假？”杜阿秀发誓：“如是假话，教我舌头生疔疮，烂忒！”“前几天开社员大会，让大家提供线索，你也参加了，为什么不说？”这个，杜阿秀自有她的算盘：她的身份特殊，去凑哪份子热闹？万一说得不好，反而要吃苦头。现在眼看要进学习班，还是说出来的好，这样倒作兴可以“将功折罪”。治保委员马上许诺若是这条线索有用，肯定不叫杜阿秀参加“学习班”了。他随即往公社派出所打电话。派出所随即派了两个民警赶来，进行正式的调查。杜阿秀把情况源源本本说了一遍并且作了一点令民警振奋的强调：那个人她见到过好几次，给她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原来，杜阿秀过江去卖菜时，总是在18路电车站附近的新肇周路、半淞园路那个自由贸易市场摆地摊。那个抛尸的男子曾好几次到她摊上来买菜。在无数顾客中，之所以记得此人，是因为那人“吃相”难看。他在买菜时，总是在称好后又抢似地从摊上抓一棵青菜，捞一把韭菜、抓几根葱，然后逃似地一走了之。另外，杜阿秀还记得此人曾来浦东薛家浜一带钓过鱼。民警调查结束前，杜阿秀又自言自语似地冒出了一句话：“他就住在18路电车终点站附近。”民警一听，忙问何以见得。杜阿秀说出了一个原因：记得此人夏天的早上来买菜时，就穿汗衫、短裤和木拖板。这副装束是不可能乘坐公交车的，所以断定他肯定住在附近。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民警连忙记录下来。顾向敏接到报告后，不禁大喜，为慎重起见，他亲自驱车赶往薛家浜村，又和杜阿秀谈了一次，并让杜带他到现场去观察。为验证杜阿秀所述内容的真实性，顾向敏还让人用油纸包了一块七斤多重的猪肉，到河边去扔进小河，他自己亲自站在那个草棚里听，结果证实确是听得见“噗嗵”声。返回市局后，顾向敏又叫助手往上海天文台打电话，请那边查天文观测资料，证实元月2日凌晨3时许月光下的能见度确是看得清杜阿秀所说的三公尺之外的人脸。于是，杜阿秀的证言正式得到警方的认可。顾向敏即通过川沙县公安局通知薛家浜方面：不要难为杜阿秀了，要让她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随时准备辨认嫌疑人。专案组根据杜阿秀的证言和法医尸检结论，勾勒出了凶手的轮廓：男性，40岁左右，身高在1.70米至1.75米之间，不胖不瘦；上海话中夹杂着江浙口音的个别音节，估计籍贯为江苏或浙江；曾经干或者现在还在干屠夫、木匠或能熟练操刀持斧之类工具的工作；家住南市区新肇周路、高雄路、半淞园路、中山南路及周边地区范围，平时不大上菜场买菜；夏天喜穿木拖板。上海市公安局领导当即指示：市局刑侦处，南市分局刑侦队合力在初步圈定的范围内开展查摸工作，充分动员各单位保卫部门提供线索，务必在本月内侦破案件，抓获凶手。六、紧张的调查开始了。这回的查摸和调查死者身份的方式不同，为防止打草惊蛇，一切都是悄悄进行的，所有参加侦查的刑警，一律穿便衣，也不使用挂有警用标志的车辆。元月20晚上7时，南市公安分局半淞园派出所召集本辖区各单位的保卫部门负责人、里委会治保委员开紧急会议，通知时对外说是传达上级对尼克松总统访问上海时的治安工作指示，直到会议开始，才透露真正意图，发下打字机打印的《协查通知》，每份“通知”上均标着“绝密”字样。这个会议是成功的，会议结束，已有人留下来凭借头脑中的记忆向警方提供线索。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刑警们忙得不亦乐乎，都是在综合材料，分析研究，框定嫌疑人。至元月24日，共有5名嫌疑人正式纳入警方的侦查视线。这5人的情况简述如下——序号A，杨光宗，38岁，南市副食品公司第三门市部营业员，原系北新泾屠宰场专司操刀宰猪的工人，后调入南市门市部斩肉，已成家，其妻与其关系长期不睦而分居，杨独自居住在新肇周路的一间房子内。南市副食品公司保卫科秘查了杨光宗12月31日、1月1日、1月2日的行踪，发现其原定在1月1日加班，但却未去门市部。早晨五时门市部开始营业前，负责人叫人去住处叫他，却是铁将军把门。序号B，蒋汉元，42岁，上海永光家具厂车间主任，木工出身，住南市区高雄路。去年与妻子离婚。据调查，蒋生性好色，在单位曾因乱搞男女关系而受过处分；在社会上也有与卖淫女勾搭的嫌疑。蒋生性暴躁，曾几次在和妻子吵架中竟欲挥刀动斧，这是其妻与之离婚的一个原因。元旦晚上9时许，邻居两人见蒋从家里推出一辆自行车，书包架子上扎着木板钉的箱子，鬼鬼祟祟往江边路方向踏去。据了解，案发前后数日，蒋的儿子正好去外婆家了，蒋一人独居，有作案条件。序号C，董世民，40岁，南市区半淞园街道加工组小工，摘帽坏分子。董原系中学体育教师，因猥亵女学生而被开除公职，戴上坏分子帽子。作为“给出路”，派出所让街道安排董进加工组做杂务工。1970年9月，董世民被摘去坏分子帽子。董原已成家，妻子也是教师，因其出事而离异，现独居加工组后面的一间小屋内。董在加工组，自学电工、木工、泥工，现均能独立操作，因此具备分尸条件。案发期间．，加工组放假，无人知晓董在干什么。序号D，柴明，36岁，上海沪南木材厂工人，与瞎眼老母住半淞园路，学过两年木工，后改操作锯板机，但其技能已具备分尸条件。柴1963年曾因奸污幼女而判刑三年，刑释后回原单位工作，未婚。据单位保卫科反映，柴明在近两年有在外勾搭卖淫女的现象，去年10月份曾被虹口区虹镇派出所拿下，因其未婚并一口咬定是“谈朋友”，而免予处罚。元月2日晨五时半，有人看见他从江边码头轮渡上来，一副眼闭瞌晚的样子，象是上完夜班的模样。而据了解，他平时虽有时去浦东钓鱼，但在浦东却素无亲戚朋友。序号E，许一风，37岁，上海第二钢铁厂食堂炊事员，住杨浦区临青路，已成家；其母原住南市区半淞园街道保屯路，去年病逝后，房子归许，许有时常来住上一二天。据了解，许有操刀剁骨斩肉的技能，估计分尸不成问题。12月31日，许独自往保屯路住所，待到元月3日才回杨浦区家中。据保屯路住所邻居反映，元旦上午，听见从其门窗紧闭的住所内传出“砰砰砰砰”的砍击声，持续半小时以上。专案组分析了这五名嫌疑人的情况，决定组织力量分头进行缜密调查，从中甄别出重点作案嫌疑对象，然后请杜阿秀进行辨认。原以为真正的案犯必在这五名嫌疑人中间。但是，出乎意外的是，对这五人一一查下来，竟然都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无作案时间”。这样，这五名嫌疑人便全部排除了。市公安局刑侦处及市局领导闻讯，都大大吃惊：已经有这么明显的特征、明确的范围的嫌疑目标还查不出？市局领导班子开会研究后，向刑侦处下达命令：重新在原划定的范围内进行调查，务必找出真正的作案嫌疑人！这时，已是元月26日，离月底只有5天了。专案组和南市分局刑侦队、半淞园派出所重新进行调查。五天时间一晃而过，调查结果仍是一片空白12月1日，由国务院办公厅和外交部礼宾司数名官员组成的一支检查组抵达上海，该组是奉周恩来之命前来上海、杭州检查接待尼克松总统准备工作落实情况的。离京前，周恩来让检查组给上海方面带个口信：一是向参加侦查“1.3碎尸案”的全体公安干警表示感谢、慰问；二是希望尽快侦破。检查组飞抵上海后，在虹桥机场就向前来迎接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一位副主任转达了周恩来总理的口信。当天，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政法线领导就亲往市公安局专案组，向专案组传达周恩来的问候，然后语调一转，严词督促火速侦破案件。其实，这时最着急的就是专案组三位领导顾向敏、马逸夫、肖勇康。一个月来，三人食不甘，寝不安，一个熬得口舌生疮，眼布血丝。此时，在领导的严词督促前，三人觉得脸而无光，心中既内疚又焦急而紧张。到这当儿，他们已经用足了脑子，想尽了办法，但不知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案情侦查就是未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2月1日晚上，专案组再次举行案情分析会。这次分析会开了整整一个晚上，众刑警回顾了一个月来的侦查情况，反复分析下来，认为所定的方向、所划的范围、所框的案犯特征都无问题，于是，决定在原有基础上再次调查，专案组和南市分局刑侦队、半淞园派出所商定：召集划定区域内所有单位、里弄的保卫部门负责人开会，让他们把本单位凡是精通、粗通木工、厨工活的所有男性人员的姓名都报上来。警方将对这些人进行逐个甄别，从中找出嫌疑人。2月2日下午，专案组召集各单位、里弄保卫部门负责人开会，限定在2月3日8时半前将符合上述要求者的名单报上来。2月3日上午8时，顾向敏来到半淞园派出所。刚进门，正接电话的内勤就叫了起来：“等等，顾副处长来了！……顾副处长，你的电话！”顾向敏上前接电话，只一听，脸上就绽出了一朵笑云：“是吗？太好了！……”电话是杨浦公安分局刑侦队打来的，向顾向敏报告了一条关于“1.3碎尸案’’的确凿线索！七、后来查明，专案组分析判定的案犯特征、居住区域都是准确的，案犯确在南市区半淞园街道内。不过，这条线索竟是杨浦警方提供的，这不能不被人视作一个意外。事实上，杨浦警方的线索获得也纯属意外——当时，上海各区都有号称“群众专政机构”的“上海民兵××区指挥部”。“上海民兵”作为一个组织，其前身是“文攻武卫指挥部”，后来“文化大革命”到了“革命大联合”的阶段，派别之间的武斗消除了，就改称“上海民兵”。“上海民兵”各区指挥部的主要职能是“群众专政”，即打击较为轻微的当时被认为是“刑事犯罪”的一些活动。各区指挥部都有专业脱产人员的队伍，可以自己抓人、审讯、处置，所以都有自设的审讯室、牢房以及强劳（强迫劳动）基地。各区指挥部的牢房和强劳基地常年关押着数百名“群专对象。”2月1日晚上，杨浦区“上海民兵”指挥部的巡逻队在马路上巡逻时，在长阳路第四制药厂围墙外的小花园发现一对搂抱在一起的男女。这种现象，放在现在自是见怪不怪，青天白日在公交车上旁若无人男女相搂的也屡见不鲜，别说黑暗中的隐蔽角落了。但是，这在当时就不行，巡逻队一旦发现，先是盘问，再根据盘问结果处理：轻则训斥，重则拿下。眼前这一对，男的四五十岁，猥琐不堪；女的只有二十三、四岁，苗条俏丽。巡逻队顿觉蹊跷，认为不会是谈朋友的。于是当即上前盘诘，并检查工作证，发现男的姓崔，是上钢二厂工人；女的姓陈名招娣，群英织布厂工人。陈招娣看上去很老练，全无半点姑娘家的羞涩，理直气壮道：“做啥介大惊小怪？阿拉是谈恋爱！”巡逻队几个便把两人分开，一盘问，崔某胆小，马上招供：自己已结婚，因妻子在乡下，一年难得一聚，欲火难熬，就出来寻“赖三”（切口：卖淫女阿飞）。巡逻队遂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两人全部押解指挥部。崔某主动交代，又是初犯，网开一面，就通知其单位来人把他领回去了。陈招娣顽抗，而且看样子是“老吃老做”，所以要留下来，查查清爽再作处理。陈招娣被押进审讯室，审讯者让她交代一共进行过多少次这种卖淫活动。陈招娣很有主意，九供不离一辞，一口咬定是谈朋友，至于崔某有妻室一节，她并不知晓，这是崔某欺骗她，应当找崔，而不应当留难她。说了一阵，陈招娣又用嘲讽的口吻说：“你们也算是‘专政机关’？只会捉捉象我这种在马路上谈朋友的人，真正的大角色就没法提了。喏，人家把人杀掉了，斩斩碎，抛掉，反倒没事，逍遥法外！”陈招娣这番话，指挥部的审讯者因是外行，没听出什么，倒是被在隔壁的一个人听出了其中的名堂。隔壁这位是杨浦公安分局刑侦队的侦察员，他是因侦查一起抢劫案而来指挥部查阅在押“群专对象”的交代材料的。他呆的这间屋子和审讯室仅一墙之隔，门又没关，所以对陈招娣的话听得很清楚，不由得一个激灵，寻思这不是说“1.3碎尸案”吗？该案在半个多月前查死者身份时确实发过《协查通知》，全市广泛调查。但是之后便对外界封锁消息，作为局外人，怎么知道该案至今未破，案犯还逍遥法外？看来，这个女青年是知道案犯的！于是，这个侦察员马上写了张纸条，让人送进审讯室，要求停止审讯。他随即往分局刑侦队打了个电话，报告上述情况。刑侦队值班领导十分重视，当即派一男一女两名刑警开了辆中吉普到指挥部来，会同那侦察员一起讯问陈招娣。陈招娣先前见突然停止审讯，心里已经觉得不可思议，这会儿见换了警察来审讯了，不禁大为奇怪。没等警察开口，她倒已经发问了：“我又没犯什么案子，怎么由你们穿制服的来审了？”刑警说：“我们认为有必要问你，就来了。”“有必要？我谈朋友又怎么啦？”“不问你谈朋友不谈朋友的事，只问你刚才说了些什么？”陈招娣此时还未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不无惊诧地反问：“我说了什么？”“忘记了？提醒一下也可以……”刑警把她刚才说的话重复了一遍。陈招娣的脍色倏然变了，先是鲜红，继而青白，愣了好一会才恢复正常，假装镇定，淡淡一笑道：“我瞎说说的。”对民兵指挥部的人可以“瞎说说”，但在刑警面前当然是混不过去的。刑警特地为这句话而赶来的，岂肯白白罢休？当下盯着不放，一再追问。陈招娣先是坚持“瞎说说”，后来干脆不开口了。刑警认定其中必有缘由，于是把她带到杨浦分局去继续讯问。陈招娣进了分局后，先还是咬紧牙关不开口，后来见势头不妙，刑侦队指导员、正副队长加上值班副局长都来了，这才吞吞吐吐说出了真相—一陈招娣是江苏省江都县人氏，其父解放前就来上海学生意，娶了个江都老家的老婆，一起住在上海，生下了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大女儿叫陈来娣，自小在江都乡下跟外婆生活，户口也在乡下。二女儿陈招娣、儿子陈宝弟在上海随父母过日子，是上海市区户口。陈招娣是1965届半工半读技校生，毕业后分在群英织布厂工作；其弟陈宝弟还在中学读书。陈来娣22岁那年，父母给她在上海找了个丈夫。那人名叫李泰洋，也是江都人，在上海大达机器厂工作，是做木匠的，比陈来娣大整整10岁。结婚后，李泰洋在乡下老家造了房子，陈来娣就住在那里，时常也可以去照顾外婆、外公。李泰洋一年回家一、二次，住上十天半月即回上海。时间一晃8年过去了，陈招娣的父亲已经去世，陈来娣也生了一个女儿，今年6岁。李泰洋为人很吝啬，岳父母就住在上海，逢年过节却从不来送礼探望。岳父患重病住院时，岳母打电话去，他推说工作忙，就是不来。直到岳父病逝，才和从乡下来沪奔丧的妻子一起去岳母家，吊丧只出了2元钱。陈来娣无法忍受，只好偷偷又塞给母亲10元钱。所以，岳父一死，陈家基本上和这个大女婿断绝了来往。去年12月，陈母身体不好，住了趟医院，出院后仍卧床。陈招娣也不去对李泰洋说，直接给乡下姐姐写了封信，让她来上海看看母亲。陈来娣只有小学四年级的文化程度，收到信后虽然决定来，但也懒得给上海发个消息。12月31日下午，她带了些乡下的土特产，风尘仆仆赶来了。考虑到丈夫小气，陈来娣直接去了娘家，把带来的东西全部留在家里。当晚她住在娘家。次日早晨，陈来娣便去丈夫处，说好过两天再来。不料，她去后不到半天就回来了。那天是元旦，陈招娣休息，见姐姐去而复返，而且脸色异样，就问是怎么回事，陈母也追问情由，她矢口不言。她们只道是夫妻吵架，也就不再追问。晚上，陈招娣在睡梦中被一阵啜泣声惊醒，一听，原来是姐姐在哭着告诉母亲上午去而复返的原因：她去丈夫住处，进屋便闻到一股血腥味，追问之下，李泰洋说自己杀了一个女人，已经砍成碎块，准备偷偷抛掉。他说尸体就藏在床下，担心陈来娣见了害怕，吓出毛病来，便让她先回娘家去。这样，陈来娣就回来了。当时，陈招娣听了，又惊又怕，也不敢响。两天后，李泰洋来到陈家，这次破天荒地带来了一份礼物。他以为陈来娣定是守口如瓶，便假惺惺地要妻子再陪岳母几天，到时候他会来接她去他住处的。陈来娣哪里还敢去那个杀过人的屋子，对丈夫说她要回乡下去了，次日果然走了。没几天，陈招娣单位里开会，让大家传阅《协查通知》。陈招娣一看，顿时心知肚明，料想姐夫抛尸抛得不得法，被人察觉了。但她没有动揭发的脑筋，因为她担心姐姐没了丈夫后，无法维持生活。陈招娣说完，已是2月3日清晨7点多钟了。杨浦警方当即向市局专案组报告了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当下，顾向敏接听电话后，立刻要求杨浦警方严密封锁消息，并对陈招娣实施保护性禁闭，将其留置于分局内，不得与外界通消息；为防止其家属引起坏疑而惊动李泰洋，由分局和群英织布厂联系，请厂方通知家属已去外地出差，几天后即归。这时，杨浦分局派人把陈招娣的《陈述笔录》送到了。八、顾向敏布置好有关防范事宜后，立刻通知专案组集中南市公安分局举行案情分析会。顾向敏在等人员到齐前，翻阅从半淞园派出所带来的各单位交上来的排查名单。一看，确有大达机器厂；但是，该厂所开的排查对象中，却无“李泰洋”其人！他不由得一愣：陈招娣说得清清楚楚，李泰洋是做木匠的，大达机器厂为什么不把他列进名单？！大达机器厂保卫科长汪扬被紧急召往南市公安分局，顾向敏亲自和他谈话。顾向敏把盖着“大达机器厂革命委员会”印章的那份排查名单放在汪扬面前：“汪科长，这份名单上报给我们时，你看过吗？”汪扬点头：“看过。”“是谁搞的？”“我亲自召开全科会议，大家凑的。”“你们单位符合排查条件的人全部写上去了？”“是的。”’顾向敏提高了声音：“有个姓李名泰洋的是不是你们厂的？”“李泰洋？是的，哎，顾处长怎么知道他？”“李泰洋是不是木匠？”“是的。”“那为什么不把他列入名单？”“哎呀！顾处长，李泰洋是全厂出了名的老好人，机修车间木工班班长，每年评‘先进’都少不了他，他怎么会是杀人犯呢？所以我们讨论下来就不把他排进名单了。”汪扬说得还振振有词，顾向敏却差点拍桌子。专案组长到这时才算明白：怪不得几次三番在划定的范围内找不到重点嫌疑人，原来是保卫科对此人另眼看待。汪扬还不知李泰洋是怎么回事，盯着追问：“顾处长，李泰洋怎么啦？”顾向敏冷冷地说：“我们马上举行案情分析会了，你在一边听听就知道了。”这时，专案组成员已经到齐，便集中一起开会。顾向敏把情况一介绍，众刑警顿时振奋不已。汪扬惊得连连摇头，自言自语：“想不到！想不到！”破案后，上海市公安局通知大达机器厂的上级单位对汪扬作了处理：撤消科长职务，调离保卫科。专案组经过讨论，作出对李泰洋进行重点侦查的决定：1．安排证人杜阿秀秘密辨认；2．对李的住所进行秘密勘查；3．将李所打的绳结和现场发现的油纸包上的麻线结进行比照鉴定；4．在进行上述侦查活动时，安排专人秘密监视李，一旦发现其企图脱逃，则可先行予以拘留。会后，立刻开始行动。杜阿秀被警方派车接到作为侦查专案组临时指挥部的南市公安分局。刚坐下，一叠照片就放在面前：“请你辨认一下，看里面有没有你在1月2日看见的那个人。”照片共有12涨，其中1张是李泰洋的，其余都是四十岁上下的其他男子。杜阿秀逐张看下来，最后指着一张道：“就是他！”这张照片正是李泰洋。顾向敏下令：“安排当面辨认！”于是，杜阿秀被送往大达机器厂进行当面辨认。这时已近中午，刑警把杜阿秀安排在该厂食堂兼会场进行辨认。那里的舞台上侧有一个阁楼，是广播室，有小窗可以俯视全场。杜阿秀就呆在那里，给她一架望远镜，让她对逐个走进食堂就餐的男子进行观察辨认。11点20分，李泰洋和木工班的几个木匠一起走进食堂，杜阿秀马上认了出来：“他来了！”12时，大达机器厂机修车间主任根据警方的安排，把李泰洋叫到车间办公室，和往常一样，客客气气递上香烟，说：“老李，渔轮机修厂打来电话，有桩外国渔轮上的急活儿，请我们帮忙，今天必须完成。考虑到你手艺最好，想请你带两个青工去那里帮一趟忙。”渔轮机修厂是大达机器厂的协作单位，平时双方常互有人力、物力方面的支援，李泰洋并不生疑，一口答应，当即带上工具，坐上厂里派出的三轮卡车，直往位于杨浦区复兴岛的渔轮机修厂。这其实是警方安排的“调虎离山”计。李泰洋的住处是单位为照顾他而安排的，就在大达机器厂围墙外面的夹弄尽头，那是一间三面靠墙的十多平方米的屋子，左面、后面是大达机器厂的围墙，右面是隔壁一家工厂的围墙。李泰洋住在那里，当时还是“文化大革命”年代，没有劳动纪律一说，他有时心血来潮上上班突然回家一趟也是有的。警方怕在那里取证时，李泰洋突然想到回来一趟，那就糟糕了。所以，把他安排到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渔轮上去干活，让他想回来也上不了岸。三轮卡车载着李泰洋刚走，刑警就进了李泰洋独居的那间小屋。进门一看，众人一愣：地下新浇了水泥地坪，墙上新刷了石灰浆。主持取证工作的专案组副组长肖勇康问保卫科长汪扬：“这地面原来是什么？”汪扬想了想：“原先也是水泥地，现在上面又浇了一层，是李泰洋自己浇的。”肖勇康当即下令：“把地面凿开，取下面原先地面的水泥去化验！”工具很快就取采了，把上面那层2厘米厚的水泥坪凿开后，露出下面原先的水泥地面。刑警有选择地凿了一些水泥，立刻送往市公安局刑事侦察技术室去化验。化验结果：送检水泥中含B型血凝固物。而被害人的血液正是B型！由此断定：这里正是杀人分尸的第一现场。至此，已可以基本认定李泰洋是“1.3碎尸案”的作案者，但是，警方出于慎重，还是进行最后一项取证。最后一项取证是在传讯李泰洋后进行的。下午3时10分，两轮警车直驶渔轮机修厂，将李泰洋依法传讯。李泰洋被带到市公安局后，顾向敏亲自讯问。一上来，和几乎所有任何案件的案犯一样，李泰洋自然“不知道”为什么把他“请”到这里来。于是，刑警给他一些麻线，让他打结。然后把所有打的线结送往技术室去，由痕迹专家对比包碎尸的油纸包外面的麻线结作鉴定。鉴定结果很快就出来了：两份送检品出自同一人之手！审讯接着进行。李泰洋初时还想抵赖，但是，在铁证如山的情况下，最后只好作了招供。原来，李泰洋所在的大达机器厂不久前曾被“上海民兵南市区指挥部”选作“强劳基地”（后来很快撤消了），送来了几十个“群专对象”劳动。李泰洋的木工班也摊到了几个嫖娼者。李泰洋在和他们的接触中，方知社会上还有一类专门靠出卖肉体赚钱的女子，自此心里不禁经常想入非非。李泰洋属于夫妻长期两地分居的那类人，性欲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有了这种思想支配，便动起了嫖娼的脑筋。12月31日晚上，李泰洋喝过酒后，决定到外面去物色一名卖淫女来供自己发泄。他沿着新肇周路走到中山南路口，发现那里站着一个年轻姑娘，正东张西望，看神态正是那几个“群专对象”所说的“赖三”。他壮壮胆子，便上前去搭讪。几句话言来语去，对方表示愿意跟他走，不过提出先去吃顿夜宵。李泰洋喜出望外，一口答应。于是两人去了“大众饮食店”，每人吃了一客白菜肉丝炒年糕。之后，李泰洋把那姑娘带往自己的住处。事先，李泰洋担心弄得不巧使对方怀孕了来纠缠不清，难以摆脱，所以特地准备了避孕套。当下，李泰洋即和对方上床速行其事。照他原先的打算，是想留对方过夜。但对方并不打算过夜，她还要出去另觅目标，所以完事后立刻穿衣下床，索要报酬，开口就是50元。李泰洋一听，大吃一惊，怀疑自己听错了：“多少？你说多少？”“50元。”李泰洋天生是个吝啬鬼，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一听这价钱心疼如剜：“太贵了，少点吧！我一个月工资才54元。”对方咬紧牙关，一分也不肯减。双方谈不拢，便吵起来。那姑娘便威胁道：“我是云南知青，你若不付50元，我就去告你强奸我，办你个‘破坏上山下乡罪’！”李泰洋一听，又惊又怒，禁不住恶向胆边生，当即下手把姑娘活活扼死了。次日上午，李泰洋用斧头将尸体肢解。这时其妻来了，他把她打发去了娘家。之后，李泰洋去外面买了油纸和麻线，将尸体碎块包扎了，在1月1日、2日晚上将尸体分两次运往浦东乡下分开抛掉了。李泰洋交代完后，惊恐万状瘫倒在地下。至此，“1.3碎尸案”终告侦破。是日，1972年2月3日，距春节还有12天。上海市公安局迅速把破案消息向公安部报告。公安部随即报告周恩来办公室，周恩来下令由新华社香港分社将此消息透露出去，让香港报纸刊登。2月4日，香港《讯报》、《香岛消息》等报纸果然刊登了这则消息，美国一些报纸随即转载。那些反华舆论在铁的事实面前，终于销声匿迹了。杀人凶手李泰洋，于1972年4月28日被执行枪决。--本文转载自《逐木鸟》“尘封档案”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