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革命军第51军来龙去脉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人们一定耳熟能详，然而，就在西安爆发事变的同一天，距西安千里之外的兰州，东北军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奉张学良之命在兰州发动的“兰州事变”似乎鲜为人知。事变背景“其实，‘兰州事变’是‘西安事变’的重要组成部分。‘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生存危机日重，全国抗日救亡浪潮日益高涨，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由于蒋介石仍抱定‘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随着红军三大主力北上抗日会师陕甘，国民党调集各路重兵‘围剿’，遂使西北地区骤然成为当时抗战与内战的斗争焦点。”致力于研究“西路军与西安事变”的冯亚光研究员说。1936年，国民党中央军的第一军、第三军、第三十七军、二十五师、九十八师及东北军五十一军、五十七军等部相继进入甘肃，国民党各系统、各种势力的斗争也随之加剧。为了推动和引诱东北军积极“剿共”，蒋介石委任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为甘肃省政府主席，同时又任朱绍良为国民党兰州绥靖公署主任，予以节制和监视。东北军兰州驻军五十一军是1935年秋进入甘肃的，（该军下辖三个师：一一三师驻防兰州，其中师部及六三九团驻兰州东教场，六三八团驻兰州南关，六三七团驻拱星墩，师长李振唐；一一四师驻靖远至永登一线，师长牟中珩；一一八师驻定西以东地带，师长周光烈。）军长于学忠在东北军中屡建战功，深得张学良信任，成为东北军中地位仅次于张学良的重要人物。冯亚光说，五十一军“九·一八”事变后撤驻天津一带，东北沦陷的苦难及在天津遭受日军欺凌的亲身经历，使这个军的广大官兵抗日情绪十分高昂，对蒋介石一味对日妥协和将该军推到西北“剿共”极为愤慨。当时五十一军中已建立了由张学良亲任会长的东北军内秘密抗日核心组织———抗日同志会兰州分会，负责人是张学良派驻五十一军秘密联络员、中共党员解方。不少中下级爱国军官参加了这个组织，在后来的事变中起了重要作用。“从后来的史料中看，张学良、杨虎城‘兵谏’蒋介石，于学忠是知道的”冯亚光说：“早在1936年11月，张学良就亲自驾飞机从西安经平凉、固原飞抵兰州，了解甘肃和五十一军状况，并与于学忠进行了密谈。12月初，蒋介石主持召开西北‘剿共’军事会议，于学忠及部下三个师长奉命赴西安开会，五十一军军务由军参谋长刘忠干负责，甘肃省政府工作由秘书长周从政代行。在西安期间，于学忠参加了东北军高级将领秘密会议，赞同了张学良、杨虎城的‘兵谏’决定。”事变经过1936年12月11日，张学良总部电令五十一军向兰州收缩部队，监视和戒备国民党中央在兰单位和部队。12月12日，西安行动得手后，张学良总部急电兰州，告知扣蒋成功，命令五十一军立即解除兰州绥靖公署、中央军各部及省会公安局的武装，扣押重要党政军首脑，切断兰州与国民党中央的联系……接电后的五十一军，于当日下午由刘忠干、周从政召开各师参谋长、军部各处长及部分在兰团长参加的紧急会议，决定服从张学良将军的命令，通知一一四师，一一八师火速向军部靠拢，在晚上7时开始行动。为防止意外情况发生，在统一行动开始前，先扣押军统特务头子、甘肃省会警察局长史铭。而后，为团结和中立地方势力，周从政电话告知新一军军长邓宝珊，假称兰州与外电讯联系中断，为防不测，五十一军将在当晚派部队通夜巡逻，请新一军各部岗哨退避，以免误会而冲突。晚上7时，五十一军军部，就是今天的省政府后院里，大开宴席，绥靖公署首脑及各处处长，因朱绍良到西安开会未归，绥署官员由参谋长章亮琛率领赴会，正当酒酣耳热之际，伏兵突击，五十一军未发一枪，顺利的扣押了赴会的官员。与此同时，城内枪声四起，以一一三师为主力的各部在师参谋长窦光殿的指挥下分头直扑预定目标。在激烈的交锋后，绥靖公署被东北军占领，击毙了绥署监印官、副官、卫士队长等数十人；解方率队冲入朱绍良的办公室，缴获电台及许多重要文件。对甘肃军警督察处、省会公安局及各分局、中央军第八师留守处、二十四师留守处、交通兵二团、监察使公署等处的军事行动进展顺利，未遇激烈抵抗。但东教场和飞机场战斗较为激烈，冲突中中央军徐、蔡二团长被打死，东北军也有数十人伤亡。在军事行动的同时，五十一军派出部队分头占领了电报局、邮政局、中央银行、农民银行、无线电台、民国日报社等要害部门，予以监视和戒备。至13日凌晨，城内枪声逐渐停止，军事行动顺利完成。在行动中扣留了绥靖公署参谋长章亮琛、秘书长翁燕翼、总参议张春浦、交通处长李蕴华、军官处长何晓宣、副官长拜伟、军警督察处长兼新一军参谋长张性白、甘肃国民军训会主任、特务头子胡维藩及省会公安局长史铭等一干人员，打死绥靖军需处长王式辉和绥署参议、特务杨陟岗等数十人，俘虏一千二百多人，中央军系统在兰州部队及特务武装全部缴械，仅在绥靖公署就缴获手枪七百余支，步枪数百支。军事行动结束后，五十一军立即通电全国，响应张、杨“八项主张”，并以省政府主席于学忠的名义在市内张贴布告，解释原委，安定民心。13日上午，枪声刚刚停止，省政府即举行紧急会议。会上周从政宣读了张、杨通电，介绍了西安情况；刘忠干介绍了兰州行动经过。与会者虽感震惊，但对张、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举动表示了一定程度的理解。13日15时，周从政以省府名义召集中央在兰单位负责人开会，中央银行、农民银行、邮局、电报局、无线电台、盐务局等机关负责人到会。会议要求安定秩序，各单位收入暂时封存，不准向中央报解。与会者表示愿按照省政府要求去办。14日上午，省府又邀请地方绅士、社会名流水梓、裴建准、杨思、邓春膏、王廷翰等二十余人及马步芳、马步青、鲁大昌、杨子恒等部驻兰办事处处长进行座谈，多数人表示赞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事变发生的第4天，于学忠乘张学良座机返回兰州，进一步稳定了兰州形势。此后，于学忠频繁往返于西安、兰州之间，一面参与西安事宜，一面处理兰州工作。12月25日，五十一军忽接西安总部电报，称蒋介石已全部答应张、杨条件，已由张学良亲自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第二天，飞机从西安送来张学良亲笔信的影印件，要求东北军各部队服从杨虎城、于学忠的指挥，“团结一致、共济艰危”。张学良将军不顾个人安危，亲送蒋介石返南京的行动，引起五十一军和兰州各界人士的震动和担忧，以为这是一件“奇事”，一致盼望能够出现“内战中止，一致抗日”的新局面。12月26日，由周从政出面召集省府会议，报告蒋介石已答应张、杨条件，“兵谏”目的已达。鉴于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会议决定释放被扣人员（惟史铭暂不恢复职务），发还收缴的武器装备，中央驻兰各单位恢复常态。至此“兰州事变”结束。1937年2月，蒋介石以处理东北军善后为名，召集东北军高级将领到南京开会，逼迫东北军主力分置各地。于学忠被免去甘肃省主席的职务，调任江苏淮阴绥靖公署主任，五十一军即于3月间陆续东调离开甘肃。第51军(整编51师)：①东北军系部队。军长于学忠（字孝侯）。1937年7月27日任命副军长李振堂（字绍晟），隶属第3集团军。1938年3月24日任命刘忠干为副军长。7月27日任命牟中珩（字荆璞）为副军长。此时隶属第5集团军。1939年初，于学忠军长任鲁苏战区总司令，仍兼第51军军长。3月18日牟中珩副军长接任该军军长（并兼任鲁东游击总指挥）职务。同日任命周毓英（号龙渊）为副军长。此时该军隶属鲁苏战区。1942年1月，军长牟中珩改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2月26日，由副军长周毓英继任军长职。11月10日，任命韩世儒（号博文）为副军长。1943年3月11日任命杨震南为第51军副军长。1944年，杨震南他调。1946年整军时，该第51军改称整编第51师。师长仍是周毓英，副师长韩世儒，参谋长李献中，隶属第19集团军。1947年隶属徐州绥靖公署。鲁南战役，该师被歼，周毓英中将、韩世儒少将、李献中少将等被俘。②鲁南战役后，重建了整编第51师，调整编第11师副师长王严继任该整编师师长，成为中央军嫡系部队，隶属第1绥靖区。重建后的整51师，与原东北军的51军已无渊源关系。该军在绥靖区编成内参加了江防战役，有2个师大部被歼。残部逃到上海后迅速进行了补充，王秉铖继任军长职。在上海郊区作战中，该军大部被歼，军长王秉铖、参谋长向建白等被俘。退入市区的残部又重建了第51军，军长由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兼任。1949年5月27日，该军在刘昌义率领下向人民解放军投诚。国民革命军第51军该军前身是北洋军阀吴佩孚部第18混成旅。1925年10月，北洋军阀吴佩孚部第18混成旅扩编为第25师，于学忠任师长。1927年5月，第26师扩编为第25师、第26师，1927年秋，第25师、第26师与第7师合编为东北军第20军。1930年9月，张学良在中原大战中发出拥蒋通电后，率东北军主力入关，为蒋介石赢的中原大战的胜利创造了条件。在此期间，该军改称为东北第1军，于学忠任军长，率兵入关，驻平、津一带。东北军第五十一军的前身为于学忠从直系带到奉系的一个军。中原大战期间，蒋介石刚开始拉张学良出兵而不得，于是通过蒋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陈贯群拉于学忠部出兵，并许以华北地位。于回曰唯张学良之命是从，蒋未得逞。后来蒋又通过何成浚勾结于属下旅长马廷福叛张，马廷福找于学忠一起起事。于学忠刚开始劝马说东北系统待我们不错，绝不可如此行动。但马部在蒋方人员的收买下，还是决定起事。于学忠稳住马部，秘报张学良。张采用于学忠的建议，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将马廷福及其属下扣押，乱事得以平定。东北系统对蒋方采用此种卑鄙手段十分气愤，甚至有人因此建议要助冯，阎打蒋。但最后，张学良仍决定助蒋。1930年9月18日，于学忠所部为骨干组成的第一军和王树常的第二军从沈阳出发入关，武装调停中原大战。扩大会议遂解体，汪精卫，阎锡山等退往太原。于所部驻华北。长城抗战前夕，成立五十一军。1935年华北事变以后，五十一军调驻甘肃剿共。西安事变时，五十一军配合西安的行动，控制了兰州。1937年东调整编。1933年2月，根据国民党军队的编制序列，进入关内的东北军统一改编为4个军。原东北军第1军改编成第51军，于学忠任军长，下辖：第111师，师长董英斌；第113师，师长李振唐；第114师，师长牟中衍；第115师，师长熊正平。该军组成后，在参加了长城抗战和冀东抗战后，奉命调往鄂豫皖苏区和陕甘苏区，参加了对红军的“清剿”作战。1935年6月，国民政府任命于学忠为陕甘川“剿匪”总司令兼第51军军长，该军编为西北“剿匪”军2路军第8纵队，参加了阻击红一方面军西征的作战。此时，该军第111师、第115师改隶第57军，第118师由第57军改隶该军。1937年4月26日，于学忠被任命为江苏绥靖公署主任，该军由甘肃调至江苏淮阴整编，于学忠兼军长，李振堂任副军长，原下辖的118师番号撤消，所属部队编入第113、第114师。51军军长 于学忠参谋长刘忠干第113师师长 周光烈第337旅旅长 窦光殿辖673团、674团第339旅旅长孟宪周副旅长 乌庆霖辖677团、678团第114师师长 牟中珩第340旅旅长 扈先梅辖679团，680团第342旅旅长 李雨霖辖683团，684团“七七”事变后，该军隶属第3集团军，开赴山东担任海防守备。同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以后，为了沟通南北战场，打通津浦路，南路日军从镇江、南京、芜湖渡江被上时，该军奉命从青岛南调，开赴蚌埠、临淮关一线，参加津浦路北段抗日阻击作战。1938年4月，该军参加了徐州会战，在台儿庄附近的陶墩、柿树园、彩里徐（在今枣庄市台儿庄区和峄城区）一线阵地阻击南犯敌人。同年5月，该军在徐州会战失败后，奉命转进铜山附近，占领津浦路东之国防工事，掩护鲁南兵团撤退。8月，该军调赴大别山北麓前线，在参加武汉会战后，与第7、第10军等部被留置大别山区担任游击作战。1939年1月，国民党军事统帅部为建立敌后根据地，成立鲁苏战区。3月中旬，该军奉命由安徽省立煌县开赴鲁南，进入沂蒙山区，担任沂水、蒙阴、安丘一带守备。此时，于学忠免去军长兼职，牟中衍接任军长，周毓英任副军长。下辖：第113、第114师编制不变。同年6月，日军以第5师团为基干，并调集第21、第32、第114师团和第5独立混成旅团各一部，对沂蒙山实施分进合围大“扫荡”。该军利用沂蒙山区的有利地形，与日军周旋，经20余天的作战，粉碎了日军的“围剿”。在此次作战中，第114师师长方叔洪在冯家场战斗中阵亡。1941年，山东伪满军一部投诚改为暂编第12师，拨归该军建制。1942年1月，牟中衍调任山东省府主席，由周毓英接任军长。此时，该军下辖：第113师，李玉唐任师长；第114师，黄德兴任师长；暂编第12师，赵保原任师长。同年春，暂编第12师改隶鲁苏战区直辖，该军仍辖第113、第114师。1943年3月至5月，驻山东日军和伪军吴化文等部万余人，向该军所在的鲁南地区连续发动攻势作战，该军损失惨重，第113师师长韩子乾被俘；第113师损失惨重大部阵亡。6月上旬，该军奉命撤出鲁南，暂往鲁西待命。1944年3月，鲁苏战区撤消后，该军隶属第5战区，调往鄂豫边界的大别山区，参加了豫中会战。此次会战后，该军在河南商城整训。1946年5月，国军进行整编时，该军改编为整编第51师，原军长周毓英改任师长，韩世儒任副师长，原第113师改编为整编第113旅，李玉唐任旅长；原第114师改编为整编第114旅，李步青任旅长。同年，国民党对山东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后，该军由河南调往苏鲁战场时，并将原整编第26师第41旅拨归该师建制，黄继淘任旅长。同年12月至1947年1月，该师在参加宿北战役和鲁南战役中，被山东解放军歼大部。中将师长周毓英、少将副师长韩世儒、少将参谋长李献中等被俘。此次作战后，国民党军重建整编第51师，王严任师长，王秉钺任副师长。下辖：第41旅，黄继淘任旅长；第113旅，王匡任旅长。该师重建后隶属第1绥靖区，驻防淮阴，担任苏北地区的守备任务。同年11月至1948年5月，该师在参加李堡栟茶战役、益林战役、盐（城）南战役等作战中，第113旅再次被解放军歼灭。1948年9月，国民党军进行整编时，该整编师恢复第51军的番号。王严、王秉钺先后任军长。原整编第41旅恢复第41师番号，刘卫任师长；原整编第113旅恢复第113师番号，王楚任师长。1949年4月下旬，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后，该军在三江营至申港段长江防线担任防御任务时，第41师被人民解放军歼灭。残部逃入上海外围后，在参加上海近郊防御作战中，被解放军歼大部，中将军长王秉钺、少将参谋长向建白等被俘。退入市区的残部重建第51军，由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兼任军长、副军长兼参谋长王镇坛。5月27日，该军在刘昌义率领下向解放军投诚。第五十一军军长刘昌义第51军的历史在国民党军队中是最悠久的，它从1917年开始，到1949年结束，在中华民国的38年历史中，存在达32年。这个军也是抗战中打的最艰苦、损失最惨重的两个军级单位之一。在山东的艰苦游击战中，51军可说是作出了最大的贡献，在没有外援，又缺少补给的情况下，这个军光高级将领阵亡、被俘者就多达七员，校以下官兵更是不计其数。相比与那些战功赫赫的名军来说，笔者更喜欢这些在艰苦岁月中存活下来的部队。试想，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坚持到底的部队，如果得到了那些名军的待遇和补给之后，能打出什么成绩呢？虽然无法证实，但是笔者相信，51军绝对不输于大部分的著名军队。刘昌义，字彦峰，河北任丘人，生于1905年12月6日。刘昌义是行伍出身，是跟着冯玉祥的部队、并被冯氏在经历过军阀混战的连年战争中培养出来的实战型干部。刘昌义虽然不是冯玉祥的亲信军官，但与那些投靠蒋介石中央政权的所谓亲信来比，刘昌义是忠诚的。1929年的蒋冯战争，刘昌义跟了冯玉祥。1930年的中原大战，刘昌义还是跟了冯玉祥。1933年的察哈尔抗战，刘昌义仍旧跟了冯玉祥。甚至在抗战全面爆发的1937年，已经几度因战败而赋闲的刘昌义仍旧在冯的麾下，打出了抗日的旗帜。刘昌义生活俭朴，作风正派，平时能与士兵能同甘苦。比如吃饭的时候，他和士兵共用大灶，就连宴请也只限定于四菜一汤。在穿着上，更是与士兵“享受”同等待遇，不额外增加服装，且连皮鞋和马靴也从不配备，只穿布鞋。在士兵的眼中，能有这样的平民将军来带领他们，实在是幸运之极。他虽然从小就在军阀部队里接受封建军官的教育，但是思想进步的。对于国共的合作，刘昌义十分支持，并且与八路军相互合作，在抗战的头两年中，打了不少的胜仗，部队也逐渐的得到了扩大。但由于反共势力的抬头，刘昌义在敌后的游击一直受到歧视和打压。弄到后来，不得不在承受极大的压力下与八路军断了联系。即便如此，上级和友军对于刘昌义的亲共态度仍是忌惮万分。起初还能按时发放军饷，并补充武器装备，到后来干脆命令刘的游击部队就地筹款，武器装备也要刘部自己想办法。军饷可以对官兵晓以大义，暂时拖欠。但是武器装备和弹药补给却不能断，没了这些，他拿什么去和日本人拼命呢？于是在夹缝中艰难生存的刘昌义做了一个决定，那就是带着部队“投敌”。刘昌义是这样打算的，伪称投敌，以骗取日军的粮饷和装备后，再集体反正便是。虽然有当汉奸的恶名，但至少是解决了部队的燃眉之急。大不了所有的责任由他一人承担便是。好在官兵们都能体谅并理解刘的意图，于是就集体当了“汉奸”。1941年9月12日，已经被授予汪伪第21师番号的刘昌义部在日军顾问视察时突然反正，不仅将十几名日军佐尉级军官击毙，并顺带着歼灭了伪军600余人，刘昌义成功带着反正的3万余官兵返回了国统区。当年宣布反正的部队有几十支，但是真正成建制成功的仅有三例，其中尤以刘昌义部的反正数目最多。事后，军事委员会为了表彰刘昌义的反正之功，任命他为暂编第15军军长，并将他的部队改编为暂编第27师。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刘昌义的暂15军在经历过1944年的豫中会战后，基本被打残了。他本人也被调为第19集团军副总司令的闲职。内战爆发后，刘昌义也一直挂名第7绥靖区副司令官的职务，在南京家中闲居。一直到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分崩离析的情况下，才又重新启用刘昌义，并任命他为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副司令。其实刘昌义的被启用，纯粹就是中央军准备开溜，要找一些杂牌军将领来当替死鬼罢了。为了坚定刘昌义死守上海的决定，汤恩伯不仅将上海残余兵力的指挥权都交给了他，而且还任命他兼任在川沙被解放军打残的第51军军长。这时候的刘昌义可说是国民政府的地方大员（炮灰），手握重兵（残部）。而当刘昌义去51军视事时，这才知道这个军只剩下800来人，连个团都够不上啊。考虑到自己和51军并无历史渊源，自己未必能指挥的动这个部队，于是他把51军的指挥权交给了带队突围的51军参谋长王镇坛，并提拔他为副军长，自己仍回警备司令部去指挥全局去了。刘昌义心理十分清楚汤恩伯的用意，他对于汤的放权全盘接收，并且利用自己的民革党员身份与中共地下党取得了联系。经过协商，刘昌义于1949年5月25日率领上海国军残部43000余人，向解放军第27军投诚。上海战役结束后，刘昌义先到华东军官训练团学习，后被安排为上海市救济委员会顾问。他的官兵大部改编为解放军，南下作战。此后刘昌义协助中共华东局统战部做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工作，转业后分配到上海，先后当选为上海市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委员、上海市民革常委等职。1982年，刘昌义被定性的起义将领，并由上海市政府授予起义人员证明书，于1994年10月4日因病去世，享年90岁。刘昌义中将。号彦峰，河北任丘人，生于1905年12月6日。西北军军官学校高级班毕业。早年在西北军任职，1930年4月任反蒋军第2方面军第8师副师长，1931年1月离职赋闲，1933年4月出任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第3师师长，失败后退隐天津，抗战爆发后在家乡组织抗日义勇军，1938年3月出任第1战区豫北游击总队司令，1940年4月被日军包围后被迫投敌，1941年6月任伪豫北绥靖司令部司令兼暂编第21师师长，1942年9月率部反正，回到国民党阵营，任暂编第15军中将军长兼暂编27师师长，1945年1月任第19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涡北挺进军总指挥，1947年3月改任第1绥靖区副司令官，1949年1月任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兼北区兵团司令，4月代理第51军军长，5月25日在上海率部起义。后任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市分会顾问，民革上海市委常委兼对台工委副主任，民革中央团结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刘昌义将军上海起义前后1949年4月，民解放军一举攻下了被国民党盘踞的南京。国军兵败如山倒，纷纷向南逃窜。以汤恩伯为总司令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由南京迁至上海，与原有的以陈大庆为司令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合并办公。为了安置石觉，又成立了淞沪防卫司令部，以石觉为司令。至此，国民党在上海总的作战指挥机构有了3个，机构重叠，系统混乱。但实际上完全由汤恩伯一人直接指挥。原有第一、第七绥靖区合并为一个司令部，也从常州撤至崇明岛。第一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刘昌义。随同来到上海，住在苏州河北岸的新亚饭店。抗战初期，刘昌义在河北家乡组织抗日义勇军，从事游击活动。1940年被日军团团围住，被迫“诈降”。不久，刘昌义率部反戈，歼灭日伪军600余人，并抓住日伪头目，押送重庆政府处理。蒋介石为此接见了刘昌义，并授予“三级云麾勋章”，晋升他为暂编15军军长。但蒋介石并不信任他，因为他是杂牌部队，不是中央嫡系，更不是“天子门生”。后来刘昌义虽有副司令名义，但仅仅是个空头中将，没有实权，每月领领薪水而已。刘昌义不满蒋介石，由来已久。他在一篇回忆录中说：“抗战胜利以后．我对蒋介石的独裁十分憎恨，希望李济琛、冯玉祥来代替蒋介石。”1946年初，他与立法委员刘云昭一起，由徐州来到上海，对外说是来找汤恩伯，实际是为了会晤李济深。李住在愚园路，两人见了面，谈得很投机。李济深指出，要打倒蒋介石，必须联合一切杂牌部队，如东北军、西北军、桂系和所有被排挤的人。凡是能够联合和团结的人，都要联合和团结，以壮大反蒋的力量。1948年元旦，李济深在香港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派中央常务委员王葆真为军事特派员来沪，进行地下工作。刘昌义由民革上海市临时工作委员会委员刘云昭陪同，前往永川医院秘密会见了王葆真。他们两人是同乡、老友，而且刘昌义又与李济深早就有过接触，所以显得十分亲热。王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劝他能认清时局，为解放事业出力。刘起初对民革组织有些疑虑，不知民革是否顶用，便问；“卓老(王葆真字卓山)，民革与共产党有什么关系?共产党对国民党人怎样看待?”王讲明了民革与共产党的关系以后，说：“共产党对国民党人是区别对待的，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起义是立功的表现。彦峰(刘昌义的字)兄，只要好好干，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刘坚决表示自己不愿为蒋介石继续卖命，要求参加民革组织，并请王转告李济深。于是经王葆真、刘云昭介绍，刘昌义于1948年11月16日正式参加了民革上海市临时工作委员会。刘云昭对他说：“如今。我们已经是同志了。”他微笑以答。不久，王葆真第二次秘密约见刘昌义，具体商谈起义事宜，王送了他八个大字：相机起义，迎接解放。刘坚决地说：“请卓老放心，我一定听你的话。只要弄到—点部队在手里，事情就好办了。”之后，王葆真由永川医院迁出，寓居于湖南路261号，继续进行地下策反工作。 1949年2月24日，王到山海关路安顺里徐家时，不幸被淞沪警备司令部逮捕，关押于威海卫路特务机关的黑牢中。至此，刘昌义与王葆真的联系中断了，但王所赠送他的八个大字，仍牢牢记在心里。接任五十一军军长上海战役是1949年5月12日开始打响的。我第三野战军以两个兵团10个军30个师及特种兵纵队，总兵力近40万人，从四面八方围攻上海，很快占领了郊区的南翔、安亭、南汇、金山卫、南桥、青浦、松江等地。至23日，除吴淞口外，上海市区的周围已经全部解放，汤恩伯、陈大庆之流在匆忙中带领嫡系部队5万余人从吴淞口撤退，准备登舰逃跑。但对于留在上海市区的这些残兵败将怎么办呢?总得要有一个人出来照料才好，于是想到杂牌部队的将领刘昌义。国民党第五十一军，原为东北军。4月在安徽境内的郎溪、广德战役中被解放军歼灭大半，军长王秉钺率领残部逃来上海重建。5月14日汤恩伯令其开往浦东，守备川沙地区。5月16日在白龙港地区再次被歼，军长王秉钺被俘。由白龙港逃回上海市区的败兵乱哄哄的，群龙无首，刘昌义认为这是一个取得兵权的好机会，就到蒲柏路去找汤恩伯，对汤说：“五十一军没有军长，部队很乱，应该有人管啊！”汤恩伯沉思了一会儿。便说：“我委派你兼任五十一军军长。你对抗日是有功的，很能打仗，你帮维开(石觉的字)好好干。”刘立即答应了下来。再到石觉家，在那里碰见了装甲兵司令部副司令兼参谋长蒋纬国，蒋说：“副座，我当连长时就认识你了，你是西北军的名将。现在我父亲有困难，你要多多帮忙啊!”5月23日下午，陈大庆在家里召集留在上海的—些将领举行会议，与会者个个都垂头丧气，刘昌义也去参加了。在会上，陈大庆任命刘昌义为淞沪警备副司令兼北兵团司令。陈讲：“奉汤总司令命令，决定于今晚将苏州河以南的七十五军、五十四军和浦东的三十七军全部撤至苏州河以北。大家以苏州河为屏障，一定可以固守一段时间，以待后援。”会后，他对刘昌义说：“我们把上海战场全部交给你了。我明天要到吴淞口去，协同指挥，汤总司令和石觉司令已经在那里了。”有了兵权，起义就有了资本。刘昌义随即到北四川路赫林里刘云昭家，想请他与李明扬一起赴第三野战军司令部会晤司令员陈毅，请示怎样起义才好。但刘云昭年老力衰，不能前往，说：“联络的事情很简单，你叫个副官或参谋去找中共地下党员田云樵就可以了。”于是刘昌义派副官刘凤德过苏州河去找共产党的关系，但没有挂上钩。5月24日清晨，刘昌义把准备起义的行动告沂了五十—军军部的高级军官，并叫参谋长王震谭打电话，通知所属各军首长前来开会。但到会者为数寥寥，一二三军来了一个参谋长，二十一军来了一个参谋，三十七军军长万泽仁的后台硬得很，不听刘昌义的命令。一个人也没有来。后来才知道，一二三军军长顾希九、二十一军军长王克俊早已逃之夭夭了。24日，解放军进攻上海市区的战斗开始了。第二十军攻占浦东市区，当晚该军主力即渡过黄浦江进入浦西市区。第二十七军占领了虹桥镇、龙华镇和龙华飞机场，又于晚间占领了梵皇渡车站及以南的铁路沿线。至25日凌晨，解放军占领了真如车站、真如国际电台、大场飞机场，并分别解放了苏州河以南的上海市区。四面楚歌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当时人口有500万，也是全国经济文化的中心。为了保全这座城市，第三野战军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上海战役的总要求，“既要打军事仗，也要打政治仗，尽量做到军政全胜，完整地解放上海”，规定市区内不准开炮，不准用炸药包，这好比在瓷器内打老鼠，既要打死老鼠，又要保全瓷器。这个仗可不容易打!此时，刘昌义虽已派人在找寻共产党的关系，但国民党部队和交通警察总队仍然在苏州河北岸沿河之线，占领百老汇大楼、邮政大楼、四行仓库等高大建筑物据点和各座桥梁，对南岸解放军打枪开炮，顽固抵抗。一道苏州河阻挡了前进的道路，并使解放军受到伤亡。苏州河宽仅30米，与白浪滔滔的长江比较起来，那是微不足道的。解放军要过河，确实易如反掌，但问题在于不准使用重武器。正在紧急关头，中共地下党员、上海策反委员会委员田云樵来到驻在江宁路第二劳工医院的解放军八十一师师部，会见了师长孙端夫和政治委员罗维道。罗政委说，中央指示我们既要打军事仗，又要打政治仗。看来，最好进行政治攻势来解决苏州河北岸的敌人问题。田云樵是做地下工作的，对上海的情况比较熟悉，各方面的关系又多。他马上想到策反委员会联系人王中民。王是东北人，毕业于讲武学堂，在南京国民党国防部做过少将部员，继而来沪任海关税警大队长，但暗中与地下党有联系。当时，田云樵尚未知道国民党五十一军军长王秉钺已经被俘，军长也换了人。他知道王中民与王秉钺同过事，比较熟悉。王秉钺是东北军出身，从前田云樵曾经派人策动过他，劝他率部起义，但他态度不够坚决，没有成功。今天兵临城下，情况大不相同，要他投诚是有可能的。田云樵将此事告诉了罗维道政委，罗向前线指挥部聂凤智军长打电话请示，得到了同意。田马上把王中民召了来，对他说：“我们的胜利是完全肯定的了，但为了保全大上海，不使成为一片瓦砾，想以和平方式解决苏州河以北的国民党军队问题。你是王秉钺的老朋友，请你过桥去劝他放下武器，停止抵抗。对你来说，也是一次立功的机会。”王中民起初有些疑虑，不敢前去冒险，一则怕被王秉钺的部属干掉，二则怕桥上枪弹密集，还没有过完桥，即有被流弹打死的可能。田云樵解释说：“五十一军已经身陷重围，四面楚歌，你去帮助他们摆脱困境，怎么会与你为难呢?关于流弹问题，那好办。我们可以下令自己的部队先行停止开枪，让你平安过桥。”王中民思索一会儿，最后终于同意了，并说：“万一我牺牲了，我的妻子和3个孩子请你们照顾。”田云樵说：“你愿意去，那就很好。你是历史上做过不少错事的人，今天能为人民立大功，人民会谅解你。你的家庭生活，我们一定好好照顾，你放心去吧!”上午10时半，罗政委派两个参谋送王中民至前沿阵地，沿苏州河西段的造币厂桥过河，因为五十一军军部设在该桥之北。在桥南堍的解放军连部立即打军旗，通知对方停止射击，但国民党部队仍然一股脑儿地拼命开枪，行人无法过桥。王中民急中生智，在桥堍敲开了一家烟纸店的门，买了一张大白纸，写上“和平使者”四个大字，然后双手举起，缓步从桥上向北岸走去。国民党军队见是和平使者，就停止射击。他安全地到达苏州河北岸，说明来意后被逐级送到了五十一军军部。到了军部，出来会见王中民的，却不是王秉钺，而是刘昌义。王大为吃惊，问王秉钺到哪里去了?刘答：“他已经在浦东被俘，现在五十一军军长由我接替。”王中民与刘昌义也是西北军中的老同事，说：“好，咱们都是熟人，那么跟你谈，也是一样的。老兄，你们已被解放军重重包围，成为瓮中之鳖，你为什么不为自己的前途考虑，找寻一条出路呢?”刘昌义颓丧地说：“事实确是这样，说得一点不错。我已经派副官去找共产党的关系了。”王中民坦率地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告诉你，我就是共产党派来的。”刘迷惑地问：“你不是共产党员，怎么能代表解放军?”卫说：“你不信，可以打电话去问。”他随即与驻在劳工医院的解放军接通了线，叫刘昌义与田云樵直接讲话。田说：“王中民是我们共产党派来的。现在形势已经明确，你唯一的出路是率部投诚，放下武器。”刘说：“我早就想起义，但具体办法有待于面谈。”田即表示：同意你过河来面谈，谈得好，当然好；谈得不好，保证你安全回去。双方约定在当天下午刘昌义前往解放军防线，进行停战商谈。赴解放军阵地谈判5月25日下午，刘昌义偕王中民、军法处长魏震亚和一名参谋，乘坐两辆坦克和一辆吉普车，通过造币厂桥向解放军阵地驰去。临走前，刘昌义招呼参谋长王震潭留在军部说：“如果汤恩伯、石觉有电话来，就说我到前线去了。”到了解放军八十一师师部，以罗维道为解放军代表、刘昌义为国民党军代表，双方进行了商谈。刘昌义说，我早就同情共产党了，我要求起义，保留部队的建制和番号。罗说：只要停止抵抗，你说要起义，就算起义，不过你要保留部队编制和番号，万万不可能。刘见到罗的态度坚决，也就不再坚持，双方在协议书上签了名字。签字后，刘昌义打电话给五十一军，命令立即停止抵抗，接受人民解放军的改编。他还以国民党淞沪警备副司令的名义，对其他分散在各地的部队和交通警察总队写了十多封信，要他们放下武器，停止战斗。交警总队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基本武装力量，原名“忠义救国军”，1946年4月改编为交警总队，直属交通部警察总局，其指挥官为马志超，此刻已划归淞沪警备司令部管辖。同时，解放军八十一师派人运用广播将协议书公布出去，使国民党官兵尽人皆知。至此，刘昌义要求会见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罗政委说：我们找不到司令员，你可以同聂凤智军长谈谈。于是罗维道偕同刘昌义到了驻在虹桥路的解放军二十七军军部，受到聂凤智的接待。刘昌义讲他早就想起义了，此时又来到解放军防地，就是表示有起义的决心。聂凤智和蔼地说：“我听罗政委在电话里谈起，已向陈毅司令员作了汇报。”并说，对刘昌义本人的安全，解放军绝对予以保证。至于待遇问题，对于刘军长和一些贡献较大的国民党人都将给予特别优待，请放心。刘昌义听了，喜形于色，连说：“谢谢，谢谢!”为了贯彻协议书，双方商定具体内容如下：一、由刘昌义命令五十一军干25日夜12时前，从苏州河造币厂桥以西(包括大场)的防地交给解放军，五十—军集中到江湾体育场，配合解放军打击继续顽抗的部队(刘昌义表示时间上来不及，后来同意推迟4小时)。二、命令国民党二十一军、一二三军向大场集结，把苏州河以北所有防地、仓库、物资移交给解放军。三、命令国民党所属部队在撤离中，要确保交通、通讯、水电各项设施完整无损，不得破坏。刘昌义离开解放军驻地北返时，将同来的魏震亚作为刘的代表留在解放军八十一师师部，负责双方的联络工作。刘昌义回到国民党五十一军军部，认真执行了解放军的命令，将部队撤至江湾体育场。到达体育场南面时，刘部遭到了原在该地驻防的国民党五十四军和三十七军从北面和侧翼的围攻。解放军支援了刘昌义部队，将敌歼灭。26日清晨，解放军接管了刘昌义所属五十一军布防的各道桥梁，从造币厂桥和永安桥等处浩浩荡荡开过了苏州河，顺利接防了苏州河以北市区国民党原有阵地。来不及撤走的五十一军少数官兵，经解放军收编后，立即掉转枪口，参加了解放军的行列。起义之后刘昌义名为国民党淞沪警备副司令，统率在上海作战的全部军队和交警总队。实际上，他所能直接指挥的只有五十一军。所以汤恩伯逃跑后，陈大庆劝他住在北四川路底的淞沪警备司令部，而他没有去，始终住在苏州河北部的五十一军军部。因为有些国民党部队不听刘昌义的命令，所以刘宣布起义后，并非“西线无战事”，仍有一些抵抗。26日上午10时左右，罗维道政委派魏震亚到江湾体育场去找刘昌义，叫他立即到解放军八十一师师部。罗对刘说：“守卫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万泽仁师还在负隅顽抗，你下命令给他们，叫他们放下武器，停止战斗。”刘说：“我下的命令恐怕不中用，只能试试看。”果然不出所料，万泽仁部对刘的命令置之不理，仍然继续抵抗。解放军不得已，开枪还击。直至晚10时，才把万部彻底消灭。到了5月27日凌晨，上海市区和吴淞口方向的枪声渐渐沉寂，上海全部解放了，它完整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这时，刘昌义的心情万分激动，久久不已，他情不自禁地说：“我是个国民党将领，只有今天，只有起义后的今天，才能与人民一起分享胜利的喜悦！”6月16日他写信给在北平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信中说：“去年11月间经刘汉川先生介绍，在沪永川医院曾与王卓山先生秘密谈妥，职部待机起义，响应解放军渡江南进。正拟行动之际，不料卓山先生被捕，联络中断，未敢轻举，直延在上海解放时方亲向解放军前线指挥官面洽妥当，并集中指定地点正式投诚。”第五十一军中将参谋长、中将副军长刘忠干与兰州事变（1896—1989），字教同，清光绪丙申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1月1日，出生于山东省潍县城里郭宅街，被称为“大中丞”的名门望族，为清道光年间闽浙总督刘鸿翱的后裔。 刘忠干将军早年目睹清朝政治腐败，列强横行，大肆侵略、欺凌中国人民，激起强烈的爱国心和忧国忧民的炽情，决定投笔从戎，于1917年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五期。历任东北军营长、团长、旅长，平津卫戍司令部少将参谋长、东北陆军第五十一军中将参谋长、中将副军长、重庆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议、第一战区长官公署参议。解放后任华北区行政委员会工作员、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工作员、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兰州事变1933年任驻天津东北军陆军五十一军中将参谋长。1935年奉调西进驻陕、甘一带、军长于学忠被蒋介石任命为陕、甘边区“剿匪”总司令，总部设在西安，又被任命为甘肃省政府主席，刘忠干则常驻兰州边区总部，完成各项工作。[1]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毅然发动“ 兵谏”，在临潼华清池扣留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发生的当天凌晨，解方在兰州第51军驻地突然接到张学良发给他的特急密电，解方忙将电报译文给军参谋长刘忠干和军参谋处长张熙光传阅。刘忠干看后大为惊愕，说：“这，这怎么办好？” 　张熙光犹豫地说：“军长、师长都不在。这么大的事儿，咱们怎么能办呢？再说，干完了又如何善后？我看，应该谨慎行事啊！” 　刘忠干说：“那就等于学忠军长回来再干吧！” 　解方果断地说：“于军长已经带领3位师长在西安参加了逼蒋抗日的军事行动。于军长一向忠于张副司令，他在兰州也一定会执行命令的！” 　张熙光说：“那咱们给于军长和3位师长分头发电报，先请示一下，然后再举行军事行动……” 　“时间已经来不及了。”解方说，“军长和3位师长虽然不在兰州，但3位师参谋长都在。根据平时考察，应该相信他们是会执行张副司令的命令的。” 　经过解方的一番鼓动、启发，刘忠干和张熙光的思想通了，便问：“现在，咱们应该怎么办？” 　解方说：“马上召集师参谋长到这儿来开紧急会议。”他略一沉吟，又说： “把省政府秘书长周从政和张副司令总部派驻兰州的联络参谋姚荫庭也请来参加会议。” 　“好吧。”刘忠干操起电话筒往各处打电话。 　上午10时左右，3位师参谋长戎装佩枪驱车前来，周从政和姚荫庭也先后赶到 51军司令部。在会议室里，解方主持召开了会议。他说：“今天，把大伙请来传达张副司令的一项命令，请大家仔细听好。” 　众人霍然起立。解方捧出电文，刚刚读罢，四座皆惊，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张、杨两将军的举动太突然啦！”“咱们怎么办呢？” 　解方说：“抗日救亡，民心所向。咱们分析一下兰州军政各界的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 　刘忠干说：“咱们马上举行一个酒宴，把兰州绥靖公署参谋长章良琛以及党、政、军头目"请’来，然后把他们羁押看管！” 　傍晚，天色刚擦黑，51军军部门口各式轿车、吉普车排成一长溜。兰州绥靖公署参谋长章良琛、各处处长和兰州党、政、军头目接到请柬，一个个兴致勃勃地赶来赴宴。刘忠干和张熙光带领4名持枪卫士，在宴会厅门口迎接：“欢迎各位光临！” 　宴会厅灯光雪亮，餐桌上摆满丰盛的酒肴。刘忠干和张熙光带领军部参谋处的军官逐桌频频“敬”酒。刘忠干说：“新年即将来临，把诸位请来欢聚，请大家一定开怀畅饮。” 　“喝！”宴会厅里一片嘈杂声，“干杯！干！” 　酒过三巡之后，刘忠干参谋长突然宣布对绥靖公署处以上军官实行“暂时隔离”。“来宾”们还没有明白咋回事，军部警卫营的官兵们已持枪闯进宴会厅，齐刷刷列成两排。“来宾”们顿时惊慌失措，面如土色，酒杯纷纷坠地摔得粉碎。 “来宾”们一个个耷拉着脑袋被押出了宴会厅。51军军长王秉钺中将。号靖泉，辽宁沈阳人，生于1904年11月23日。东北讲武堂第4期步科、陆军大学第8期毕业。1926年任东北陆军第3、4方面联合军团候补军官入伍生队2营营长，1927年4月任东北陆军讲武堂北京分校总队部第4队队长，1931年12月任东北军卫军统带部参谋长，1932年8月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卫队参谋长，1933年3月任独立第105师1旅1团团长，1935年9月任第57军参谋处处长，1936年1月任第111师633团团长，1937年6月任第49军少将参谋长，1943年4月任暂编第8军112师师长，1944年9月任暂编第1军中将副军长，1945年6月任第97军副军长，1946年5月任整编第52师副师长，1947年7月任整编第51师副师长，1948年9月任第51军副军长，12月任第51军军长，1949年5月22日在上海战役中被俘。1975年3月19日获特赦， 王秉钺等十名特赦人员自4月上旬从北京起程来到香港，转眼已过去一个月时间。尽管他们一再由中国旅行社人员陪同前往香港移民局办理延期手续，尽管台湾方面不时利用报界散布近日可派人前来“甄别”的信息，但他们仍然困居在九龙的两家酒店里，度日如年地期盼台湾来人。在此期间，十名老人中已经有人与台湾家人通了电话，还有一些人的亲属悄悄来到了香港，设法与困居在兰宫、帝国两酒店内的亲人接触。这时，也有一些行迹诡秘的人，不时接近两家酒店内的获释人员。这些人往往以“记者”身份出现，但接触起来，马上就会现出“情治人员”的本相。这就更苦了十名无家可归的老人，尽管他们竭力回避“情治人员”，可又无法排除这些陌生台湾来客的暗中插手。5月11日，王秉钺独自离开了居住的帝国酒店，前往另一秘密地点下榻，据说是有人暗中胁迫所致。5月14日下午，张铁石也悄然离开下榻的兰宫酒店。据报界说，他是在“国府代表”的安排下，只身来到另一家富都酒店匿居的。十人之中有两人悄然离去，给本来就不顺利的赴台探亲又蒙上一层阴影。港刊报道说：“王秉钺和张铁石两人的离去，显然是台湾"情治机关’暗中分化瓦解的结果，其目的是策划战犯们尽快脱离中共，然后再分批甄别，秘密送往台湾。”与此同时，也有港报披露说，王秉钺和张铁石离开中共安排的酒店神秘失踪之前，台湾就不断派人前来与两人单独接触，其中台湾设在香港的工商日报社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果台湾当局如此作为，最终只为“甄别”清楚十名赴台者的政治面目并顺利让他们前往台湾探亲，事情本来也可以有一个良好的结局。但是，王秉钺和张铁石离开十人团体后，仍然没有得到去台探亲的特许。5月5日，香港媒体刊载了一条爆炸性的新闻——《张铁石自缢身亡》。消息说：“目前获中共特赦释放、自愿来港前往台湾的十名前国民党将官，因申请入台证问题滞留香港逾半个月后，其中一人突于昨午在弥敦道富都酒店房间内自缢毙命。此事发生后，在港右派人士均表震惊，而其他九人亦惊讶不已。据说他留有遗书，传其中一句是"赴台已感绝望’。记者昨晚就此事询问警方作何种案件处理时，警方发言人称作自杀案处理。”在中国旅行社的大力协助下，张铁石的遗体火化以后，骨灰得以运往台湾安葬。谁也不会想到，当初从大陆兴冲冲来香港期盼赴台探亲的张铁石，竟会以这种意想不到的结局回到台湾。香港、东南亚甚至美国的中英文报刊，纷纷发表文章，指责台湾当局在处理战俘问题上的种种失误。让人遗憾的是，这些文章并未引起台湾当局的注意，他们对九位仍然滞留在香港的特赦人员不闻不问。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8月中旬，陈士章、段克文先后搭乘飞机前往美国寻求定居。接着，王秉钺也对返回台湾探亲产生了绝望。经过思考，他于9月下旬从香港起程前往美国。继陈士章、段克文、王秉钺赴美定居之后，周养浩也于11月办好赴美定居的一切手续，并于11月12日飞往美国。51军军长王严（1905-1977），回族，原名王礼贤，字力行，山东省郯城县马头镇民主街人。24年6月入上海法政大学肄业一年。1925年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3期接受军事教育，参加了第二次东征。1926年1月毕业后留校任第4期政治科区队长，同年8月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第2师排长，第21师监护队中尉队副、辎重队队长，11月任第21师62团1连上尉连长。1927年6月任该师司令部上尉参谋，参加了北伐战争。29年10月任国民革命军第52师3团3营少校营长。30年9月升任中校团副。32年10月任第11师61团上校团长。35年10月任第98师292旅少将旅长。36年2月任第98旅旅长。37年9月在上海罗店抗日战役中负伤。1938年8月任国民革命军第118师师长。1939年年3月率部参加南昌对日会战，6月被授予陆军少将衔，11月参加桂南对日会战。1943年11月参加常德对日会战。1944年10月任第32军副军长，第18军副军长。45年底起任国民革命军整编第51师师长。1946年3月任第18军副军长，5月改任整编第11师副师长。1947年3月任第51军军长。1948年2月晋升为陆军中将衔，第12兵团副司令官（未到职）。10月任第51军军长。49年夏到随国军兵败到台湾。49年12月任第12兵团副司令官，澎湖防卫司令部副司令。62年退役。77年病逝于台湾省台北市，终年72岁。51军军长周毓英周毓英，（1896----1964），别号俊廷，名毓英，山东安丘市 伏留村人。山东省立模范小学堂，山东省立济南第一中学毕业。曾任国民革命军五十一军军长，中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六期步兵科毕业。1919年3月保定军校毕业，分配直系军服务。历任长江上游江防司令（张勋）部步兵团排长，毅军独立旅（旅长赵荣华）司令部副官，北京政府第十八混成旅（旅长赵荣华）第二团（团长于学忠）第二营连长等职，随军入川参加刘湘、杨森倒熊（熊克武）战争。1924年春任北京政府陆军第十八混成旅（旅长于学忠）司令部参谋处参谋，科长等职，随军参加第二次直奉战争。1925年12月任吴佩孚十五省联军第二十六师（师长于学忠）第四十三团第二营营长，率部参加在鄂豫皖边区与北伐的国民革命军作战。1927年夏任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部第十五军（军长于学忠）直属手枪旅营长。之后任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部第二十军（军长于学忠）第二十六师（师长于学忠兼）步兵第二一三旅（旅长马福延）第六四0团（团长安福魁）副团长，在山东与北伐国民革命作战，战败后随于学忠部退返东北。1930年夏中原大战后随军入关，驻防天津城郊，任东北军第一军司令部参谋处科长等职，1932年初任华北集团军第五十一军司令部警卫团团长等职。1933年春起先后任第五十一军第一一八师第六O三团团长、该师司令部参谋长、第三四九旅副旅长等职，同年夏随部进驻西北，第五十一军第一一三师第三三九旅旅长等职，1935年5月任陆军步兵上校军衔，1935年冬任第一一三师副师长兼步兵第三三九旅旅长等职，率部驻军甘肃兰州地区。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时奉命于兰州采取军事行动，策应西安方面和平解决事变。1937年初奉命移防安徽蚌埠，第五十一军由原三个师整编为二个师，不久住防江苏淮阴地区，37年11月任陆军少将军衔，后率部参加徐州会战，所部第六0三团团长以下军官几乎全部阵亡，兵员损失惨重。1938年夏率部南下参加武汉会战，第一一三师师长周光烈因案被撤职后，代理一一三师师长，战后率部转移豫皖边区整编，继赴鲁南敌后坚持抗战。1939年初任师长，率部驻防山东莒县，拱卫鲁苏战区总司令部及山东省政府。1939年3月任第五十一军副军长兼第一一三师师长。率部在鲁苏边区坚持敌后抗战。1942年1月牟中珩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周毓英接任鲁苏战区第五十一军军长，率部参加豫东会战。1944年底鲁苏战区被辙销，率部调防河南商城地区，改隶第五战区序列，1945年初率部改隶第十战区。抗日战争胜利后，随部赶河南参与接收和防区日军受降事宜。1945年十月被授予忠勤勋章，1946年5月被授予胜利勋章。 1946年春任徐州绥靖主任（薛岳）公署第一绥靖区司令（汤恩伯兼）部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张雪中）整编第五十一师师长，率部参加对山东中共解放区和野战军的重点进攻。1947年1月20日于鲁南战役山东枣庄地区，被人民解放军围攻18昼夜弹尽粮绝，遂下令余部11000人停止抵抗放下武器，同时投诚还有韩世儒（副师长）李献中（师参谋长）李玉唐（整编第一一三旅旅长）李步青（整编第一一四旅旅长）等东北军将领。所部是内战暴发后被全歼的第一支原东北军部队，结束了所部从北洋陆军，毅军，奉军到东北军83年历史，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等还于2月2日接见了以周毓英为首的五位原东北军将领，后赴华东解放军官训练团受训。1948年夏，周毓英随军赴佳木斯送到解放军官训练团学习改造。61年12月25日周毓英与另四位原东北军将领被“特赦”释放。周毓英赴甘肃兰州定居，曾在甘肃省财政厅任职，1964年12月在兰州因病逝世中将师长周毓英被俘后，主动将一枚贵重钻石戒指送给陶勇……1947年1月19日晚，粟裕命令陶勇务必于次日天黑前攻占枣庄，全歼国民党整编第五十一师，活捉中将师长周毓英。枣庄是座煤城，经济和战略地位都很重要。整编第五十一师是张学良的老东北军，不属蒋介石的嫡系。但为了驱使该军打内战，蒋介石在一次高级军事会议期间特意单独召见了周毓英，还与周“合影留念”。周受宠若惊，回到部队后将这张“合影照”大量加印，分送给下级，既给自己脸上“贴金”，又给下级打气，鼓动部队“与枣庄共存亡”。为了争取周毓英，中共华东局和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敌工部特地派遣戴玉凤秘密进入敌营。周毓英见了这位表弟后问道：“你是共军派来了解情况的吗？”戴答：“我这次来对你有好处，所以我才来的。”周毓英听后沉默半晌，即要戴留在自己身边照料生活，并写了条子派副官到军需处给戴领来了一套国军官佐衣服。战斗从1月13日打到19日，解放军付出重大伤亡的代价后，于20日中午团团包围了周毓英的师指挥所。当此关键时刻，戴玉凤对周毓英劝说道：别人不敢说，咱是自己人，敢说。突围是突不了的。赵锡田师长在定陶放下武器，保住了性命；赵保元在高密不肯缴枪，被打死了。解放军实行宽大政策，我看还是赶快派人去联系吧！周毓英眼睛一亮，问戴：你认识陈毅吗？戴说：我没见过陈军长，不过，我听说陈军长爱交朋友，愿意团结各界朋友。周毓英征询了少将副师长韩世儒等人的意见后，即派人去与解放军联系。派出的人返回时带来了一位解放军干部和一个排的武装战士。周毓英对那位干部说：我早就不愿打了，不信，你问问我表弟，他是你们的同志。投降后，周毓英担心这次战斗解放军伤亡很大，会对自己实行报复，所以心里十五个吊捅打水——七上八下。当我军战士押着他会见陶勇时，他惶恐地低下了头。陶勇主动伸出手，说：我们是不打不相识嘛！周毓英满脸愧色，连忙抹下左手无名指上的一枚贵重钻石戒指，双手呈献给陶勇。陶勇连连摇手，说：我军向来不搜俘虏的腰包，更不收俘虏的财礼。你是中将师长，我们也不例外。1946年1月7日～1月13日,解放军山东野战军部队对进犯枣庄地区之第51、第77军作战。1946年1月初，集结于徐州的国民党军分三路向鲁南解放区进犯，其第51、第77军在伪军郝鹏举部配合下，于1月7日向峄县、枣庄方向进攻，蒋介石遂将伪军郝鹏举部编为第6路军，任命郝鹏举为该路军司令。由津浦前线野战军改称的山东野战军，在华中野战军一部的配合下，决心以所属主力实施反击。其部署是：以第1纵队围攻宁阳和兖州；以第6纵队配合第2纵队、第7、第8师，围攻枣庄、贾汪地区进犯之国民党军。1月11日，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所属各部发起反击作战。至13日，先后攻克宁阳、韩庄，包围兖州、泰安、临城、枣庄，歼灭国民党军2000余人，迫使国军主力缩返徐州。在解放军的强大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国民党军第6路军总司令郝鹏举于1月9日在台儿庄率部2万余人起义。13日，国共双方停战令生效，战役遂告结束。此役，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2.8万余人，受降日军4000余人，迟滞了国民党军北进，掩护了兄弟部队向东北进军，挫败了国民党打通津浦路的企图。1947年1月1日解放军秘密进入集结地域，进行战斗动员和准备。2日晚，突然对整编第26师及第1快速纵队发起攻击。3日上午完成包围与分割，并在峄县、枣庄方向占领阵地准备阻援。3日夜全面展开攻击，歼灭在马家庄的整编第26师师部大部，使该师失去指挥；全歼驻守太子堂的第44旅；歼灭从卞庄突围的第169旅大部。4日10时，第1快速纵队及整编第26师余部以坦克开路向峄县方面突围，时值雨雪交加，道路泥泞，行动十分困难。左、右纵队抓住有利时机，以追击、侧击、堵击等手段，多路勇猛穿插，将逃敌压缩在兰陵以北的糖稀湖（亦称漏汁湖、漏泽胡、漏卮湖）低洼淤泥地带，随即以炸药、手榴弹爆炸和火烧等办法，破坏其坦克及装甲车辆。第1快速纵队等部争先夺路逃命，人员、车辆、火炮乱成一团。激战至15时，除7辆坦克逃至峄县外，整编第26师和第1快速纵队基本被歼灭。峄 县、枣庄方向来援的国军被击退。位于整编第26师南侧的整编第59、第77师，闻讯仓皇退缩台儿庄及运河以南地区。 9日晚，右纵队向峄县县城发起攻击，先扫清外围，10日夜攻人城内，激战至11日拂晓，歼整编第51师第114旅一部、整编第52师第98团及整编第26师后方机关、保安团队等共7000余人，俘整编第26师师长马励武，缴获逃人峄县的7辆坦克。与此同时，左纵队向枣庄方向发展进攻，连克枣庄外围郭里集、齐村等据点，歼整编第51师第113旅（欠1个团），然后在右纵队第8师配合下，对枣庄市区展开逐堡逐屋争夺，战至20日下午，将整编第51师师部和2个团歼灭，俘师长周毓英。中将师长周毓英被俘后，主动将一枚贵重钻石戒指送给陶勇……1947年1月19日晚，粟裕命令陶勇务必于次日天黑前攻占枣庄，全歼国民党整编第五十一师，活捉中将师长周毓英。枣庄是座煤城，经济和战略地位都很重要。整编第五十一师是张学良的老东北军，不属蒋介石的嫡系。但为了驱使该军打内战，蒋介石在一次高级军事会议期间特意单独召见了周毓英，还与周“合影留念”。周受宠若惊，回到部队后将这张“合影照”大量加印，分送给下级，既给自己脸上“贴金”，又给下级打气，鼓动部队“与枣庄共存亡”。为了争取周毓英，中共华东局和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敌工部特地派遣戴玉凤秘密进入敌营。周毓英见了这位表弟后问道：“你是共军派来了解情况的吗？”戴答：“我这次来对你有好处，所以我才来的。”周毓英听后沉默半晌，即要戴留在自己身边照料生活，并写了条子派副官到军需处给戴领来了一套国军官佐衣服。战斗从1月13日打到19日，解放军付出重大伤亡的代价后，于20日中午团团包围了周毓英的师指挥所。当此关键时刻，戴玉凤对周毓英劝说道：别人不敢说，咱是自己人，敢说。突围是突不了的。赵锡田师长在定陶放下武器，保住了性命；赵保元在高密不肯缴枪，被打死了。解放军实行宽大政策，我看还是赶快派人去联系吧！周毓英眼睛一亮，问戴：你认识陈毅吗？戴说：我没见过陈军长，不过，我听说陈军长爱交朋友，愿意团结各界朋友。周毓英征询了少将副师长韩世儒等人的意见后，即派人去与解放军联系。派出的人返回时带来了一位解放军干部和一个排的武装战士。周毓英对那位干部说：我早就不愿打了，不信，你问问我表弟，他是你们的同志。投降后，周毓英担心这次战斗解放军伤亡很大，会对自己实行报复，所以心里十五个吊捅打水——七上八下。当我军战士押着他会见陶勇时，他惶恐地低下了头。陶勇主动伸出手，说：我们是不打不相识嘛！周毓英满脸愧色，连忙抹下左手无名指上的一枚贵重钻石戒指，双手呈献给陶勇。陶勇连连摇手，说：我军向来不搜俘虏的腰包，更不收俘虏的财礼。你是中将师长，我们也不例外。51军军长牟中衍1943年春，鲁南新4师师长吴化文投敌后，鲁苏战区总司令部在日军的扫荡下，难以立足。同年秋，鲁苏战区总司令部和正规军第51、57军主力，被迫撤出鲁南，移驻皖西北阜阳一带。山东省政府主席兼挺进军总指挥牟中衍指挥残存的地方部队，仍坚持山东敌后游击战。〔50〕山东各区仍有小块的根据地和游击区（例如青岛附近李先良领导的崂山根据地，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但较为稳定的大块根据地已经没有了牟中衍（1896--1981）中将。号荆璞，山东黄县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9期步科毕业。早年在毅军任职，1927年投靠奉系，1930年8月任东北陆军第23旅参谋长，1932年春任陆军独立第14旅参谋长，1933年春任第51军114师参谋长，4月任第51军114师679团团长，1935年8月任第51军114师少将师长，参加围堵陕北红军，抗战爆发后率部参加徐州会战、武汉会战，1938年7月任第51军副军长兼114师师长，1939年3月任第51军中将军长，1942年1月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1944年12月任第10战区副司令长官，1946年任第2绥靖区副司令官，1948年9月在济南战役中于胶东被俘。1966年4月16日获特赦，后任全国政协秘书处专员，山东省政协常委。1981年3月12日在济南病逝。抗日战争开始，东北军第五十一军调青岛一线，守卫海防。1938年初，日军第十三师团(师团长获洲立兵)、第三师团(师团长长藤田进)、第九师团(师团长吉住良辅)分别由津浦路正面来玫，企图同南下之日军合击徐州，沟通华中华北交通。东北军五十一军奉第五战区之命，赴津浦路东西两侧的淮河北岸布防，一一四师担任左侧防卫，一一三师担任右侧防卫任务。1月18日，日军第十三师团侵占明光，30日又陷池河。国民党第三十一军退至临淮关。此后，五十一军即与敌接战。日军不断派出飞机前往五十一军阵地侦察轰炸。五十一军缺乏防空武器，就用机枪还击．打落敌机一架，击毙日军飞行员2人，经过一段沉寂时期，日军集结兵力强渡淮河，拟抢占北岸一带材庄据以为阵地。至阴历除夕晚上，日军已侵占20余村庄。五十一军当即与敌展开争夺战。从参加是役的阎振兴同志所回忆的他所在的六七九团一营一连的局部战斗经过中可以看出，这次战斗的情况极为激烈。他所在的连全部官兵154人，经过这次战斗仅余20人左右，在队6名中共地下党员，牺牲4人，负伤2人。此后，淮河南岸的日军又接连发劝几次猛烈攻势，均被五十一军击退。直至1938年5月，五十一军奉命调往台儿庄参加会战，五十一军胜利地完成了保卫淮河的任务。台儿庄会战3月、4月之交，日军在拓汪、安东卫登陆，拟打通海州至青岛的公路。五十七军六六七团开赴干于、日照作战，打击登陆的日军及刘桂堂、张宗元、刘沛臣等伪军。六六七闭首战告捷，一举占领了碑廓和巨峰，接着又协同六六八团向拓汪、大石桥之敌发起猛攻，将敌人打下海去。是役，缴获日伪军轻、更边击炮11门，六六七团以能攻善守威镇干于、日照一带。由于日军不断增援，突破了临沂防线，东北军五十—军亦奉命到台儿庄增援。在台枣支线，一—四师与敌激战十余天，三四O旅旅长扈先梅阵亡，在攻订杨楼的战斗中三四O旅六O八团第二营第六连在连长孙清溪的率领下勇猛作战，一夜攻占敌四个碉堡．将守敌全部烧死，最后为掩护大军撤退，坚守阵地，全连光荣殉国。在台儿庄东北方向，一一三师面对武器精良、战斗力最强的日军板垣，矾谷两师团，毫不气馁，以劣式的武器装备与敌激战。当日军以飞机大炮轰炸时，官兵们隐蔽在战壕里不动，当日军的坦克、步兵进攻时，一一三师的官兵则用集束手榴弹向敌人投掷，有的不怕牺牲向前冲去炸毁敌人的坦克以身殉国。随后，战士们即用各式武器对准敌人的步兵群射击，最后跳出战壕反攻，与敌展开刺刀肉搏战。经过多次反复冲杀，阵地前血流满地，尸横遍野。炮兵营第三连王耀武连长为了消灭更多的日寇，英勇果敢地把全连四门大炮推进到步兵的前沿阵地，平射敌人的坦克和步兵，把日军炸得血肉横飞。日军飞机集中目标向炮兵第—连轰炸，该连四门大炮均被炸坏，王耀武连长也身负重伤，但一一三师终于击败了敌人的一再反扑，并将阵地向前推进了几公里。5月15日，日军增援部队越过微山湖向河南商丘、开封方向进攻，对徐州采取大包围的姿态，继而徐州告急。五十一军奉命掩护其他友军先行撤退，而最后撤山队线。19日，徐州失守，五十一军向徐州东南方向前进。下午3时，在徐州东南山区，五十一军遭到日军的截击，徐州方面的日军也从后面追击上来，形成对五十一军的大包围。军长于学忠命令张炳南率领六七七团在前面突围。晚9时许，六七七团第二营向敌人冲锋，大部队紧接着一拥而上，终于全军突出重围，向刀苏北方向挺进。第51军1937年8月，第51军被调往山东，负责海防守备，于学忠任第3集团军副司令兼第51军军长。1938年1月升任第3集团军总司令，不久又改任第5集团军总司令。1938年1月，日军调遣16个师团共计23万兵力，沿津浦铁路一南一北，分两路夹击战略重地徐州。于学忠以51军两个师的兵力约2.5万人，死守蚌埠，血战临淮关，顶住了日军3个师团共计4万人的疯狂进攻。在连续8天的防守中，51军伤亡七千余人，但他们守住了淮河，日军的伤亡达九千人以上。淮河战役后，于学忠率领疲劳之师增援台儿庄，任中央兵团副总指挥，在率部智取韩庄、争夺贾家埠、血战禹王山的战斗中再立战功。徐州撤退时，于学忠率部殿后，该部被敌人分割包围，切成数段，但他指挥部队浴血奋战，终于杀出重围，胜利完成了掩护任务，受到第5战区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传谕嘉奖，并晋升为一级上将。l938年6月，51军奉命参加武汉会战，于学忠任第3兵团副总司令兼第5集团军总司令，在大别山麓与日军激战。武汉失陷后，于学忠率部开往大别山打游击，袭击敌人后方，并在金家寨一带进行休补。1939年2月，于学忠被任命为鲁苏战区总司令，指挥东北军51军、57军到鲁南山区打游击。此间他不再兼任51军军长职务，114师师长牟中珩升任军长。从1939年到1943年，在鲁南抗战5年中，于学忠部伤亡惨重。1944年3月，于学忠被免去苏鲁战区总司令的职务，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副院长，从此失去军权。牟中珩在1944年12月调任第10战区副司令长官后，原113师师长周毓英继任第51军军长。解放战争时期，第51军被改为整编第51师，周毓英任中将师长，驻守枣庄。1947年1月，周毓英率整编第51师师部向我华东野战军投降。牟中珩在1946年出任第二绥晋区副司令，1948年9月在济南战役中被俘。1949年初，蒋介石曾胁迫于学忠去台湾，在中共地下党人的帮助下，他避居四川重庆乡间。建国后，于学忠曾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体委主任等职。1939年春，鲁苏战区总部、五十—军及所属一一三师、一一四师从大别山出发，向鲁南挺进。4月初，在江苏、安徽交界处的固镇桥以北的大店镇和江苏服宁县境内，多次遭受日军主力板垣师团的追击堵截。六八○团二营营长张玉璞(中共党员)率全营掩护全军前进，全营牺牲殆尽。张玉璞营长身先士卒英勇杀敌，同以密集球型冲杀的日军打交手仗，当他射出最后一颗子弹，投出最后一枚手榴弹后，英勇牺牲在敌人的刺刀之下。是年夏，日车乘五十一军刚到山东立足未稳之际，集中兵力对沂蒙山区进行了一次拉网式的大扫荡，企图予五十一军以严重打击。五十一军依仗有利地势，坚决顽强地痛击日寇的进攻，使日军受到重大伤亡。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日军后撤。五十一军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但也付出了重大损失。在冯家场，一—四师师长方叔洪牺牲。而后，日军又多次来扫荡，五十一军先后经过葛庄战斗、碾庄战斗，但部队损失不人。1943年元月，山东省政府新编第四师师长吴化义投降日冠，勾结日军对五十—军进行行残酷的扫荡，企图占领五十一军阵地，进而消灭八路军，独霸山东省。五十一军为减少损失，避免决战，阵地被敌伪占领。4月11日，五十一军决心夺回失去的阵地，向日伪军全线反攻。12日，该军辐重兵团第一营奉令进攻北庄之敌，当即与敌展开巷战。后敌人逃窜至大北庄集中兵力负隅顽抗。第一营久攻不下改用火攻，浓烟烈火席卷敌巢，收人狼狈逃串。5月12日，吴化文带领日寇向五十一军进行报复性的进攻。在张良墓山顶上，战斗极为激烈，据守该阵地的轻重兵团与敌进行7次搏斗，损失惨重。张团附、第一营营附，第—连刘连长、第三营李营长均牺牲在阵地上。1943午7月，五十一军奉命撤出鲁南，越过津浦路日军封锁线时，一一四师师长黄德兴及团长董春光等牺牲。此后，五十一军即告别了鲁南山区。于学忠将军与51军于学忠33年4月任华北军第1军团总指挥兼陆军第51军军长，在河北与日军斗争1933年东北军所有的旅均改编为师。于学忠充当51军军长。该军辖113师、114师、118师3个师，驻扎天津、塘沽、大沽、马厂、杨柳青一带。在大沽构筑工事，防止日军在塘沽登陆。日军侵占东北三省后，1933年1月侵占山海关，继而入侵热河及长城各口，虽遇我军抵抗，但热河终于沦于日军魔掌。而蒋介石仍继续执行其“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并说:“侈谈抗日者杀无赦。”同年5月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把绥东、察北、冀东划为日军可以自由出入的地区。《塘沽协定》后，蒋介石派黄郛在北平组织行政院北平政务委员会，并任委员长。于学忠兼任委员，5月，又兼任天津市市长。黄郛同意在“非战区”内划出冀东特别区，以汉奸殷汝耕为该区专员。黄郛令河北省主席于学忠组织两个警察纵队，驻扎“非战区”内。于学忠在51军中抽调干部，购买枪械，委任张庆余为冀东特警第1纵队长、张砚田为特警第2纵队长(每纵队辖两个大队，每大队约等于1个团的兵力)，到“非战区”驻扎，归殷汝耕指挥。这两个纵队后又改编为冀东保安队，（1937年7月28日冀东保安队在通县杀死日军甚多，并抓获殷汝耕，拟汇合第29军进行抗日，这时第29军已撤出北平，保安队在西撤途中被日军冲散，大部分官兵回到51军加入抗日行列。）1934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配合军事行动，在天津以日租界为根据地用各种手段扰乱我军后方。利用失意政客如白坚武、郝鹏等收买汉奸、流氓，组织“便衣队”.经常由日租界出动，扰乱津市治安，当被我保安队击溃后，日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和日本驻屯军武官柴山亲自出面会见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妄想游说使于学忠与汉奸齐燮元等搞所谓“华北独立”，均被于学忠严词拒绝。日本特务机关又唆使日军士兵骑着马在中国界内横冲直闯，肆意侮辱行人，在河北省政府(现金钢桥花园)大门口小便，甚至抢夺岗哨的枪，进行挑衅，制造事端。于学忠再三向日租界驻军提出抗议，日军不但毫无收敛，反而更加猖狂。日特利用日租界的汉奸收买51军被撤职的团长曲子才及其同伙，窥视于学忠活动时间，几次阴谋刺杀于学忠。如买通于的厨师在饭菜里下毒药；买通于的副官欲在卧室内枪杀于学忠；派刺客在于外出途中行刺等等。这些阴谋活动，均被于学忠预加侦知和防范。未能得逞。1935年春季，于学忠忍无可忍，他警告天津日本驻屯军:“如果日军不停止挑衅及阴谋刺杀等一切险恶行动，即向日租界开炮！”此后，日军在天津挑衅行为虽有所收敛，但日本向北平军分会及蒋介石要求撤换于学忠的军政职务。当时何应钦即在北平，向于学忠通电话，请于自请长假。于学忠回电话说:“我叫外国人逼迫自请长假，我感觉太丢人，你撤我的职吧！”不久，何应钦与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签订了《何梅协定》。《协定》达成后，蒋介石任命商震为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调任甘肃省主席，并令于学忠所属的111师、113师、114师、118师向西安开拔，进驻陕、甘一带“剿共”。1936年“西安事变”前夕，于学忠由兰州抵西安参加张学良主持的高级将领会议，在会上表示支持“兵谏”，并在“八项抗日主张”上签名，积极配合张学良的行动。“西安事变”后，奉张学良手谕，全权负责东北军。1937年1月，与杨虎城联合通电质问南京政府:“调兵西进是何居心?”并先后到杭州、奉化、南京、上海等地积极活动，要求释放张学良，因此获罪，被撤职留任；4月，51军调往蚌埠、淮阴、宿县，于学忠任江苏省绥靖公署主任；8月，51军调往山东，负责海防守备，于学忠任第3集团军副司令。1938年1月任总司令；3月率部参加淮河战役、台儿庄战役及武汉保卫战，屡立战功，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同年改任第5集团军总司令。1939年1月任苏鲁战区总司令，指挥51、57军从大别山鄂豫皖地区越陇海、津浦路向敌后鲁南进发，于山东、江苏两省交界处与八路军并肩抗日。1941年底任山东省主席。1942年5月兼任鲁南游击总指挥。1944年3月卸苏鲁战区总司令等职，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副院长。1945年5月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6届中央执行委员。1947年5月任国民政府军事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1948年4月，选为国民大会主席团成员。1949年初，蒋介石邀其去台湾，他隐居四川乡间未去。1952年12月，任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员。1954年8月，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9月任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年2月任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兼河北省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1956年被选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3届中央委员。1964年9月22日病逝于北京，终年74岁。五十一军副军长李振唐（1892——1976），辽宁沈阳人，字绍展，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初在段祺瑞边防军任连长。后投入奉系，曾任东北军第十军参谋长，第三旅旅长，一三三师师长。1929年至1930年，任东北边防陆军步兵第六旅旅长。1931年7月，参加讨伐石友三战争，任剿赤军北路集团军第一集团军陆军独立第十三旅旅长。1935年升任五十一军副军长。1935年4月10日授陆军中将，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西安事变后，被调往淮阴。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曾在山东境内率部抗击日本侵略军。旋离队到天津休养。1948年6月任松江省政府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天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1976年逝世陆军第五十一军炮兵营三连上等兵朱万升朱万升烈士碑位于燕子埠乡政府南三里张山村前一百米处。青石做成，高一米二左右，宽约五十厘米，虽经七十五年的风吹雨打，但上面的文字依然清晰可见，正上方刻着“解放先驱”，右边刻“陆军第五十一军炮兵营三连上等兵”，中间是大字“朱万升之墓”，左边是“湖南湘乡人于民国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台儿庄抗日殉国。据当地老人讲，这是中国军队的轻炮阵地，位于两山中间，据台儿庄垂直距离约十里。为了抗击日本军队，炮兵们搬炮弹累的满头大汗，但个个把生死置之度外，老百姓也挑水向炮阵地上洒，防止打炮出土尘被日军发现。忽然，日军的一枚炮弹落到了炮位上，朱万升被炸牺牲，更有传奇的说法是，日军的炮弹贯膛，就是打到朱万升的炮膛里。炮兵部队撤离后，士兵们用装炮弹的木箱将他安葬于此，并树碑纪念。当地村民清明时都会有人来祭奠，学校的老师也会组织学生到坟前缅怀先烈。孙建文将我们这次寻访情况发上微博后，迅速引起中央电视台、山东电视台、枣庄日报等各大媒体关注，人们纷纷转载的同时也希望能到碑前献花看一看先烈。1937年4月26日，于学忠被任命为江苏绥靖公署主任，该军由甘肃调至江苏淮阴整编，于学忠兼军长，李振唐任副军长，原下辖的118师番号撤消，所属部队编入第113、第114师。“七七事变”后，该军隶属第3集团军，开赴山东担任海防守备。1938年2月，该军参加了台儿庄大战，在台儿庄附近的陶墩、柿树园、彩里徐（在今枣庄市台儿庄区和峄城区）一线阵地阻击敌人，同北上欲夹击中国军队的日军第13师团激战10日，双方阵地反复易手，战况惨烈，51军此战牺牲6000多人，为李宗仁部取得台儿庄战役胜利立下汗马功劳。朱万升的长官就是于学忠，于学忠从小随父从军，18岁时考入毅军速成随营学堂步兵科，毕业后任排、连长。辛亥革命爆发后，毅军将领黎天才率领第9师起义，该师团长赵荣华却投靠了袁世凯，被改编为第18混成旅。赵自幼失怙，于学忠父母将其抚养成人。赵荣华升任旅长后，于是邀请于学忠到该旅充当炮兵营营长。由此可见，于学忠精通炮兵的运用。当他发觉防御环节薄弱时，立即下令各师不分日夜加强工事，并命各部队坚守防地，不能擅自撤退。一面又报告长官部说明我军山炮太旧，已送武汉修理未随部队进入战场，请调配野炮一个团，重炮一个营，战防炮一个连，加强作战火力，很快得到了李宗仁的同意。24日配属炮16团一个营赶到，其余25日以后亦陆续来到。于学忠所设置的炮阵地直接有效地打击了进攻台儿庄的日军。陶墩阻击战4月12日，就在日军卷土重来再度发起进攻的关键时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发出电示：盘踞在峄县日军有再犯台儿庄之企图，命令第五十一军于学忠部以铁路运送抵达台儿庄，下车后立即到作字沟集结，向向城之日军发起进攻。另以一个团的兵力在利国驿下车，配合第二十二集团军川军阻击由韩庄进攻的日军。此时，于学忠部正在固镇休整，接到命令后，受任台儿庄中央兵团副总指挥的于学忠，（孙连仲为总指挥）立即率部乘车北上。分别于16日、17日抵达目的地，于学忠首先命令第三三九旅旅长梁忠武率领第六七八团抵达利国驿支援川军，自己率领主力直奔台儿庄。抵达韩庄之时，川军已与日军对峙多日，于学忠18日赶到，立即与孙震商讨作战方案，提出了以攻代守的战术，命梁忠武旅长率领第三三九旅第六七八团协同川军主动出击，向盘踞在韩庄火车站的日军攻击。当夜，第六七八团与川军便奇袭日军据点。连续突破日军的三道防线，官兵们用机枪和手榴弹开路，冲进敌阵，挥起大刀英勇拼杀，一度攻占了火车站。后因日军援军猛力反扑，官兵们只好撤回原来阵地坚守。韩庄战斗打响后，于学忠连夜赶赴台儿庄。与孙连仲商讨作战事宜，于学忠部立即布防于淘墩、底阁、杨楼一线。4月20日，日军部炮联合部队约3000余人，向陶墩以北的底阁、杨楼发起猛烈攻击。守军第一一四师奋力抵抗，双方死伤惨重。下午3时，日军再次发起进攻，守军第六八四团再次打退日军的进攻，日军见从正面很难突破，就以6辆坦克掩护大部兵力由晁村、大庄子迂回包围了陶墩。下午，于学忠见白天日军的机械化优势很容易发挥，为了扬长避短，发挥自己的优势作战，解陶墩之围，他与第一一四师牟中珩师长商量采取夜间袭击的战术打击日军。晚上，他命令所属部队出击，寻找日军目标，给予坚决打击。晚上10点半，第三四二旅第六八三团也向大庄子的日军发动袭击。同时，第三四0旅的一个营也采取夜间攻势作战，由河湾向底阁、杨楼之敌发动进攻。第三三七旅的六七三团向侯宅、刘庄日军发起袭击，各部经过一夜激战，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21日拂晓，第六八三团的官兵们勇猛冲杀到老宅子、大庄子，日军拼命顽抗，但是，该团官兵坚决多次攻击，终于占领了两个村庄。残敌只好向东北方向的刘庄逃走。该团官兵除了用一部分兵力追歼逃敌外，集中主力乘胜又向围攻陶墩的日军发动攻击。扼守陶墩的第六八四团从里向外打，对日军形成夹击之势。日军狼狈向大刘庄逃去。天亮后，日军收拾残余兵力，在炮火的支援下，又进行了反击，第六八三团又退回了大庄子阵地固守。上午10许，日军援军来到，他们先以远程炮火猛烈轰击陶墩阵地。陶墩村子的民房几乎全部被炮火炸毁起火。阵地官兵也有一些伤亡。日军轰击了半个小时后，便集中了六七百日军在6辆坦克的掩护下，向阵地扑过来。扼守阵地的第六八四团的官兵们沉着冷静，当日军接近阵地时，突然开枪、开炮，用集束手榴弹投向日军坦克，有的坦克被炸起火，日本步兵吓的转身而逃。勇士们冲出战壕，追杀日军，打退了日军的第一次冲击。从上午10时到下午6时，中国守军共打退了日军4次进攻。晚上，日军再次发起攻击，守军伤亡惨重，第六八四团长官牺牲，指挥乏人，只好退出阵地，转移到马庄坚守。这时，左翼阵地河湾阵地也被日军占领。为了确保贾家埠阵地，牟中珩师长立即调六八0团两个营前来增援，并命令第六八四团集结于燕子井附近，从速整顿，准备再战。两天战斗该师伤亡官兵1000余人。22日拂晓，日军部骑炮联合约一个联队的兵力，沿台枣路南犯。行进到丁家庄、朱家庄附近时，发现中国守军第六七四团阵地，就用猛烈炮火轰击阵地，接着就以坦克掩护步兵向阵地扑了过来。当日军靠近时，中国守军突然开火，第六七四团团长张儒彬率领官兵奋勇杀敌，激战竟日，牟中珩师长为了防止日军的包围，遂改守马庄、平滩、潭庄、堡子、崔家圩之线。但是，在以后的战斗中，堡子一度被日军占领。为了夺回该村，第六八三团第二营营长崔鹤鸣率领6连多次反攻，与日军展开拉锯战。战斗中，崔营长腿部负伤，为了不当俘虏，他毅然开枪自杀，壮烈殉国。6连长王中陶负伤不下火线坚持指挥战斗，终于将该村收复。但是，日军仍然不断发动攻势，在危机时刻，于学忠亲自率领大刀队来到阵前，指挥作战。这时，卢汉率领第六十军来到五圣堂一带，归于学忠指挥。第六十军为法国装备，武器精良，云南人虽然不像北方人那么样身材高大，但是战斗勇敢，士气高昂。卢军的到来，为第一一三师周光熙部右翼解除了危险，官兵精神为之一振，乘机收复了黄墩、小顾庄。22日下午2时，1000多日军向甘露寺的第一一四师柿子园、冯水湖阵地进攻，敌人先以炮火猛烈轰击，而后日军在坦克的掩护下向阵地接近。中国守军凭借有利地形顽强抵抗，不断打退日军的进攻。后来，日军用大炮猛烈轰击。守军阵地多处被炸毁。因日军炮火过于猛烈，该团三营长李殿忠以下200多名官兵伤亡，据点被日军攻克。河湾为重要阵地，师长牟中珩命令第六八0团团长于学道夺回该村。当晚10时许，于学道率领部队组织进攻，双方在村内展开拉锯战，激战到拂晓，日军的增援部队来到，该团被迫撤回。24日上午10时许，日军5000余人，配属5门火炮向大庄子以南的罗庄阵地发起攻击。罗庄仅有第六七九团的一个连守备，该连官兵虽然勇猛拼杀，多次打退日军，终因敌众我寡，全连官兵全部壮烈牺牲。罗庄被日军占领。25日下午4时，敌人集中七八门大炮，首先向贾家埠阵地轰击3小时，而后千余日军向该阵地猛扑过来。第六八0团守军奋起迎敌，重创日军，激战到晚上8时许，贾家埠阵地被突破。这时，预备队已经用完，敌人乘机向两翼扩展。为了防止日军突破防线，双方往返肉搏，形成激烈的争夺战。师长牟中珩命令第六八0团抽出力量支援贾家埠。因援军来迟，守军大部牺牲。该阵地失陷。于学忠得知贾家埠是他的叔伯兄弟于学道防守的阵地，兄弟两人虽然关系很密切，在军队一起几十年。但是，上了战场，面对民族仇敌，于学忠在电话中告诉牟中珩：“你告诉于学道夺不回阵地，我连他一起枪毙。”于学忠要枪毙自己兄弟的事，在部队引起强烈反响，极大地鼓舞了官兵的战斗士气。于学道奉命率部，乘日军立足未稳，于晚上10点左右，打响了收复贾家埠的战斗。经过一夜的奋力拼杀，战斗中，于学道不幸负伤，一营长代理团长继续进攻，这时贾家埠已经收复大部，日军仅据守着村北边的两座碉堡。这一战斗，第六八0团伤亡600余人。26日，敌我在贾家埠形成对峙，日军占据碉堡用火力不断进攻，第六八0团官兵浴血奋战，致死不退，激战到下午5时，千余日军也向贾家埠增援，因该团损失惨重，遂撤出战斗。日军占领贾家埠后，继续以主力分别向兰城店和邵庄进犯。进犯兰城店的日军大部被歼灭，进攻邵庄的日军以5辆坦克为掩护，加上邵庄守军单薄，战斗不久，被日军占领。27日夜3时，第六八三团移住杨家庙，协同第六八四团反攻邵庄，经过多次攻击，日军伤亡惨重，退居在南端一座碉堡内顽抗，激战到天亮，形成对峙。为了夺回邵庄，牟中珩命令旅长李荫坡率领第六七九团接替邵庄、小集第六八四团的防务，该团撤到杨家庙附近准备策应。28日早4时，第六七九团向杨家庙北的日军发起攻击。第三四0旅长扈先梅率领部队冲锋，与日军激战3小时，日军不支，开始动摇。这时，扈先梅虽然负伤，可仍坚持指挥战斗，后又因头部中弹，壮烈殉国。因兵力不足，邵庄难以夺回，于学忠命令部队向左延伸，第一一三师师长周光熙调整部署，第六七七团占领张楼、大黄庄、小黄庄，第三三七旅占领石桥、尚庄、涛沟桥之线。为了减轻第六十军的压力，5月2日，于学忠命令第一一三师进行夜间反击，第三三七旅袭击堡子、崔家圩，第六七七团协助第一一四师袭击邵庄，上述部队均于当天午夜1时发起战斗，毙敌百余人，攻占堡子、崔家圩。战斗一直持续到5月14日，第五十一军奉命占领运河西岸，固守台儿庄车站、后新闸之线。据此，于学忠命令第一一三师占领黄楼左至土庄运河南岸阵地，以一部守备台儿庄。第六七八团归还原建制；命令第一一四师占领台儿庄车站、后新闸沿运河两岸阵地，并于金家庄、巫山、插花庙一带，占领进攻阵地。两师迅速占领阵地后，虽然不断进行炮战，但是中日双方都没有进行大规模战斗。处在对峙状态。在台儿庄大战中，于学忠率领第五十一军官兵，寄身锋刃，为国效命，奋战沙场，为抗击日本侵略者做出了贡献。于学忠不仅严令部队，不准放弃寸土，还曾率领敢死队上阵杀敌，在战斗中，该军4名旅长死伤3名，团长死伤7名，营以下官兵伤亡万余人。缴获火炮30余门，击毁坦克20余辆，缴获、击毁汽车70多辆，击落、击伤敌机数架。沉重地打击日军，阻止了日军南下，掩护大军集中和撤退，受到了第五战区的传谕嘉奖。 由于日军不断增援，，东北军五十—军亦奉命到台儿庄增援。在台枣支线，一—四师与敌激战十余天，三四O旅旅长扈先梅阵亡，在攻订杨楼的战斗中三四O旅六O八团第二营第六连在连长孙清溪的率领下勇猛作战，一夜攻占敌四个碉堡．将守敌全部烧死，最后为掩护大军撤退，坚守阵地，全连光荣殉国。在台儿庄东北方向，一一三师面对武器精良、战斗力最强的日军板垣，矾谷两师团，毫不气馁，以劣式的武器装备与敌激战。5月15日，日军，对徐州采取大包围的姿态，继而徐州告急。五十一军奉命掩护其他友军先行撤退，而最后撤山队线。19日，徐州失守，五十一军向徐州东南方向前进。下午3时，在徐州东南山区，五十一军遭到日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