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红卫兵墓园（文革墓群）的来龙去脉

（一）被称为“山城”的重庆市西北方向沙坪坝区境内，横贯一条秀丽的山脉，它拥有一个活泼而喜庆的名字－歌乐山。然而，山林轻风卷起的阵阵松涛，传来的不是欢快的乐曲，而是肃穆、沉重甚至悲壮的低鸣。1949年11月，国民党军警在撤离重庆时，将关押在歌乐山中两座监狱里的三百多名政治犯集体枪杀并焚尸灭迹，制造了震惊中外的“11.27”大屠杀。解放后，新政权将烈士遗骸集中收敛埋葬在歌乐山脚，修建了烈士陵墓。从此，每逢清明和11月27日，都有无数的人们前来祭奠，吊唁。这里成了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烈士的事迹，通过小说《红岩》和电影《烈火中永生》传遍全国，歌乐山因而名闻天下。鲜为人知的是：就在离烈士墓约五公里的地方，也有一座规模庞大的陵墓群。在约2000平方米的坡地上，顺坡势排列着110余座坟墓，虽然墓碑铭文也称其为烈士之墓，上面写满了“永垂不朽”“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等等字句，但是，却被人们冷漠对待、孤寂地在这里呆了五十多年。这就是目前全国唯一幸存的“红卫兵墓园（最初叫文革墓群）”。走进墓区，所有人都会被那密麻遍布的坟群、高矮错落的无数墓碑所震撼，也为那庞大的工程和豪华的程度而吃惊。由于长期无人管理，枯木档道，杂草丛生，显示出悲凉、凄惨、惆怅的气氛。躺在里面的，是“文革”中重庆“八一五派”400多名因武斗而失去生命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战士！远处的歌乐山风扫过，枯草杂木发出“哗哗”的回响，仿佛无数的魂魄在哭诉、在低语，在叹息，令人不寒而栗，战战兢兢。这里与热闹的沙坪公园娱乐场所为邻，围墙外不时传来一阵阵游客欢歌嬉语声，让人感到，外面是欢乐的世界，里面是地狱的尽头。真是水火两重天！四十岁以下的人，恐怕对“文革”都没有什么切身体会，只是从长辈的谈话中，或者从小说、影视、网络中隐约知道，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这样一场不可思议的全国大混乱！至于重庆“八一五造反派”的来历，知道的就更少了。笔者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甚至亲身的经历，讲诉“文革墓群”的来历。“文革墓群”的存在，活生生的见证了那段沉重的历史，并提示人们，建立一个文明、法制、和谐的社会是多么重要。（二）1966年的夏天，是一个十分闷热的天气，随着中央“五一六”文件的发布，在全国，开始了一场火热的政治运动，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 重庆的文革，跟全国其他地区一样，最初也是按中共中央统一部署开展起来的。1966年5月底，中共重庆市委收到中共中央西南局《关于贯彻执行中央5月16日，坚决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按上级部署要求，重庆各学校仿效北京批判“三家村”的做法，掀起了批“三家村”、揪“黑帮”的高潮，铺天盖地出现在校园的大字报，几乎所有的领导和教师都被成为批判对象。随之而崛起的，是各大、中学校的师生成立的群众性的组织 “红卫兵”，意寓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红色卫兵。早期的红卫兵，是由党团干部和“红五类（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子女组成，尚能够忠实地按照上级指示行事，“评海瑞”“批三家村”并联系本单位开展“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活动。后来的“破四旧、立四新”就使过激的红卫兵们冲上了社会，他们焚烧书籍，砸毁庙宇，随意更改街名、店名、厂名。再后来，斗争“黑五类（地主、富农、资本家、反革命和右派）”，揪斗"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国民党残渣余孽、暗藏的阶级敌人"等等，大规模抄家、游街，殴打，其家属子女也遭到株连迫害！到处是群情激昂的人，到处是悲号哭泣的人，形势开始出现失控。当时的政府采取了措施,向各大专院校派出"工作组",名义是"指导开展文化革命",其实是想控制局势,让学生们回归学校"就地闹革命"。并把斗争矛头对准本单位的“黑帮”“走资派”。重庆大学这时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城的大事，当时的驻校工作组于1966年6月21日将重庆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郑思群定性为“黑帮”，责令其“停职检查”，公开点名批判。8月2日，郑思群对工作组强加的罪名不堪忍受，用刮胡片割断颈动脉自杀。于是在高校的师生中，产生了对工作组评价上的分歧，出现了不同观点的两派,这是文革早期重庆两派形成的雏形。在1966年8月15日的这一天，重庆大学、重庆师范专科大学以及附近中学校躁动的学生们，针对工作组的是非辩论,在师专校园进行了校际间的声援辩论集会，揭开了重庆红卫兵大串联的序幕！他们认为从这一天开始,自己才真正开始"造反"了,是革命的“左派”，就给自己起了一个派名：“八一五”。他们认为当时的市委市府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革命师生“造反”，提出了”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的口号，文化革命的矛头，开始对准了各级政权。815造反派的袖标。火居然烧到自己头上来了！这恐怕是按照上级指示，布置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各级官员们始料不及的。八一五造反派给自己设计了一个派徽：由815三个数字组成熊熊燃烧的火矩，这个徽号，曾经绣在他们的战旗上，挂在他们的司令部里，印在胸牌、红袖标上。观察一下墓碑，随处可见这样的派徽.八一五派到处串联，在学校、厂矿、农村，机关纷纷建立了造反组织，他们的成员除了“红五类”外，还广泛吸收职员、中农、商贩、小手工业者、知识分子等等加入。这无疑是非常明智的。早期成立红卫兵时，此类出身的人及其子女都被排斥在外，是八一五给他们提供了“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机会，成为他们最铁杆的成员。结果队伍日益壮大，很短时间里，就在山城形成一股不可低估的政治力量。比较著名的有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各中学的“中学生红卫兵”,军工系统的“八一兵团”及重庆工矿单位的“工人造反军”等等。与八一五派对立的，是被他们讥笑为“保皇派”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思想兵）”、“赤卫军”和“工人纠察队（工纠）”。他们就是早期在党、团安排下建立的群众组织，人数上占有绝对优势。他们认为所谓八一五造反派，不过是一群无政府主义、野心家、暴徒，攻击国家机关的反动组织。在大街上，学校、广场、机关单位等一切可以聚积人群的地方，与八一五派纠缠辩论，双方互相攻击对方“大方向错了”，形成了重庆市两大派对峙的局面。激烈的辩论导致摩擦升级，从口沫横飞到大打出手，到处可以看到抗议对方一派打人的大字报和标语。当时比较有影响的是江北上横街的“八.二八事件”等，特别是大田湾体育场的“一二.四事件”，开创了全国武斗的先河。八一五声称“黑市委”指使“保皇派”把他们的战友打伤、打死了，满天下找“烈士尸首”，在大田湾体育场举办“疑尸展览”等等，沸沸扬扬的闹了一阵，最后也没有一个交待。这些事件与后来的武斗相比，简直就不能算一回事了。全国首次大规模武斗12.4事件的发生地-重庆大田湾体育场两大派对峙的局面，很快就出现一边倒现象.自称“接受中央文革直接指挥”的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等一大批外地串联红卫兵，坚定地支持了八一五派，他们召开了多次有几十万人参加的斗争“走资派”大会，市委书记鲁大东被拖到解放碑批判，市长任百戈的住宅被开放展览，西南局书记李井泉也被绑架到珊瑚坝揪斗，至于各单位的大大小小的领导，统统被斗，更是无一幸免。与此同时，在北京，中央的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陈毅、贺龙等等一大批老干部均被打倒。各省市的领导人也纷纷被挂牌批判。当时的形势无疑提高了八一五的声誉，也使“保皇派”纷纷倒戈“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此长彼消，本来占有人数上绝对优势的“思想兵”和“工纠”队伍开始走下坡路。混乱的1966年过去了，1967年初，更大的政治动荡来临，上海“一月夺权风暴”席卷全国，八一五造反派在重庆也开始了自上而下的夺权，1月24日，以重大815为首，带领37个“革命造反组织到“旧市委”夺权，其下属各区县政权也纷纷被当地的815派夺权。2月8日，由八一五造反派各大组织为主体，成立了“重庆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革联会）”，执掌重庆领导大权。对立组织“思想兵”和“工纠”等所谓“保皇派”也随着市委市府的倒台而土崩瓦解。八一五由“反对党”一跃而成为“执政党”，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成就了他们一段最辉煌的时期。树欲静而风不止，在人们天真地以为新政权成立了，混乱将被中止，学校复课工厂复工，社会也许就要进入正常秩序的时候，执政不到一个月的八一五内部很快出现了分裂。矛盾怎样产生的？我至今没有完全弄明白。我想，大约还是政治权力分配的问题，进入革联会的名额有限，而造反的组织太多，僧多粥少，一些没有得到实际利益的造反组织，以及一批被革联会成立以后宣布取缔、镇压的群众组织认为“革联会坏极了”，提出了“砸烂革联会”的口号。他们从造反派里分化出来或者重组了新的造反派组织，称为“砸派”。砸派队伍迅速扩大，短短时间里，重庆又形成新的两大派对峙的局面。比较著名的有西南师范大学的“八三一战斗纵队”，厂矿企业的“军工井冈山”“工人二七兵团”等，更令人瞠目的是，一向紧跟八一五大哥哥造反的小兄弟“中学生红卫兵”，也倒向了“砸派”。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红岩》作者之一的罗广斌，旗帜鲜明地支持了砸派，由于《红岩》小说在全国的巨大影响力，他为砸派的发展壮大起了极其重要的号召作用。以至于被815派视为眼中钉，派人抓捕，2月10日，关押在大坪后勤工程学院的罗广斌跳楼自杀。八一五讥笑“砸派杂也”，砸派可能也觉得自己的名称不雅，于是改名为“反倒底”派。八一五终于发现，他当前的对手，不再是“保皇派”那样温文尔雅的组织，而是跟他们一样过激火爆的左倾“造反派”，双方剑拔弩张，冲突一触即发，局面更加恶化！两派的大规模冲突迅速暴发，先是头带藤帽，手执钢钎、木棒进行群殴，互相砸对方的总部，宣传车，６月５日至８日，位于北碚区的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战斗纵队（反到底派）与春雷造反兵团（八一五派）使用棍棒、钢千、石头、石灰等相互大打出手，市内两派均派人前往增援，揭开了重庆大规模武斗的序幕。7月7日，在红岩柴油机厂，开始了荷枪实弹的武斗，打死9人，伤200人，后来被称为“打响重庆武斗第一枪”（关于“重庆武斗第一枪”各方说法不一，有人称7月7日在嘉陵江大桥南桥头二轻局反倒底派用小口径步枪打死815派两人事件为首次使用枪械，也有人称7月25日815派进攻反倒底盘踞的工业校武斗事件为“第一枪”）。重庆是一个大工业城市，抗日战争时期大量兵工厂内迁，是中国重要的武器生产基地，所以，武斗一旦升级到使用热兵器的程度，两派的攻防焦点，就基本围绕着兵工厂展开，例如望江厂、江陵厂、建设厂、空压厂、长江电工厂等双方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激战，国防企业所生产的现代化武器被大量使用于武斗。另一个争夺焦点，就是两派势力的结合部和交通要道，例如化龙桥、潘家坪、歇台子、袁家巷、大石坝、望江、杨家坪、中梁山甚至市中心地带的上清寺、解放碑等地，均成为战场。当时两派的割据形势是：沙坪坝区是八一五派的“根据地”，江北区是反倒底派的“解放区”，而市中区、北碚、杨家坪等地则是双方交错争夺的地方。在市中区，反倒底把持了体育馆、两路口到袁家巷一带，其余地段则基本由八一五控制。为了武斗的需要，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建立了“卫戍司令部”、三０一野战队等专业武斗组织，各区八一五派建立了“捍红指挥部”等武斗指挥机构，反到底派也组建立北碚猛虎团、黄山警备区等专业武斗组织。武斗队由各单位的学生、工人、农民等组成，双方使用了除了飞机以外的所有武器。小口径步枪、冲锋枪、轻机枪、重机枪和手榴弹，直到动用坦克、高射炮和舰艇，从巷战到野战，规模越来越大，死的人越来越多，正常的社会秩序完全被破坏。山城重庆变成了血雨腥风的战场，８月３日，两派在大型国防企业建设机床厂大规模武斗。八一五派占据的制高点，有名的弧形建筑“弯弯大楼”被反到底派用四管联发高射机枪击中烧毁；８月５日，两派在建设机床厂制高点清水池大规模武斗，动用了坦克、高射机枪等武器，双方死亡100余人。8月8日，武斗队将坦克开出，经沙坪坝到市中心解放碑示威。就在同一天，望江厂的反倒底派将3艘舰船改装成炮舰去增援建设厂的武斗，溯江而上，八一五隔江进行阻截，炮舰轰击红港（即朝天门）大楼和沿江许多工厂，打死24人，伤129人，打沉船只3艘，重创12艘。这就是著名的“八八海战”。8月13日，两派在解放碑激战，交电大楼及临近建筑被焚毁。8月18日，潘家坪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死亡近百人。8月28日，歇马场发生3000多人的武斗，双方死亡40人。据说最多时，一天竟发射了近万发炮弹，1967 年的7月、8月、9月武斗最猛烈时，全城枪声四起，烽火弥漫，这是自从抗战时期日本飞机轰炸重庆以来，和平的山城又一次陷入战争漩涡。武斗的损失是巨大的，在空压厂、建设厂的战斗中，杨家坪的几条繁华街道几乎完全摧毁；解放碑的武斗，交电大楼等建筑被焚烧；歇台子的河运校，教学大楼只剩下残壁断梁。在嘉陵江大桥上清寺一带，被5、6千枚炮弹轰炸，重庆周边的涪陵地区、荣昌县区，也发生了几千人参加的武斗，双方死伤均达数百人。几十万人为避武斗逃向成都及周边的县区，给四川各地带来沉重的负担和混乱。在武斗中，呈现人类最黑暗的一幕：他们不清理战场和杀害对方的俘虏。建设厂武斗刚一结束，笔者来到位于厂区储水池高地的战场上，亲眼看见被打死的残骸仍然躺在战壕里没有人管，尸体腐烂露出了白骨。在牛角沱的嘉陵江边，看见反倒底派打捞出他们战友的尸体，这些人是被俘虏后遭杀害的。嘉陵江、长江中，经常看见无名尸体在飘浮，据说武斗队要进行一次大的行动前，都要枪毙对方的俘虏以壮行色，在埋葬自己的死难者时，也往往将俘虏进行杀害来“祭奠英魂”。在当时，各级政府瘫痪不能行使职权，一派掌权的“革联会”又是武斗参与方，唯一能够控制局面的只剩下军队了，可是军方的态度却很暧昧。早在“革联会”成立前，军队就以“支左”的名义介入地方的文革运动。试想，如果在武斗初期，军队采取雷霆万钧的高压手段加以阻止，哪里还有后来更大规模的武斗？可是他们当时并没有这样做，至少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加以制止，甚至眼睁睁看着一些武装部、军营的枪支弹药被造反派抢去，也只能束手无策。在歌乐山林园，通讯兵工程学院的一支警卫连，面对抢枪的人，在警告无效的情况下，血气方刚的连长下令开枪，打死打伤了数十人，死者中有八一五派的，也有反倒底派的，还有现场的群众，各派都鼓噪起来，要求严惩“杀害群众的凶手”。为平息造反派们沸沸扬扬的“民愤”，警卫连长被关了禁闭。由此事件可以看出，部队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当然，军队也不是完全没有作为，他们呼吁两派停止武斗，组织制止武斗的工作组、进行街头巡逻、建立武装运输队保证城市的粮食供应等等，甚至派兵包围反倒底派在解放碑的“完蛋就完蛋”广播站。结果造反派与军队的冲突也时有发生。在望江，一艘解放军巡逻艇被击沉，数名战士牺牲，在两路口，警备区处长被枪击身亡。直到1968年秋，在中央的部署下，军队才开始采取严厉措施，收缴武器，使武斗得以勉强控制。解放军"支左"部队后来从网络上查知，据称官方统计，从1967年夏到1968年夏，分别属于两派的重庆造反派组织共发生武斗31次，动用枪、炮、坦克、炮艇等军械兵器24次，各种原因死亡645人。死者中年龄最大的为60岁，最小的仅为14岁，其中部分为女性。此时，在全国各地都发生了大规模武斗，重庆只不过是比较严重的地区之一罢了。(据一位业余研究重庆文革的曾老师提供的资料看出,实际的武斗事件要大于该统计数据数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到这个程度，当时的最高领袖毛泽东也许颇感意外，就发表“最高指示”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厉害冲突…….更没有理由一定要成为誓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号召两派大联合，同时派出军队干部进驻各级“革委会”实行军管，“工人宣传队”进驻各学校、文艺单位，重新组閣，大量老干部复出，实际成为各级政权的一把手。1968年6月2日，按照“三结合”原则，由驻军首长、复职老干部和对立两派的造反派头头们共同参与组建了“重庆市革命委员会”，成为新的政权，取代了八一五派的 “革联会”，改变了一派当权的局面。这些措施无疑是正确的，使武斗的双方失去了争夺的目标。同时又开始收缴武器、闹得最凶的学生们则统统下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才使得波及全国长达两年多的武斗，在1969年渐渐平息下来。我常常这样想，文革中的两派，均声称信仰同一个主义，忠于同一位领袖、执行同一条路线、捍卫同一个思想，按理，他们应该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才对。为什么会誓不两立，拼个你死我活呢？很多人对此都大惑不解。好像台湾柏杨先生在《丑陋的中国人》中提到的华人“窝里斗”传统可以解释。然而我认为，应该还有更深沉的原因。在这方面有许多人写了不少分析文章，就不重复了。（三）在武斗中死亡的人员，最初被散埋在各地，当时在学校、工厂、街心花园，公园草坪到处可以见到坟墓。笔者就分别在重庆大学后门的松林坡、重庆一中的操场边、沙坝公园的草坪，甚至朝天门的街心花园等地看见被掩埋的战死者坟墓。后来八一五派在沙坪坝区的沙坪公园的一角发现了这个陵园，这里原来是民主人士绕国模的私人墓地，解放后收归公有，本来安葬着解放军的几个高级军官，被称为“小烈士墓”，以区别歌乐山下的烈士墓。地势偏僻、环境幽静。笔者就读的学校就在附近，每天上下学都要从这里路过，同学们经常三五成群在这里躲猫猫、玩扑克，做作业，吹牛闲逛，唱歌打闹，留下许多的少年记忆。由于这里处在815派牢牢控制的腹心地带，早在1967年7月武斗刚开始的时候，重大815就派出人员与沙坪公园联系，准备在这里埋葬死亡武斗人员，得到园林815派负责人何太福的允诺。随后他们就把本派的战死者集中迁埋于此。葬在这里的，也不全是武斗致死者，有少数人或者因为交通事故、或者流弹误伤，或者其他原因死亡的造反派，据说还有二位是属于”反倒底“派的死者。另一派反到底的战死者，一直没有集中的墓地，分散葬在各地，随着岁月流失而不知所终。上图就是陵园原来的主人－解放军的高级军官墓，与八一五派的高大豪华坟墓相比，显得那么寒酸而不起眼。八一五派在修筑坟墓的时候，没有统一规划、随意性极大。一位记者这样描述 “墓园的布局并没有统一的规划安排，而是按先来后到的不成文法则随意分割，有的位置坟墓密度很大，有的位置则趋疏朗，全无对称。沿着墓群中间的小道，可以很容易就走进了墓群深处。这里的风格很像西方的墓地，整体布局散乱却十分突出墓碑的个性”。在近两年多的时间里，这里工人密集、昼夜施工。最多时有数百人参加修建，工程十分浩大。上图是建工八一五的墓，在众多墓群中不是最高最大，却是最精美的。仿照北京天安门烈士纪念碑的格局建造，上面的文字也基本保存完整，没有风化迹象。由专业建筑队修筑的墓就是大不一样。这座墓碑也是极其豪华奢侈，曾经是金光闪闪，独树一帜，岁月虽然让它的外表褪色不少，依然十分引人注目。这几座则按照民间寻常坟墓的样式修建而成，没有高大的墓碑和宏伟的气势。想了解中国现代的墓葬习俗吗？到这里看看，一定有值得你研究的价值。有一次我从学校返家路过，目睹了一次下葬过程：一群身穿草绿军服，全副武装的造反队伍肃立在墓前，在亲属们的哭泣声中大声背诵毛主席语录：“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是事是经常发生的……”，而亲属的哭声就更具时代色彩；“儿子呀…呜呜呜…..你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牺牲了呀….呜呜呜！”。死者被送进墓穴时，全体武斗人员举枪齐射，枪声震耳欲聋，枪口喷出长长火焰，拖着红色曳光的子弹满天飞舞，煞是壮观。听说有一次，在鸣枪的时候，流弹将一过路的人打死，虽然我没有亲见，估计也非空穴来风。要知道，枪口都是对空鸣放，居然把地面的人“误伤”，细思极恐。我当时曾想，重庆市区早在五、六十年代就实行了火葬，以“破四旧”出身的造反派，这样隆重其事地搞土葬，这不是复旧了吗？当然，我是没有胆量、也不敢在现场这样说的。下葬后工程并没有结束，还要在上面建纪念碑。全部工程什么时候结束的我不知道，因为不久，即1969年春天，我就离开重庆“上山下乡”了，似乎那时候墓地格局已经基本成型了。上世纪的七十年代中期，我从农村返城后，曾多次来这里看过，墓前碑石上的字迹还十分清晰，而现在，经过40多年的风雨侵蚀，字迹大部分都已经风化剥落，有的勉强可识。有的则完全不可辨认了。风云变幻，斗转星移， 随着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这段历史渐渐被后人遗忘，各地“文革”的许多遗迹已经荡然无存。据说，这里也几次险些被开发拆掉。1985年当地政府还引发了铲除和保存两方面的意见争持不下，而“保存说”最终成为结论，所以被幸存至今。2020年12月15日，经重庆市人民政府批准，这里成为文物保护单位，立碑《红卫兵墓园》。文革遗墓，留给我们的是沉思，是警示、是反省，是后来执政者的一面镜子，也是人类的历史遗迹。2020年的一个假日里，我抽出时间，带上照相机，拍摄了60多张照片保存，这里展示的，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而已。而今天，平民百姓再想拍这样一套照片已经不可能了。因为四周已经围墙隔离，大门紧锁，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可以随便进出。我当然希望陵墓被完整保存，维护，最好能建立文革档案和展览室，让后人永远记住：在中国，曾经发生过这样一段历史！（由于手头没有现成的资料可供参考，主要凭记忆，叙述的文革过程有失准之处，欢迎知情者补充指正。）文/日暮孤帆 2020-9-24初稿2020-7-16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