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将军---上将韦国清少将韦祖珍

韦国清（1913—1989），壮族，原名邦宽。广西东兰县人。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杰出的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领导者，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韦国清，1927年参加东兰农民自卫军。1929年参加。同年加入。1931年转入。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连长，瑞金工农红军学校军事教员，红军干部团营长、教导师特科团团长。参加中央苏区反“围剿”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总部随营学校校长，抗大一分校副校长，新四军第三师旅政委，第四师旅长、副师长。参与指挥西进战役，a恢复了豫皖苏抗日根据地。时期，任华东野战军纵队司令员兼政委、苏北兵团司令员、第十兵团政委。参加了、、渡江、、等战役。1950年应邀赴任军事顾问团团长，参与指挥奠边府等重大战役。1956年回国。任任省省长，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委，广西军区政委，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广西军区政委，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政委，第一至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四至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第十至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副秘书长。是中共第八、九届，十三大代表，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30年，韦国清在红七军第十九师五十六团任排长。同年11月起，随部队转战于桂黔湘粤赣边界地区。1931年2月，韦国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7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任连长。1932年，在瑞金工农红军学校学习，后任连长、军事教员。1934年初，韦国清入红军大学上级指挥科学习，毕业后，任中共红军大学总支书记。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1934年10月，韦国清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初，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黔南，准备强渡，夺取时，当时担任红军干部团特科营营长的韦国清与团长，带领特科营工兵连，星夜急行军30公里，赶到边界河渡口，在器材短缺、水深流急、军情紧迫的严峻情况下，克服种种困难，及时地把浮桥架到乌江对岸，为红军一方面军迅速跨越乌江、直下遵义创造了有利条件。同年5月，率部参加抢占重要渡口皎平渡、奔袭通安州的战斗，为掩护红一方面军安全渡过金沙江，实施党中央、北上抗日战略方针作出了贡献。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合后，韦国清任红军大学特科团代理团长。到达陕北后，韦国清参加直罗镇战役，战斗中，身负重伤。伤愈后进入抗日红军学校深造，不久重返教育岗位。1936年任教导师特科团团长。4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战争爆发后，韦国清先后任总部随营学校校长，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训练部部长、副校长兼教育长。他积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晋东南敌后艰苦的环境中，坚持办学，为八路军培养了大批军政人才。1940年到山东任陇海南进支队政委、新四军第三师九旅政委。 1942年，韦国清任新四军第四师九旅旅长兼淮北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和中共淮北区第一地委书记。率部转战于淮北津浦路东地区，多次挫败日伪军的“扫荡”，为建立皖东北和巩固发展津浦路东地区抗日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同年12月，他指挥九旅二十六团全体指战员，在江苏朱家岗地区，沉着应战，英勇阻击，先后打退日伪军10次冲锋，终于将敌击溃，取得了粉碎日伪军对淮北地区30余天“大扫荡”的胜利。1943年春，当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部突袭我淮北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区时，韦国清率九旅主力，在兄弟部队配合下，主攻据守山子头的韩部，歼灭其总部并生俘，为坚持苏北抗战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1944年9月，新四军第四师师长牺牲后，韦国清就任第四师副师长，受命继续指挥西进战役，横扫日伪军和乘隙夹击八路军的国民党顽固派军队，恢复和巩固了东起津浦路、西止商亳公路、北自陇海路、南迄涡河的豫皖苏抗日根据地。5解放战争时期抗日战争胜利后，韦国清任新四军第二纵队副司令员，参加了津浦路阻击战。1946年任军事调处执行部徐州执行小组中共方面代表，他坚定地执行中共中央的有关方针政策，同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停战协定、蓄意挑起事端的阴谋进行了针锋相对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同年任山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连续指挥部队参加了朝阳集、宿北、鲁南等战役。 1947年2月，韦国清奉命率二纵队越过，发起白塔埠战役，他运用灵活机动的战术，歼灭国民党第四十二集团军和第二、第四师，活捉其司令。随后立即回师投入。孟良崮战役中，率二纵队与第七纵队在青驼寺担任阻击国民党第四十八、第八十三师的任务，他以与阵地共存亡的英勇气概，指挥部队苦战3昼夜，击退敌人多次猖狂进攻，保证了主攻部队胜利歼敌。1948年，韦国清调任苏北兵团司令员，率部南下担负苏北战场的作战任务，先后发起益林、盐南等战役。后在陇海路东段发动攻势，牵制国民党军5个军的兵力，有力地策应了。淮海战役中，在率部胜利完成牵制任务，保障主攻部队先后歼灭了黄伯韬、兵团后，立即率部适时切断了集团的西逃退路，并参加了围歼杜聿明集团的作战。 1949年2月，韦国清任第三野战军十兵团政委，参加渡江、上海战役后，与兵团司令员叶飞率部进军福建。这期间，他先后担任苏州市、福州市军管会主任、中共福州市委书记、福州市市长、中共福建省委组织部部长等职。6助越抗法根据请求，1950年2月，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与商议后，决定由中国向越南派遣军事顾问，帮助越南抗击的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独立。2月26日，中共中央联络代表罗贵波秘密进入越南，和越南方面商议援助计划。3月中旬，组建赴越南军事顾问团的工作紧张地展开。韦国清手持的亲笔信，向四大野战军首长请示，请他们为军事顾问团选派干部。韦国清先找到了第二野战军政委。邓小平看过刘少奇的信后，爽快地说：“这样吧，我们刚好都在北京开会，你一个一个去找太辛苦了，我们一起去找他们商量一下。”邓小平和韦国清一起来到住处。邓小平对林彪说：“中央决定派军事顾问团去越南，韦国清来请我们各个野战军选调干部，少奇同志还写了信来，我们一起到彭老总那里商量一下如何？”林彪表示同意，于是一起到了彭德怀那里。一口答应，说：“现在国内战争基本上结束了，你们要什么干部就给什么干部，要多少给多少，我们全力支持。你说要多少人吧？”林彪表示支持彭德怀的意见。韦国清说：“越南现在要组建三个师，有的是罗贵波去了以后刚组建起来的。越方的意见，除了总部机关以外，第一步要选派三个师的各级顾问去越南。”邓小平说：“我看三个师的顾问由中央决定分配吧。军事顾问团的团部人员，为工作方便，就由你所在的第三野战军选调，怎么样？”韦国清说：“这样办好，我再向少奇同志汇报。不久，刘少奇听了韦国清的报告后，说：“小平同志的意见很好，团部人员就由三野选调。那三个师，还有一个学校的顾问，要发个通知，向各个野战军明确分配一下。”韦国清请示：“可否由二、三、四野各选调一个师的各级顾问，军政学校的顾问和教员，由四野就近选调？”刘少奇同意韦国清的意见，说：“这样好。一野在西北地区，任务艰巨复杂，人员又少，这次就免了吧。你把这个考虑向聂总报告，看他还有什么意见，请中央军委发个通知。”此议最后经毛泽东批准。1950年4月17日，中央军委命令：第二、三、四野战军各抽调一个师的全套干部参加赴越军事顾问团。同时确定，由第三野战军调集干部组成顾问团团部班子，由第四野战军抽调一个军事学校的班子担任越军军事学校的顾问。4月26日，中央军委再次指示西北、西南、华东、中南军区和军委炮兵司令部，要求增调营以上干部13名，参加军事顾问团，准备担任越军高级指挥机关和部队的顾问或助理顾问。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和韦国清商议后，确定由当时设在南京的华东军政大学第三总队领导组成顾问团团部，由总队队长梅嘉生担任韦国清的主要助手。1950年8月12日拂晓，韦国清率领顾问团顾问79人，随行人员250人，秘密进入越南。他们和随后赶来的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云南军区司令员陈赓会合，协助越方组织大规模的边界战役。1950年9月16日至10月9日的边界战役，是越南人民军成立以来组织实施的首次大规模战役。越军集中了由总部直接指挥的第三○八师和一七四、二○九两个，首战攻克法军据点东溪，继而围歼了增援的法军3000余人，接着回过头来，歼灭从高平出逃的敌人。战役歼灭敌人总数在6000人以上，使越南解放区和中国领土连接，一举打开了中越交通线，从而使战争的主动权基本上掌握在越军手中。在边界战役中，中国军事顾问配属到越南人民军营级战斗单位，由中国提供战役所需的弹药和粮食。从战役指挥角度上说，陈赓是帮助指挥的总顾问，韦国清是他的主要助手。完成战后总结之后，陈赓回国，韦国清成为越南战场上的中国军事顾问团总顾问，一直打到奠边府战役取得完全胜利。边界战役后，韦国清率中国军事顾问帮助越军制订了《建设主力部队方案》，至1951年底，越南人民军已拥有主要由中国方面提供武器弹药、统一编制的6个步兵师和1个工兵炮兵师，野战兵团总兵力超过了10万人。1950年秋至1951年春，韦国清协助越军总司令，先后组织实施了在红河中下游展开的三次战斗。三次战斗中，越、法双方均有不小的伤亡，形成拉锯状态。1951年7月，韦国清因身体不好，暂时回国，担任了公安军副司令员。在越南的工作，主要由罗贵波负责。在越南战场上，越、法双方于1951年11月展开和平战役，互有攻守。战至1952年2月23日，越军收复了战役之初被法军占领的小城和平，但亦无力发展进攻。1951年冬天，胡志明接受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向越南西北战场出击的建议，决心建立广阔的战略后方，而不再反复于平原地带与法军纠缠。胡志明来到北京向毛泽东提出，请韦国清再到越南，帮助打好西北战役。毛泽东同意了。1952年10月16日，韦国清赶到了越南北部丛林中的中央根据地，参加了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会议。此时，越军主力3个师共8个团已在10月10日晚开拔，向西北地区进军。韦国清参加完会议后，即出发赶上了大部队。西北战役分为两个阶段。从10月14日战斗打响到23日，越军在10天内连克义路等县城及大小据点35处，歼敌约2000人，解放了2000平方公里的国土。1953年3月下旬上寮战役展开，战至4月中旬，越军在苏发努冯的部队配合下，歼敌5000余人，相当于在老挝的法伪军总兵力的1/5，解放北部，使之与越南的西北根据地连成一片。1954年5月7日下午，越军三一二师前锋部队攻占法军指挥部。奠边府法军全面崩溃投降。韦祖珍（1912-1982）时任广州军区政委兼广西军区第二政委，1955年被授予空军少将军衔１９４９年春，时任一三五师师长的韦祖珍将军率部随四野大军南下。将军头戴大草帽，肩扛干粮袋，手持木棍，脚蹬草鞋，不坐车，不骑马，日行军一百里至一百二十里不等。其时师宣传队编快板书曰：“同志们，快快追，前面走着韦政委；同志们，快快看，过了长江到武汉。”（1）韦祖珍将军，壮族，广西东兰县那坤村人。将军祖辈世代务农，有田十五亩，房一栋，兼租地主部分田地。另有“船半只”，即其父与人合用一条木船，轮流撑船渡客，以补贴家用。将军自幼聪明勤奋，父母宠之。六岁读私塾，三月因家境贫寒而辍学，或握锄务农，或挥鞭牧牛，驰骋田园山野。七岁随父上船；十岁，能独自摆渡，技如熟练艄公，乡里人呼之“小艄公”。（2）１９２８年春，韦拔群于东兰、凤山两县组织农民运动，成立苏维埃政权。韦祖珍将军是时十六岁，携鸟枪，挥大刀，打土豪，斗地主，被称为“苏维埃娃娃头”。将军“自传”言其参加革命最初动机为：“我和我的哥哥也跟同群众后面赶热闹；同时抱着希奇和发洋财的心思一同参加了本乡赤卫军”。将军言，当时的斗争夹着界斗形式，形成非阶级的红白区对立，于是本地革命力量不久即受挫折，红区遭摧残，赤卫军奔逃各地。（3）韦祖珍将军言见韦拔群印象：身材魁伟，头戴浅灰旧博士帽，上身对襟黑色短褂，下装着米色短裤，脚蹬草鞋，左膀戴鲜红袖章。时人称“拔哥”，讲课时一手摇扇，一手握纸卷（讲义），两广官话（汉语），难懂，随时用壮、瑶语解释。（4）１９２９年“百色起义”后，韦祖珍将军正式参加红七军，并易名韦仕。１９３９年将军闻“仕”意为当官，又闻“干革命不是为当官”，即复用原名。（5）１９３０年１０月，红七军由右江转战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合，此行横跨数省，征程艰难，被誉为“小长征”。韦祖珍回忆言，“小长征”前，红七军动员口号是“汇合北方红军，争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打下长沙过新年！”与中央红军会合后，红七军参加对国民党军的反“围剿”。韦祖珍将军时任突击组组长，攻赣州，打南丰，围宜昌，冲锋在前，作战英勇，臂、腿、臀多处负伤，时人谓：“小韦子打仗，不是死就是伤”。（6）１９３４年长征始，部队由宜昌出发进行大转移。韦祖珍将军奉命带领两个班二十余人的突击队，担任掩护任务。大部队安全转移后，突击队陷入敌军重围，将军率部机智与敌周旋，单独活动七天七夜，于敌人“指缝”中溜出，所带人员一个不少，受到上级表彰。（7）韦祖珍将军言，打开天津后，准备南下。大军南下真难啊，最难的是思想问题，北方人不想南下。什么招都有。有一战士爱人来队，与其夫同床，但不脱裤子，曰：回家后再脱。真绝了！某战斗英雄因想家而装傻，不言不语，丁盛火起，挥手打之，对曰：“啊，师长真打我啊！”不傻了。某营长，从延安出来的老八路，竟开小差，问：“为什么开小差？”答：“离家多年，实在想家。”降职当伙夫，背大铁锅。将军忆此曰，战士给我们讲的是小道理，我们给战士讲的是大道理。我们的战士还是好：小道理服从大道理！除少数人外，部队顺利南下。（8）１９４９年１０月，衡宝战役发起。之初，一三五师孤军深入敌后，突遭白崇禧四个师围攻。时任一三五师政委的韦祖珍将军与师长丁盛沉着机智，命令全师抢占山头，组成环形防御，顽强阻击数倍于己之敌。林彪闻讯，急命各部队挥师掩杀，腰斩白崇禧主力七军。是役，韦祖珍将军因指挥有方，作战英勇，两次受四野首长通令表彰。将军言是役之经验：北方打仗要占领村庄，南方打仗要占领山头，进攻也好，防御也好，必须要强占山头！（9）韦祖珍将军“自传”云，进军东北后于热东时期，因供应全靠自己筹划，曾私自“打土豪”，与民争利，违犯纪律。此作法沿续至辽西战役后，对内对外造成不好影响。天津战役时期，将军为此专门于师党委会上作检讨，曰：“这种违背党的政策行为，应由我主要负责。”（10）韦祖珍将军“自传”云，１９３６年１０月下旬，时任一军团教导营特派员的将军于宁夏预旺堡因突然生病转院途中，被东北军骑兵包围，同行者皆无武器，身体好的四散逃开，病者全部被俘，关押于平凉东关一座大庙内。将军言，其时，“大庙内有我军被俘人员六、七百人，绝大部分为我二、四方面军北上时被他们收容的掉队人员，其中少数身体好者已被送至他们部队当兵”。一月后，爆发西安事变，东北军派汽车将被俘人员全部经西安送回云阳县我方总部。将军获释后疗养月余，即被任命为一军团保卫部任副科长。１９４２年整风运动中，此番被俘经历曾被专门审查。（11）战争年代，韦祖珍将军从事保卫工作八年，先后任红一军团保卫部副科长、科长，一一五师晋西南支队保卫科科长、总政保卫部任副科长等职，曾进三军团保卫局、国家保卫局、中央社会部训练班受训。将军言其经历曰：“一方面对保卫工作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和系统的了解，但同时起某些副作用，如增加了对保卫工作的神秘感。”（12）建国后，上级曾决定调韦祖珍将军任中央武装保卫局处长。将军初始愿意，后闻知某人调任公安部任局长，昔为已之下级将为已之上级，心中不平，便向时任总干部部部长的谭政打报告要求不去北京，谭政回复，已经定了，不好更改。据云，将军为此亲自找毛泽东说情，方撤消原命令，调任中南军区五十三军副政委，后任第二十一兵团政治部主任。（13）１９５６年，韦祖珍将军赴杭州空五军任政委。将军就任后，居招待所半年多，外出开会和下基层很少用专车，近则步行，或骑自行车；远则挤公共汽车，或乘火车，亦常搭便车，如卡车、工程车、拖拉机等，人称“便车政委”。（14）韦祖珍将军公私分明，对家属子女要求更严。将军“座车”，家属子女均不准“沾光”，亦不许“搭便车”。某日，将军家老二生病发烧，老伴与之商量：是否派车送医院。将军对曰：“不行。车是公家配给我的，不是给我们家的。”遂雇一三轮车送其上医院。１９６４年某日，将军长子寒假期满返校，正遇风雪交加，火车凌晨发车。老伴又提议，是否可派车送一下，将军仍对曰：“不行。”遂起身披大衣，顶风冒雪，步行送长子上火车站。（15）１９６９年４月，韦祖珍将军未出席“九大”会议而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将军夫人单而人告余，是时，于广播中宣读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名单中闻将军名，问之：“是不是你啊？”将军答：“别胡说，同名同姓的人多呢！”后，中央通知将军出席九届一中全会，方知彼韦祖珍即此韦祖珍也。将军时任空军工程学院政委。（16）１９７１年２月，中央任命韦祖珍将军为广州军区政委兼广西军区第二政委、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是时，韦国清将军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兼广西军区第一政委、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赴任前，周恩来总理召其谈话，告之：国清同志身体不太好，你到广西要当好他的助手，尽快改变广西的面貌。将军夫人单而人告余，老韦把总理的话当圣旨，一上任就拼命干，结果把第一把手得罪了，自己还蒙在鼓里。（17）韦祖珍将军１９７１年３月５日达南宁赴任，１５日即带一秘书、一警卫，乘吉普车往百色、河池地区调查研究。两月余，跑遍百色之田东、田阳、德保、靖西、那坡、都安，河池之巴马、凤山、东兰、南丹、宜山、罗城、都安等县和数十个公社、上百个大队。将军以某生产队每亩地只收三十斤粮食等事实，于广西十八级以上干部会上呼吁：重视生产，恢复生产，狠抓生产。惜哉，将军出师未捷，即被批为“唯生产力论者”，而后又被指为“林彪派到广西篡党夺权的钉子”。（18）韦祖珍将军赴任广西后，见领导上班均在家中，而办公室空空如也。将军提议集体办公，应者寥寥。便独自一人坚持上办公室上班。约数月，有人告将军，你得罪人可知？将军对曰：“我在办公室上班，他们在家中上班，如何得罪人？”若干年后方大悟。（19）１９７１年庐山会议上，林彪抢先发言，指中央“有人反对毛主席”。休会时，将军急甚，问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哪个王八蛋反对毛主席？”吴悄声告之：“我告诉你，你不要和别人说，指的是张春桥。”次日，韦祖珍将军于大组会上不指名地向张春桥开火，谓：“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坚决打倒谁！” 此即为毛泽东批吴法宪给韦祖珍等人打招呼事。“林彪事件”后，将军由此而受牵累，被监禁四年。（20）１９７８年冬，韦祖珍将军获释。由于政治结论仍留“尾巴”，将军不a服，曰：“革命几十年，不能戴反革命帽子进火葬场。”是时虽已半身偏瘫，仍不断上访。１９８１年８月，中央查明将军与“林彪事件”无涉，恢复政治名誉。次年10月11日，韦祖珍将军因患癌症逝世，享年七十岁。邓小平等中央领导送了花圈。（21）1973年2月，中央专案组要为林彪案件结案了，可是却找不到林彪的罪证，于是进一步深挖与林彪反党集团有关的人和事。韦祖珍因庐山会议的发言，被“挖”了出来，指为“林彪派到广西篡党夺权的钉子”，关进北京的亚洲疗养院。1969年4月，时任福州军区空军政委的韦祖珍没有出席九大会议。当老伴从广播中听到中央候补委员中有韦祖珍时问他，韦祖珍说别胡说，同名同姓的人多了。直到中央通知韦祖珍出席九届一中全会，他才知道自己当选了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如果不是这个中央候补委员，他不会上庐山，也不会坐五年监牢。1970年8月，韦祖珍上庐山参加九届二中全会。会议开幕式上，林彪讲话，说有人反对毛主席。散会后，韦祖珍急了，问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哪个王八蛋反对毛主席？吴法宪悄悄告诉他是张春桥，不要和别人说。第二天韦国祖珍参加华东组的会议，本来要讨论林彪讲话，但王洪文、徐景贤说，陈云到了山下，为什么不上山？什么有病？应当叫他来！所以华东组这一天没有开会。第三天，陈云被迫上了山，华东组这才开会。前四、五个人都是泛泛而言，空5军政委陈励耘心里一股火，他面对张春桥，大声说：林副主席的讲话是有所指的，现在有人反对林副主席，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反对林副主席就是反对毛主席。还有人反对老干部，整我们军队干部……张春桥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一直低头记笔记。而坐在对面的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却非常兴奋，没等陈励耘说完，就大声说：老陈，你讲得对！我同意你的意见。陈励耘最后说：这些人应该站出来说说清楚。会场上谁都不吭声，张春桥更是一言不发。韦祖珍说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坚决打倒谁！会下杨得志问陈励耘：你讲的是谁？陈励耘说，谁反对毛主席就指谁。晚饭后，陈励耘来到韦祖珍的房间，韩先楚也来了，问陈励耘到底指谁，陈励耘还是没有说。韩先楚走了，韦祖珍拉着陈励耘散步，说老陈，你说得对，张春桥算老几，他有什么资格？是他反对毛主席。1971年2月，韦祖珍被任命广州军区政委兼广西军区第二政委、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3月5日赴任后，韦祖珍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跑了数十个公社、上百个大队，他在广西18级以上干部会上强调，要重视生产，恢复生产，狠抓生产，没想到以后被批为“唯生产力论”。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批评吴法宪给韦祖珍等人打招呼。韦祖珍在监禁中写检查：当接到通知到庐山后，心里一直很不平静，想到我能参加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的中央全会，能见到和直接接受毛主席的教导，参与讨论国家大事，这是我受教育、学习的极其重要和极好机会。我感到了最大的幸福，心情很激动，也感到责任的重大。这一切是党、毛主席给予的，是对我的培养和期望。可恨和十分痛心的是，我在实践中走向了反面。我曾经想，在会议过程中，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对常委、中央首长的讲话，我向来都抱着信任、肯定的态度，认为都是站在中央的角度讲的，惟恐听不到，听不好，记不上。听林彪在大会上的讲话，接着还在大小会上听他的录音。那时候我除了持相信、肯定的态度外，没有别的想法。一点都没有，连想也不敢想他是出于反党、反革命，搞突然袭击，造谣惑众的险恶用心。当听了林彪的反革命讲话后，我感到很突然，很惊讶。在我思想里，由于缺乏新方法和观点，原来一直认为，经过文化大革命和党的九大，产生新的中央是很理想的，尤其是对常委、政治局更是很满意的。无疑是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司令部的人，根本没想到，也从不往这方面想，其中有人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抱那样的看法和态度。当突然听到林彪的反革命造谣之后，一方面觉得是个重大原则问题，另一方面，凭空想，武断认为林彪那样的人，在这样的场合所讲的问题，是不会随便讲的，不会没有根据。这是出于对林彪的迷信，这是使我走上犯错误道路的祸根。对林彪的反革命造谣，我认为事关重大，但具体情况如何，指的是谁，我都不了解。希望能了解，又不好随便打听，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情，心里迷惑，实在着急。于是想起上山以来还未去看过吴法宪，有些工作问题需要向他汇报请示。再是趁这个时候去可能会听到他对林彪讲话说些看法，摸个“底”。8月24日中午，我向吴法宪谈工作方面的问题，他说工作问题现在不谈，以后再说。然后他就说，对林彪的讲话，你们讨论了吗？我说座谈了一下。他说，林彪指的是张春桥，这话你不要跟别人讲，发言要高姿态。要提选主席为国家主席，林彪为副主席。我对吴法宪的反革命交底，依然照样不加思考。相信他的“交底”，还以为是对我的关心，给我打招呼。导致听了贼话，上了贼船。……我跟死党陈励耘在1964年以前较熟，会议期间在一个组，同一个食堂吃饭，两三次晚饭后一起散步。当时小组的议论和气氛差不多都围绕着林彪的反革命讲话中那些恶毒造谣的问题。散步中，除闲扯些无关的事外，主要是议论有关林彪的反革命讲话和对小组发言的一些看法。如经过文化大革命对毛主席思想还有那样的看法，“老三篇”（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怎么过时了呢？张春桥为什么那样？他原先是干什么的？他算老几？上海工作平时谁主持，王维国分工管什么？宪法上写“军干群”，看来上海是“干群军”等等。陈励耘说：上海根本不学林副主席，此外还说了些对军委办事组的看法，认为那几个坏蛋（黄吴李邱）是革命的，信得过的。……1978年10月，韦祖珍终于获释，但政治结论仍留着一条大“尾巴”。韦祖珍不服，说革命几十年，我不能戴反革命帽子进火葬场。他拖着半瘫的身子，不断上访。1981年5月，总政治部查明韦祖珍与九一三事件无关，为他平反。韦祖珍，壮族，广西东兰县那坤村人，祖辈务农，家有15亩田地，一栋房，半只渡船，兼租地主部分田地。韦祖珍6岁读了三个月私塾，因家贫辍学，务农，放牛，7岁随父亲上船，10岁独自摆渡。1928年春，韦拔群在东兰、凤山县组织农民运动，成立苏维埃政权，16岁的韦祖珍参加打土豪，斗地主，被称为“苏维埃娃娃头”。8月他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8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历任红7军战士、班长、排长，因冲锋在前，臂、腿、臀多处负伤。1932年他任红7军连政治指导员、红7军保卫局侦察科科员。1934年9月任红1军团营、团特派员。参加长征。1936年2月任红1军团政治部保卫部副科长，1937年任科长。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10月任八路军第115师晋西南支队保卫科科长。1939年秋入延安马列学院、中共中央社会部训练班学习。1940年11月任总政治部保卫部副科长。1942年2月在中共中央党校一部学习。1945年6月任八路军南下支队警备1旅2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11月任冀察热辽纵队第27旅政治委员。1946年5月任晋察冀军区第18军分区副政治委员。1946年6月任冀察热辽纵队独立27旅政治委员。1947年5月任热河军区独立第18旅政治委员，8月任东北民主联军第八纵队24师政治委员。1949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45军135师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年3月任陆军第53军副政治委员、军党委书记。1951年11月任第21兵团政治部主任。1952年7月任空4军副政治委员。1952年12月任空5军政治委员。1957年10月入解放军政治学院速成系第八班学习。1959年6月任空5军政治委员。1964年8月任空军工程学院政治委员。1968年11月任福州军区空军政治委员。1971年2月任广州军区政治委员兼广西军区第二政治委员、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1981年10月，韦祖珍按大军区副职待遇离休，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虽然韦祖珍的政治待遇已经是九一三事件人物中比较好的结局了，但平白由大军区正职降为副职，韦祖珍心里仍是不平。而这时，他的身体已经被彻底摧垮。1982年10月11日，韦祖珍因肝癌在南宁逝世，享年70岁。邓小平等中央领导送了花圈。1915年11月出生，壮族。广西东兰人。复为"东兰县劳动小学"校名,同时决定这一天为校庆日."覃应机曾经就读的“青年训练班”所在地——“东兰县劳动小学”，后被地方土劣改名为“东兰县模范小学”。1962年经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覃应机提议，东兰县人民政府决定：从当年7月1日起，将“东兰县模范小学”恢复为“东兰县劳动小学”校名，同时决定这一天为校庆日。1929年参加农民自卫军，曾在的率领下，参加攻打东兰县城战斗。1929年12月参加著名的百色起义，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8月加入。1929年至1937年，任广西东兰县三石区劳动童子团团长，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红七军二纵队二营营部勤务员，红七军五十六团八连通信员、宣传员，红七军五十五团二连班长、排长、青年干事，五十六团团青年干事、连长，红三军团保卫局侦察员，在国家保卫局学习，任云都县补充三师特派员，红三军团保卫局侦察科科员，红三军团五师侦察连政治指导员、十三团侦察连政治指导员、十三团营副特派员，红三军团保卫局科员，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二局侦察队侦察组长，红八十一师特派员，红一师一团特派员，红一军团保卫部巡视组组长、二科科长。1937年至1945年任八路军总部参谋处外勤情报组组长，八路军总部参谋、侦察队队长、代科长，晋中游击支队政治教导员，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学员、二分队分队长，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公安处副处长，晋冀鲁豫边区公安总局秘书主任，冀南公安局副局长，冀鲁豫公安局副局长，在中共中央平原分局党校第六队学习、任党支部书记。1945年至1949年任冀南公安局局长，冀南区党委社会部部长兼公安局局长，河北省公安厅厅长、中共河北省委社会部部长。1949年10月至1952年任广西省委社会部部长，广西省公安厅厅长、公安纵队政治委员，广西省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南宁警备区司令部副司令员，广西边防局局长。1952年8月任中共广西省委常委；12月兼省政府副主席，桂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桂西壮族自治州州长，州党委书记。1955年2月任中共省委常委，副省长，省政法委主任。1957年4月任中共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1958年3月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兼区人民政府副主席。1966年至1971年于“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1年2月起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常委，1973年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7年11月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12月兼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主席。1979年3月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第3书记；同年12月兼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1984年4月至1985年6月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顾问委员会主任。1983年5月至1988年1月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主席。1992年12月8日在南宁逝世，享年78岁韦国清也是粟裕冤案平反的阻碍者(2020-02-02 20:17:38)1958年5月24日到7月22日，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粟裕老首长在会上遭到突然的袭击，对他莫明其妙地，进行了将近两个月的批判和斗争，戴了许多政治性的大帽子。如：有野心、向党争权、告洋状、里通外国、和彭德怀、聂荣臻关系搞不好、有极端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等等。在高压政策下，逼他在大会上、小会上做了八次之多的违心检讨，一直等到将上述的那些罪名，通通承认下来了，才放他过关。关是过了，我万万没有想到，最后撤了他的职，罢了他的官。总参谋长的职务被撤了，军权被剥夺了，放到学术研究单位——军事科学院，当了一位副院长。这是一桩澈头澈尾的冤案，一共拖了36年，这是多么漫长的岁月啊？在他有生之年，希望自己的问题得到解决，最终没有些等到这一天，他就走了。这是多么大的遗憾呀？1994年12月25日，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刘华清、张震在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上，用写文章的形式，代表中央军委，对敬爱的粟裕老首长作了平反。大意是说，“1958年粟裕受到错误批判后，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不仅是我们两个人的意见，也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意见。”文章就要发表了，楚青同去亲自打电话告诉我说：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要发表刘华清、张震两位付主席为粟裕老首长平反的文章，要我注意收听、收看，我内心高兴得不得了。文章发表以后，真是人心大快，奔走相告。我们新四军一师分会还在工程兵礼堂召开座谈会，倾诉粟裕老首长蒙冤受曲，和怀念他的衷肠，原政治学院副政委乐时呜同志，在会上发了言，他说：“1958年我当时是24军的师政委，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上对粟裕同志作了不符会实际情况的发言，无端的批判了他，回想起来深感内疚，实在对不起他。”在十多年时间里，不少的同志问我，怎么理解二位副主席在文章里面说的“长期受到不公正对待的”这句话。对于这个问题，我平时听到的议论也颇多，有的这样说，有的那样说，我经过长时间的考虑，认为，刘华清、张震两位副齤主席讲的这句话，是切中了要害，讲到广大干部的心坎儿上去了，讲得多么的好呀！真正地代表了全党、全军、全民的心声。怎么“长期不公正的对待”，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首先，谈谈“长期”的问题。我的理解，他们二位在这里讲的长期，不是一年半载的，不是三年两年的，不是十年、八年的，这里的所谓“长期”，那是很长了，是指的有几十年的时间了，究竟有多长呢？根据我的了解，从他1958年受批判的那个时候起，到他1984年2月5日含冤而去止，就有26年，后来又拖了十年，一共有36年的时间。“长期”就“长”到这么一个程度。要不然两位副齤主席是不会在这里特意用“长期”二字的。人的一生，有几个36年呢？现在人们的寿命即便是提高了，可以活到100岁，甚至可以更多一点，按照三三进九的乘法来计算，也就是只有三个36多一点啊！多么漫长的岁月啊！谁等得起呢？谁也等不起。粟裕老首长的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两位副主席在这里用“长期”二字来形容他的平反问题拖着不解决，这是恰如其分的。其次，谈谈刁难他的平反问题。“四人帮”粉碎以后，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一切冤假错案都平反了，连“地、富、反、坏、右”的帽子都摘了。奇怪的是，唯独粟裕老首长的冤案不给予平反，他的很多老部下都很着急，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大家想不通。叶帅就为他的平反问题着急。南齤京军区原副政委傅奎清还给总政写了信，金冶、谭肇之等五位同志还给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写了申诉。1979年的8月22日，叶帅主动邀请粟裕一同去烟台休息。有一天，粟裕去拜望叶帅，叶帅说：“关于你1958年的问题，也应该解决一下了，这件事我向小平同志说过，他也点了头。你给中央写个报告吧。”粟裕从叶帅的住地回来后，高高兴兴的对他的夫人楚青说，叶帅很关心我，关于1958年的事，他要我向中央写个申诉报告，楚青说，好，要你写你就写吧，叶帅这么说了你还不赶快写。1979年10月，粟裕从烟台返京后，9日这一天，他带着迫切的心情，向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等中齤央领导写了申诉报告，叶帅在粟裕的申诉报告上作了批示，并批送华齤主席、小平、先念、陈云、克诚，耿飚、国清、杨勇同志。随后送总政办理，叶帅还建议总政组织力量，认真的研究，向军委提出实是求是的报告，以便在适当的时候，妥善处理。信送出以后，粟裕老首长还亲自给总政的韦国清主任打过两次电话，催问这件事，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粟裕乘向聂帅拜年的机会，请聂帅帮助说说话。聂帅说：“总政报告送到我这里后，我会帮助说话的，那个时候上纲上线上得高，讲了好多过头的话，你的问题应该解决一下。”粟裕老首长向徐帅拜年的时候，也请徐帅帮助说说话。徐帅和聂帅说话的意思一样“总政的报告送到我这里后，我会帮助说话的”。实际上总政的报告也没有送到聂帅、徐帅那里，当然也指望不到俩位老帅说上话了。因为他平反的问题有半年多没有消息了，粟裕老首长又第二次给叶帅写信，要求为他的平反问题再帮助他说说话。叶帅要他办公室的同志打电话催问总政，粟裕的平反问题，你们研究过了没有，催问的结果，韦国清的秘书说，5月13号，总政党委讨论过一次，说什么，这是牵连到对整个军委扩大会议的评价的问题，还牵连到好多的人和事，应由中央来做。对批判错了的同志，也决定给予平反，但一直没有下文。有一天，总政原副主任华楠同志去看楚青同志，楚青同志对他说，粟裕老首长的平反问题至今还没有解决。华楠同志感到惊讶，他说：“我以为早解决了，怎么还没有解决呢？” 华楠同志说，“总政党委早就讨论过了嘛，同意平反嘛，还做出了决定嘛，这是有记录在案的。怎么会还不落实呢？”后来，楚青同志查问这个事，总政有关部门的同志答复说：“好好好，我们来查一查，找一找。”找呀找呀，找过来找过去，最后在甘渭汉副主任公文包里边找到了，他把公文包也锁到柜子里边去了。粟裕老首长的平反问题从此也就石沉大海，无人过问了。甘渭汉在世的时候，粟裕老首长也给他打过电话，催问他的平反问题。甘渭汉对粟裕老首长说：“你放心，我会催办的。”过了一段时间，他去医院看望粟裕老首长，对粟裕老首长说：“你的这件事，办得并不顺利。”粟裕老首长知道这件事情后，大所失望，大惑不解，很伤心，很寒心。粟裕老首长深受刺激，到了第二天早晨诱发心脏病，就卧床不起了。杨尚昆副主席曾经问过楚青同志：“总政未处理是什么人负责的时期？是韦国清同志的时期吗？”楚青同志说，是韦国清同志的时期。杨尚昆副主席又说：“他是不会办的。他就是不办这样的事。”他为什么不办？根据我的了解，他对粟裕老首长有成见。解放战争时期，他的部队擅长打阻击，用他的部队打阻击打得多了，部队的损耗大，缴获少，他有意见，从那个时候，成见就记在心中了，有机会他就进行报复。如拍《黄桥决战》电影，他就不准粟裕的名字在电影里边出现，但这个电影，又不能没有粟裕，他就想了一个办法，用谷盈的名字来代替。“黄桥决战”是陈毅和粟裕共同指挥的，陈毅在后方严徐庄坐镇，粟裕在黄桥前线指挥，怎么能没有粟裕呢？没有粟裕，就不能称其为“黄桥决战”了。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看不到有粟裕的名字，心中就有一个想法，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没有粟裕的名字。有一次，我到八一电影制片厂，看《淮海决战》的片子，碰到了编剧××同志，问他《黄桥决战》里边为什么没有粟裕的名字。他说，剧本里面原来是有粟裕的名字的，韦国清不同意用粟裕的名字，就把粟裕的名字改掉了。韦国清在粟裕的平反问题上，如此地加以阻挠，也就不奇怪了。是不是还有深层次的原因，我就说不清楚了。再次，谈谈没有重用他的问题。毛主席对粟裕历来是信任的，信任到什么程度呢？信任到“言听计从”的程度。毛主席不仅接受和粟裕相同的意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和粟裕不同的意见，毛主席也是采纳了，而且都是粟裕战略决策方面的意见。这在解放战争时期，表现得特别明显。正是因为这样，在解放战争时期，毛主席总是把他放到主将的位置上来使用。例如：战役指挥权交副司令粟裕负责，这在五大野战军中，尽此一例。到了全国解放以后，将他调到总部工作，把他放到总参谋长的位置上，这足以说明，毛主席对他是重用的。可是1958年，受到错误批判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对粟裕也就不那么信任和重用了。这反映在如下几个问题上。1、不让他进政治局，当政治局的委员或候补委员。粟裕的政治品质很好，战功很大，贡献也就很大，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七次代表会议上，就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了。以后八届、九届、十届、十一届，连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就是进不了政治局。他指挥下的人，有好几个进了政治局，当了政治局的委员，唯有他就是进不了政治局，当不上政治局委员，大家都为他的这个问题纳闷，也不知道上面是怎么考虑的。2、1958年批他批错了，撤他总参谋长的职务撤错了，按理说应该恢复他总参谋长的职务，但没有这样办。特别令人不解的是，有的人不仅官复原职，而且还高升一级，很明显这就是对粟裕使用上的不公正，好多同志对他如此安排，也是想不通。3、1970年军管小组结束后，军队方面不安排他的工作了，周总理将他要去，参加国务院业务组的工作，分管铁道、交通、邮电、港口、码头等方面的事，一直干到1975年，他虽然一再向总理表态，地方工作我不会干，干不好，总理说你可以好好学习嘛！因为他尽心尽力，工作做得不错，周总理对他还是满意的。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就是相当于副总理的角色，大家认为，开人大的时候，粟裕一定会当副总理了，然而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其他的业务组成员都被人大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了，唯独没有粟裕，这使大家大所失望。4、大家议论，论粟裕的战略思想、军事才华、战争经验、打仗的本领，他应该可以当国防部长、军委付主席，但没有安排他这些职务，白白的浪费了他的后半生，好多同志，对这方面是有意见的。根据上述的剖析，长期受到不公正对待他的中心的意思，就是一句话“没有重用他”。将他的军事才华浪费掉了，真是可惜。这不能不是我党我军的革齤命化、正规化、现代化的重大损失。两位副齤主席虽然给粟裕老首长平了反，帮助粟裕老首长说了公道话，但粟裕老首长已经含冤走了，他也不知道他的问题解决了，这是永远无法弥补的最大的一个遗憾。使我们现在活着的人想起他来都心里难过。如果说开国前广西是李宗认白崇僖的私地，那开国后能在广西独霸一方十余年称的上是地方诸候的就非开国上将韦国清莫属了。韦国清出身于壮族的一个小豪强家，早年因为和另一大家发生了纠纷失败，一怒就上山投奔了当时韦拔群的赤卫队。在百色起义中客串了个红七军排长一职，如按山头划分的话也算是小平同志的老跟班了。无论是土地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韦国清都没有甚么特别轰动一时的战绩，实际上自从军政大学任职时起，韦国清在军队中就经常以政工干部的姿态出现。解放前后韦国清担任了三野十兵团的政委，和叶飞搭档，这也成了韦国清被授予上将军衔的依据。而在红军时期，韦国清不过是个团级干部，因此只得到了二级八一勋章，这在出身于我党的上将中并不多见。现在普遍认为韦国清真正得到毛主席的垂青是在抗法援越中的卓越表现。实际上当初任命韦国清援越主要是考虑到韦国清出身壮族，来自广西，比较了解地方清况，有利于开展工作，至于奠边府一战成功，越南获得了独立，韦国清作为幕后总指挥也名扬天下了。援越结束后，韦国清就一直主政两广，前后长达十余年。因为他主政广西的时间长，所培植的势力盘根错节，直到现在老人们提起韦国清还把他称为广西的土皇帝。韦国清在主政广西期间颇有些大家长作风，凡事一人说了算，这也就为文革初的反韦风暴埋下了祸根。文化大解放开始后，韦国清作为既得利益者和造反派本是格格不入的，当时广西有名的造反派“四二二”就明确提出口号，要打倒韦国清，夺韦的权。四二二以其激进的姿态很快得到了中央文革的大力支持，而四二二的后台也是当时广西军区的一位头面人物。火烧眉毛，这时形势对韦国清的确十分不利，关键时刻韦国清就表现出了高超的政治技巧，没有死扛硬顶，一方面韦国清多次做了深刻检查，抄几句原话“我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背离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给广西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辜负了毛主席﹑党中央的信任和委托，心情万分沉痛。在这里，我再一次向毛主席认错，向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认错！……”就这样造反派看到大获全胜也就收了兵，另一方面韦又向中央文革一再表明支持文化大革命的态度，而毛主席显然对韦国清的印象不错，没有甚么把韦国清当小爬虫打倒的欲望，韦国清也就成了文革中绝无仅有的从没倒掉过的省级一把手了。等到六七年后，风云突变，军队支左开始了，拥韦的联指在以武力做后盾下卷土重来，开始渐渐压倒反韦的422，这场旷日持久的武斗勘称惨烈，某些未经考证资料说在韦指使下广西一共杀了十几万人，不过广西百货大楼烧了三天三夜，烂在广西人防工事和下水道里的尸体臭了好几年倒是有记录的。最可笑的是中央文革和军委办事组为此专门开了会，牵头的有周总理，张春桥，吴胖子等，最后这些位一口咬定422是反革命，挑起武斗，有违毛主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精神，几个头头当时就被拿下，曾经大红特红的422在被中央文革定性后仅一天就土崩瓦解，树倒猴孙散了。从此韦国清在广西更是山高皇帝远，不可一世了。我一向不觉的韦上将的政治嗅觉有多灵敏，比如庐山会议，这韦国清的调门也是炮轰张春桥的，不过等毛主席南巡时主席刚把黄永胜，林彪的名一点，韦国清又检讨上了，之后就是下保证，表决心，总之主席深表满意，说“你和别人不同，你是上了人家的当。。”等林彪粉碎了，韦国清不仅豪发未损，还借了别人粉碎的东风坐上火箭到北京当政治局委员了。这一干就是三届，从毛泽东华国锋直到邓小平，以后还干了任当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四人帮也粉碎了，韦国清一开始又没找对方向，效忠信发到华主席那里去了，最初不同意小平复出的可有他一个，可等小平复出了最早转舵的也是这位。到该批华主席的两个凡是了，这解放军报可一点没含糊。说来说去小平同志也未必就把老韦真当个心腹，不过那年月谁想坐稳台面都要抓军队，用人之际，别的事就都睁只眼闭只眼了。比如你陈云推荐了老部下韩先楚到军委，我有个老部下韦国清顶着总政就算不是死心踏地也总比别人放心，我再挖出个剑英的死对头罗瑞卿当军委秘书长，你叶帅也只好激流勇退，剩下个海军苏振华不等收始自己先气死了，汪东兴区区少将兵都没带过，开个组织会一把拿下，于是大局就尽在小平同志掌握了。就这样韦上将也幸运的在政治局里又继续革命了一届。不过怎么说韦上将在帮小平同志推动改革开放建设上还是功不可没的。纵观韦上将的这一生算是幸运的紧，不但从没倒过桩，就算是退休了也因为是少数民族的关系还能去政协过过当花瓶的瘾。你自然可以不佩服韦国清上将这个人，但能在大风大浪里行舟而从不湿鞋的，数来数去也真找不出别的甚么人了。龙廷驹同志简介张雄飞龙廷驹同志，是中共广西地下党的老党员，文革前即任广西区党委宣传部理论教育处处长，文革中，尤其在1968年，因持“422”观点，在全广西批判斗争所谓的“广西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伍修集团”伍、贺、霍、傅、谢、袁”（注1）时，他也被当作重点批判对像。1970年清查“516”时，又被韦国清等内定为广西最大的“516”分子，与伍晋南、谢王岗齐名，简称“伍、谢、龙”，因此受尽了挨斗、挨打，挨跪、挨饿、坐牢等等多年的精神和肉体的摧残折磨。这个在广西工作几十年的老同志，因长期在区党委直属机关工作，又亲历了广西文革的全过程，所以对韦国清在文革前和文革中的所作所为，了如指掌。因此，当一些当年在广西区党委身居要职的人，千方百计为韦国清歌功颂德，企图为已被历史所否定的那条韦国清“一贯正确的路线”翻案，以洗刷自己身上的污点和血迹，而出版发行了《韦国清上将主政广西二十年》一书时，龙廷驹义愤填膺，拍案而起，写了这篇有理、有力，如怒江怒涛澎湃，如长江一泻千里的好文章。这是一篇全面揭露韦国清上将罪恶的檄文！龙廷驹老前辈在写这篇文章之前，就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而安了起搏器，他是抱病写完这篇檄文的！稿成后，他也寄了一份给我，并寄语：“雄飞同志：寄去驳《韦国清上将主政广西二十年》。此稿已寄区党委曹、李（注2）、党中央、中宣部和总政请示。此文拟寄全国有影响的传媒及其他，您有何意见，请提。望组织您处知情人写。龙廷驹上2001年2月1日”我接到文稿后，得知他长期住在南宁江滨医院，便专程去看望他，一共去了两次，每次他都嘱咐我要写揭露韦国清的文章，特别是第二次去看他时，他又因脑血栓已经病重得话都讲不出来了，但他还是十分吃力断断续续地要求我一定要“揭露韦国清”！我握住他的手，悲痛地说：“龙老，您放心，你做不完的事情，我一定继续做！……”不久，他便带着未了的心愿，与世长辞了！龙廷驹老人所投寄的这篇文章，在广西似乎没起作用，因为据南宁的知情老干部说，近年来，广西那几个韦国清分子，还筹划着要写韦国清的电视连续剧，最近，还要搞什么“韦国清诞辰100周年纪念”！如果他们的图谋实现了，那将是国家之不幸、我党之奇耻大辱！但是，我们除了寄希望于正直的网友，相信他们会运用他们独特的方式方法，阻止上述丑剧的得逞外，还坚信党和国家领导以及广西的主要负责人，会让“广西那几个韦国清分子”竹篮打水一场空！该是为韦国清作出正确历史结论的时候了！因为，凭什么给他戴上共产主义战士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桂冠？！广西人民将世世代代不忘记韦国清的“丰功伟绩”！龙廷驹同志，您安息吧！(2020年2月23日)（注1）“伍”，即原广西区党委书记处书记伍晋南；“贺”，即原广西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贺希明；“霍”，即原广西区党委书记处候补书记霍泛；“傅”，即原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傅雨田；“谢”，即原区党委宣传副部长谢王岗；“袁”，即原南宁市委副书记袁家柯。（注2）“曹”，即原广西区党委书记曹伯纯；“李”，即原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李振潜。驳《韦国清上将主政广西二十年》一书龙廷驹（遗作）一，韦国清问题主要之点是“文革”中监杀无辜经过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简称“处遗”）本来已经逐渐平息下去的韦国清杀人的问题，由于以何绍榜（注1）为作者，刘毅生（注2）为顾问的《韦国清上将主政广西二十年》（简称“上将”）一书的出版及广泛发行，关于韦国清在“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的作为，再次引起新一轮的争论。韦国清问题争论的主要之点是什么？是“文革”中韦国清执行一条错误路线，制造一系列冤假错案，监杀无辜的问题。韦国清制造哪些冤假错案？1983年，党中央派以周一峰为组长，毛铎、王浩为副组长率领40人来广西，帮助经过重大调整的区党委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简称“处遗”）查明，韦国清在“文革”中制造全区性的冤假错案的有：“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利用《七三布告》“刮十二级台风”、“清查五?一六”、“清查地下党”、“批资批修总体战”以及韦国清的接班人安平生、乔晓光抢先批邓等。制造冤假错案的目的是为杀人找借口，其中，以“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和《七三布告》“刮十二级台风”杀人最多，最为惨烈。韦国清杀多少人？“处遗”查明8万6千人，95%以上是韦国清担任广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人（简称“革筹”）以后杀的，有名有姓有时间有地点。所谓“失踪”等未计算在内。“处遗”时，“处遗”办公室负责人去北京找韦国清。韦问：广西“文革”究竟“非正常死亡”多少人？答：8万6千人；公安部门统计是30多万。问：都是些地、富、反、坏、右吧？答：地富反坏右只有1万6千多人。韦国清叹一口气，不再谈下去了。他把被他们杀害的人叫做所谓的“非正常死亡”。韦国清叹气是叹杀多了，还是杀得不够，对于城府甚深的人，笔者不敢忘自猜测。地富反坏右有全家杀绝的，要说一句话的是，人家没有犯法啊！毛泽东搞政治运动不断，后果人所共知。但他从来没有下令杀群众。他的5%是指干部。韦国清管你群众不群众，党员不党员，坚持批判过他的都是仇人，都杀。打着共产党的旗号杀群众、党员，当然是天大的事。难怪人民解放军纪念七十周年系列丛书《上将风云录》中没有收韦国清点滴事儿。人民军队哪有放手屠杀人民之理！更何况制造借口呢！杀8万6千多人是个什么概念？广西历史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不论内战外战，从来没有杀死那么多人，韦国清杀人之多，可谓前无古人，但愿后无来者。又据审判“四人帮”时，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提供的资料，“文革”中，全国被“四人帮”迫害致死2万4千多人。韦国清杀人是全国3.4倍强（此时广西尚未“处遗”，故未把广西的数字计算在内），广西是重灾区。拙文《歌颂文革英雄韦国清的书不要出电视连续剧不要拍》（简称《“文革”英雄》）和《韦国清决不是圣贤》（简称《圣贤》）中，说韦国清杀人8.9万多，是查问参加“处遗”者得到的数字。杀人比杀鸡还容易，要杀谁就杀谁。韦国清钦定一派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可以“就地处决”另一派赤手空拳的人，你相信他杀多少都可以。以吹捧韦国清为职志的《上将》，在222页不是也承认“广西革筹小组成立后，发生过冤假错案”吗？事实俱在，它不得不承认。问题是它没有写明发生什么冤假错案，发生在哪一派身上，制造的目的是什么？以此为借口杀害了多少人？后来党中央怎么处理？这些尖刻问题，《上将》一书一股劲往下推责任，为韦国清开脱。按照《上将》的说法，把一部分群众和干部看作“阶级敌人”而加以乱打、乱抓、乱杀的是另一部分干部、群众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泛滥以及派性恶性膨胀造成的。他韦国清只是“局面难以控制而已。杀人还是革委会和他发出紧急通知才制止的，制造冤假错案、杀人的韦国清反而有功了。这不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是什么?《上将》整本书为什么不提“文革“中广西大规模杀人和党中央后来派人来“处遗”这两件大事？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全党服从中央，有意见可以按一定手续提，反对“处遗”岂不是反中央！请读者请教作者和顾问去吧。（注1）何绍榜：文革前是广西区党委宣传部一般干部，文革中坚定支持韦国清，被提为区党委副秘书长。（注2）刘毅生：广西区党委常委、秘书长，韦国清的坚定支持者。二，韦国清删掉周恩来对《七三布告》至关重要的加写,对毛、周指示的处理进一步暴露他穷凶极恶面目《上将》一书，在《艰难岁月》一章里，起码有11处用周恩来讲的话、做的事来为韦国清辩护。读罢，似乎有些道理。乍然听人说，《七三布告》是经过韦国清等人删掉周恩来的加写才变成杀人“圣旨”的。因为以前只知道韦国清利用《七三布告》杀一派，不晓得韦国清伙同康生、江青删掉周恩来的加写杀人，不禁大吃一惊。迨至翻书一看，白纸黑字，记录在案，谁也抹杀不了，才深信韦国清是个两面派，《上将》只写了一面，而且是尽是夸大的一面，而想方设法挖空心思掩盖另一面。《上将》的作者和顾问们，以曾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以及副秘书长之尊，屈身于光天化日之下，为韦国清支一派、杀一派辩护，公然往周恩来脸上抹黑，与中央“处遗”对抗，实在可惜。在“处遗”中，韦国清只承认“刮十二级台风”是他的指示，至于指示内容是什么，他没有说。《上将》变本加厉，避而不谈《七三布告》。《七三布告》是韦国清谎报情况，欺骗中央的产物。对1968年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发布的《七三布告》，与出版《上将》同一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年谱》说：“《布告》经周恩来审阅，修改”。周恩来在修改时强调指出：驻柳州、桂林、南宁地区部队指战员，必须“坚持三八作风，四个第一，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最新指示，绝对不许亲一派，疏一派，支一派，压一派。要引导和帮助两大派群众消除对立情绪，坚持"四不’方针，严格区分两类矛盾，争取团结绝大多数群众，孤立打击一小撮敌人，动员群众把他们揪出来”。《周恩来年谱》特别注明：“周恩来修改时加写的："绝对不许亲一派、疏一派、支一派、压一派’以及坚守"四不’方针，严格区分两类矛盾，争取团结绝大多数群众，孤立打击一小撮敌人的内容，在正式发布《布告》中没有反映”。（见《周恩来年谱》243页）周恩来强调不要亲一派、疏一派、支一派、压一派，不止一个地方。例如，1968年8月22日，当他得知桂林组织宣传队进驻造反大军几个据点时，他就“电告韦国清，工人宣传队后面有武装部队，又非徒手，易于引起双方武斗。要变更这种方式，或者徒手参加，或者不参加。去桂林北站的宣传队，要立即改变做法，将外省县人员清出，促进桂林两派铁路工人大联合，不要亲一派、疏一派。”（《周恩来年谱》252而）但韦国清置之不理。《上将》在《艰难岁月》这一章里，好像韦国清打击、报复、滥杀无辜是在周恩来支持下干的。事实是，韦国清对周恩来阳奉阴违，搞两面政策：对我有利的拿过来；不利的不听或删去。他甚至无耻到伙同康生、江青删去周恩来的重要加写，以达到杀人的目的。《上将》的作者和顾问们，遮盖韦国清支一派、杀一派的恶行，往周恩来脸上抹黑。周恩来的加写，非同小可。如果周恩来的加写不被删去，韦国清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它变成杀人的“圣旨”，就不能利用它“刮十二级台风”，就不能利用人民武装镇压人民，造成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千古奇冤。作者和顾问敢于把这件事在他们的“著作”中公之于众，他们的种种欺骗伎俩不攻自破。《上将》是不是绝口不提《七三布告》呢？又不是。在《将军从政——韦国清主政广西二十年》，即分发很广的这本书的“征求意见稿”里，就写了《七三布告》，现抄录如下：“1968年7月3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布告》（简称《七?三布告》）。《布告》根据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连续发生的破坏铁路交通、抢劫援越物资、冲击军事机关并抢夺解放军武器装备和杀伤解放军指战员等严重事件，而且在中央发出"六一三’特急电报以后仍拒不执行的情况，提出了六点要求：一，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离据点。首先撤离铁路交通线上的各据点。二，无条件地迅速恢复柳州铁路局全线的铁路交通运输，停止一切干扰和串连，保证运输畅通。三，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援越物资。四，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五，一切外地人员和倒流城市的上山下乡青年，应立即返回本地区、本单位。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这是毛泽东制止全国动乱的一个战略部署。“文革”已经进行四年，武斗还是屡禁不止，人们对于这种严重危害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行为普遍不满。7月24日，针对陕西省发生的类似广西事件，毛泽东又批准发布《七二四布告》，重申必须坚决、彻底、认真地执行《七?三布告》。但是，广西以及全国一些地方的动乱并没有停止下来。《七三布告》发出半个多月，广西的铁路还是不通，被抢去的援越物资和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还是没有交回，武斗依然继续发展，而且南宁市自7月中旬起还连续出现熊熊大火，烧毁了许多民房、商店和船只。广西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执行中央关于武装掩护群众救火的命令，还是解决不了问题。7月25日，周恩来等接见再次到北京办学习班的广西两派代表和部队部分干部。周恩来对广西出现的严重事件很生气，他说：广西打成什么样子了嘛，哪个省也没有闹到你们那样！快两个月没有通车了，再不通还行呀！他要求两派回去都要自己检查自己，清理坏人，并见诸行动。7月28日，毛泽东紧急召见北京高校五大“造反派”头头，要他们停止武斗，并针对有人讲中央发布的两个《布告》他们那里不适用的观点，严厉地警告说：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要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毛泽东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批准了两个《布告》和发表了如此严厉的谈话，明确地表达了他对制止全国动乱的决心。这对于解决广西的问题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当时，广西两派和广大群众都渴望尽快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生产秩序，他们对《七三布告》是拥护的。但是，从一派中分裂出来的少数人，经过再三做工作，仍然抗拒执行《七三布告》，在这个组织头头的操纵下，约有一千多人继续以武力占据南宁市的解放路等街道，为非作歹。经过毛泽东、周恩来的直接干预，到8月上旬，南宁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七三布告》对广西提出的六点要求，最后也得到了实现。”（“征求意见稿194——195页）这里需要摆之事实，看看《七三布告》是怎么变成杀人布告的。布告发布之前，韦国清等人已炮制了（宁明）上石和“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冤案。“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一案，已于1968年5月17日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汇报，同时下发“指示”、公告以及《广西日报》登载消息，并发告人民书等。据不完全统计，至《七三布告》发布前，不断下达“指示”，指令各地抓紧追查。与此期间，连续发生攻打南宁百货大楼（1968年6月13日）；攻打水电厅“火种”兵团，杀害62人（6月19日）；攻打“航运工总”和炮击“桂宏”号等40多艘船只，中弹起火（6月23日）。此其一也。《布告》重要之点，是抢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因为没有枪炮谈不上打热武器之仗。是谁怂恿抢解放军的枪呢？1968年5月1日，自治区革筹小组负责人召见支持韦国清一派的头头颜某等人，通报南宁“阶级斗争”的动向和如何采取措施制止武斗、制止抢枪问题。颜某等心领神会，5月3日组织了9人抢枪领导小组；5月5日，颜某等组织了3千8百多人抢了广西军区长岗岭军械库的枪炮弹药，制造“文革”以来广西抢枪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的严重事件。周恩来得知后，于6、7、8日连日命令、指示马上交回。而他们非但没有交回，6月4日又组织十三个单位第二次大规模抢夺军区的枪炮和弹药，到底是抢枪还是送枪？天知道。还有从玉林等10个县调来武斗人员到南宁参加“围剿”的手中武器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谁清楚。不错，“422”抢过枪，抢过援越炮弹，但援越炮弹已按周恩来的指示基本归还（其他城市情况不详，由他们说去吧）。但持枪为数很少，而且出于自卫。用当时的话来说：“不抢，等死吗？”在“文革”中解放军战士死伤41人，都是支持韦国清一派的人打死打伤的，说是反对韦国清一派的人打死打伤，完全是栽赃。此其二也。最后，退一万步说，就算如《上将》所说，《布告》所列罪行都是“422”干的，但终究是少数人的行为，为什么安到一派人身上，要一派人负责而泛加杀伐呢？韦国清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矣。抬毛泽东、周恩来出来为韦国清辩护，是枉费心机的。让我们排一排时间，就进一步戳穿韦国清和作者、顾问的欺骗伎俩，其用心之险恶。8月1日，打下展览馆。8月2日，因打展览馆先斩后奏，革筹小组和军区“向中央检讨，请中央给予批评”。8月5日，打下解放路。8月6日，周恩来才在文件上“批注”。“最后（才）得到毛泽东的文字批准”（见《上将》“征求意见稿”167页）。这里可见，打下展览馆、解放路在先，周恩来的“批注”和毛泽东的“批准”在后。这就说明，管你周恩来“批注”不“批注”，毛泽东“批准”不“批准”，反正他韦国清要打，要杀，要消灭的决心已定。这又可见韦国清和《上将》信口雌黄，欺骗伎俩之一班。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征求意见稿》抬出毛泽东作为救命稻草，说《七三布告》是“经毛泽东批准”，“是后得到了毛泽东的文字批准”。韦国清向党中央报假情况，现在又把责任往毛泽东身上推，在拙文《文革英雄》中已经说过了，这里不再重复。需要指出的是1980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明白无误地指出：“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和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作者和顾问对党的这一重大决议视而不见，却大大咧咧拿着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的错误，来反复证明韦国清他利用《七三布告》“刮十二级台风”的正确性。这就不难看出作者和顾问的目的，是抵制党中央1980年通过的决议。在“处遗”中，自治区党委和中央工作组曾就彻底否定《七三布告》给党中央写报告，党中央“原则同意”这件事，无人不知。《征求意见稿》写了和《上将》不写《七三布告》的目的如出一辙，都是为韦国清的罪恶解脱，旨在煽动要翻“处遗”的铁案。这，难道还有疑问吗？1975年10月，韦国清升官，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但制造那么多冤假错案，迫害和杀害那么多人，仇恨难以平息，冤魂难以消散。1971年林彪爆炸后，死者家属和受迫害者纷纷要求平反，惩办凶手，当时的党中央曾责成他报告杀人情况，并加以处理。虽然被韦国清用嫁祸于人的花言巧语搪塞过去了，但被杀害者家属和被迫害者人心不死，不断上诉中央，这是一个预兆，毕竟纸包不住火。因而“他觉得广西执行《七三布告》事关重大，有必要把中央当时规定"只供收件单位领导同志参阅，不要传达，不许转发和印发’的中央1968年颁发的一个文件，向自治区党委常委进行通报。这个文件前面，有周恩来8月6日的一段批注……最后得到了毛泽东的文字批准”。韦国清向常委通报时说：“当时我们执行《七三布告》的动用部队解决解放路问题，都经过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批准，不是广西自己定的”。后来在一次区直各战线负责人、各地、市委和柳铁党委书记参加的常委扩大会议上，又通报了这些内容。随后，1977年6月24日，乔晓光第一书记“正式”影印件下发时，说明“不得遗失”。（均见《征求意见稿》196——197页）读者不是“阿斗”，他们会问：《征求意见稿》和《上将》都说韦国清1968年5月29日去了北京，8月24日才回南宁，言下之意，此期间发生的事与韦国清无关。语云：“生平不作亏心事，半夜敲门也不惊”。韦国清为什么临走之前“有必要”把由他保存的文件交由刘毅生复印，发给常委，后来下发到区直各战线、地、市委，口头传达到县委呢？《征求意见稿》和《上将》的作者与顾问不打自招。它进一步说明，作者和《上将》的目的是什么。三，韦国清“没有把责任推给下级”吗？《上将》214页说，韦国清“他没有嫁祸于同事，没有把责任推给下级，更没有给别人落井投石”。下面我将逐一加以分析。韦国清真的没有把责任推给下级吗？“当时（《七三布告》发布前后——引者），极"左’思想和无政府主义泛滥，"向阶级敌人猛烈进攻’的口号叫得很响，派性恶性膨胀，局面难以控制，一些地方出现乱抓、乱打、乱杀严重事件，自治区革委会成立后，立即发出制止乱杀人、乱抓人、乱打人的紧急通知，才逐步得以制止”（见）上将《222页）。把批判他的干部、群众看作“阶级敌人”，是韦国清；叫喊“向阶级敌人猛烈进攻”的，也是韦国清（见《七三布告》定稿的当天，韦国清从北京给广西军区打来的电话记录）。而今，在《上将》的笔下，他仅是“局面难以控制”而已，“乱杀人、乱抓人、乱打人”还是他韦国清下令制止“才逐步得以制止”哩。《上将》不仅把韦国清应负的责任推给他的下级，而且还倒打一耙。韦国清既当婊子又想立牌坊。冤假错案是他制造的，但当你轻信他的号召，杀“反共救国团”、“刮十二级台风”大杀“阶级敌人”的时候，他却躲得远远的，等到你杀得差不多了才回来，做出与他无关的样子。调离时还把责任推到党中央和毛泽东身上去，推得一干二净（上面已有论述）。“处遗”时，枪毙的那10名“好汉”，不过是刽子手而已。而拍惊堂木的韦国清除了被撤职外，却安然无恙。那些被枪毙了的刽子手们如地下有知，不知有何感想？《上将》怎样证明，怎样解释？四，韦国清“没有嫁祸于同事”吗？韦国清真的没有嫁祸于同事吗？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谢王岗、南宁市委副书记袁家柯以及其他批判他的处以上干部，都在广西工作算不算韦国清的同事？如果不算，区党委第二书记韦祖珍、第三书记伍晋南、书记贺希明、候补书记霍泛、常委傅雨田、许圣亭算是韦国清的同事了吧！韦国清不是都给他们强安上各种“罪名”而加以“打倒”吗？韦祖珍，原系福州军区空军司令员，在“文革”中，中央调他任广西区党委第二书记。他下乡了解情况，批评了生产队长和生产建设存在的问题，就好像批评了他韦国清。在林彪事件中，趁机把韦祖珍打成“阴谋夺权，上了贼船的人”。韦祖珍临死时，交代夫人不要韦国清的花圈。死后，夫人按遗嘱把韦国清的花圈退了回去。韦祖珍是韦国清红七军的老同事，又是“文革”中调来当第二书记的，韦国清“没有嫁祸于同事”吗？伍晋南，原是个农民子弟，彭湃领导海陆丰农民运动时参加革命。尽管朝中有人保驾而参加广西革筹小组，但刚从北京回到南宁，还要在革筹小组所在地军区大院内被批斗了两个多小时，并且勒令他交出认罪书。韦国清站在一旁冷笑。你看他疯狂到什么程度？所有“革筹”小组成员都是革委副主任，唯独伍晋南不是。伍当上革委常委后，被打成“伍修集团”头子，继续受审查。1968年10月4日，即在革委会成立后，由区革委会组织为期5天半的批斗所谓“伍修集团”大会。所谓“伍修集团”成员贺、霍、傅、谢、袁被拉到现场批斗示众，伍晋南当然在场。整“五一六”时对外说是“贺、霍、傅、谢、袁”，内部掌握则是“伍、谢、龙（廷驹）”。贺希明，抗战时在安徽任国民党县长，长期掩护共产党抗战，最后拉队伍参加新四军，淮海战役中任支前指挥部副总指挥，表现突出，受到陈毅同志表扬。这样的人民功臣，却被韦国清和康生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粉碎四人帮后，胡耀邦了解情况后要广西平反，受到乔晓光阻挠，说广西人民通不过。胡耀邦叫乔等人考虑贺希明是“怎样从国民党阵营过来的”，这个说“广西人民通不过”的人物才无话可对。傅雨田，他不参加任何一派。仅因为是全国有名的62人“叛徒集团”之一而被韦国清戴上“叛徒”帽子关起来。问题是这62人中，61人都得“解放”了，唯独傅不“解放”，还要赶到蒲庙（邕宁县委所在地）当县新华书店革委会副主任。如果不是他“无组织、无纪律”跑到北京找中组部，真是永世不得翻身。许圣亭，广西军区副政委、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因批评样板戏而被江青指责为“四个仇视”的“三个小丑”之一，被韦国清又是斗争，又是审查，最后被撤职。韦国清“没有嫁祸于同事”，有个前提条件，就是你支持他“同群众站在一起闹革命”，就是支持他当……，只要你坚决支持他，他登上高位后就反过来论功行赏，重用你，你越卖力支持他，他就越重用你。你虽是地下党员，但只要支持他就可以不是托派、叛徒、特务、走资派，反之就叫死无葬身之地。在广西，这条以韦国清划线，尽人皆知。在史无前例、韦国清说了算的年代，支持韦国清就是德，就是才，就可以升官，起码也是站对了队，否则，便是无德无才站错队，管你下级不下级，同事不同事。这条线不知何时了，君不见韦国清死了还有人供香火，唱挽歌吗？五，韦国清对上级“落井投石”韦国清给别人落水投石，他的上级也跑不了。大家不会忘记韦国清在“文革”中写过4张大字报，分别贴在广西大学和区党委大院这件事吧？第一张，1966年9月3日，贴于广西大学，题目叫《欢迎向我开炮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坚持向韦国清“开炮”的人后果如何，广西人特别是南宁人，都知道了，这是“引蛇出洞”。第二张，1967年1月29日，在区党委大院贴出题为《揭发刘少奇、邓小平几个问题》，标明《我的第二张大字报》。大字报指责邓小平在带领红七军往中央苏区途中前往上海向党中央汇报是“逃兵”。这是人们批“刘、邓路线”正热闹的时候，不是“落井投石”是什么呢？第三张，1967年2月1日，在区党委大院贴题为《揭发两面派陶铸我的第三张大字报》。这时陶铸正好因为保护老干部而顶撞江青，“打倒陶铸”喊得震天价响的时候。韦国清首创中央局书记批判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先例，不是乘人之危、“落井投石”，又是什么呢？第四张，1967年2月5日，仍在区党委大院贴题为《揭发王任重的几个问题我的第四张大字报》。王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韦任第二书记。在桂林所谓“87事件”中，读者记得，王曾写信给广西师院师生，说韦国清是“身经百战的老战士，又是中央委员”等等，保过韦国清，最后王任重还是躲不过韦国清的“反戈一击”。这又说明什么问题？更离奇的是，韦国清向党中央汇报假情况，制造冤假错案杀人几十万人，然后又把责任往上推，说是中央“实在不能容忍了，于是进一步采取了严厉的措施”杀人是中央批准的。在《上将》里面，韦国清就是这样“更没有给别人落井投石”的。龙廷驹　（遗作）(说明：关于龙廷驹同志的情况，请看本博客《驳〈韦国清上将主政广西二十年〉一书》的“龙廷驹同志简介”。《韦国清决不是圣贤》，是他2001年2月1日连同前面那篇文章一起寄给我的，因此此文的写作时间，应该是2001年1月份——张雄飞)古人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由此看来，在这些古人心目中，圣贤乃是些没有缺点的人，不会犯错误的人物。然而世上没有这样的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不承认世界上有所谓的圣贤。如写当代伟人毛泽东，在肯定他功绩第一位的同时，指出他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做出“使国家和人民遭受重大损失”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使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严重的挫折和损失”的“文化大革命”。美国人也不承认所谓圣贤，如他们的作家写艾森豪威尔，说他战略上要得，可协调和指挥众多的西欧盟军作战取得辉煌的胜利，但战术上、指挥地面战争则不如蒙哥马利。那时，艾森豪威尔正在当美国总统哩。艾氏当西欧盟军总司令和美国总统时曾重用一批人，当中就有后来的“联合国军”司令李奇微和第一个在不打胜仗的协定上（指朝鲜停战协定）签字的美国将军克拉克。不知他们是否写书说艾氏指挥地面战争也行来翻案。因为笔者不懂英语，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地方志则不然。《广西地方志》今年第一期刊登《广西能志?人物志?人物传。试写稿》刊登的《韦国清》便是圣贤。韦国清突出的是文革中的问题。《韦国清》说：“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曾遭受林彪、江青一伙的陷害，得毛泽东和周恩来保护，在极其复杂的情况下克尽职守，努力工作，尽力保持广西局势的稳定和经济建设的进行。”这就是韦国清将军从政20年——10年时间的“德政”叙述。这个叙述既不符合地方志体例，又不符合实际。地方志只摆事实，不讲道理，道理寓于事实（资料）之中。概括性的话是废话。照作者概述韦国清是圣贤无疑。韦国清果真是圣贤吗？下面，笔者将用翔实的资料回答这个问题。韦国清回到广西来从政20年。这期间，广西人三次成批“非正常死亡”：第一次，1955、56年；第二次，1959年至1961年，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后的三年困难时期；第三次，1968年，文革初期。1960年4月，区党委第一书记刘建勋治病期间，韦国清代理第一书记，10月任第二书记，1961年7月升任第一书记，就是说，三年困难时期大批“非正常死亡”时，他是第一把手，一度代理第一把手。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特别是权力很大的高级干部，一点责任也没有，净是做好事，说得过去吗？韦国清1967年2月文革开始不久，任广西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同年11月18日，任广西革命委员会（简称广西革委会）主任。据党中央批准的并派工作组来指导的广西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简称处遗）调查，广西在文革中被杀死的有姓有名有时间有地点的8?9万多人，其中，有3千多人是武斗死的，95%以上是韦国清任革筹负责人和革委会主任时杀的（据说民政厅发放的抚恤金、处遗小组办公室的统计，远远超过此数）。这些“非正常死亡”，韦国清是广西党政军三位一体的第一把手，他不负责叫谁负责呢！这是抹不去的事实。韦国清杀人的特点上欺党中央和毛泽东，下骗军队和群众，是韦国清杀人的特点之一。处遗查明，韦国清的革筹小组向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汇报（时称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中央文革为无产阶级司令部，本文为精简文字照当时的说法）和向下发的通知、公告之类，有关422及其支持者的所谓“反革命活动”，都是向壁虚构的，诬陷的，目的是打着党和毛泽东的旗号煽动军队和群众放手杀人，使被杀者无话可说。处遗还查明，韦国清屠杀群众的特点之二是制造冤假错案。他制造的冤假错案，依照时间顺序，最早的是宁明县上石农总冤案，紧接着是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冤案、利用七三布告刮十二级台风大杀“阶级敌人”冤案、清查广西地下党冤案、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冤案等。其中，杀人最惨烈的是反共救国团和利用七三布告刮十二级台风杀“阶级敌人”。韦国清杀人，主要是这两个冤案。以上冤案，经处遗调查，已作出平反决定，受难者予以昭雪，其家属予以抚恤、抚慰，受害者予以平反。铁证如山，谁也抹煞不了。韦国清是有计划、有步骤地杀人的。1968年2月12日，韦国清荣任革筹小组负责人3个月之后，他在区体育馆两派骨干和部队干部会上第一次亮相，在讲话中讲到处理两派及其支持者问题时，引用民间谣谚：“好有好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果然，不到1个月时间，3月15日，上石农总冤案就出笼了。韦国清用此谣谚时没有说明何谓好，何谓恶，谁好谁恶，怎样报法。上石农总冤案出笼，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韦国清把反对过他的人统统叫做“恶人”，即阶级敌人，用制造冤假错案的办法干掉。韦国清早就勾结康生把反对过他的“恶人”，用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来处理。1967年3月1日，在周恩来总理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团时，康生越俎代疱，无缘无故地宣布贺希明是历史反革命，霍泛是叛徒。68年7月1日韦国清指示继续对贺、霍、傅批深批透；谢王岗、袁家柯要点名批判。后来在报上点名时，谢是大特务，袁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加罪名的目的，读者一看就明白，无非是想说明反对他的组织乃是坏人操纵的组织。韦国清登上革筹小组负责人宝座回广西后，一方面连篇累牍地发文件、指示，制止武斗，而各县422的人被杀得没办法，67年12月19日，梧州等10个市逃到南宁的200多人，到革筹所在地军区请愿，韦国清用一句空话把他们打发回去了。而对于敢反对用武斗镇压的地方，则派兵前往围剿。68年3月7日，革筹小组开会，韦国清指示部队“秘密、迅速对融安县城形成包围圈，收缴武器，逮捕头头”。对融安、凤山两县只不过是韦国清用兵镇压之始。至此，人们看到韦国清耍的是两面手法，所谓制止武斗乃官样文章，实际是用“武斗”行镇压之实。杀人最惨烈的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冤案68年5月17日，韦国清的革筹小组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破获蒋匪总部设在新凤街（422控制区）、利用422造反楼做联络站、与越侨有联系的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报告，说：“我区破获一起蒋匪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组织，已捕获团长一人，副团长三人，政治部主任三人，经济部长一人，支队长四人（和）联络站负责人共六十三人。缴获反共救国团纲领、反革命刊物、入团登记表、印鉴与外国敌特机关秘密联系地址及部分枪支弹药等罪证”。“该反革命组织涉及南宁市、玉林、钦州、柳州等四个地区”。发展组织的特点是：“利用群众组织中的派性，钻进群众组织互相串连。……”20日，继上报之后，韦国清的革筹小组向全区各级革委会发的《关于继续深入侦破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问题的指示》，要“各级革委会和军分区要把侦破这一案当作一个战役来抓，指定专人组织专门办公室，充分发动群众，力求迅速彻底侦破，并尽快结案惩处。当前该案工作重点是集中罪证……”6月17日，韦国清的革筹小组发布《关于破获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案件的公告》：“现在这个反革命组织并没有完全摧毁，必须彻底追查这个组织”。《公告》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立即行动起来，主动地、不停顿地发动全面的猛烈进攻，追查反共救国团，彻底清查这个反革命组织。”6月18日，又发出通知，“要印发传单、有线广播、向群众宣读等形式，广泛深入宣传《公告》，召集群众组织负责人座谈讨论，检举揭发叛徒、特务和一切反革命分子”。23日，韦国清所说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办的报纸，全文登载《公告》和联指指挥部发出的“总攻击令”。该“总攻击令”明白无误地指出，“422的头头就是反共救国团”，对“抗拒缉捕者，可以就地处决”，“要从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把他们打个人仰马翻，杀个片甲不留”。韦国清像魔术师那样，三下五除二、三变两变，就把成员数以百万计的群众组织变成十恶不赦的反共救国团，“无产阶级革命派”人人得而诛之。整个广西一片喊杀声，到处围歼反共救国团，死伤狼籍惨不忍睹。有名有姓被列为反共救国团分子而杀害的3.7万多人。1983年处遗查清，广西无所谓反共救国团。“所谓破获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一案，是自治区革筹利用清查"老反团’来清查"新反团’的特大冤假错案”。“革筹小组向中央报告后，部署全区追查所谓"反团’案，使数万人受到打击迫害，后果十分严重”。处遗特别指出，5月20日，革筹小组的《指示》，“进一步促使乱揪乱斗歪风在全区蔓廷，乱杀人的局面更加严重。”指出6月17日的《公告》“在全区掀起了所谓声讨反共救国团的狂潮，在追查所谓反团的旗号下，公开地、集中地对四二二进行镇压，造成一批冤假错案”。处遗作出了平反决定，对死难者予以昭雪。另一杀人最惨烈的是利用七三布告刮“十二级台风”冤案韦国清制造反共救国团冤案布置好围剿以后，5月29日，借汇报工作去北京伙同康生以及江青、林彪两个反革命集团泡制更大的冤案——制造和利用七三布告欺骗部队和部分群众大肆屠杀422。处遗中的1983年5月13日，区党委在向党中央《关于对七三布告重新认识及对外表态口径的请示》中，讲到七三布告的资料来源时说：“主要是根据当时广西革筹小组的报告，（注：也就是韦国清的汇报——笔者）……报告本身带有片面性”。“所以七三布告发表后，即为派性所利用”，成为“乱打乱杀的合法依据”，“广西文革处遗问题的严重性与七?三布告关系甚大。”《请示》还指出：“布告本身确实存在错误，主要是把当时群众组织的一些严重错误行动，定为反革命事件，作为敌我矛盾；同时号召"向阶级敌人猛烈进攻’。执行中调动军队和武装民兵镇压一部分群众，导致大量乱杀人的后果。”七三布告发表后，周恩来总理接见两派赴京代表，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大将破例参加，一齐攻击422；康生倒打一耙，声嘶力竭地叫嚣“杀人放火的422”，不允许申辩；布告发表的当天，韦国清便从北京打电话回南宁布置工作，指示如何利用七三布告。这一切表明利用七三布告杀人是韦国清勾结康生和林、江反革命集团制造的冤案。布告以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名义发布。发布的日期为七月三日，故简称七三布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