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整理）

上一个世纪50年代初，我国在政治领域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这场运动是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为巩固自己的政权而采取的一项行之有效的措施，它影响深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一、运动的起因蒋介石逃离大陆之前，于1949年12月10日在成都拟订了一份《关于大陆失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并在各地潜伏下政治土匪约200万人，反动党团骨干分子约60万人，各种特务分子约60万人，总计300余万人之众。蒋介石到台湾后，通过设在台北的“全国敌后工作委员会”，以电报、无线电广播、报刊、派遣特务潜回大陆等手段指挥这些反动力量进行破坏和捣乱活动。湘西、广西等地的土匪占山拥兵，拉夫派粮，欺男霸女，杀人越货，颠覆列车，炸毁桥梁，无恶不作。在上海，以毛人凤为头子的“国防部保密局”先后三次派出高级杀手密谋行刺陈毅，第三次派特务刘全德率一个行动小组进入上海后，竟混入市政府大楼查看地形，若不是公安机关事先得到情报，差点让其得手。在陕西，特务陕站行动组企图刺杀彭德怀、贺龙、甘泗淇等。在北京，美国特务机关操纵意大利人李东安、日本人山口隆一等国际间谍分子组织“北平市人民反共救国决死队”。他们精心测绘地图，秘密准备武器，预谋在1950年10月1日国庆庆典期间炮击天安门。这个组织于1950年9月26日被北京市公安局破获。在广州，1952年6月，国民党保密局指示其四邑情报站站长赵一帆行刺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被大陆的情报机构获悉，赵一帆于9月24日被广东公安机关在万山群岛停靠的一艘英国商轮上抓获。在湖南零陵县，1951年2月20日，国民党特务纵火焚毁房屋512栋，受害居民632户，占全城户数的1/7，造成经济损失159万元。在湖北，1950年11月8日下午，国民党特务纵火烧毁襄阳专署第一仓库。在河南中牟县，1951年4月3日，国民党特务纵火烧死农会干部李正文一家。在云南宁洱县东岳庙，1951年3月5日，国民党特务假扮成乞丐向驻军饭中投毒。在山西寿阳县，1951年2月15日，粮行老板在给县上举办的乡村干部训练班出售的面粉中掺进了砒霜，造成424人中毒，9人死亡。以上仅是当时通报的几个事例，实际情况远不止这些。土匪发动武装暴乱，袭击、摧毁基层政权，残杀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和解放军指战员之事也频频发生。1950年2月5日，解放军川西军区第六十军一七八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璃及一个加强班在成都西南龙潭寺地区遭上万土匪围攻，被匪徒挖眼割舌，剖腹断肢而残杀。贵阳匪首曹绍华纠集所谓“贵州人民反共自卫救国军”万余人，接连三次袭击贵州大学和花溪市，掳走男女学生90余名。随后又围攻惠水县城，占领了平坝、安顺以南，镇宁、关岭以东，惠水以西，紫云以北的大片地区。1950年3月，解放军五八二团两个班在贺兰山遭匪伏击，阿拉善旗首府定远营被围攻，蒙汉干部遭杀害，电台、武器等物资被劫走。1950年11月19日晚，山西稷山县发生反革命武装暴乱，9个村庄被洗劫，8名区、村干部及积极分子被杀害，区政府粮库被抢劫一空。随后，匪徒集结起来攻击公安局，冲击县政府，致县政府财粮科长和公安队的一名战士遇难。据统计，从1950年1月至10月，全国各地发生反革命暴乱818次，从这年春到秋的半年多时间里，全国就有近4万名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被杀害。仅广西一地被杀的干部群众就达7200多人，被烧毁房屋25600多间。西南地区被土匪攻占的县城达100多座。面对反革命的猖狂破坏，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同反革命分子的斗争能否取得胜利，是关系到人民政权的生死存亡问题，关系到今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能否顺利进行的问题。因此有必要举起人民民主专政的铁拳给予坚决果断的反击，扫除这些旧社会的残渣余孽。正如毛泽东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所说：“如果我们不去注意这些问题，不去学会同这些人作这些斗争，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二、运动的经过1950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剿灭土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和《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拉开了镇反运动的序幕。6月6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所作的《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奋斗》的书面报告中把镇压反革命列为全党的八项重要任务之一。7月23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根据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公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10月10日，中共中央针对“镇反”运动中存在的右倾倾向，作出了《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中的右倾偏向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纠正对反革命分子“宽大无边”的错误偏向。接着毛泽东反复强调对反革命分子要“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全面贯彻“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坚决镇压了土匪（匪首、惯匪）、特务、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和反动党团骨干。从1950年12月起，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采取“杀、关、管”三管齐下的方式，在党委领导下，实行全党动员、全民动员，使公安、司法机关同广大群众相结合，并吸收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参加的方法，让人民群众自觉地起来检举和揭发反革命分子。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规定了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和“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等处理反革命案件的政策，使镇反斗争有了法律的武器和量刑的标准。1851年5月以后，由于镇反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中共中央决定实行谨慎收缩的方针，提出了“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并决定在5个月内停止捕人，集中力量处理积案。到1951年10月，“镇反”运动基本结束。此后，“镇反”让位于“三反”“五反”运动，但是一直持续到1953年春才真正结束.。总括起来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50年到1951年10月，采取大张旗鼓发动群众的方式，检举和打击社会上公开的土匪、特务、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和反动党团骨干分子五方面的反革命分子，即清理“外层”。运动达到高潮，全国共处决反革命罪犯约50余万人。其中，匪首、惯匪占44.6%，恶霸占34.2%，反动会道门、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占7.7%，特务、地下军头子占13.5%。第二阶段从1951年11月至1952年底，不再采取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方式，而是采取公安机关、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办法，任务主要是清理“中层”和“内层”。1951年5月21日，《中共中央关于清理“中层”“内层”问题的指示》规定，各地、各部门立即有计划有步骤地对机关工作人员普遍地加以清理，范围包括各民主党派和政府、军队、民众团体、财经文教等机关的一切工作人员和干部学校的学生，主要是留用人员和新吸收的知识分子。清理采取整风方式，从学习镇反文件和首长作报告入手，号召有问题的人交代清楚历史，坦白隐藏问题，并检举反革命分子、嫌疑分子、或别人隐藏的问题。指示要求，各地应对首脑机关、要害部门进行重点清查，取得经验，以便在冬季进一步清查。运动采取“认真清查、宽大处理”的原则，除罪大恶极或有危险性的重大的现行反革命犯以外，一律不逮捕。据统计，这个阶段全国共发现有各种政治问题的24.6万人，清查出反革命分子4.7万人，逮捕惩办了3800人。第三阶段是从1952年底到1853年底，主要任务是取缔反动会道门、肃清隐藏在水网地区和边远山区的反革命分子以及追捕外逃犯等工作。1952年9月24日，中央批准罗瑞卿提出拟召开第五次全国公安会议，“研究今冬明春彻底完成镇压反革命工作的计划”，并制订了这一阶段镇反运动计划要点。决议规定，全国公安机关当前的中心工作是迅速扫清残敌，争取半年左右，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结束镇压反革命运动。1953年下半年结束时，基本肃清了边远地区特别是逃匿水上的残匪。三、运动的影响任何政策都是利弊相伴，得失互见的。“镇反运动”也一样。（一）积极影响一、验证和推进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镇反运动是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一次伟大实践，它有力地证明了中共对革命胜利之后巩固政权的重要性、必要性、艰难性和长期性的正确估计，以及相应制定的理论原则的真理性，同时又推动了中共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探索。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等许多党的领导人成功地把理论原则化为整套方针政策，尤其是提出了发动群众、实现民主的多种途径和有效地对敌专政的方法，使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得到了丰富和发展。二、密切了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镇反运动之前，广大群众对各地工作中普遍存在的“宽大无边”的偏向非常不满，提出了许多尖锐的批评。当时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民主建设事业也蓬勃发展，但党和政府并没有因此对局部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文过饰非，而是认真听取群众意见，果断采取措施，并在运动中多次公开承认错误，进行严肃的自我批评。这件事，体现了党和政府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无私无畏的坦荡胸怀，使广大群众受到了教育，消除了怨言，从而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在当时呈现出万众一心，活泼热烈的政治气氛。三、加强了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统一战线，进一步取得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同民主党派、党外人士合作的经验。毛泽东对此是这样总结的：愈是彻底打破关门保守思想的地方，真正让各界人士与闻实情，亲身参加，经过学习和锻炼，就愈能去掉他们的怀疑，向我们党靠拢，那里的工作也就愈加顺利。四、政法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通过镇反运动，共和国年青的专政队伍得到了清理和纯洁，锻炼和壮大，积累了经验，提高了业务水平，各地普遍建立了公安、检察、司法机构。尤为喜人的是，政府在法制建设上摸索出一些经验，形成制度，例如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暂行组织条例》、《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暂行组织条例》和《各级人民地方检察署组织通则》，等等。五、建立和巩固了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由于镇反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捕杀地方恶霸, 以及惩处那些历史上曾经为害共产党人的分子为重点, 间接取缔打击任何可能结成团伙的社会黑恶势力, 藉以发动社会上的积极分子, 组成联防及居民治安小组, 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大大加强了社会的治安力量, 极大地降低了刑事案件的发案率。仅以广西省南宁市一市为例, 其镇反运动大规模发动前的1950 年, 刑事案发案率为4 314件, 镇反运动大规模开展后的1951年, 一下子就降到了1 318 件, 到镇反运动结束后的1954 年, 更降至455 件, 下降了80%还多。过去广西许多地区的共产党干部外出, 多需要成排的武装护送, 镇反后有两三个人即可以自由行动了。那些在国民党时期长期受到地方黑恶势力、贪官污吏威胁欺压的社会中下阶层, 包括许多中小工商业者, 之所以会对这种大捕大杀的镇反运动表示接受, 甚至拥护, 这是其原因之一。这场运动，杀、关、管了大批反革命分子，摧毁了旧社会遗留的残余反动势力，消除了人民脚下的“地震”，全国范围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安定局面。广大工农群众扬眉吐气，焕发出极大的生产建设积极性。建国初期经济形势的迅速发展，是同镇反运动的贡献分不开的。六、清除了土地改革的障碍。土改是一场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的革命，必然会遇到封建阶级的疯狂破坏。镇反以前，恶霸、地主、惯匪、特务等在广大农村的活动十分猖獗。他们在尚未开展或初步发动土改的地区，搞暗杀恐吓，袭击农会，竭力阻挠土改；在基本完成或已经完成的地区，进行反攻倒算，夺地夺房，抢劫耕牛，妄图“变天”。镇反运动掀起后，彻底清除了这批无恶不作的封建渣滓，打开了土改工作局面，改变了一些群众“分田不敢要，分房不敢住，生产没心思”的状态，保证了土改的胜利完成。七、有力地支持了抗美援朝。镇反运动对抗美援朝战争的配合是十分密切和至关重要的，两者不仅几乎同时开始，而且在志愿军进行决定全局胜负的一至五次战役时，国内正展开对反革命分子大规模的逮捕和镇压。这种配合最直接的表现是，粉碎了反革命分子里应外合的企图，巩固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大后方。八、为“一化三改”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主要是经济战线的保卫和清理工作取得了伟大胜利，社会秩序得到安定，这是我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因素。（二）消极影响“镇反”运动存在扩大化的问题。中国的事情一直以来是上面的政策到了下面，在贯彻中往往会出现变形走样，甚至“歪嘴和尚念反经”的现象。这也难免，下面干部几百万，水平参差不齐，对上面的政策各人理解不同、执行的办法不同，结果当然也就有所不同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951年2月21日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规定：只要有勾结帝国主义，策动、勾引、收买公职人员、武装部队或民兵叛变，持械聚众叛乱，参加特务或间谍组织，以反革命为目的组织或利用封建会门，抢劫、破坏公私财产和公共设施，投毒杀人，伪造公文证件，煽动群众对抗政府和挑拨团结，制造散布谣言，以及偷越国境、劫狱越狱、窝藏包庇反革命罪犯等项行为，之一者，不论“已遂”、“未遂”，均可定为“反革命罪”。2月间，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处决人犯的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据此，毛泽东明确指示上海和南京方面的负责人说：“上海是一个600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2万余人仅杀200余人的情况，我认为1951年内至少应当杀掉罪大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及会门头子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应杀掉1500人左右……南京是一个50万人口的大城市，国民党的首都，应杀的反动分子似不止200多人。南京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但是，什么人可以算是“恶霸”呢?“民愤”大小又以什么为标准呢?十分明显，离开了具体的法律标准，单纯靠各级干部凭借主观判断来具体落实，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难想象，在这种情况下，还在运动开始之际，一些地区就出现了杀人由心的情况。根据一些地方报告，只因为要完成镇反任务，不少被定性为“恶霸”者，连具体罪行都罗列不出，只因有人指认，便被草率杀掉。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的结果，是各地杀、关、管的数字都大大突破了原先的设想和计划。由于多数地方按照原先掌握的情况，无法完成千分之零点五至千分之一的处决人犯比例，不得不勉强凑数，加上各地都没有足够的公检法机构和人员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审理如此多的杀、关、管案件，结果是多数案件都未能经过严格审理。相当多的人犯只是基于历史上有所谓“劣迹”，量刑的标准已远远超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中的规定，自然更不重视“现行”与否。不讲证据，滥捕滥杀的现象相当普遍。有些地方甚至把大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打成了反革命，甚至包括曾受中共领导，但具有灰色掩护的地下武装人员，也被列入“杀”、“关”、“管”的名单之中。镇反”运动最终究竟“杀”、“关”、“管”了多少人？毛泽东后来有过一个说法，叫杀了70万，关了120万，管了120万。毛的这个说法自然是有根据的，因为它来自于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的一份报告。报告称：镇反运动以来，全国共捕了2620000余名，其中“共杀反革命分子712000余名，关了1290000余名，先后管制了1200000余名。捕后因罪恶不大，教育释放了380000余名。按当时的人口比例，所杀71，2万，已经占到总人口0.12%了。但是中共根据其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历来坚持“有反必肃，有错必究”的原则。从1978年开始，对建国以来，包括“镇反扩大化”在内的历次运动中的冤假错案进行平反，约300万名干部被平反，其中47万人被恢复了党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