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斌：媒体人类学：一项基于文献的探究（下）

媒体人类学：一项基于文献的探究（下）郭建斌（云南大学新闻系传播与民族文化研究所）【内容摘要】：基于文献，本文对西方媒体人类学的含义、发展历史、“询问与记录”以及相关的一些重要的理论概念进行了梳理。最后，对中国大陆媒体人类学相关研究进行了简要介绍。通过这样的梳理，力图为媒体人类学的研究呈现出一个较为完整、清晰的图景，为初学者提供一个索引。【关键词】：媒体人类学概念历史方法中国实践三、新领域，新问题：媒体人类学的研究问题前面我们说到媒体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是一种与媒体相关的社会实践，这只是表明媒体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在前面说到媒体人类学的属性时，我们说媒体人类学是一种理论建构型的研究。但是，这样的一些说明或许还不能让我们清晰地把握媒体人类学较为完整的知识体系，以及它和人类学之间到底具有怎样的学理上的关联。因此，在这里还想做更为详细地说明。美国人类学家约翰·奥莫亨德罗（John Omohundro）36在其一本新著《像人类学家一样思考：文化人类学导引》（Thinking Like an Anthropologist: A Practical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Anthropology）一书中，把人类学的问题归纳为十一个问题，具体是：什么是文化？（概念性问题）、如何理解文化？（自然性问题）、这种实践或观念的背景是什么？（整体性问题）、其他社会也会这么做吗？（比较性问题）、这些实践与观念在过去是什么样的？（时间性问题）、人类生物性、文化与环境是如何互动的？（生物-文化性问题）、什么是群体与关系？（社会-结构性问题）、这意味着什么？（阐释性问题）、我们的观点是什么？（反身性问题）、我们在下判断吗？（相对性问题）、人们怎么说？（对话性问题）37。这样一种归纳，应该说是较为完整地涵盖了既往人类学研究的几乎所有的问题。在本书的“结语”部分，作者以手机为例，他这样问道：“人类学家如何考察这种新技术，以及该技术对文化的影响？”（奥莫亨德罗，2020:435）最后，他用他在书中归纳出来的十一个问题进行了举例说明，并认为这十一个问题同样是我们研究像手机这样的新技术（或是新媒体）的秘诀。的确，作者在这部分里使用手机这样一种具体的研究对象并结合人类学的各种问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十分精彩的研究示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就是一个由人类学家提供的对手机进行研究的“询问与记录”38。因此，在这个部分里，我们想借鉴奥莫亨德罗的思路，围绕他所提出的人类学中的十一个问题，对媒体人类学的“询问”做出一个具体的示例，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在这个示例的基础上，从事媒体人类学研究的学者们也可以做出一个更为完善的“媒体人类学的询问与记录”。（一）概念性问题39所谓现代“传媒文化”是一种怎样的文化？这样一种文化形态在现代人的生活中又是如何实践的？这样的一种文化实践中存在着怎样的问题？我们在前面提到过，媒体人类学的研究，和媒体研究（Media Studies）和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均有密切的关联，作为一种理论建构型研究的媒体人类学，自然不会去抽象地讨论和“传媒文化”相关的概念性问题，但是如同我们在前面所说的媒体人类学是一种与媒体相关的社会实践的民族志研究，这样的社会实践，同样也包括了文化的方面。（二）自然性问题媒体及相关内是如何被生产、传输、接收的？我们又如何对这些方面进行观察？40前面所说到的关于媒体生产、传输、接收方面的研究，都是对这样一个问题的回答。奥莫亨德罗在这里所说的“自然性问题”，其实就是一个广义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问题。在这一点上，和我们前面所强调的媒体人类学是一种民族志研究的观点也是完全一致的。所谓“自然性”的说法，就媒体人类学的研究而言，也就是与媒体相关的社会实践的具体形态是怎样的，它们又是如何被实践的？（三）整体性问题媒体与人们其他社会生活有着怎样的联系？这一点也正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金斯伯格等人所说的关于媒体的研究要“与广泛的、彼此交互影响的社会文化场域”连接的意思。媒体研究的整体性问题非常之重要，也非常之复杂，并且，针对不同的媒体形态（如前面讲到过的大众传媒、新媒体等等），整体性问题也有较大差别。在这里对媒体人类学的研究提出整体性的要求绝不是说要做到包罗万象（在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研究中同样也没有这样的要求），而是强调尽可能地考虑到与媒体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因素，不要把媒体看做是一个孤立的、与其他方面没有关联的存在物。由于这个问题过于复杂，我们在这里仅从媒体使用方面来做出一个概要式的说明。比如说看电视，从整体性的要求出发，我们不宜仅仅只观察某个具体的观看场景，而是要把这样的观看场景与更大的社会时空结合在一起来考察。我们或许可以问这样的一些问题：这个具体的观看场景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其空间构成怎样？电视机摆在什么位置？观看者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在这个观看场景中他/她们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周围的环境如何？电视信号来自什么地方？观看者是如何获得电视信号的？电视机可以接收到一些什么样的节目？国家或地方对于电视信号以及电视节目又是如何进行管制（或管理）的？他们所使用的电视机又是从哪里来的？购买电视机或缴纳相关的收视费用在其家庭支出中所在比重是多少？当地人通常每天在什么时间看电视？看电视对当地人的日常生活时间安排带来了怎样的影响？这样的问题还可以接着再追问下去，但是我们必须打住。我们之所以要在这里不愿其烦地列举这样一些问题，只是想就这样一个媒体人类学研究中可能会遇到的方面，结合人类学研究中的整体性要求，做出一个具体的示例。（四）比较性问题不同的人群的与媒体相关的实践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区别？这是从比较性问题入手我们可以问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奥莫亨德罗在那本书的第四章讲到比较性问题时，提供了两种进行文化比较的模式，分别是Q 模式和R 模式，前者用于比较不同文化中的特征差异，后者用于比较某些文化特征在不同文化中的分布。（奥莫亨德罗，2020:142-143）虽然我们在这里不宜直接去套用这两种分析模式，但是这样的分析模式可以为我们如何做比较提供有益的启示。在给本科学生上课讲到这方面内容时，我让学生做了一次作业，请学生把当时即将到来的中秋节自己做了一些什么事情记录下来。我在看学生们的作业时，发现有不少同学在中秋节这天晚上看了电视，或者给家人打了电话，或是是用手机、微博、微信等向亲人或朋友送出了祝福。在学生的作业中，我看到了在中秋节这样一种中国传统节日中，某些具有传统意味的活动（如赏月、吃月饼、家庭团聚等）还延续着，但是我也看到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其中相当一部分，和媒体有关。这样的一次具有某种实验性质的课程作业，让我看到了很多有趣的东西。从纵向的角度来看，随着各种形态的媒体日益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这样一些新的与媒体相关的实践也嵌入到了一个传统的节日中，这本身就是一种比较之后的发现。如果从横向的方面来考察，在这样一个群体中，他/她们在中秋节中的媒体使用又有着怎么的区别？尽管从这样一次作业中我所得到的资料十分有限，但是从中我也看到了即便在这样一个同质化程度比较高的群体中，他/她们的媒体使用仍然存在差别？如果再有其他体的观察资料，我们还可以进行群体之间的比较。人类学的比较性问题，同样也给媒体人类学的研究提供了很多有趣的思路。（五）时间性问题在某个时间范围内，与媒体相关的实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其中，既包括了媒体形态的变化，也包括人们在使用媒体方式上的变化，当然也包括与媒体相关的社会环境的变化。比如说在电话、互联网普及之前，书信是我们一种重要的人际交流方式，但是现在估计越来越少的人还在写信。这就是一种人际交流方式在时间上变化，这种人际交流，当然也和媒体有关。我们一旦想到了时间性问题，在媒体人类学的研究中，我们同样可以有很多有趣的发现。（六）生物-文化问题与媒体相关的实践与人的身体、生理，以及自然环境之间又是如何相互作用的？这是我们从生物—文化问题入手给媒体人类学研究提出的最为巨大的问题。在这里，我们以奥莫亨德罗讲手机时的那些问题为例：手机的设计考虑了人类手指的按键方式、耳朵与嘴的相对位置，以及其他解剖学的因素。还有所谓手机微波增加脑癌风险的说法。开车时使用手机增加的事故风险。另一方面，用手机求救也减少了受伤或疾病的影响。手机基站塔还造成迁徙鸟类的死亡，分割了山顶覆盖的树木。（奥莫亨德罗，2020:439）（七）社会—结构性问题笼统地说，从社会—结构的视角进行媒体人类学的研究，要考察的是与媒体相关的社会实践与社会—结构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在一个大众传播媒体内部（不论是电视台，还是报社，还是广播电台）也有不同的结构，即便在一个编辑部，同样也有部门主管和普通员工的区别。同时，任何一个媒体，又是镶嵌在一个更大的社会结构中的。在媒体使用者那里，同样存在不同社会阶层的差别，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所使用的媒体形态及内容，同样存在差别。甚至这样的差别，在一个家庭内部也存在着。10 多年前我在云南独龙江地区做关于电视的研究，在一个村落里，不同的家庭具有不同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这两者的差别，同样体现在这些家庭以什么样的方式得到电视机（郭建斌，2005）。即便在现在互联网上，虽然像互联网出现初期大家所说的“在互联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的情况现在仍然存在，但人类原有的社会结构同样会投射到互联网上，还有，在这样的一个所谓“虚拟”世界中，还有可能形成新的结构。（八）阐释性问题与媒体相关的社会实践意味着什么？具体来说，手机、互联网、电视、广播、报纸以及相关的社会实践对于人类生活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在阐释人类学中，关于文化的意义的探寻始终是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从阐释性问题的视角来思考媒体人类学，同样会得到很多的启发。在任何一种新的媒体出现之初，使用这一媒体无论对于家庭或个人来说，都有身份象征的意味。几年前在给学生上调查方法课时，我也让学生带着这样一个开放性问题去询问访谈对象：“手机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有人说离开了手机，有魂不守舍的感觉；有人说手机拉近了自己与朋友、家人的距离；有人说手机可以陪伴自己度过那些孤独的时光……在我以前对独龙江的电视观看活动进行研究时，也从阐释的视角对当地人的电视观看活动进行过考察，我的问题也是这样一种电视观看活动意味着什么。最后我的回答是：“在场”（郭建斌，2020）。从一个更为宏观的层面来讲，某些电视、电影跨越了国界，在全球很多国家或地区受到很多人的追捧，这样一种媒介景观又意味着什么？（九）反身性问题奥莫亨德罗对于反身性问题是这样解释的——反身性问题指的是：你在观察这一文化时，站的是怎样的地形？也就是说，你的视角是什么？你观察谁？这个山谷里发生的事情，对一个在山谷里的观察者和一个在山谷两侧半山腰上的观察者来说，为什么会有所不同？（奥莫亨德罗，2020:331）对于媒体人类学的研究来说，针对某个特定的与媒体有关的社会实践，我们同样可以这样问：“我的观点是什么？我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什么？”（奥莫亨德罗，2020:439）正如奥莫亨德罗所说的：“当我们观察某个文化时，我们就是仪器。”（奥莫亨德罗，2020:333）因此，研究者在观察别人时，也要不断地意识到自己所处的位置。2020 年我们跟随西藏昌都地区丁青县觉恩乡的一个年轻的电影放映员去放了几天的电影，其中我的一个同事负责拍摄一些影视资料，后来她把这几天的素材剪成了一部60 分钟的纪录电影，并且写了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她对处于整个放映场景中的不同角色进行了分析，包括作为拍摄者的她本人41。从这样一个例子可以看出，从反身性问题入手，在研究过程中对于自身所处的位置、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合作或对抗，本身就可以成为很好的研究问题。（十）相对性问题我们是否在对我们所观察到的与媒体相关的实践在下判断？2020 年我们第一次到康巴藏区进行和农村电影放映有关的田野调查，从成都乘坐卧铺车去昌都。车上除了我和我的学生之外，其余的大多数是从贵州、四川等地去西藏打工的“农民工”。刚开始有几个躺在车厢最后一排的农民工用手机放音乐，手机的音量调得很大，感觉很吵。经过了两天多的漫长旅途之后，有一天晚上，因为前面的货车陷在路上，我们被困在一个海拔近4000 米的地方。这里没有手机信号，客车司机也把车熄了火，那个农民工的手机里传出的音乐几乎成为了车厢里大多数人的唯一的精神安慰。当他要停止播放音乐时，还有人要求他再放一放。此时，还是那部先前让很多人感觉吵的手机，此时已经完全没有吵的感觉。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似乎真正明白了这样一些农民工为什么在选择手机时会选择那些音量比较大并且待机时间长的手机。这个时候，我原来的那些对于这样一种“山寨”手机的“偏见”完全没有了。我们在刚刚进行田野时，我们时常会用自己此前所习得的一些文化标准来给我们所观察到的东西下判断。比如你去观察一个群体，他/她们正在观看一些在你看来完全没有“品味”的电剧，当我们这样一想，我们就在下判断。当然，要我们一下子完全抛弃自己既往习得的东西很困难，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减少一些这样的判断，和那些人一起坐下来观看、甚至是讨论，我们或许会有很多新的发现。（十一）对话性问题我们的研究对象对我们对他们的分析怎么看？我曾经写过一本名为《独乡电视》的书，书出版之后我送了一些给当地的一些朋友。或许是碍于面子，他们没有告诉我他们对于书中的内容的想法。如果你拍的一部关于当地人的影片，在片子正式成型之前如果能够带着这个片子去听听那些拍摄对象的意见，他/她们的意见或许会让你在后期的修改中得到很多启发。在我们前面讲到马库斯在讨论多点民族志时，以及他和克利福德·詹姆斯（JamesClifford）合编的《写文化》一书中，都强调民族志是有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共同书写的，甚至就是以一种对话的方式来书写的42。从对话性问题来看，在民族志的书写中，彻底消解了研究者作为唯一的权威，正如奥莫亨德罗所说的：“我于报道人之间对话的结果，共同建构了我们之间的理解，让我们都做出了变化、贡献和妥协。”（奥莫亨德罗，2020:426）从上述十一个问题入手，我们对媒体人类学的研究或“询问”做出了一个概要式的说明。我们在这里列出这样一些问题，并非是说在一项具体的研究中要完全考虑到这些问题。我们看到的一些关于媒体人类学的著作或文章，也都仅仅是从某一个问题视角来入手的。在我们看来，奥莫亨德罗在这里所提出的十一个问题，犹如一张巨大的网，用这张网去捕鱼，最终捕到鱼的，只是某个具体的网眼。借用他对于整体性问题的论述，我们不能因为某个网眼捕到了鱼，就忽略了这张网的意义。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奥莫亨德罗所归纳出的11 个问题，其实是人类学研究中的传统问题，但是当我们在这样一些“传统问题”的指引下对一种新的研究对象进行“询问”时，我们又能获得很多新的研究问题。因此，媒体人类学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那些在人类学“传统问题”指引下所得到了问题，我们称它们为“新问题”。四、和媒体人类学研究相关的几个重要概念如上所述，媒体人类学在西方学界也还是一个尚存争议的概念，尽管也有人类学家强调过媒体人类学的研究并非是简单地用人类学的理论概念来考察媒体现象，但是作为一个新兴的学术研究领域，虽然其学科边界模糊不清，但是还是有一些重要的理论视点，是从事媒体人类学研究的学者们经常涉及的，并且，这几个点或许也是未来媒体人类学学术创新重要的理论基点。（一）媒体景观(Mediascape)在德波（Guy Debord，1967，2020 中文版）《景观社会》43的启发下，不同学科的学者们围绕“景观”的概念进行了不计其数的讨论。在当代西方人类学界，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44这方面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在1991 年的一篇副标题为《对跨国人类学的看法与疑问》的文章中，阿帕杜莱创造了“媒体景观”（mediascape）这个概念。他这样说道：“大众媒体已经在20 世纪晚期成为人们生活的中心，而与此现象同时并存的要求，就是人类学家应该去探讨大众媒体在分析与实务上的意义。”（金斯伯格等，2020:3）在对全球文化的流动进行考察时，阿帕杜莱提出了五个考察维度，具体是：（1）族群景观；（2）媒体景观；（3）技术景观；（4）金融景观；（5）意识景观。（阿帕杜莱，2020:43）对于“媒体景观”，阿帕杜莱是这样解释的：一是指生产和散步信息的电子能力（报纸、杂志、电视台、电影制片厂）的分配；二是指这些媒体所产生出的世界影像。（阿帕杜莱，2020:46）在阿帕杜莱看来，媒体景观（特别是在电视、影片和磁带形式中）为全世界的观众提供着丰富而特别庞杂的影像、叙事及族群景观，商品世界与新闻政治的世界在此混杂一团无从辨认。（阿帕杜莱，2020:46）（二）文化展演（Culture Performance）美国芝加哥大学的麦克阿隆（MacAloon, J.J. ）45（1984）在《奥运会以及现代社会中的景观理论》（Olympic Games and the theory of spectacle in modern societies）一文中，从“文化展演”的视角对奥运会进行考察时，对奥运会的游戏（game）、仪式（ritual）、节日（festival）和景观内涵进行了区分。按约翰·麦卡隆的界说，文化表演是“这样的一些场合，我们作为一种文化或作为一个社会对自我进行反思并加界定，将我们共同的神话和历史戏剧化，以不同的方式表现自我，最终在某些方面有所改变而在其它方面却又依然故我”（转引自，迪基，1998）。美国人类学家迪基认为：文化表演包括从仪式到电影到体育的诸多方面。在研究这些事件并使之理论化的方法中，有许多可以用于传媒研究，它们确实精确地预见了对大众传媒的分析中出现的问题并就此提请注意。（迪基，1998）。（三）想象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46在1991 年出版了《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一书，该书一个最为重要的理论创新点在于认为民族国家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并且，在安德森看来——18 世纪初兴起的两种想象形式——小说与报纸——“为‘重现’（re-presenting）民族这种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技术手段”47。正如美国人类学家萨拉·迪基所说的：历史上所有媒体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描绘让人心悦诚服的形象；这些形象传播得越广泛，其重要性就越大，为建立认同和想象的现实的表达也就越加升级，对媒体控制权的争夺越激烈。形象在当代的重要性应该不足为怪，因为媒体为我们提供了可视度最高的表象。（萨拉·迪基，1998）安德森对于“想象的共同体”的讨论激发了无数学者理论上的想象，前面说到阿帕杜莱在讨论想象与民族志的关系时，由于媒体的普及以及全球的人口流动，“它意味着民族志已不再能简单地满足于对地方和特殊者的青睐，也不再能假定接近地方就是接近更基本、更偶然的事物，或比在更大规模视角下看到的生活更为真实。”（阿帕杜莱，2020:71-72）与安德森一样，阿帕杜莱强调媒体在现代社会中对于想象的重要意义，在他看来：媒体的重要性以其说是为生活可能提供了新影像和新场景的直接支援，倒不如说它拥有强大的权力的区分符号，同时也影响着我们通过其他渠道与大都会世界进行的社会接触。（阿帕杜莱，2020:70）（四）身份认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认同和想象具有某种内在的逻辑关联，想象为认同提供了某种基础，认同则是想象的某种结果。“认同”一词译自英语的identity。Identity 这个词本身有两重含义：一是指本身、本体、身份，是对“我是谁”的认知；一是指相同性、一致性，是对与自己有相同性、一致性的事物的认知（王莹，2020）。Andrew J.Weigert 等学者在《社会和认同》（Society and Identity: Toward a sociological psychology）一书中总结了社会学领域中影响认同研究的五条理论脉络，即：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理论，G. H.米德和符号互动论，舒茨和知识社会学，涂尔干和结构功能主义，马克思和批判理论。（转引自，王莹，2020）在当下关于认同的研究中，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48对于网络社会的认同的讨论，对于媒体人类学的研究来说，无疑是最具启发意义的。卡斯特在《认同的力量》（The Power of Identity）一书中把认同区分为三种形式：合法性的认同（Legitimizing Identity）、拒斥性的认同（Resistance Identity）和计划性的认同（Project Identity）49。卡斯特延续了吉登斯对于现代性中的认同的讨论，不无见地地这样写道：在现代性之中（不管是早起还是晚期），计划性的认同是由公民社会所建构（如社会主义是以劳工运动为基础的例子），然而在网络社会中，如果计划性的认同终究能够发展起来，那么它就是从社区拒斥产生的。这就是在网络社会中认同政治新的要义。从拒斥转变为具备转化性的主体的过程、条件及结果正是信息时代里的社会变迁理论所处理的领域（卡斯特，2003:9）。从事媒体人类学相关研究的学者也对媒介和认同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具体考察。如美国伊利诺斯大学(UIC)人类学系的利希蒂（Mark Liechty）研究了印刷和视觉媒体对尼泊尔城市青年建构自我认同的影响。他说，媒体使认同商品化，并且，“消费者现代性的逻辑助长了物性的自我认同概念，人们被怂恿着将此种认同当做一种消费商品来购买（利希蒂，1995 年，第169 页）。（转引自，迪基，1998）（五）权力在当代人类学研究中，“权力”问题成为了一个显性的话题，作为当代人类学的一种组成部分，在媒体人类学的研究中，“权力”也成为其考察的一个重点。在媒体人类学的研究中，除了对权力本身进行批判性的研究之外，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赋权”（empower）。正如有学者所说的：这几十年社会技术的主要进步之一，就是在控制模式、制作、内容和消费方式等方面都与过去的大众传媒形式大不相同的新式媒体的普及。在国际上，最重要的新式媒体包括录像、复印、个人电脑网络、有线电视、传真、卫星通讯，和……卡式录音带……，这些新式媒体在所有权、控制和消费方式上都趋于分散化；它们为消费者参与和交流提供了更大的潜力，使用户对消费方式及与传媒经营者之间的关系有了更大的控制权（曼纽尔，1993 年，第2页，转引自，迪基，1998)。在当下，由于媒介环境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由于大量社交媒体的出现，一方面我们要看到这样一些媒介在促进社会民主化进程中的作用，同时，我们也不能对“权力”在这样一些平民化媒介中作用丧失警惕。（六）政治参与宽泛地说，“政治参与（political participation）”是指“普通公民在任何类型的政治系统中为影响统治者的行为所做的各种努力。”50（周永明，2020:11）由于互联网的日渐普及，相对于那些由政府、商业团体控制的传统媒体来说，互联网为现代社会公民的政治参与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平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华人人类学家周永明51较早关注到了中国社会中互联网在公民社会参与中的特殊意义并对此进行研究的学者52。并且，在他的研究中，他把视野拓展到了清朝末期引入中国的电报。通过对电报和互联网的研究，周永明发现：电报和互联网对中国社会最深远的影响在于帮助政治转变成一种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公共事务。两者迅速传输信息的能力使政府对政治信息散播的管理更加困难。民族主义的兴起和中国社会在这两个时期里的剧烈转变，使得个人能够利用这两种技术扩展政治参与空间。民族主义往往使政治参与合法化，社会变迁迫使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放松规制。正是在这些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现代信息技术才起到让中国政治更加公开的作用。（周永明，2020:15）在很多关于当代社会运动的研究中，媒体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通常是一个人们十分关注的方面（赵鼎新等，2020）。这方面的相关研究，还有Sreberny, A., & Mohammadi, A.对1970 年代末期伊朗革命中包括复印传单（photocopied leaflets）和磁带(audiocassette tapes)等“小媒体”的研究（Sreberny,A., & Mohammadi, A.，1994）。五、中国大陆媒体人类学相关研究在国内人类学界，有少数从事人类学研究的学者对媒体与人类学的关系进行过讨论（王铭铭，1996），或是就某些传媒现象从人类学的视角进行过讨论（朱凌飞，2020；朱凌飞，孙信茹，2005），但是像西方人类学界那样对于与媒体相关的实践进行系统深入的民族志研究的成果，并不多见。2005 年出版的刘华芹的《天涯虚拟社区：互联网上基于文本的社会互动研究》是中国大陆从事人类学研究的学者中较早涉及与媒体相关的社会实践的研究的，虽然作者并没有使用媒体人类学的概念，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中国人类学界最早的“媒体人类学”研究专著。2020 年黄少华在兰州大学的博士论文《网络空间的族群认同》以中国穆斯林网站BBS 虚拟社区为例，运用民族志的方法对网络空间中的穆斯林族群认同进行了研究；2020 年龙运荣在中南民族大学的博士论文《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变迁研究》，以一个湘西侗寨——芷江侗族自治县碧涌镇碧河村为个案，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和传播学的量化研究两种主要方法，探讨了大众传媒与民族社会文化变迁的关系。在最近10 年中，在中国大陆的新闻传播学科中，出现了一批学者，在博士论文的研究中采用了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在较为扎实的田野调查基础上完成了博士论文53。这样一些研究，他/她们虽然未直接采用媒体人类学的表述，但是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上来看，与西方人类学界所讲的媒体人类学并没有太大区别。即便在西方的媒体人类学研究中，从事新闻或传播（甚至是文化研究）的学人，也是媒体人类学研究中的一支重要力量。2003 年，郭建斌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电视下乡：社会转型期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社区——独龙江个案的民族志阐释》。该博士论文是在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的独龙江乡半年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完成的，是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界第一篇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完成的博士论文。2005 年，李春霞在四川大学完成了她的博士论文《电视与彝民生活》，该博士论文的田野调查地点是在四川省攀枝花市米易县的两个叫草坝子、马鹿寨的村子，作者在这两个村子调查了近4 个月。（李春霞，2020：82）2005 年，郭建斌的《独乡电视：现代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这本书和他的博士论文有一定关系，但和博士论文相比，是两个差别很大的文本。《独乡电视》中完全没有理论方面的内容，而仅仅是一些当地人关于电视的“故事”。2020 年，浙江大学吴飞出版了其在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的博士后出站报告《火塘·教堂·电视∶一个少数民族社区的社会传播网络研究》，这本研究专著的田野调查地点也主要是在云南的独龙江，作者先后三次到独龙江及贡山县丙中洛乡的小茶腊等独龙族聚集地进行田野调查，累计调查时间也有4 个月。2020 年，金玉萍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完成其博士论文《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电视使用——托台维吾尔族受众研究》。作者的田野调查地点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地区托克逊县的托台村，田野调查时间也超过了4 个月（金玉萍，2020）。2020 年张斌在华中科技大学的博士论文《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政治生活》，以湘黔桂毗邻边区三个民族村寨为田野调查地点，运用“多点民族志”等方法对这三个村寨进行了一年多的调查（张斌，2020）。2020 年张丕万在武汉大学的博士论文《电视与柳村的日常生活》，没有选择少数民族地区，而是以江汉平原的一个普通村庄——柳村作为个案，以电视为主要关注的媒体，对柳村的社会生活变迁进行了考察。此外，2020年张祺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博士论文《草根媒介：社会转型中的抗拒性身份建构》，基于在贵州、福建等地对苗语影像传播过程的多点民族志观察（调查时间为9 个多月），①描述了苗语影像的生产组织和传播过程；②说明了西部苗族农民工群体借助苗语影像生产形成的跨空间族群网络；③阐释了西部苗族农民工群体使用苗语影像重新想象和建构族群身份与族群“传统”的具体过程；④通过对苗语影像的形态、产生的条件以及功能的探索，提出苗语影像是一种大众文化工业之外，也在专业主义范畴之外的“草根媒介”。（张祺，2020）张祺所关注的这样一种“草根媒体”，可以归为我们前面所说的“小众”媒体的范畴，而她所关注的现象，却是一种中国当代社会中的特定现象。张祺这样的研究，和我们前面所说的作为人类学者的Jenny Chio 在贵州做的“乡村影像”的研究，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她的这项研究，也是中国大陆民族志传播研究的一种新的典范。除了这些在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或农村进行的研究之外，在方法和研究取向上比较近似的还有近年来深圳大学的丁未在深圳“鹏城村”（2020）、石厦村（丁未，天阡，2020）进行的农民工媒体使用的研究。另外，中国大陆第一套“媒体人类学”译丛中的第一本（即周永明的《中国网络政治的历史考察》）已经出版，该译丛第一批一共有5 本，包括前面介绍过的里拉·阿布-卢赫德的《国家戏剧》（Dramas of Nationhood）、普尔玛·曼克卡的《观文化，看政治》（Screening Culture, Viewing Politics）、布莱恩·拉金的《信号与噪音》（Signal and Noise），以及金斯伯格等人主编的《媒体世界》（Media World: Anthropology on New Terrain）54。随着中西方学术对话的日趋频繁，随着中国大陆不同学科中从事相关研究的学术共同体的齐心协力，在不久的将来，“媒体人类学”这样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或许也会为中国人类学研究开启一片新的天空。参考文献：阿尔君，阿帕杜莱，《消散的现代性：全球化的文化维度》，刘冉译，上海三联书店，2020 年。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 年。卜玉梅，《虚拟民族志：田野、方法与伦理》，《社会学研究》，2020 年第6 期。德波，《景观社会》，王昭凤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 年。丁未，田阡，《流动的家园：新媒介技术与农民工社会关系个案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 年第1 期。丁未，《黑白世界：一个城中村的互联网实践——社会资源分配与草根社会的传播生态》，《开放时代》，2020 年第3 期。菲·金斯伯格（Faye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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