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油田井下作业处：我的石油半工半读学校

我的石油半工半读学校曾经激情的岁月难忘的亲情、友情一，石油半工半读学校的历史我们是石油部门的老职工。但是我们在石油单位内部，还有另外一种俗称：“工读校学生”。即我们毕业于石油部门举办的半工半读学校。当时国有企业都纷纷举办这类学校，仅四川石油管理局就办有14所，基本上是每一个局属二级单位，都各办有一所。我们是四川石油管理局井下作业处半工半读学校。这种学校文革中被否定而停办。现在已经算是历史文物。但是文革后，改开前期，国家又开办了一种收容和教育一大批不良少年的学校。居然也取名“工读校”。使“工读校”成为类似于少年劳教所之类的场所。整得我们这些“工读校学生”的身份堪疑。我这里为历史上真实的“工读校”正名。1964-1965年，按照国家主席刘少奇“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即全日制学校和半工半读学校两种教育制度、正式工和合同工两种劳动制度）教育方针，教育部批准国家各部委在其直属大型厂矿企业设立的半工半读学校。当时的石油部在大庆、胜利、四川、江汉、新疆等油田和直属企业也设立了半工半读学校。招收了部分应届和往届高初中毕业生，学制2-3年，学历分别为大专和中专。学生一边学习，一边在企业里从事一些与专业相关的实践劳动。全国各油田都纷纷举办这种学校。大概一方面是政治上响应中央决策，同时由于石油大会战对技术工人的大量需要。当时石油部所属的石油企业，和现在的国企，完全不一样。基本上是一个半军事化的组织，干部多从部队转业而来，高层更有很多出自石油师的干部。管理方式基本上与军队相似。学校很多方面以前“抗日军政大学”为榜样。我们的校歌就是“抗大校歌”，唱到“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很让人产生自豪感的。我们学校叫做井下作业处半工半读学校。所谓井下作业处，一听起来有点恐怖，好像是矿工，要下到井下去工作似的。其实应该叫对井下作业，专业有电测、气测、压裂和固井四种。在石油系统算是技术密集型的工作了。特别是电测专业，又是放射性，又是地球物理，在当时颇有点神秘感。上面是井下作业处参加红村会战时的场景，可以看到处领导头戴铝盔站在队伍前面。与现在的国企领导的形象真是天壤之别井下作业处大概有2000人左右，在四川省隆昌县，机关在两道桥，工读校设在徐家桥。徐家桥在隆昌县一座高山下。稀稀拉拉有几排房屋，都是仿军营的建筑。旁边还有一座中子库，储存电测井用的中子源。很神秘的地方。那座山好像叫做楼峰山，是周围地区的一个很高的山峰，属于隆昌县的制高点了。所以后来文化大革命演化为武斗时。这里成为主战场。那是后话了。两道桥即以前的隆昌炭黑厂所在地，炭黑厂327车间，是毛主席58年3月27日亲临视察过的。是非常光荣地方。只是生产炭黑，街区上空自然经常是黑烟笼罩，当时也没有环保的说法，自然不觉得对人有什么危害了。当时中央对四川石油的发展高度重视，毛主席、周总理、朱德、邓小平等都曾经到四川气田视察.左上角毛主席视察的那副照片，当时到处可见，是四川石油和隆昌炭黑厂最引为自豪的。学校校长--讨饭出身的老革命：学校校长是井下作业处处长，叫魏岐山，据他自称是讨饭（即乞丐）出生。当时号称讨饭家庭出生与现在号称大富豪家庭出身类似，都是很光荣的。其实这个人非常有能力的。一点不像那种没有文化的领导，讲起话来头头是道，富有感染力和号召力。当时的井下作业处虽然属于技术工作单位。知识分子较多。但是却能够做到雷厉风行，令行禁止。更可贵的是上下一心，热情高涨。非常革命化的井下作业处：当时四川石油企业正仿效大庆会战传统，搞四川石油会战。主战场一个在威远，一个在泸州。为了就近指挥，也为了向大庆学习，改变局机关作风。四川石油局将局机关由成都搬到了威远的红村。当时的红村还是一座荒山。满山的乱石。局机关就在荒山上开山取石。仿照大庆的方式建筑“干打垒”房屋。作为局机关办公室。这当然一种兴无灭资的革命，是学习“大庆精神”的具体行动。井下作业处首先向局机关学习，向局机关靠拢，一夜之间将处机关由隆昌县两道桥搬到了威远县的桐子堡。此举大受赞赏。被命名为“非常革命化的井下作业处”。井下作业处在威远桐子堡设立了前线指挥所，在泸州小市炭黑厂设立川南指挥所。两道桥的机关，人员都去参加会战了。我曾去处机关大楼，看到诺大的办公楼（当时叫八一大楼）已经是人去楼空。与现在的国企机关人浮于事，大家养尊处优，真正不可同日而语了。二、进入石油工读校遭遇山下乡运动：64年初中毕业，因为政审不能够过关，没有考上高中。大概是一生中的第一次重大打击。从中学生变为社会青年后，立即遭遇的是当时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清溪中学时，参与过学校欢迎第一批知青去马边县下乡的活动。当时就对他们的前途并不看好。没有想到这个命运很快就会落到我的头上，心里是非常不愿意。但是街道和镇政府就天天召集我们开会，动员。那时十多岁的娃娃，架不住人家软磨硬泡，又把下乡后的前景吹得天花乱坠，好像还真是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我就还动了下乡的心思。真的想去“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准备去镇政府报名了。回家和老老、奶奶一说，他们都不愿意。老老还给我说：“你不是想在家里安装个广播吗，我们就安一个吧”。当时县城里最现代化的传媒，就是有线广播了，就是在家里接一个有线广播喇叭。虽然节目尽是宣传和歌颂。但毕竟能够了解一点外面世界。一个月收大概是几毛钱。但是老老的经济收入，几毛钱装个广播仍然觉得太奢侈，一直舍不得装。现在看我要走，才终于下决心装。我心里其实很感动，知道老老是为了挽留我，才愿意出这个钱。心里面犹豫着，来到镇政府。就见到县里派到镇上搞上山下乡动员的工作组副组长，是一个女的，记得好像是姓杨。她与我父亲曾经同事。她见到我，当着很多人的面，给我说：“你要报名下乡吗？可要慎重考虑好啊。”我不傻，知道她在暗示我，不能够去。我就下决心，坚决不去了。这样，任凭其他人怎样软硬兼施，我一概不松口，结果还真把这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拖过。但当时政府就对下乡的知识青年有承诺：没有下乡的人，坚决不安排工作。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就找不到工作，在家里吃闲饭。工读校招生，天大的喜讯1965年底，我终于在犍为县朱石滩糖厂当上了临时工。当时能够做临时工，也是很不容易的。由于我父亲的姐夫，即我的大姑爷，在厂里当厂长，我才得以去厂里当上临时工，好像厂里就两名，另外一名是厂总工程师的女儿。12月的一天，我的老老，即祖父，忽然来到糖厂，告诉我一个消息。四川石油局要在我们县招收一批半工半读学校的学生，街道让我去报名。这真是天大的喜讯。说完老老就先回去了，让我马上去厂里请假，然后回县城去报名。糖厂离犍为县城有十华里。给厂里请假后赶紧走，走到大半路时，忽然看见有一个人躺在路边。原来是老老累倒了，躺在那里。当时他已经78岁了，身体也不算好，居然一个人步行来通知我。来回就是二十多里路，终于支持不住倒下了。把老老扶回家，赶紧去犍为县招待所。招待所里，已经围了众多青年男女，都显得很兴奋，很踊跃的。当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刚结束，国民经济经历三年调整，工厂已经多年没有招工。社会上大量学校毕业后，没有就业的年轻人。大家当然渴望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当上非常荣耀的国企职工。招生的老师是井下作业处的工人，当然文革前的工人与现在不是一个概念，那时工人身份，在社会上是很荣耀的。师傅一个姓唐、一个姓韩。对大家也很热情，没有一点居高临下的味道。大家觉得很有意思，一个甜、一个咸（四川话叫Han)。后来文革中，唐师傅当上井下机修车间革命委员会主任。被工读校录取了报名、填表、交资料，很快就完事。然后就让回家等通知。没有想到的是很快就通知我被学校录取了。之所以没有想到，因为我是考高中时，由于政审不合格，没有被录取的。虽然我的中考成绩据说是全县第二名，却被当成县里面所谓“白专”的典型。当时能够被石油部门录取，说明即使在当时，社会上仍然有一种实事求是的风气。我想在我的政审材料和学习成绩同时摆在招生老师面前时，他们还是考虑再三的。那时招收的工读校的学生，都是初中和高中毕业，没有考上高中或者没有考上大学的。这又分为两类情况。一类是家庭政治上根红苗正，但是学习成绩比较差，因而考不上的。另一类在石油工读校比较多的，就是家庭在政治上有“问题”，没有通过政审关，而没有被高中或者大学录取的。我就属于后者吧。很快就要去学校了，当然是激动、兴奋，要离开家了，竟没有一丝的依恋，没有一丝迷茫。兴高采烈离开家乡：记得离开犍为是1965年底。学生们乘坐的汽车开来了，敞篷汽车，没有棚，也没有座，但是已经是很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了。第一次看到喷涂黄色井架图案的四川石油管理局汽车，觉得真是太漂亮了。寒冬腊月，坐敞篷汽车，走几百公里，没有人叫苦，个个都表现得兴高采烈。对前途充满希望。汽车开进途中，学生们一路都自发地唱着歌。歌声几乎是一路不断，都是一些振奋人心的革命歌曲。印象最深的是当年很流行的一首电影歌曲，叫“草原神曲”，是表现一伙年轻人进入包头钢铁公司，与年轻的企业一同成长的故事。这首歌，的确能够反映这伙学生当时的心情。至今那“我们像双翼的神马，奔驰在草原上。啊，草原万里滚绿浪，水肥牛羊壮。再见吧心爱的草原，再见吧，心爱的家乡。为了草原钢花怒放，像燕子似的奔向远方”的歌声仍然记忆犹新。糖醋莲白到学校记得已经是傍晚。即有学校老师和已经先到的学生，出来欢迎。抢着接行李，带路到宿舍，很热情的，当时石油部门基本是沿袭军队的作风，同学之间那种感觉就和战友之间差不多吧。学校食堂吃饭，即是部队一样的大锅饭，用大盆子盛满各种菜肴。吃的按说是比较丰盛，几大盆的肉和蔬菜。但是留在我记忆中的就是一道糖醋莲白了，因为在老家犍为，莲花白都是清炒，还没有吃过糖醋味，所以印象很深。以后自己成家后，也都爱做这道菜。只是最近几年，随着化肥和农药的大量使用，莲花白的叶子已经是又厚又硬，再难炒出那时的味道了。三、难以消磨回忆学校里的记忆，经过几十年的岁月，能够留下的已经不多。不过还是有些东西是岁月难以消磨，仍然留在心中的。学校的教师们：先说说学校的教师，，教师们几乎都是军人出身。他们标准的服装，就是一身洗旧的军装。表现的都精明，干练，而又有一种理想的光芒。确实一入学后，都把他们作为学习的榜样。教师中也有一两个知识分子出身的，说老实话，印象似乎都不好。校长魏岐山，前面已经说过，是很有能力的。只是文革中，像千千万万老干部一样被打倒。后来似乎郁郁而终，没有能够等到文革结束。如果文革结束时，他还健在，相信一定会重新站起，也可能会有另一番辉煌。在我心中一直是很觉得惋惜的。副校长叫宫锡九，似乎是一位慈祥长者，好好先生。所以文革中也风平浪静地渡过，文革后，学校成立革命委员会，好像也作为老干部被三结合。至于是否学校革命委员会主任记不清了。教务主任王绳其，好像是一位规规矩矩的技术官僚。印象不深。印象最深的是学校政治教师，叫高大明。此人经常的打扮是一身旧军装，戴一顶棉军帽，还蹬一双马靴。显得非常的英俊潇洒。讲起课来头头是道，富有鼓动性。特别是爱讲自己的军旅生活，回忆革命战争年代的往事。他似乎参加过抗美援朝，到过朝鲜，但是在停战以后。讲得最多的是他在西藏平叛的战斗经历。对那些残酷战争场面的描述，还是很感动人的。他很受学生们欢迎，在学生中也有很高的威信。我与他私人交往不多，对他只是一些英雄崇拜。可惜此人在文革开始后，即被打倒，成为反革命。原来他的父亲是国民党军官。至于是中高级军官，还是特务军官，记不清了。他虽然参加解放军，成为革命军人。但是文革中，仍然因为家庭历史问题而遭到打击。这在文革前的政治生态中，是常见的现象。但是可悲的是此人却坚持不认罪，对当时的所有批判和斗争，一概硬顶。现在看来，是一种把做人的尊严，看得很重的人了。但是这让却他付出惨重的代价，文革初期，由于坚持不认罪，天天批斗，受尽折磨。后来，造反派上台，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他加入了造反派，积极参加文化革命。再后来隆昌县成立革命委员会，保守派不满，爆发武斗。他成为隆昌县民兵团石油连（由井下作业处造反派组成）连长，直接参加“新生保卫红色政权”的战斗。再再后来，文革结束，尘埃落定，他却因为指挥“武斗”，重新成为“反革命”而入狱。这么些年，由于我已经离开井下作业处，不知道他最后的结局。内心还是希望他能够有个善终吧。与他相反结局的，是一位杨姓教师（名字已经不记得了），此人也是军人出身，但是却天性诙谐，是个乐天派。文革开始，也因为家庭出身，外加口无遮拦，很快就被打成反革命，但是他却马上认罪，供认自己就是个反革命，甚至企图把学生们带去投奔台湾国民党。既然认罪，成为死老虎。再没有人对他有兴趣，从此无人问津。到文革结束，作结论时，大家也都知道他所谓的“认罪”，都是些胡说八道。他也就优哉游哉地，顺利渡过文革，毫发无损。记忆中，另外有一名胡姓教师，似乎文化不高，工作起来干劲十足，作风雷厉风行，但是显得有点粗鲁。一次给学生讲话，竟然说出“屙尿擤鼻子，两头逮到”，这样的经典，成为学生们的笑料。此人应该属于根红苗正，当时一直是单位政治上的积极分子。所以文革中，就当然成为保守派，而与学生们对立（学生们后来多数成为造反派）。文革结束，保守派上台，好像没有见到他有过对学生报复，算个好人吧。还有一个叫李方雪的军体课教师，长得一表人才。也是部队转业的军官。文革中也参加了造反派，在武斗中亦是积极参加“保卫新生红色政权”的战斗，当上了隆昌县民兵团参谋长。文革结束后，也被清算，好像也入狱了。现在应该已经出来了吧。不知道近况如何。初入学校学校所在地徐家桥，距离隆昌县城大概20华里。不过当时人们都是以步行为主。俗称“11号自行车”。到隆昌城基本上是走去，翻越楼峰山就到了。大概是有8华里，也就用一个小时左右。学生大概是两三百人，记得是分为五分队。一分队是固井，学的是油气井的固井专业。二分队是酸化，学习压裂酸化专业。三分队由高中生毕业生编成，学习电测专业。四分队也是电测专业，但是由初中毕业生组成。五分队是气测，学习气测专业。分班的依据是以前的学习成绩。而且学校还进行了入学摸底文化考试。通过这样考试情况对学生进行分班。分到电测专业的基本上是以前在学校时成绩较好，却因为各种政治原因没有能够升学的。而分到固井、酸化等对文化素质要求不太高的专业的学生，就是根红苗正、政治可靠但是学习成绩较差，没有考上学校的了。我就这样被分到了电测班，当时真是高兴，没有想到还能够分到这样好的专业。参观煤矿：分专业前，为了让同学们能够安心地服从分配，学校还用心良苦地安排了一次到隆昌工农煤矿的参观。这是我这一生唯一一次下到煤矿井下。那场景真是令人终身难忘。煤井非常狭窄而且阴暗潮湿。有的地方就只有人的身躯那样宽。就是说你在那段井下，人已经不能够爬行，只能够贴地“蛇行”。而且还有的井段是向下蛇行。经过这次恐怖的参观体验，你还能够对任何井下作业处的专业不满意吗？分班后，就发书了。好久没有上学了。拿到新书，真是兴奋、激动。发的是中专教材，除了语、数、外，还有一本电工学，以及一些电测专业的书了。那本”电工学“，我保存和使用了十多年。一直到读电大电子专业后，有了新教材，那本书才被替代。学校生活现在记忆中，就是那种澎湃的热情表现在开会时的革命歌曲大合唱。还有各班之间彼此拉歌，即各个自己班唱完后，彼此都要求对方再来一个。经常是这样挑战对方，由一个领头喊：“唱得好不好”，大家齐声说““好”，领头的喊“唱得妙不妙”，大家齐声说：”妙”，领头的又喊“再来一个要不要”，大家齐声喊“要”。被挑战的单位往往很爽快地响应，开始唱歌。唱完后，往往就会回敬刚才拉歌的单位，要求对方也来一个。总之这样场面热烈，歌声此起彼伏，非常热闹。第一次看火车：比较出洋相的，就是我们这些乐山地区来的学生，基本上都没有看见过火车。当时成昆线还没有修，乐山地区就还没有火车。于是去隆昌县城去看火车，就是工读校学生们都很向往的事情。我也和几个同学，利用星期天去看过火车。到了县城，跑到铁道边，看着那火车轰隆轰隆地呼啸而过，真是过瘾。发工作服：大家最兴奋的就是发服装了。学校发给我们一套工作服和工皮鞋。工作服是劳动布的，与现在流行的牛仔布料差不多。皮鞋是黄色的翻皮，当然是货真价实真皮。当时工人阶级社会地位大概就类似现在的公务员吧。穿上这身石油工人的服装，真是觉得非常神气。所以后来学校放暑假，当年的8月份，大热天，工读校学生们都是清一色穿着这身工作服和大皮鞋回家。有点衣锦还乡的意思。当年赴北京串联时的照片，是工读校学生的标准配置，只是由于开始串联时要求步行串联，所以没有穿工皮鞋，而是解放鞋。赤脚大仙们：可笑的是大家还舍不得穿那新皮鞋，我们在家乡，大部分时间都是不穿鞋，打光脚的。就是冬天也是如此。所以在开始阶段，虽然发了皮鞋，经常在集合时站着一群工读校的学生都是赤脚，戏称为赤脚大仙。往往引得老师大发雷霆。也不知道纠正了多少次，我们才养成了穿鞋站队的习惯。发大家梦寐以求的工棉衣，（当时最引为自豪的石油工人的标准作装，到处可见的工业学大庆宣传画，石油工人就是那个形象。）大概是在我们到生产现场以后的事了。因为我们后来文革中去北京大串联，就是穿着这身服装，闯到了北京。上面的照片就是穿着那身工棉衣照的，只是由于要长途步行，穿的是当时流行的解放鞋。传达中央指示不过夜：1966年的国内外形势下，四川处于三线建设重点区域，国家备战备荒的重点区域。中央领导似乎经常来川抓备战工作，也对四川油气开发多有指示。这些指示一下达，石油部门都会第一时间开会传达。按照那时的说法是：传达中央精神不过夜。经常晚上忽然通知到处里开会，全体师生会立即集合，然后步行去两道桥处机关。听中央指示，然后是处领导讲话动员，各单位表决心等等，几乎都会忙到大半夜。在当时的石油部门熬夜工作，基本是家常便饭。谁都没有怨言，或者说：不敢有怨言。四，参加石油大会战参与石油会战到学校的初期，我们是到会战一线，即威远桐子堡参加劳动。主要就是建设井下作业处的前线基地。当时的石油部门有一种引以为傲的建筑，就是“干打垒”。即不是用砖砌房屋，而是到山上采来片石，用泥浆粘和砌成墙，来建造的房屋。倒不是因为没有钱，而是要刻意表现一种艰苦奋斗的精神。当时四川石油局的前线指挥部在“红村”。井下作业处的前线指挥所“桐子堡”都这样建成。虽然现在想来建造房屋不用砖石，不用水泥，钢筋，简直不可思议。但是当时好像也没有出现过垮塌。我们住着那种房屋还真没有担心过安全问题。只是每天在山上开片石，搬运，砌墙，劳动强度还是很大的。好想早点结束，到真正的生产岗位，会轻松得多。桐子堡战歌：有作曲家为这次“桐子堡会战”，谱写了一首战歌，生动地描写了当时的情景：“党的号令传，红旗迎风摆。翻山越岭战威远，桐子堡上建家园。。。。。”。当时的工地上确实红旗招展，革命歌曲嘹亮，人山人海，热火朝天。阶级斗争气氛渐浓：但是1966年又已经是文革前夜，阶级斗争的气氛已经渐浓。处里面也开始频繁地抓出不少阶级敌人。其实都是一些普通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可能就是说几句“落后话”，甚至就是开几句玩笑。也可能就成为运动中打击的对象。引蛇出洞：后来听老师傅们说起，还有更可怕的。由于抓不到阶级敌人，无法向上交待。有的单位竟然采用“引蛇出洞”的方法，即由一些运动积极分子，故意在一些人面前散布落后言论，引诱你去附和。你如果随口附和，那就上当了。积极分子将你的话汇报上去。你就成为阶级敌人了。抓阶级敌人的场面也有些吓人。刚开大会时，这些要被斗争“阶级敌人”，可能还一无所知，而领导和运动的积极分子已经开会，决定将谁作为阶级敌人“揪出来”。会议开始前，即将积极分子布置在将被揪出来的人旁边。待会议进行到抓坏人阶段时。会议主持人会忽然大吼一声“将阶级敌人某某某揪出来”。这时就会有几个积极分子将这个人揪住，连推带打的推到会场前，按住头，让他低头认罪。会场上就会有事先安排好的积极分子站出来对他的“反动言行”进行揭发批判，那情景真是有点令人恐怖。被批斗的人往往只能够认罪，从此被归入另类。同时还要连累到家人都在单位和学校抬不起头。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工人，贪点小便宜，用了两张公用信签纸写了一封家信。被检举后，也被揪出，遭到批斗。我们私下里都觉得好笑。当然也有人承受力太差，竟然选择轻生。后来我们到川南以后，在炭黑厂就看到一个技术干部，被揪斗后，好像是吞食生石灰自杀，很惨的。其实这些人在运动后期，往往因为查无实据，不了了之。在当时斗争氛围下，学校生活渐渐变得紧张和无趣。虽然运动并没有在学生中开展，但是经常的开会，批斗阶级敌人，还是让人厌烦。我们都盼望着能够下生产一线去参加工作，似乎生活也会好一些。宝贵的出差费：当时我们的生活费是每月9元钱。但是到生产单位后，由于井下作业处的生产单位都是野外作业，都有出差机会。如果出差，我们可以和职工一样领到1.2元的出差费。当时这个1.2元出差费，应该相当于现在的600元左右吧。在外面一天吃和住是用不完的。往往出差结束，大家还能够分点出差费的结余。当时不但是我们学生，就是正式职工也希望有出差机会，好赚点出差费。电测四分队的同学们：这样，在学校不长的集中学习后，我们电测4班（初中班），被派到井下作业处川南指挥部的电测二中队，要求我们在生产一线是学习和参加生产工作，就是半工半读了。分到二中队的20个同学，现在我能够回忆起来的已经没有几个，后来经过邓有明回忆，才将名单凑够这20人：刘子骥、余铁生、周守才、刘天武、宁大声、邓有明、杨泽生、杨泽厚、游兴益、钱明楠、陈世发、陈西林、彭贤树、刘云龙、吴绪箸、黄承志、代显君、吴诗伯、谭德纯。会战现场的回忆：川南指挥所就在泸州碳黑厂的一个礼堂内，中队指导员叫王万盛，队长好像叫张之斌。当时从领导到职工，全部都住在一起。都睡在礼堂内，床就用竹竿绑成一排，大家人挨人一排排睡在一起。每个人大概能够有一米左右空间。而一排排床中间，摆几张办公桌就是各个单位的办公室了。我们初到现场，最恼火的是睡觉了。那些绑成为床的竹竿都不平直，而是七窍八拱的，人睡在上面真是难受。开始很不习惯，根本睡不着。后来才逐步习惯了。川南的教师，川南指挥所给我们配了文化课教师。都是电测队的操作员，知识分子。一个叫陈君其。大概20多岁，显得非常年轻，像个大小伙子。这个人口才不错，能说会道。还有个老师叫范宗直，年龄稍大。讲课水平都不错。他们与学生相处还比较好。几十年后，都仍然与我们这些学生作为朋友。2020年，我搬到新居“石化大厦”后，曾经邀请陈老师、李松旺等电测队老前辈来家玩。他们看到我们现在的住房。都不禁回忆起50年前大家参与石油大会战时，在川南指挥所，几百个人挤竹铺床的过去，也是不胜嘘嘘。上课的课堂：就在礼堂附属的一个主席台上，没有课桌，没有凳子。每个人发一个稻草编的圆形垫子就算凳子了，墙上挂一个小黑板，大家围着老师坐一圈，就可以上课了。参加生产劳动：我们工读校的学生，既作为学生要上课。又被编入班组，要实际参加生产劳动。我就被编到电测二中队的11小队。小队长姓徐是一位老工人。还有一位政治班长，是一个转业的军人。一位操作员好像姓陈，是个很忠厚知识分子，而辅助操作员是一个年轻小伙，有点年轻气盛。我们一去，他们对我们都很热情，很关心的。其实文革前，石油企业就像部队一样，成员之间确实有着一种革命同志，革命战友一样的亲情。令人感到很温暖的。电测岗位：既然下到小队，只要小队有生产任务，我们就和他们一起到井场测井作业。其实电测工的工作也很简单，分为井口、地面和绞车工等三个岗位。井口工就是将下井仪器放入井下，地面工就是安装下井仪器，绞车工就是起放电缆。我们很快就掌握了基本的操作，可以顶岗工作了。记得当时我主要当绞车工，要让电缆盘得很整齐，漂亮，还是要全神贯注，丝毫不敢大意。看着钢丝电缆在自己的操作下，像面条一样柔软盘旋，然后整整齐齐地排列，还是有点成就感。艰难的熬夜：电测作业都是连续测试，经常一口井要测一二十个小时，如果不顺利，甚至几天几夜，中途是不能够休息的。我们当时十几二十岁，正是睡眠比较多的时候，熬夜作业对我们来说，很恼火。实在熬不住了，老师傅会让我们去打个盹。经常在从井场回来时，尽管车子在山路上，剧烈的颠簸，我们都能够在车上大睡。经常在睡梦中被颠簸得头撞上车顶，或者车窗，被撞醒了，又倒头继续睡。表现不怕苦：记得一次是到合江县榕山镇值班，从井场测井回来，天下小雨，但是电测车又抛锚了，当年的汽车，好像抛锚是常事吧。为了表现不怕苦的精神，我不顾地面泥水，硬是爬到车底下去检查，弄得一身的泥浆。回队后，果然被领导们狠狠地表扬了一通。亲眼目睹的死亡事故：但是，在现场也有一件很难忘的事，就是在我们第一次与11小队，到泸州阳高寺气田的“阳20井”，测井时。亲眼目睹，另外一所工读校---泸州气矿工读校，一位学生的惨死。当天我们在阳20井的测井作业比较顺利，测井结束后，仅有操作员在与井队地质人员进行电测资料的介绍。我就坐在电测车上。正百无聊赖，一辆运钢套管的拖车来了。车上是满满一车的钢套管。这时同样在阳20井现场劳动的泸州气矿工读校学生们，就来卸车。一个学生，爬上车顶，站在套管上，将套管往下面撬（这是没有安全常识的错误操作）。这时惨剧发生了，钢管忽然全部翻滚而下，我亲眼看见，这个学生被摔下车后，钢管纷纷滚落，压在他身上。大家惊呼着救人，赶快搬开钢管，将他从下面救出。并立即送泸州医学院抢救，但是据说在路上人就死了。那整天我们的心情都很沉痛。兔死狐悲吧，毕竟同为工读校的同学。五，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大概在1966年5月左右，文化大革命就在全国开始进行了。哭笑不得的闹剧，我们也就在泸州川南指挥所，还没有到学校集中参加文化大革命。这也就是后来被批评为“群众斗群众”的阶段，运动的组织者还是单位的领导，只是左的调门更高，也就是越左越好的气氛吧。记得运动一开始，就有一次让人哭笑不得的指示下达。说是技术上通常使用的拉丁字母是西方的东西，必须要革掉。用我们中国自己的东西。指示一下达，我们立刻行动，把所有的技术资料，技术书籍里的拉丁字母，改成甲乙丙丁。看起来非常别扭，又不敢笑。折腾了一个晚上，将资料改完，后来大概觉得太不方便，也没有人认真检查，也就不了了之。混战中的人人自危：文革一开始，领导就发动大家纷纷写大字报，检举、揭发阶级敌人。我们住的炭黑厂礼堂，就拿一块出来贴大字报。开始是漫无目标的互相检举揭发，很多人都上了大字报，很好笑的。然后经过领导们的引导，才逐步集中到真正的运动对象。运动也就是按照解放以来历次运动的老一套在进行，打击对象也就是一些“老运动员”，即本人或者家庭有政治问题的人，所谓“地富反坏右”，以及其子女（一般只打击所谓表现不好的）。也有一些新加入的“运动员”，即一些所谓思想落后，特别是爱发牢骚，讲怪话的人。我们小队那个辅助操作员，因为年轻气盛，口无遮拦，也被写了大字报，马上就灰溜溜的了。强项肖愚先：而川南指挥所里，主要的斗争对象，是一个叫做肖愚先的技术人员。这个人是北京石油学院毕业的，很年轻，大概30来岁，长得很精神，技术上不错，特别是能说会道。大概是家庭历史问题吧，被打成牛鬼蛇神。但是这人就是坚决不认罪。不管怎样批判，斗争，就是不低头。真的是“不低头”，尽管开批斗会时，运动积极分子们一拥而上，把他的头往下按，他都倔强地昂起，就是不愿意低下去。那情景，使人想起东汉时的强项令董宣，看着心里很想笑。每天开他的批斗会，我们自然要参加，虽然我们不是积极分子，不需要要冲上台发言，批判，甚至出手去揪头发，让他低头认罪。但是又必须经常和大家一起喊喊口号什么的，也烦人。阶级斗争的唯一的好处：由于肖愚先这个人“顽固不化”，经常开他的批斗大会，都要开到晚上12点钟，可以赶上吃夜班饭的时间，当时的夜班饭是免费的，而且吃得比较好，记得最清楚的是每次都有一盘卤肉。年轻人，吃起来很香的。反正斗争会开到12点，我们就去领夜班票，然后去食堂吃饭。吃了就睡。不过对这每天的批斗会，政治学习，还是从心里感到厌烦，其实很多时候是感到压抑。石油单位内部，我们刚来时那种团结，友爱，互助，已经被互相揭发，人人自危的气氛笼罩。如果谁跟的电测小队接到生产任务，要去现场测井，那心情就好像就解放了一样，顿时感到轻松许多。即使要熬夜操作，也比在基地时每天开会，看那些打人、骂人的场景，要好许多。返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川南指挥所文革开始不久，就接到学校通知，工读校学生全部返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大概是在66年七、八月份，我们就陆续从生产基地返回学校。住在井下作业处子弟学校。子弟校大概也是停课闹革命了，把教室让给我们住。每天的事情就是开会，不是政治学习会，就是批判“牛鬼蛇神”的批斗会。抓小三家村：文革仍然由学校党委领导，斗争的方式就模仿抓出邓托，吴晗、廖沫沙三家村一样，也抓出一些“小三家村”，基本上是一些家庭有历史问题的教师，以及平时说话被抓住毛病的人。当时的知识分子，恐怕大多数人的家庭，都有政治问题。否则在解放前，也就是他们年轻时，不可能有读书的机会。所以地主和资产阶级，甚至反动军官的孝子贤孙，就是大多数教师的典型标签。如果平时再说话不谨慎，那时就成阶级敌人了（当时一般叫牛鬼蛇神，因为文革初期，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叫做“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所以各地就基本沿用这个名称，作为运动对象的标签）。当时好像政策是不在学生中搞斗争，不然我们学生中不少人，恐怕难以幸免，工读校的学生，家庭存在历史问题的多了，谁又没有平时开个玩笑，发个牢骚什么的。要是在学生中抓，那就麻烦了，不知道有多少同学要倒霉。对“牛鬼蛇神”的态度：教师中抓出来的“牛鬼蛇神”，有上面提到的政治教师高大明、杨公绩（原来名字都忘了，刚才小胖子--邓有明才告诉我的）等，其实我们从内心很同情他们，认为他们都是好人。反正我们这些家庭出身的人，也当不了运动积极分子，而由于从内心对“阶级敌人”恨不起来，只有跟着喊喊口号什么的，真正烦死人。每天要开会，学习中央文件，读报纸的批判文章，然后就是发言，表态。写牛鬼蛇神的大字报，无聊得很。巴不得能够回到泸州，到生产现场去要轻松得多。抓人、打人，气氛恶化：过了不久，社会上文革的气氛就更严重了。开始抓人、打人，对“牛鬼蛇神”进行戴尖尖帽游街和抄家。工读校学生毕竟年龄大些，而且家庭成员好多有类似遭遇，所以这些过火的行为的，基本上没有参与。两道桥街上，不时有井下作业处子弟学校的学生们，押着“牛鬼蛇神”游街（很多是子弟学校教师），并不时听说这些学生，抄谁谁的家了。我们内心确实很反感，当然不能够表露出来。所幸，大概1966年9月，在返校一个月左右，大概由于毛主席发表“我的一张大字报”，以及“中央十六条”后，文革的风向开始悄然改变。我们就被通知返回生产单位了。文革风向的改变我们回炭黑厂后，感觉这个运动风向就变了。前段运动中抓出的牛鬼蛇神，已经无人问津。恢复了以前的工作，该干啥，仍然干啥。而以前在运动中一呼百诺的领导们则神情黯然，身边少了群众们的热情拥戴，显得落寂。因为十六条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虽然当时还没有开始对领导们（可笑的是，后来全部成为“走资派”）的斗争，但是似乎已经有山雨欲来的气氛。“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成立了。这是后来所谓官办的红卫兵，也就是由学校领导们组织，而非自发成立的红卫兵组织。不过没有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学生的份。由于能够选为“红卫兵”必须是“根红苗正”的学生，我们就无权加入了。家庭历史有问题的这些学生只能够加入“红卫队”。袖章发下来，区别是：红卫兵的袖章是毛主席手书的“红卫兵”草书字体。红卫队的袖章是普通黑体字。由于工读校学生毕竟还是“红卫队”占多数，我们也习惯了因为家庭问题受歧视，所以也觉得无所谓。当然心里会有点小小的不舒服。山雨欲来：此时石油部门表面仍然平静，然而随着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红卫兵开始全国的革命大串联，也有首都红卫兵到达。四川和泸州已经有山雨欲来的先兆。单位领导已经要求大家不要与北京下来的红卫兵接触。但是毕竟大家一到泸州市区，就可以看到街边贴满，打倒刘少奇、邓小平以及四川省李井泉等人的大字报。革命大串联：而1966年底，工读校学生们关注的，是毛主席接见全国红卫兵的消息。于是给单位提出要求，也要到北京去，受毛主席的接见。开始学校同意，选派大概是9个同学（当然是红卫兵而不是红卫队成员）去北京。不过由于受文革中的革命造反思潮影响，工读校学生们已经不再对领导的决定百依百顺，我们没有接受派代表去北京的方案，而是要求像地方学校一样：全员停课闹革命，参加革命大串联，到北京见毛主席。学生意见反映上去后，事情闹了一段时间，可能是1966年11月，石油部终于同意，全国的石油系统工读校学生，可以参加革命大串联。听到这消息，简直太高兴了。到北京去见毛主席，是中国人最大的愿望。何况我们还连成都没有去过，这次却要去北京了，大家真是兴奋激动。说穿了，我们不是去革命大串联，恰恰是想脱离这场令人厌恶的革命，借机去游山玩水。但是接下来却出现了问题。原来红卫兵都是乘车在全国串联，几百万红卫兵出行，已经使全国各地的交通不堪重负。于是此时就有红卫兵提出步行串联的倡议，引起全国的红卫兵纷纷响应。这时已经接近年底，学校就给我们提出，所有学生都必须以步行方式，参加革命大串联。那种形势之下，没有学生会不同意。但是串联的组织，因为当时的红卫兵组织，官办的名声已经很臭了，大家都纷纷要求自行组织。于是我们几个犍为老乡：我加上刘子骥、周守才和一个叫老四哥的（陈西林），就组合了一个串联队伍。66年12月份，我们从泸州出发，口号是步行上北京。其实我们几个人心里的打算都是出去再说，应该有别的办法的。毕竟从泸州到北京，有2000多公里，步行要一两个月，我们估计是吃不了这个苦的。何况真的走到北京，不知道猴年马月了。我们从泸州市小市炭黑厂出发，本来应该走泸隆公路，到隆昌然后经成渝公路到成都。但是我们一行的老四哥，有个姐姐在荣昌永荣矿务局，他想要顺道去姐姐家玩两天。我们就一道经泸州到永川的公路出发了。每个人都背有简单的行李，好像还带了被子，打了铺盖卷的。虽然当时的革命大串联，规定是各地对红卫兵提供免费的交通和食宿。但是我们按照革命传统，背上铺盖卷上路。我们还带了毛主席语录的小卡片，准备沿路宣传毛泽东思想。这毛主席语录卡片还很受沿途农民的欢迎，每次发语录，在地里做活的农民们都会放下农活，飞快地跑过来拿，并一再表示感谢。沿途的汽车司机们对我们这些步行的红卫兵还真有好感。一路上有不少拉货的车，有拉煤的，也有空车。司机们经常停下车来，问我们要不要乘车。开始我们都谢绝他们的好意，毕竟说了步行串联的，总不能第一天就偷懒，变成乘车了吧。就这样走了大概二十多公里，每五里地休息一次，走到泸州永川交界的黄瓜山上，已经是下午了。也真走累了，这时大家也无心再坚持，商量了一下，决定乘车算了。很快就有一辆汽车又停下，问我们坐不坐车。我们一窝蜂上车，“步行大串联”就正式结束了。红卫兵接待站：车子开到荣昌县双河场，司机停车，说他的目的地到了。我们下车，感谢师傅，然后决定今晚就住宿在双河场。我们找到双河场区委的接待站（专门接待红卫兵）。接待站的几个女干部非常热情。马上给我们安排一顿很不错的晚餐。吃过饭，就带我们去旅馆住宿。到了旅馆，给我们安排好，她们竟然还打了洗脚水，要给我们洗脚。简直太不好意思了，我们坚决谢绝了。到了成都：在永荣矿务局住了两天，等待老四哥到姐姐家去团聚。然后就乘火车到成都了。乘车都免票，只要出示学生证就行。到了成都，就被安排到成都气象学校住宿。第一次到四川省会成都，没有觉得多好。就是房屋比犍为多些而已。以前民间传说的锦江宾馆，多么高级，看到了也说不上多壮观。只是在路上可能吃的东西不干净，当天晚上又吐又拉。还好，深夜都有学校医生值班，马上来给我看病，拿药。第二天就好了。当时可都是免费。在成都的革命活动，就是参观武侯祠、杜甫草堂、青羊宫等有名的古迹了。当时这些地方都是破四旧的对象，也无人管理，显得破旧潦倒。但是有国家的文物保护政策，红卫兵们也没有对这些地方进行破坏。雕梁画栋和上面的古诗词仍然保持完好。还是很值得看的。革命大辩论：晚上就去成都的皇城广场，观看文革的宣传和辩论。广场到了晚上非常热闹，首都红卫兵在这里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宣传。往往也引发激烈的辩论。辩论的一方，是首都红卫兵或者少数支持者。另一方往往是围观的群众。红卫兵们提出的口号是“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对立面的群众就认为大西南1949年就已经解放了。现在不能够再提出解放。红卫兵们要打倒刘少奇、邓小平、李井泉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群众们认为他们虽然有错误，但不是三反分子。红卫兵要揪斗这些走资派，押走资派游街，群众认为要文斗，不要武斗是党中央的政策。而当时能够站出来与首都红卫兵一起造反的，还比较少，且多为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打击的对象，所以群众往往最反感这些“右派翻天”。常常看见一个红卫兵被一大群人围着辩论。于是红卫兵们往往就认为是走资派在挑动群众都群众。我经常看这些辩论，有时也忍不住要参与一下，当然都是站在首都红卫兵的对立面。对“文革”的反感：说到我对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态度，自始至终是厌恶，甚至是反感的。从开始批判“三家村”起，到批判“海瑞罢官”，现在把矛头指向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罗瑞卿等等作法，都令人厌恶。我心中对那些老革命一直是很尊敬和崇拜的。现在忽然说他们要复辟资本主义，说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鬼才相信。内心都认为他们不过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特别是看了那些批判他们的材料，反而从心里都认可他们的主张。认为他们是由于提出正确的意见，而遭受打击。而当时红极一时的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我却从心里厌恶。认为他们就是历史上的苏妲己、赵高一类的奸人、佞臣。当然这些想法是不敢表露的。否则将大祸临头。虽然当时对这场文革的实质，看得比较清晰的人，并不多。但是朋友之间还是能够心领神会。比如有人就说“仰面妇人、埋头汉，都不是好东西”。我们都知道他骂的是江青、张春桥。大家就会心一笑。而在基层，当时文化大革命打击对象却是一些教师和科技人员。我们从心里感觉他们都是一些正直的人，至少是一些无辜的人。当然也很同情。所以对这场革命开始的确是很反感，不愿意参与的。当然社会上也有的群众，对文革开始还是抱有很大热情，是积极参与的。的确认为搞文革，是为了反修防修，因此也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从那时起，社会上对文革的态度已经开始分化。后来逐步形成对立的两派，造反派和保守派。特大喜讯：也就在成都期间，忽然得到一个特大喜讯：毛主席第八次，也就是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消息。全国人民在热烈地庆祝，我们却傻了眼。因为紧接着就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的通知：停止红卫兵的革命大串联、要求红卫兵们“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紧接着各个红卫兵接待站，都只发放红卫兵们的返校车票了。看来我们去北京的计划，已经成为泡影。天无绝人之路，一天晚上，周守才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他遇见几个大庆油田工读校的学生，互相一商量，有了一个绝妙的主意。我们的学校虽然在隆昌，但是我们可以领到成都到重庆的“返校火车票”。他们学校在大庆，就可以领到成都去北京的火车票。我们然后用重庆车票与他们的北京车票交换，皆大欢喜。主意一定，双方立刻行动，两天内，我们需要的北京车票就到手了。事不宜迟，我们就立刻登上去火车，朝向往已久北京出发。火车上的确拥挤不堪，基本上是串联的红卫兵。座位是肯定没有的，我们几个都挤在车厢之间的连接处，人挨人的挤着，两天两夜，吃喝拉撒睡，都在那个狭小的空间里。好在年轻，又是第一次上北京。根本不感觉苦，只是兴奋。只是有两个内蒙古的女生，和我们挤在一起时，竟然发现我们是四川人，车票是混到的。威胁要去告我们。我们嗤之以鼻。当时混乱状况下，这种情况多了，谁来管。火车呼啸着前行。一望无际的黄土高坡，广袤的华北平原，低矮的北方农村房屋，村民们几乎都穿着冬季的黑棉袄，他们好奇地看着满载红卫兵的列车呼啸而过。看着灰尘满面的一座座乡村和城市。心中曾经的美丽祖国，完全没有想到，竟然这副模样。这是一生中第一次看到中国的全貌，那样的广袤，那样的贫穷，那样的灰蒙蒙一片，此情此景，在心中定格。在北京的革命大串联走出火车站，就像做梦一样。真没有想到竟然来到了首都北京，当时多少人一辈子的梦想。到北京是深夜了，已经没有公共汽车。这简直不是问题，几个人凭着一张地图和能够碰到的路人问路，就向石油部所在的六铺炕行军了。大概走到早上六点左右，终于找到六铺炕石油部接待站。喜出望外：一进入接待站，我们的心就凉了半截。原来办公室墙上就贴着北京市（忘了那个部门）通告：停止接待外地红卫兵，并立即遣返他们离京。我们都在想，这下完了。完全没有想到的是，接待的人员好像没有看到墙上的通告一样。看了我们的学生证件，马上给我们开出到石油部接待站20天的食宿证和北京市的免费乘车证，令我们喜出望外。我到现在都记得，当时的接待人员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我想，他是出于对于这些不远千里来京，同为年轻人的同情心吧。石油部红卫兵接待站，设在石油部子弟校。里面住满了来自全国各个油田的红卫兵。工读校学生相当多。我们就和一伙东北学生住一屋。就是在子弟校教室里打的地铺了。大家挤在一排排通铺上，互相之间就方便交流了。不过首先交流的不是革命经验。而是他们东北带来的特产--虱子。我们住下不久，全身就长满虱子了。白天没有啥。晚上睡觉就不行了。所以每天睡觉前，寝室里就有一个统一的活动，逮虱子。大家把身上能够逮到的虱子，都尽量的清除了。才可以保证睡到大半夜。后来这个东西还跟随我们回到四川。传到学校和我们家里，给我们家造成不小的麻烦。在北京的生活：吃的东西就是北方的特色饮食了，每天除早上的馒头稀饭，中午晚上都是一碗大白菜肉片汤。20来天，真是吃腻了。在外面当然就是简单的一碗面条过一顿。只有一次，几个人逛颐和园时，决定奢侈一次，进饭店，吃炒菜。吃什么都忘了。只是记得，当时颐和园的饭店，竟然四面透风。我们吃着吃着，从手指开始，到手腕逐步地冻僵。只剩下小臂可以活动了。好不容易把饭吃完。北京的刺骨寒风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只要外出，就是寒风凛冽。那风刮到脸上，真是像刀刮似的疼痛。戴上口罩，口罩外面都能够结上冰渣。就想起，还是四川的冬天好过。在北京的主要的活动，当然还是去看看那些我们心仪已久的地方了。首先是天安门，全国人们向往的圣地。然后是故宫、颐和园、香山、其实最吸引我们的还是革命军事博物馆。我在军博看了一天，却怎么也看不够。第二天又去，还是没有看完，结果第三天又去。印象最深的是抗美援朝馆，还记得展出有缴获的美军军旗，被击落美机的机枪等。还有国土防空馆，展出有著名的王海涂上击落敌机数量的战斗机，也有击落的F-86和好几架被击落的U-2高空侦察机等。这些都是当时家喻户晓的中国军队战绩。那时的年轻人都普遍向往革命战争，崇拜革命英雄。唯一与文革有关的活动，就是我们一伙人香山公园成立了红卫兵组织。那天我们学校高中电测班的杨峩生，来找我们，说起北京西郊有个香山公园很值得去游。于是第二天我们一行大概四、五个人，就相约去香山游玩。不过当时已经是年末，有名的香山红叶已经看不到了。但是香山毕竟山势巍峨，很有气势。主要的看点是孙中山的衣冠墓。在香山碧云寺，看到苏联赠送给孙中山的水晶棺。俄式风格，玻璃的方棺，四周是银色的镶花，感觉很漂亮。还陈列很多与孙中山同时代的革命者照片。总之不虚此行了。在香山上，杨峩生提议，我们成立一个红卫兵战斗队，大家都赞成，于是就成立了。具体叫什么名字都搞忘了。好像回四川后，也没有真正参与活动。在北京住满20天，就顺利回四川了。因为是回学校，很容易就领到免费车票。经济主义：回学校后，第一件大事，就是补发工资。这就是工读校学生们去石油部造反的成果。文革初期，可以把很多认为不合理的事情，贴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标签，去造反。工读校学生们认为，我们到生产一线劳动，就没有贯彻毛主席“学生以学为主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所以应该按照当时学徒工的工资标准，给我们补发工资。当时学徒工工资是十多元，而学生的生活费是九元。按照这个差额。我就领到补发的130元。在当时的物价下。这可是一笔巨款了。相当于现在的一万多元吧。满心欢喜的领到了这笔钱，回犍为老家过年去了。回家，我从补发的钱里，给了老老100元。记得这是我唯一的一次给老老钱。老老和奶奶拿到这笔钱，他们自己根本舍不得用，天天张罗给我买好吃的，说我在外面吃了苦，身体不好，要给我补身体。老人家们就是这样，心里只想着儿孙。老老和奶奶，把我从小养大，这居然是我唯一的一次给老老钱。后来离开家，老老就去世了，心里算是稍有一点宽慰。过完年回学校以后，老老就逝世了。其实在家时，老老已经生病了，老是打嗝，一直没有治好。我心里很着急，但是毫无办法。老老懂点中医，平时都是自己开方子，给自己和家人治病，基本是不去西医的县医院看病的。后来石油部为我们补发“工资”的事情，被批判为走资派搞的“经济主义”，目的是腐蚀革命小将。文革后期我们分到生产单位后，按照我们领到的数额，全数退赔。那时工资是32.5元，每个月扣5元，压力还是很大的。（大概相当于现在3250元的工资，每月扣500元吧。）教科书扔了：过年后，回学校。学校仍然没有上课。学生们无所事事，但是也无心再读书了，大家都把发的教科书扔出来。在学生宿舍里堆成一堆。还好没有烧掉。也没有收废纸的小贩来收走。到文革后期，我们幡然醒悟时，还能够从书堆里把认为有用的如电工学、数学等书翻拣回来。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上海的一月风暴开始了造反派的夺权行动，很快蔓延到全国，各地方和各单位在夺权，成立革命委员会。但是我们对这些，并不关心。不久。在井下作业处，就发生了3.3事件。即对井下作业处的造反派进行抓捕的事件，把工读校的学生卷进文革的漩涡。保守派和造反派：社会上的保守派和造反派，是从76年初的一月风暴开始成型。但是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其形成是由来已久。从60年代开始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以及多年来执行的“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阶级路线。由此积淀的社会矛盾和造成的社会撕裂，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发展形成的。造反派的主要成员，大概为两类，一是那些充满革命理想，热爱党、热爱毛主席，希望在文革中锻炼成长的青年学生。二是一些中青年知识份子，他们家庭都或多或少有些历史问题，即与当时划为“地富反坏右”者有或多或少的亲缘关系。其实这些人本人大多爱党、爱国，工作上勤奋努力。但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要受到打击，至少要受到一些歧视。这些人就成为大专院校红卫兵和各地造反派的骨干。文革中的保守派，与此类似。也有很多青年学生，老工人和农民。他们大多是“根红苗正”，即其出身于革命干部、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所谓“红五类家庭”。在解放后的政治历次和文革初期，都是充当先进和骨干。文革初期，他们抓牛鬼蛇神，斗反动学术权威，抄家、游街等，搞得热火朝天。忽然运动方向一转，说他们的斗争大方向错了，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想不通。特别当一些在以前政治运动中被打倒的干部，被打成牛鬼蛇神的人，在“一月风暴中”起来造反、夺权。他们更认为是“右派翻天”。而这些造反派又因为文革初期被整，与他们形同水火。把他们称作“狗头军师”，“打手”。所以两派对立情绪越来越重，最后竟然势不两立，闹成全国性大规模武斗。四川省内著名的保守派组织有成都的“产业军”，泸州的“红联站”，乐山的“1110”等。著名的造反派组织有成都的“川大826”，“红卫兵成都部队”，泸州的“医专912”以及各地区的“工人造反司令部”等等。我们工读校的学生，开始并未参加造反派或者保守派的组织。不少学生既同情文革初期受打击的知识分子，学术权威，也同情当前被打倒的老干部们,对以江青、康生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所作所为非常厌恶。所以对参与文化大革命，兴趣不大。大多抱一种比较彷徨和超然的态度。但是1967年3月3日发生在井下作业处的“3.3”事件，改变了这一切。使全校师生基本上成为造反派，而且是隆昌造反派的重要力量。文革进入以上海一月风暴开始的群众夺权阶段后，井下作业处群众组织分为两大派，一派是偏保守的“联合兵团”，一派是偏激进造反的“造反司令部”。联合兵团在工人文化水平较低的固井、压裂队，机修车间等单位人数较多，而造反司令部在工人文化水平较高的电测、气测、地球物理攻关队等单位占优势。井下作业处总体是造反派人数较多。两派都企图争取工读校学生的支持。而大多数学生由于兴趣不大，对两派的争取一直是未置可否。1967年2月开始了“二月逆流”，即谭震林为代表的一批老干部，出于对文革的不满，把全国发生的造反派的夺权行为，视为“右派翻天”。他们的态度，引发全国响应（主要是当时仍然保留权力的军队），因而发生短暂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联合兵团积极地参与了镇压反革命的活动，斗争的对象就指向了同单位的群众组织“造反司令部”。由于他们在井下作业处人数上处于劣势，他们就去搬来同在隆昌县的“化学工业部第八化工建设公司”的保守派组织“红色狂飙”来帮忙。三.三事件：1967年3月3日，隆昌县的“红色狂飙”，在“联合兵团”成员的配合协助下，出动大概一两千人，将徐家桥包围，要抓捕“造反司令部”司令王树源等5名“反革命分子”。这就是井下作业处文革中著名的3.3事件。徐家桥当时除住有工读校外，还有气测队和地球物理攻关队。他们要抓的五个人，就是分别属于地球物理攻关对和气测队的几个工程师。大家虽然不熟，但是也认识。3月3日下午，我就看到徐家桥周围山上出现一些不明身份的人，并越来越多。感觉形势不对。到晚上大概就有一两千人了，对徐家桥形成包围态势。“红色狂飙”的宣传车，于傍晚开进徐家桥，开始宣读“红色狂飙司令部”和“联合兵团”的“戒严令”.要在徐家桥实施“戒严”，抓捕攻关队王树源、气测队崔晓明、包文彬等5名反革命分子。我们被他们包围在圈内，一大批同学和职工都在一起，大家都非常愤怒。我看到地球物理攻关队的一批职工站在攻关队小院门口，阻止他们进入小院抓人，一群工读校同学包围了宣传车，与他们辩论，认为他们作为群众组织，没有实施戒严的权利。也没有将对立的群众组织头头，认定为反革命的权利。此时“红色狂飙”的工人就动手驱赶学生并辱骂学生，双方发生冲突。几个比较年轻的学生，主要是一、二分队（固井和压裂分队）的同学，气愤之下就砸了“红色狂飙”的宣传车，将其广播喇叭折下丢弃。对立的双方相持到深夜，大概到晚11时，隆昌县武装部出面了，宣布井下作业处的“工人造反司令部”为反革命组织，王树源等5人为反革命分子。文革初期，解放军还是有一定威信的。抗议的石油职工和工读校学生无奈之下放弃抵制行动。王树源等5个人被抓走。接着的一个月内，联合兵团就掌握了井下作业处的权力。被抓走的几个反革命分子，几天后就被从监狱押回，押在汽车上在隆昌县城和井下作业处的两道桥和徐家桥等地游街示众。造反派没有被抓的头头们也被批斗，他们还追查学生中砸坏宣传车是那些人，搞得学生们反感到极点。由此对本单位的联合兵团“和八化建的“红色狂飙”心怀怨气。所以后来就同仇敌忾，参加其对立面群众组织，并成为隆昌县造反派的重要力量。反击二月逆流：1967年4月2日，记不清是由一篇中央报刊社论还是“中央首长”讲话开端，全国开展了“反击二月逆流”运动。斗争的矛头表面还是指向“走资派”，但是下面群众理解起来，实际上是指向“军内一小撮”，即发动“二月逆流”的军队领导层，以及参与镇压反革命的保守派群众组织。已经被镇压下去的井下作业处造反派群众，认为是中央现在是支持造反派，于是重新组织起来。并且将“工人造反司令部”改为“三.三革命造反团”，以记念他们被镇压的“3.3事件”。工读校的学生们，也开始筹备组织自己的红卫兵组织。以前官办的红卫兵、红卫队都已经解体。那时就是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自己组织了。我们电测班几个同学就成立了一个“奔腾急小分队”的组织。取的是毛主席诗词里的“奔腾急万马战尤酣”的寓意。其中有宁大声，原四中队中队长，有组织能力，在同学中有一定威信。张仲荣，头脑灵活机智、挺能说会道的。另外有几个犍为老乡。余铁生、刘子骥等。我和张仲荣就在小分队充当宣传的主要写手，主办“奔腾急战报”。我们全部家当就是学校的一部油印机。我们是既写文章，又刻钢板、还负责油印。几天就要出一期油印小报。内容不外是宣传我们造反派的形势大好，保守派是“日薄西山”。希望保守派的群众“反戈一击”，敦促保守派的“坏头头”低头认罪等等。今天看来都是些胡说八道，当时可是认为宣传的是真理。记得在初中时学过一篇课文“第比利斯地下印刷厂”，描写布尔什维克党人搞宣传的斗争故事，当时还真有在革命战争年代，凭着一腔热血，投身革命的感觉。这并不是我们对这场文革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内心里，我们和大多数老百姓一样，一直对周总理以及一些老帅们为代表的文革“稳健派”抱有希望，对江青、康生等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仍然是感到厌恶。不过“奔腾急战报”还很受欢迎，我们出一期后，就会拿到两道桥、徐家桥和隆昌县城去分发，分发给各群众组织的司令部，同时也在街头向群众分发，大多是一抢而空。由于我们的小分队人才济济，有善于组织的、有擅长谋略的、有善于宣传的。后来这个“奔腾急小分队”就在工读校的众多红卫兵组织中突颖而出，成为最大的一个红卫兵组织。在隆昌县的造反派队伍中也很受重视。隆昌县城到火车站的大路口，就是“八化建”所在地。工读校学生每次到隆昌县城游行，游行队伍都会进入八化建大院。大家喊的口号就是“严惩打人凶手”，“揪出坏头头”之类。“红色狂飙”成员，开始是沉默，毕竟当时的大背景下，保守派是大势已去，人心惶惶。有时也有人会出来与学生们对骂。而工读校的学生们年轻气盛，颇有得理不让人的心态，一心向要向“红色狂飙”报复。井下作业处的“联合兵团”当时也是土崩瓦解。其头头们有的“反戈一击”参加了造反派，有的不再活动，暂时作了“逍遥派”。而也有少数“失踪”，跑出去，参加其他地区保守组织的活动。我曾经参加一次对联合兵团办公室和跑了的几个头头居住的宿舍的搜查。当搜查到宿舍时，打开他们的皮箱，发现有大量现金（以当时低物价，算是“大量”）。我们立即要求把钱给人家放回，并加上锁，给他们锁好。只是将收缴的联合兵团旗帜，我们几个同学拿到两道桥裁缝铺，让裁缝给我们作成游泳裤。穿上游泳，心理上算是作为对联合兵团的报复。只是暑假回家后，很得意的炫耀此事，却被父亲一顿批评。说你们这样作，简直就是“土匪”行为。1967年上半年，全国的形势对造反派来说是一片大好。经过“二月逆流”遭受打击后，由于当时中央（主要是中央文革）的支持，4月份开始恢复组织，而且在政治上逐步占了上风。到67年7、8月份时，全国各个省纷纷成立“革命委员会”，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革命委员会成员由“三结合”产生，即军队代表、老干部和革命群众代表（基本上为造反派头头）组成。隆昌县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就是县武装部部长王德文（各地基本是都是由县武装部部长出任革命委员会主任）。而政治上失意的保守派依仗部分工人、农民和军队中的支持，开始以“武斗”进行反击。四川省内就有成都、乐山、南充、泸州相继发生大规模武斗。武斗双方其实都是普通群众，一方是占据中心城市和县城的造反派群众（以城市平民为主），另一方以较边缘地区的工人、贫下中农为主。而武斗能够在全国蔓延，原因的当时的军队实际是分为两派。一派是当时的县武装部、军分区、省军区，服从已经成立的“革命委员会”领导，站在造反派一边。另一派就是各野战军，很多都暗地支持保守派。五文革变成武斗1967年5月开始的武斗，与后来的影视作品对文革武斗的描写相反。其实武斗大多数是由保守派挑起的。当时政治占绝对优势的造反派其实已经没有必要采用武斗的手段压垮对方。而保守派却只能够以“武斗”，作为生存和表达政治诉求的主要手段。成都的保守派开始是“产业军”，虽然67年大概5月份的一次武斗后，“产业军”基本上瓦解。但是原来属于成都造反派的“川大826”和“红卫兵成都部队”两派，因为对省革委两位领导干部（刘吉挺和张西挺）的分歧分道扬镳，继而发生长期而激烈的武斗。后来的“红卫兵成都部队”和“重庆大学815”，就站到了全川保守派一边。全川范围内两派在力量上基本是势均力敌。泸州地区的造反派的“红旗派”和保守派的“红联站”，之间发生的武斗，因为地区相邻而蔓延到隆昌地区（当时称为隆、富、泸地区）。联合兵团的头头们投奔泸州红联站后，就一同向隆昌县武装进攻。武斗初期，双方的武器还都是钢钎和木棒，后来由于军队的介入而逐步发展到现代化的枪炮作战。当然任何部队都不敢把自己的武器，明目张胆地交给自己支持的群众组织。所以双方都是采取的是“明抢暗送”的办法。也即双方都要到部队去“抢抢”，把自己武装起来。当时属于地方的军区和武装部由于属于省革命委员会而支持造反派，而野战军大多同情保守派。都将自己的武器暗地交付所支持的群众组织。隆昌的造反派就是到县武装部去“抢枪”。我由于主要搞宣传，没有参加抢枪的行动。那天是井下作业处造反派组织和工读校学生们下午去武装部“抢枪”。到傍晚武器就运回来学校来了。步枪主要是三八式，也有汉阳造，轻机枪是捷克式，和一台马克辛重机枪。冲锋枪有苏联造的“50式”。我选了一支“汤姆式”冲锋枪，因为以前看小说、电影，这个朝鲜战场上美国人使用的冲锋枪很有点名气。拿到枪，也非常兴奋，枪确实能够给人壮胆又好玩。记得我们当时就将文革前的一首著名歌曲这样唱：“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坦克在跑，挥动刺刀向四方，百鸟齐飞翔”。当时我们还仿效解放军做群众工作的办法，也在工读校周边农村开展支农劳动。学校周边是山，学生组织的头头们商量：有必要争取周边贫下中农的支持。如果联合兵团来偷袭我们，这些群众就可能给我们通风报信。于是我们就到周边的生产队联系，参加他们的生产劳动。我记得参加过水稻插秧，好像有一两次。农民们好像也很欢迎。具体有没有效果现在倒是忘了。守卫炸药库：领到枪以后，过了几天，被分配去守了一天石油局的炸药库。这其实就是我参加的唯一武装行动了。炸药库不是井下作业处的单位，而是属于四川石油局隆昌器材库，据说炸药库的管理人员都是保守派，把工程使用的炸药偷偷地运送给了红联站搞武斗。所以要求我们派人去看守，避免炸药继续被盗。炸药库在一座山上，周围都是荒山。我们两个同学去的炸药库。炸药库的管理人员见我们来了，态度有点冷淡，但也没有表现多反感。给我们交代几个地下炸药库房的位置，看守的任务就由我们接管了。我们在哨位上守着，子弹上膛，盯着周围的黑暗，既紧张又有点兴奋。守到12点钟，器材库的管理人员让我们去吃夜班饭，他们给我们煮了面。我们吃了以后他们给我们建议，两个人一起站岗太辛苦，可以一个人站岗，一个人去睡觉，轮流休息。我们接受他们的建议，就只留一个人站岗，两三个小时后轮换，很快一晚上就过去了，没有情况发生。不过后来知道那里的管理人员是保守派后，却非常后怕。焉知那些人的建议是否含有恶意，如果他们那天要有行动，我们一个人在睡觉，只一个人站岗，很容易被他们袭击，那我们就有生命危险了。几天后，一次事故。我从此离开了武斗队伍。“五朵金花”：那是一天傍晚，我们几个同学没有事，就在寝室里打闹着玩。枪手们的打闹，后果就不一样了。我拿起一支其他同学的三八式步枪，和另外一个同学一起，与张仲荣开着玩笑，要瞄准他开枪，他笑着把两支枪往一边撑开。几个回合后，我就用劲扳回来对着他扳扳机。此时“嘣”的一声，枪响了。看到我的枪口在冒烟，才知道是我的枪干的。我根本不知道枪里竟然装有子弹。由于张仲荣使劲地扳开，子弹没有打到他的要害，却在他的屁股上穿出四个洞，。后来同学们就把他称为“五朵金花”）。他当时就倒在地上。这种子弹的穿透，流血不是很多，但是肌肉翻出，像花一样，很吓人。我简直吓蒙了，把枪一丢，赶快去扶他。同学、老师都闻声赶来。大家忙着叫车，然后一起把他送职工医院。医院是造反派占优势的单位，医生、护士都很好，到医院检查，立刻收进住院，然后就是连夜手术。幸好还没有伤到骨胳。他以后就在医院住院一个月。我一直在医院看护。职工医院的护士长是高大明老师的爱人，对我们很照顾的。所以在医院过得还很舒服。张仲荣的伤也不重，我也就没有多少事。好像就是看小说（当时虽然文学书籍都批判为毒草，但是都散落在群众中，大家照常地喜欢看），到下面水库游泳。混时间吧。后来张仲荣伤愈出院，毕竟伤到一些神经，走路就有一点跛。想起来还是很内疚。老老去世：在医院护理张仲荣期间，忽然接到家里电报，我老老去世了。我是一直由老老、奶奶从小养大的。和他们感情很深。接到电报非常伤心，老老临终我，我都没有能够看他一眼。，而在这里搞文革，甚至参与武斗。顿时觉得非常没有意思。就决心离开这是非之地。待张仲荣生活基本能够自理，我与他就告别，返回犍为。回到犍为，老老已经安葬了。他们一生为人忠厚，善良，乐于助人。所以安乐乡的一些农民，对他很好，以前到城里“赶场”，都爱到我们家里来坐坐。他们的处事格言是“宁亏己、莫亏人”，守着勤俭、正派的家风过了一生。听说他去世，安乐乡一户农民就提出，可以把老老安葬在他们的自留山上。那个山坡，后倚高山，前面是平坝，岷江河蜿蜒从前面流过。是个风水很好的地方。回到犍为是67年的夏天，家乡还是很平静。全国热火朝天的文革“武斗”，战场离这里很远。乐山市区曾经有过一农民为主的“110”与城内造反派的血腥武斗。不过现在已经平息。所以小城还是一派和平景象。在家乡最喜欢的活动就是到岷江游泳。当年的岷江江面开阔，水流喘急，但是水还是非常清亮的，很适合游泳。每天都和同学刘子骥、余铁生等在岷江游泳，有时还到清水溪找钟春林玩，也是到马边河游泳。不过马边河水是雪山流下的雪水，下水后冷得周身发麻。当时是社会主义社会，上游，大概是小峨山砍伐的大树圆木，就顺江放下，供下游的单位使用。犍为就有大量的园木被水冲来后，搁浅在河滩上。我们就用几根铁卯钉将两根大圆木钉成一个阀子，去横渡岷江。从一片喘急的滩头急速冲下，然后就奋力往对岸划，很快就到达对岸即下渡口，然后又划回来。有点惊险，但是觉得很刺激。不过在有次横渡后，有渡口的安全部门来找我们，说我们这样太危险，影响到渡口的安全了。以后好像就没有再那样干了。学生逃难：离开学校后，隆昌地区的文革形势急转直下。保守派在武斗中逐步占据上风。攻下了隆昌县城。井下作业处的职工和家属因为大多属于造反派，害怕对立派的报复，或者只为躲避混乱。都只带简单行李就仓皇出走。同学们在车上还唱起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身临其境，也可以体会到以前没有体会过的战争、逃难和流亡了。文革中的家公：大概是67年的7、8月份，在返回学校时，顺便去了一趟五通桥，到我母亲的家，去看望家公。我们称呼母亲的父母为家公、家家。到家后，大吃一惊，家里真是遭遇大劫了。我家公在解放前曾经是一个富裕的盐商，拥有多口盐井。也曾经担任地方的保甲长之类。但是在解放前夕，因为生意亏本，沦落为一般市民。所以解放后，并未划为斗争对象。但是文革一开始，这些历史旧账就被提起，既是旧社会的资本家，又是反动保甲长，遭到斗争。家公的房屋，在乐山五通桥花盐街，山坡上，印象中一个很幽静的小院子。现在部分房屋被没收，分配给另外一家人居住，那家人大概是工人家庭。反正表现出一副凶相，经常对家公恶言相向。我吃惊地看到，家里原来很好的三合土地面，已经被挖得稀烂，屋里堆满大块大块的三合泥块。原来是我们一个表姐，为了表示和反动家庭划清界限，就告发家公私藏有枪支，于是政府派人，在家里挖地三尺寻找。当然枪支最后是没有找到，但是家里就被挖得一塌糊涂，又无人负责。家公被赶到一间小屋子居住，看到我来了，表现得还是很高兴，赶快张罗给我弄饭吃，一看家公弄饭，却令人更加心酸。原来的大厨房，不能够用了。他就在一个小煤炉上做饭，锅是原来的一口大锅，四周被敲掉，曲曲湾湾地变成一口小锅。就是这样的锅给我做饭，这顿饭，真是让人无法下咽。我在家公处住一夜，就离开了。不久就听说他去世了。每当回忆起那次看到的他的惨景，还真令人难过。家公和家家，一对慈祥的老人。现在仍然能够回忆起他们的音容笑貌。家家（外婆）是60年代死的。60年，她到我们犍为来耍，每月供应的口粮，就换成粮票寄来。谁知道有一个月的粮票，竟然寄丢了。当时这简直是晴天霹雳。一个人居然一个月失去了口粮。1960年的情况，其他人本来就已经吃不饱了，还要省一点点给她吃。她那里忍心吃别人的口粮，就是尽量地饿自己。就那样又气又饿，身体很快就垮了。大概回五通桥后，不久就去世了。大舅舅一家：在家公那里见到我的大舅舅，母亲的哥哥。他邀请我去他那里玩两天，第二天，就跟大舅舅去了。大舅舅解放前也是国民党军官，其实也是抗日战争中入的伍。解放后就当个小学教员。十多年相安无事。文革中也遭遇打击，被下放到乐山地区干部农场劳动。他大概在原军队是搞技术工作，有点文化，在农场就当了机械手，负责农场唯一的农业机械，一台手扶拖拉机的操作。他们这些有历史问题的人，知道自己低人一等，所以对人和善，工作认真积极，又喜欢帮助人。所以与农场领导和群众的关系都不错。他儿子胡献民，也就在农场当上了一名工人，帮助他操作拖拉机。这在当时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我在农场玩两天，也很高兴，也去开了一下手扶拖拉机，感觉不是那么好操作的家伙。编辑"石油怒火"：从家里返回学校。已经不能够回隆昌了，直接去威远红村。在那里，石油局造反派的内部刊物“石油怒火”，编辑部人员很多离开了。我就被安排去“石油怒火”编辑部，主办了几期报纸的编辑工作。当然这些都是义务，只是觉得好玩，办了两期不想干了。就辞了职，干脆在红村局招待所住着，当上了逍遥派。每天就是钓鱼，游泳，也好混。我们对这场文革真的没有兴趣，只是被卷入两派内斗，纯粹是热衷于派性斗争而已。但是在着魔于派性斗争时，也逐步地看穿这些权臣们的用心。我逐步看出：他们在有意地挑动群众内斗，以便操纵文革的运动走向。我发现，他们发表支持某派群众组织的言论，打压另一派后。一两个月就会反过来，批评上次支持过的那派，对曾经被压，处境正困难的某派，给点甜头。这样两派都活得不好，也都死不了。社会上一直保持两派在下面恶斗不息。他们才能够从中操弄。我们曾经热中文革的几个同学也深有同感，都心灰意冷地决意退出这场肮脏的政治游戏。到九大以前，所谓“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罪行公布，那些罪证，根本站不得住脚。我们更觉得是这个文革简直是一场闹剧。决心不再参与任何文革的事情。而社会上，大家普遍对周恩来总理、邓小平等老干部，抱有期待。希望他们能够出来，收拾这种混乱的局面。大概是74年中，周总理因为生病，或者是其他原因。很长一段时间没有露面。社会上一时议论纷纷，都为总理担心。忽然，报纸上报道了周总理主持国庆招待会的消息，大家一时都奔走相告，感到非常欣喜。这是76年初去上海，为四川石油局接设备时。逢周恩来总理逝世，在黄浦江边的留影。我在照片背面录有鲁迅诗：万家墨面没蒿茅，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那段时间，在上海的所见所闻，真实地反映了人心的向背。满街的人群，无论是刷标语的人们，还是急匆匆的路人，都是表情肃穆，很多是眉头紧锁。几乎人人臂上都戴有黑纱。上海工作组几乎都是本地人，也算都是些知识分子。组长姓楼，让我们到工作组领黑纱，当晚一直在工作组的办公室看电视新闻，都是有关总理的消息。一屋子的人，都显得很沉痛和难过。这还是在上海帮的根据地，却随处可以感受到群众对总理为代表的老干部的好感，伴随着对上海帮的鄙夷。在工读校，混到文革后期，每天无所事事。每月只有12元生活费，日子也真是过得清苦。记得到年底，要回犍为过年，车票是肯定买不起的。一个月不吃饭也攒不够一张车票钱。正好，那时四川石油局开辟了威西气田，勘探和开发的范围，就是犍为罗城一带。于是经常会有井下作业处的电测车、固井车、压裂车到那一带作业。工读校学生们就只要通过“内鬼”了解到有作业车去威西，就要去搭便车。往往人家又不欢迎。学生们就要打听是那一辆车出差，就赖在车上不下来。有时候双方会僵持半天。当作业车被迫开车时，学生们就一拥而上，很狼狈的。真是一点路费钱就难倒了英雄汉。上了车，也不是什么享受，电测车还有个车厢，固井车和压裂车，车上就只有几根钢管。大冷的冬天，大家就抓住几根钢管，坐几百公里的车回家。一次我乘坐的固井车走到自贡附近，就翻车了，幸运的是被路边的土坡挡住，才没有翻下山，简直把我们吓得不轻。车子弄起来后再开，总觉得似乎又会翻，一路都整得提心吊胆。重新捡起扔掉的教科书：到69年初，造反派又收复隆昌县城，战线离开我们学校，环境总算安静下来。一天无所事事。才想起以前被我们丢掉的教科书，仍然一大堆在我们学生寝室里。不知是谁，把书检起来开始学习，大家也纷纷效仿。都去书堆里找自己要的书。我去翻出了数学、物理和电工学等几本书。此时此刻重新接触这些知识，居然感到前所未有的兴趣。学校也没有复课，没有教师给大家上课，大家只能够自学，这种文化学习热潮，顿时在同学们中蔚然成风。当时，学生们也开始重视身体的锻炼。我是每天早晨天不亮就起床，跑上学校旁边的楼峰山，一直跑到峰顶，在上面做体操。然后下山，到食堂买回早饭，当时也就是稀饭、馒头。同时也会打一盆热水，边吃饭边洗脚。同学们管这叫做“烫脚馒头”。安装收音机运动：说到学习文化和技术之风在学校蔓延。就想起了那场安装收音机的运动。此时在我们学校，可能还包括社会上。忽然之间就出现一股安装收音机的风潮。也许是因为青年们对政治开始厌烦，转而将兴趣转向技术。也许是眼光开始转向外面的世界，产生了了解外面的渴望。社会当时上出现了大批的无线电爱好者。工读校的同学里也忽然出现装收音机热。大家都争相买相关书籍，收集电路图，对技术问题经常展开热烈讨论，然后就是买无线电器材了。隆昌县是买不到无线电器材的，至少要到内江去买，或者是去成都有名的城隍庙买。我们虽然装的当时简单的再生式收音机，就几十个零件。要买齐也是佷费了一番功夫的。我记得仅内江就去过几次。坐火车去一趟内江，当天是回不来的，需要在内江住一个晚上。又舍不得花钱住旅馆，装收音机的钱都是从牙缝里省出来的。当时一个晶体管好像要5元钱，相当于现在500元。而我们每月的津贴是12元。我们的犍为老乡，钟春林因为装错电路，将自己一个晶体管烧掉。大家开玩笑说：“你龟儿这是把一笼肉包子、一下就抽翻了”。记得有两次去内江。我都就和那些流浪汉一起，在火车站的椅子上，将就睡一晚，第二天才赶回学校。收音机外壳也是自己做的，找点胶合板，自己锯开、再订上，再加点胶粘，做成收音机机箱。然后去找点油漆刷刷，就成了。喇叭孔就自己拿刀来雕。到后来收音机装好了，灵敏度和音量都还不错，能够收到苏联、美国和台湾的“敌台”。声音洪亮，放在桌上，桌子都会震动。拿回老家还是挺令人羡慕的。安装收音机运动中，能够修成正果，把收音机装成的，整个工读校好像不到十个人吧。这个过程其实对今后的人生影响非常大。对科学和技术的热爱、艰苦奋斗的精神、对问题的解决方式、对成功的体验，都是人生宝贵的财富。中外文学名著，为我们打开了另外一扇窗：利用这段时间，工读校学生们还阅读到了不少的中外文学名著。文革期间，虽然掌权的改革派，通过破四旧，企图能够毁灭传统文明。但是却是让大量的文学典籍流落民间。通过互相传看，那段时间我们阅读了不少的中外名著。如“牛虻”、“九三年”、“毁灭”、“战争与和平”，以及“裴多菲诗集”等。这些阅读替我们打开了通向世界文明的一扇窗户。记得那段时间，在余铁生那里还看到一本油印的大学教材，是哪个大学倒是忘了。那是一本“中国古诗词的讲义”。从诗经一直讲到清代诗词。中学期间曾经零零散散学过些古诗词。但从没有系统地接触过。通过这些文学瑰宝，可以看到古代中国文人：气势的恢弘，意向的高远，文字的精湛。均令人折服。大难不死：69年4月一天晚上，忽然接到通知，特大喜讯，“九大”召开了。单位要组织庆祝活动。要求我们徐家桥的职工和学生，到两道桥参加庆祝大会。学生们集队上车，处里面派几辆敞篷汽车来徐家桥接人。几辆车刚要到两道桥的下坡处，枪响了.开始大家以为是鸣枪庆祝，并不在意。但这时我乘的那辆车上，忽然有同学惨叫，就在我们站的这辆车上，一个姓温的女同学被击中了。原来是有人向车队开枪。我们都站在车上，也没有办法躲避，车子只能够快速往前冲。此时受伤同学已经躺在车上，是手上臂受伤，鲜血趟流。车子冲进两道桥街上后，大家赶快把受伤同学扶下车，送医院急救。当时一共是三辆车，另外一辆车上，气测队一名叫曹薇青的女技术员，被击中要害，经抢救无效死亡。袭击开会的学生和职工的人是谁？我们相信是联合兵团干的。不过联合兵团并不承认，他们说是造反派干的，向他们栽赃，此事后来就不了了之。回想起来又是后怕，我就站在那辆车上，幸好没有被子弹击中。大家就只能自嘲：“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后来在一打三反和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事情最终水落石出，果然是联合兵团一个姓张的人干的，他们几个人从李市镇过来袭扰，看到开会的车队，他就向车队开枪，结果造成一死一伤）。到68年年中以后，随着中央文革几个著名人物：王力、关锋、戚本禹的入狱。造反派已经是强弩之末，越来越不受待见。虽然仍然能够掌权至大概1970年，但是随着老干部陆续的被解放。保守派陆续的被承认，并进入各级革命委员会。造反派开始受到清算。到文革结束的70年，很多造反派头头和武斗中的积极分子被捕入狱。工读校除教师高大明、李方雪外，还有一个同学李明学被抓。抓捕那天被五花大绑的到徐家桥游街。他站在车上，看着下面的同学。神情淡然。我们在下面看着却百感交集。幸好我早早地脱离这场“文革”是非，否则就难说了。井下作业处造反派在在武斗中共牺牲了十个职工，好像其中也有一个工读校学生。原来在两道桥还为他们修有烈士陵园，就在两道桥街口外面。现在他们能够被遗忘就不错了。其实造反派中很多都是一些有理想、有抱负的热血青年。却在文革中被利用、被出卖直至被打击。扼腕叹息。当年我们那种豪气干城，浓厚的家国情怀。可以挥斥方遒，粪土当年万户侯的一代人，确实一去不返了。现在出厂的，一代又一代，醉生梦死，游戏人生的青年，才能够符合这个时代的需要。六，离开石油工读学校全国各油田的工读校学生由于在文革中绝大多数都参加了造反派，后来在石油系统就不太受待见了。以后的工作和升迁都或多或少地有些影响。当然时间一长，很多伤口逐步地平复，文革远去以后，也有不少同学在工作中逐步崭露头角。当上一官半职的也不少，这也是本身的素质使然吧。毕竟在文革前从高中或者初中毕业的这一代学生，传统道德的养成和正规文化学习是受益终生的，1967年，石油部对工读校学生问题出来一个处理办法。对工读校学生中愿意转为学徒工的，即刻分配到生产单位，转变为学徒工待遇。如果不愿意成为学徒工而希望继续读书的学生，留在学校，等待学校复课。大多数同学都自愿地转为了学徒工。毕竟每月的收入增加一倍，还有了稳定的工作。当时的石油系统正式职工在社会上是很令人羡慕的。而只有近50名学生坚持留校，希望能够完成中专的学业。实现自己继续读书的梦想。我也不幸成为这批顽固派中的一员。留校后，期待的复课却遥遥无期。掌权的革命委员会，忙于文革、武斗和应付生产任务。工读校学生的复课当然排不上议事日程。69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席卷全国时，却有不少人（包括当时掌权的造反派头头）幸灾乐祸地认为我们倒霉了。想继续读书，结果等来了下乡当农民。有的人干脆把欢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标语就写到工读校学生的宿舍墙上，就希望看我们的笑话了。当时学生们确实也被搞得人心惶惶的。饿肚子的滋味：此时，学生们决定要为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动。找局军管会反映工读校学生的要求，相当于请愿吧。几十个同学从隆昌出发到成都。没有钱买火车票，当时也比较混乱，我们一伙人就无票上车了。到成都毕竟心虚，不敢在成都火车站下车，在龙潭寺站就下车了。当时仍然是文革期间，也是武斗的后期。社会秩序比较乱。所以到龙潭寺后所有饭店都关门了。我们饿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起床，当时没有公交车开行，只能够步行进成都。同样没有饭店卖早饭。我们只能够饿着肚子出发。龙潭寺到成都大概十多里路。早晨起来大家还兴致勃勃的，一路上有说有笑。慢慢的就不行了，两顿没有吃饭，肚子饿，心发慌，脚发软，不但没有精神说话，队形也逐渐拉开，大概拖开好几百米。好不容易才走到一号桥石油局，找到军管会。当然是派代表，反映大家的想法，就是要求分配到石油部门工作。军管会答应大家向部里请示。然后我们就都去小关庙石油局招待所住下。等待部里的答复。几天后，井下作业出军管会就派邓有明来成都，接大家回学校，说是已经向部里面报告，将尽快解决。我们就返回隆昌。1969年8月，石油部下文，将工读校学生全部分配到生产单位。据说这也是工读校学生在石油部进行大量工作的结果。分配到气测队：我原来学的是电测专业，本来应该到电测队的。但是我和余铁生都考虑到一个问题，我们的家庭成分不好。恐怕按照阶级路线，我们到电测队可能一辈子只能够当电测工，没有机会当上操作员。而气测队却没有气测工和操作员的区分，到气测有能够实现自己当技术人员的梦想。于是我们两个都放弃了电测队，选择了去井下作业处气测队。当时还是造反派在掌权，所以对我们也比较照顾，基本还能够按照自己的愿望选择单位。1969年8月我就正式离开工读校到气测队报到。四年工读校的学生生活终于结束了。崭露头角的测井培训班：离开学校，到生产单位，一晃5年，我们又回到徐家桥工读校原来的校舍上课，已经是73年9月了。那时测井行业包括电测、气测专业。都面临技术重大发展的关键时刻。电测要推广数字式测井，而气测则要从电工技术的半自动气测仪发展到自动化的色谱气测仪。石油系统为这次技术升级换代，开始在全国举办技术人员培训。四川的测井培训班就办在徐家桥，我们工读校原校区。第一期是电测班，第二期是气测班。培训班的学员来自局内各单位。几乎囊括当年局内同行业的年轻技术人员。学校和学历就复杂了。有北京石油学院、江汉石油学院、北京石油学校、贵州石油学校的毕业生们。当然也来了不少的我们工读校学生。最受人瞧不起的当然也是我们了。人家那些学校的学生动不动就说：我们是坐了四年硬板凳出来的。只有我们没有办法吹牛，毕竟这个工读校的牌子太寒碜。但是我们73年到徐家桥参加第二期学习班，就听到喜讯频传。第一期培训班的期末考试，居然前几名都是工读校学生，使得工读校学生顿时令人刮目相看。我到徐家桥见到余铁生，他就给我打气：“好好学，气死他们”,所谓他们，指那些所谓的正牌大学生、中专生。结果不幸而言中。第二期培训班的期末考试，工读校学生又大获全胜，电测班前两名，是我的老乡余铁生和邓有明，原来电测四分队的同学。我则获得是气测班第一名。其他工读校同学成绩似乎也都不错。经过那次培训班，工读校的学生都颇有扬眉吐气的感觉。拿余铁生的话说：“工读校声威大震”。也就是这次培训班以后，工读校学生们才开始被单位刮目相看。开始被平视，进入一些以前不可能进入的领域。担任一些技术活动的骨干，也有的捞到了一官半职。培训班的结果看似反常，其实是合理的。因为工读校学生，有相当多的人，都是原来学校成绩优异的尖子生。只是由于政治的原因，我们没有上大学、中专正规学习的机会。而且我们在文革中丢下枪后，检起了书本，自学了教材的数学、物理、电工学等。再加上我们这些年一直热衷于无线电技术，已经有相当的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储备。只是要给我们平等的学习和考试机会，所谓的金子总会发光吧。测井培训班的合影，可以看出那时还都是一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照片上有文革中军管会的军代表，局测井技术负责人，气测队老技术人员、老司机。很难得的当年照片。但是，尽管我在测井培训班成绩优异，74年成立川南矿区气测队，并组建第一个自动化色谱气测小队时，我因为家庭历史问题，不属于根红苗正的培养对象，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