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的末代军长们(一)

1946年6月26日，国共内战全面爆发。起初，国民党统帅部乐观的认为三个月内能结束战事。但经过两年鏖战，国民党军队不仅没能消灭共产党军队，反在全国各大战场上接连败北。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被蒋介石寄以希望的江防防线瞬间瓦解。23日，南京解放，一天后，太原守军全部覆灭，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已经濒临崩溃。与此同时，国民党的将军们在面对越“剿”越多、甚至要倾覆其政权的“匪军”时，又都在想些什么呢？他们有的选择坚持三民主义信仰死战到底；有的选择投向人民阵营，为新中国的建设做贡献；有的选择逃离是非之地，远避他乡。人生百态，此时此刻尽显无疑。笔者特别选择了国民党军队中1949年5月到1950年5月间的军长作为叙述主角，介绍这些普通将领的人生悲欢。一、第一军军长陈鞠旅第1军属于国民党军队中的嫡系主力部队之一，也是胡宗南赖以起家的政治资本。这支部队虽然没列入“五大主力”之中，但其官兵素质以及武器装备都属上乘。不过自从参加过抗战的初期作战后，第1军就很少有参加作战的机会了。这就导致了第1军基层官兵在内战爆发前严重缺少实战经验，在与中共军队交锋时是屡战屡败。尽管如此，胡宗南还是对第1军爱护有加，视为最后的王牌，不到最后关头绝不轻易使用。陈鞠旅是广东惠阳人，字民力，生于1904年4月3日。他在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后被派到第22师当下级军官，成了时任师长胡宗南的部下。此后第22师编入第1师，陈仍在胡麾下效力，并参加过军阀混战和对红军的围剿。1936年11月，时任第1师2旅3团中校团附的陈鞠旅随部进入甘作战，当部队推进到同心城时，突然遭到红28军伏击。激战中第3团团长刘超寰、第1营营长陈文杞先后负伤，第3营溃散，第2营则被压制在一条深沟内动弹不得，全团军心涣散，随时有被红军歼灭的危险。陈鞠旅此时果断处置，命令各营连所属轻重机关枪集中使用以阻挡红军的连番进攻，并规定连长以下带兵官都高呼“第一师不打败仗；第一师不当俘虏”为口号，把已经涣散的士气又重新鼓舞了起来。第3团以伤亡600余人的代价终于等到了第4团的援兵。陈鞠旅以此战得到胡宗南的青睐，并被提升为第3团上校团长。抗日战争爆发时，陈鞠旅率部在上海蕴藻浜地区坚守阵地不退，并几次与来犯日军展开激烈的肉搏战，战后被记大功一次，并提升为第1旅少将旅长。陈鞠旅经过十年军旅，成为一名将官。在八年抗战中，由于第1师被长期配置在潼关地区，使得陈鞠旅的抗战生涯很少有与日军交手的机会。1944年7月，当豫中国军被日军击溃时，时任第16军副军长兼预备第3师师长的陈鞠旅奉命火速驰援灵宝。陈鞠旅率部在夫妇峪迎头痛击来犯日军，所属第8团（团长周士瀛）也在1500高地全歼日军一个中队，为稳定战局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战后被授予武功状。此战应是陈鞠旅军旅生涯中最为得意的一幕。内战全面爆发时，陈鞠旅随第16军在华北作战，1948年1月调升整编第203师师长。同年6月，整编第1师师长罗列调升为西安绥靖公署参谋长，所留遗缺被胡宗南点名由陈鞠旅接任。整编第1师自内战爆发后就接连吃败仗，虽然胡宗南象征性的让整1师所属整1旅“率先攻占”延安，但仍旧无法提升整1师的整体战斗力。胡宗南之所以要陈鞠旅接任整1师师长，那是因为陈对部队的整训颇有手腕。早在抗战中期，胡宗南就派陈鞠旅去接管不属于自己派系的预备第3师，陈不负胡望，到职不久就成功将这个师从董钊手中夺来，并带这个师成为了胡系各部中第一支获得武功状的部队。此举使胡宗南对他更为欣赏，据闻常有胡宗南召见陈鞠旅谈话数小时不散的情况发生。不过此时的陈鞠旅同抗战时期的他已判若两人。面对国军在西北战场的连续不利形势，陈鞠旅对“剿匪”的前途显的十分迷茫。1949年5月首都南京丢失后，国军统帅部对于战局已经回天乏力，西北国军也被迫放弃西安退守汉中，继又被迫退入四川。在这种情况下，陈鞠旅虽然被战地提拔为第5兵团副司令官兼第1军军长，但对于蒋校长、胡长官常说的“誓将共匪剿灭”的口号早已当成是种幻想了。本来第1军还保存有相当战力，并且当蒋中正亲临重庆时，胡宗南还特地调第1军去当卫队。但是由于联勤第44补给分区的指挥者早有起义之心，对于第1军所需汽车始终迟迟不拨，陈鞠旅无奈只得将已有汽车拨给78师先行出发，命令第167师徒步前进，第1师最后行动。其结果是，被解放军各个击破，只得带着残兵败将退守成都。第1军这一跑，把个蒋校长给扔在了重庆，幸亏保密局使用所谓的“特种战术”打开一条通往机场的道路，要不然蒋校长就得成了解放军的俘虏了。陈鞠旅这一手差点丢了自己的命，好在“党国”值此用人之际，陈也没受到追究。1949年12月22日，为了保存国军在大陆的最后一点血脉，胡宗南在新津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会中决定成都地区守军应尽全力向西昌突围，以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这次会议中，陈鞠旅的第1军奉命协同第3军、第36军向南突围。本来这个计划准备在23日晚22时开始行动，但没想才刚一行动，友军第15兵团和第20兵团就在24日先后宣布起义。国军突围部队只得调整部署，要第1军作为左兵团先头部队单独行动，并接应后续部队第3军和第36军一个师突围。陈鞠旅明白他的军人事业快到头了，但作为一名军人，他还是得执行上级所分派的任务。12月24日下午，国军开始正式突围。陈鞠旅的第1军左冲右杀，在付出了惨重代价后终于在26日推进到邛崃地区。这个时候第1师已经被打散，第78师残破不全，第167师前后两任师长阵亡，部队军心涣散，继续打下去，只能落得个全军覆没的地步。陈鞠旅权衡利弊，同他的好朋友——干部训练团学生总队长王应尊以及第5兵团参谋长吴永烈等人一商量，决定劝说兵团司令官李文向解放军投降。12月27日，陈鞠旅命令第1军残部放下武器，接受人民解放军第12军的整编。据说陈在军部召集营以上干部宣布这个决定时，与会人员全都掉下了眼泪。陈鞠旅向解放军投降后，被定义为起义人员，并送到西南军政大学高级班学习。1950年3月被任命为西南军区高级参议。这时候的陈鞠旅是真想太太平平的安度余生了，但没曾想和他一同投降的李文、冯龙、周士瀛等先后逃跑，陈因此受到牵连被逮捕审查。1952年3月2日，陈鞠旅因病在重庆狱中含恨而逝。二、第二军军长陈克非谈起第2军，可以从黄埔军校教导团的成立开始，其历史地位不是其他军级单位所能媲美的。在抗战中期，第2军和第1军一起被编为攻击军，享受苏械待遇，并作为战区机动部队使用。在滇西作战时，这个军表现不凡，所属第9师还获得了荣誉旗。或许是长久抗战使第2军的官兵产生了疲惫心态，当这个军在云南休整一年后于1947年投入内战时，却表现平平，仅在撤入四川时才有了一个白马山大捷，但也只是回光返照，很快部队就被解放军打散了。陈克非是浙江天台人，字钟灵，生于1901年4月14日。在黄埔军校第五期就读时，陈克非选择的是政治科，所以在毕业后被分配到第22军（军长赖心辉）政治部任职。赖心辉部属川军，对于中央所派来的政工人员十分排斥，陈克非到了22军后日子很难过，也逐渐对政治产生了逆反心理。所以当1928年国民政府以北伐胜利开始全国性裁军时，已经是上尉政治训导员的陈克非宁愿选择到嫡系部队去当少尉排长，也不愿意再在杂牌部队从事政工工作了。陈克非在第9师从排长干起，在经历过中原大战和围剿红军诸役后，升任第9师26旅51团中校团附。抗战全面爆发时随部在上海大场、浏河抗击日军。武汉会战前夕升任第25旅49团上校团长，曾在田家镇外围阵地上多次击退日军的进攻。桂南会战时，第9师奉命开赴昆仑关填防，结果由于仓促进入阵地反遭日军重创，陈克非在这个时候沉着冷静，成功指挥所部（第9师在1939年11月由两旅四团制缩编为三团制，第49团改称第25团）突出重围。第9师于1944年参加滇西反攻时，陈克非以副师长身份随军参战，在第9师围歼守备象达的日军部队后，以功升任少将师长，并随即指挥部队攻克芒市。1945年9月27日，陈克非在昆明接受了陆军总司令部颁发给该师的荣誉旗。终国军1950年之前，得到荣誉旗的单位仅有二十二个，第9师作为第十八个获得此荣誉的单位，足使陈克非骄傲一生。内战爆发时，陈克非的部队被整编为第9旅，并在云南弥渡休整。1947年2月奉命开赴山东投入作战，一年后调升为整编第15师副师长。整15师源自刘镇华的镇嵩军，在开封被解放军歼灭。国防部虽然批准了该师的重建计划，并任命刘镇华的儿子刘献捷来当师长，但是也派遣了大部分中央军嫡系军官来担任副职。刘献捷知道要维持镇嵩军的血脉已不可能，便知趣的请假出国去了。陈克非名义上是副师长，实际等于是整15师的师长，他便利用手中职权，彻底改造该部，将原镇嵩军军官全部“推荐”到河南保安部队任职，取而代之的则是清一色黄埔生。不久整编第9师（第2军整编时的番号）师长张金廷因指挥作战失利自动离部，陈克非便“功成身退”的离开整15师，前往整9师当中将师长，这个时候该师驻防河南南阳。整编第9师恢复第2军番号时被调到湖北襄樊布防。随着国军主力在东北、华东、华北的三次会战中损失殆尽，第2军的重要性便逐渐的显露出来了。毕竟，在中央军的老牌嫡系部队中，只剩下这个军还保存有完整的战斗力。为此，华中剿总的白崇禧还几次要求国防部将第2军拨给他指挥，作为稳定华中局势的机动部队。不过陈克非这位出身黄埔嫡系的军长可不愿意归白指挥，于是在一期学长宋希濂的动员下，部队被纳入了宋的指挥系统中。当第79军丢失荆门后，第2军奉命退守宜昌，不久又根据宋希濂的命令退往巴东。根据宋希濂的计划，远打算以第2军为主力，集中两个兵团的兵力对解放军发起一次战略反攻，使国军能在西南得到喘息之机。但第2军才刚刚行动，解放军就已经捷足先登的对宋希濂集团展开了围歼态势。结果第2军作为后卫，边打边退，掩护着宋集团全部撤入四川。陈克非的尽职，使宋希濂保荐他为第20兵团司令官，仍兼第2军军长。根据陈克非的回忆录所述，我们不难看出直到这个时候，他仍对国军扭转战局充满了希望，并认为能在此危难时刻担负重任是三民主义信徒的分内之事。为了做出表率，也让友军知道第2军的威名，陈克非指挥所部在白马山打退了解放军第36师的一次追击，连该师参谋长安仲琨也在战斗中牺牲。在全国军队都在溃败的时候，第2军能打出这么一个漂亮仗，陈克非自然是得意洋洋。但好景才过了几天，解放军第12军主力就将第2军所属三个师拦腰截断。陈克非命电台左呼右唤，始终联系不到所属部队，无奈间只能带着兵团部和军部撤往成都外围的陴县。陈克非的思想转变应该是在1949年12月22日这一天。在此之前，陈克非曾被蒋中正召见，并委陈以重任。但仅过了两天，这位被他所敬重的校长就从成都飞往了台湾，要陈接受顾祝同的“指示”。又过了两天，顾又要陈接受胡宗南的指挥。如此变来变去，把陈克非弄的心神不宁。结果，胡宗南在22日召开的军事会议中下达了各部从成都突围的命令，并要陈克非的20兵团和罗广文的15兵团殿后。陈克非明白这个命令无疑是要他留下来当替死鬼，但只要胡宗南能坐镇指挥，他仍准备为“党国”尽忠。但没曾想在中午联系要胡宗南的总部时，却发现胡早就坐着飞机跑去海南了。陈克非心寒了，他所寄以希望的蒋校长、顾总长、胡长官不仅没能挽回败局，反而陆续逃跑，要让他陈克非留下来送死，他彻底失望了。陈克非知道，自己的20兵团只是徒有名义，实际部队只有兵团部直属单位和第2军直属单位，应该归他指挥的部队早就失去了联络。是该为自己的出路考虑起来了，在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并同“难友”罗广文合计之后，陈克非于12月24日发出了起义通电。陈克非率部起义后，所部仍维持原建制。1950年1月3日，失去联络多时的所属三个师与陈取得了联系，陈克非当即指示三名师长通电起义，结果指挥部队的第9师副师长黄惜时和第164师师长李剑霜在四川筠连通电起义，第76师师长张桐森拒绝，带着部队跑去了西康。1950年5月1日，起义部队奉命开赴湖北天门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167师，陈克非担任第50军副军长，旋调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参事室参事。1955年转业后历任武汉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副主任参事，并先后当选湖北省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民革常委。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陈克非因“历史问题”受到迫害，于1966年9月悲愤的投江自杀了。1979年4月，中央统战部在武汉为陈克非召开追悼会，并予以平反昭雪。最后说下张桐森，他带着76师跑到西康后，被胡宗南提拔为第2军副军长，并准许张以第2军代理军长的名义对外，结果这个代理军长才做了没多久，部队就在盐丰被解放军第14军歼灭，张本人被俘后不久就被镇压了。三、第三军军长盛文第3军原属朱培德的滇系军队，抗战时期于中条山溃散，后被胡宗南收编，逐渐成为了中央军嫡系部队，内战爆发初期在石家庄覆没。重新成立的第3军虽然有总统府警卫部队作为基干，但却显的华而不实，没有经历过大阵战，唯一经历的一次“成都决战”就将这支部队彻底的打成了“残疾”，最终在西昌结束了它的历史。盛文是湖南长沙人，字国辉，生于1906年8月12日。盛文的军旅生涯大部分时间干的都是参谋职务，由于业务出色，曾被赞誉为国军中的三大参谋长之一（另两人是郭寄峤和赵家骧）。但其晚年在接受台湾中研院访问时，经常夸大其词并揽功于己身的做法，也被时下的一些学者私下里称为陆海空三军牛皮王中的陆军代表（海军是黎玉玺，空军是徐康明）。盛文起初有机会成为黄埔一期的老大哥，由于父亲反对，才被迫放弃了已经考取的一期学籍，老老实实的读大学专科去了。待到大学毕业再入军校时，盛文只能做六期步兵科的学弟了。盛文的早年戎马经历比较坎坷，他先后在杂牌部队第49师（师长任应岐）、第17师（师长杨虎城）和中央军第10师（师长李默庵）当基层军官。陆军大学正则班第十一期毕业后返回第10师任参谋处主任，这是他初次从事参谋工作。抗战时期又担任过天水行营参谋处处长、第34集团军参谋长等职，颇得胡宗南信赖。在整个抗战期间，盛文以实际带兵官参战的经历有三次。其一是1937年的太原会战，时任第30旅副旅长，旅长谷乐军负伤后一度代理旅长职务在忻口抗击日军。第二次是1938年的晋南攻势，协助旅长刘嘉树在霍口村阻击日军，为战区主力完成部署创造了有利条件（战后刘嘉树获颁青天白日勋章）。盛文本人也在率部反攻时打下侯马车站，缴获了两仓库的日军战略物资。第三次则是在1945年抗战接近尾声的事情了。当时陕北地区的国军与共军时有摩擦发生，终于在爷台山爆发了大规模战事。盛文时任暂编第59师师长，作为先头部队率先与共军交火，成为了反共的急先锋。战后暂59师改称第123师并迎接了抗战胜利的到来，但与共军的交锋却始终没有停下。从1945年起，盛文历任第1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长、西安绥靖公署参谋长，制订了不少对陕北共军作战的军事计划。尽管盛文制订的计划多次得到胡宗南的首肯，但是对于执行计划的将领来说，却颇有微词，部分师、旅长甚至尖锐的指出盛的计划只是纸上谈兵，根本不符合实际情况。事实证明，自从胡宗南的部队对陕北共军发起进攻以来，确实是深陷泥潭，不能自拔。有鉴于此，胡宗南把自己的老参谋长罗列调回，希望能挽回局势，盛文则调出担任新成立仅半年多的第3军军长。胡宗南的希望没能如愿，不到半年时间，陕北共军不仅将延安收回，还迫使国军放弃了西安。盛文的第3军一度在秦岭与解放军交战后就一直被部署在安康，没有发挥的余地。到了1949年11月，第3军随着大部分友军退入四川，盛文曾一度奉命增援爱重庆作战的第1军，但没到位第1军就溃了，于是又奉命开赴成都，担负起城防任务，盛本人也升任成都防卫总司令仍兼军长职务。不过盛文没有想到，他当了防总还没到半个月，所属第335师就在乐山向解放军投降了，这件事让盛很难堪。1949年12月底的局面对于每一位“党国”将领来说都是种悲剧。这时候国民党政权所能控制的除了台湾、海南以及东南沿海的一些岛屿外，就只剩下四川、西康两省了。这个时候的盛文是怎么考虑自己出路的呢？选择投共是不可能的，早在内战还没爆发时，他就已经指挥暂59师成了“剿共”的急先锋，内战时期又制订过占领延安的作战计划，盛认为共产党是不会放过他的。此外根据时任成都防总参谋处长的黄烈君回忆，由于盛文的家属已经撤往台湾，盛本来是想乘座最后一班飞机撤往台湾的，但考虑到当时胡宗南还没有离开成都，自己离开难免被追究责任，只能留在成都作拼死一搏了。国防部为了保存国军尚能作战的部队而计划弃守成都，将部队集中到西康再寻战机。于是胡宗南于12月22日在成都召开了突围会议。会中决定第3军同第1军、第36军等部互相配合向南突围，但当23日夜部队开始行动时，友军的陈克非、罗广文两个兵团就在24日宣布起义，迫使突围各部停止行动。胡宗南这个时候已经飞到海南去了，各部群龙无首，乱作一团。作为成都防卫总司令的盛文此时只能硬着头皮召集各部将领商讨出路，最后决定仍执行突围命令，以第5兵团司令官李文为突围总指挥，由盛文重拟突围计划。由于负责断后的两个兵团已经起义，盛文以牺牲36军123师在成都牵制解放军为代价，使三路国军能顺利向西康突围。其中以第1军为左路先头部队，第3军和第36军主力则跟随第1军行动。12月27日，国军突围各部勉强抵达邛崃，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向解放军投降。当李文的投降命令传到被包围在蒲江西来场东北地区的第3军军部时，盛文大为吃惊，在与所属两名师长商议后仍决定冒险突击。结果第17师在28日覆没，副军长沈开樾和参谋长兼师长邓宏义被俘，军直和第254师坚持到29日也告覆没，师长陈冈陵被俘。盛文则在混战中隐藏在古庙的柴禾堆中得以幸免，此后经过化装由水路逃到了香港再转到台湾向国防部报道。盛文抵达台湾时意外的获知，第3军的番号没有被撤消，因为335师有一个团拒绝投降成功抵达西康，赵子立的127军310师也有一个团拒绝起义而抵达西康。经过胡宗南重组，这两个团分别扩编为第335师和第317师，编为第3军建制部队。既然部队还在，盛文自然就被国防部命令回到部队里去。要说盛文到了西康的话，那多半就是战死或被俘了，好在他还没行动第3军被解放军第184师和第186师分别歼灭了。只剩下副军长田中田带着317师的千余人突围至滇西，但仍免不了于1950年7月覆灭。部队既然没了，第3军的番号也就随之被撤消了，盛文被委以“国防部”参事的虚名直到1965年退役，后曾当过高雄六国饭店董事长，于1971年8月8日在台北病逝。四、第四军军长薛仲述说到第4军，最让人熟悉的莫过于北伐战争时的事迹，尤其是获得的铁军名号，一直被后人所津津乐道。不过这支出自粤军的老牌部队，在反蒋战争失败后逐渐没落，只能沦为中央军的附庸。抗战时期又因为失守长沙军长被枪毙，以致在内战期间始终默默无闻，实在令人可惜。薛仲述是广东乐昌人，字力生，生于1906年6月6日。说起薛仲述不能不提起薛家四兄弟，其中老大是最出名的薛岳，老二就是本文的主角，老三是薛叔达，老四是薛季良。薛家兄弟四人都选择以从军作为职业，且都当上了将军，实在让人羡慕。不过薛家四兄弟都能在军人生涯中获得成功，主要还是靠实力最雄厚的大哥——薛岳的提携。本文在叙述主角时，还会顺带的提一下薛家其他几位兄弟的情况。薛仲述在黄埔军校第五期步兵科就读时，已经是师长的薛岳就准备培养他在空军领域继续发展。果然，在薛仲述毕业后，薛岳就帮二弟取得了留学法国学习航空的名额。待薛仲述学成归国后，便被安排在广东的航空学校任教。但是薛岳属于张发奎一派，航校却被另一派陈济棠所掌握，薛仲述的空军生涯并没如愿，不久就因为受到排挤而回到了薛岳所在的第4军，当了特务团中校团附。既然空军发展已不可能，为了使毫无队职经验的二弟能在陆军有所发展，薛岳便鼓励薛仲述投考陆大，而薛仲述也没辜负大哥的期待，成功成为了陆大正则班十六期的学员。薛仲达在陆大毕业后，正值薛岳荣升第9战区司令长官，便被大哥要到长官部的参谋处，在赵子立手下当了作战科的上校科长。此时，薛家老三——薛叔达在作战科当中校参谋，老四薛季良在长官部特务团当少校团附，一家四兄弟，齐聚一堂，实属奇观。薛岳对自己的三个弟弟都是很照顾的。在八年抗战中，大都安插他们远离战场，即便是担任队职时，也会使他们避免参战。就拿老二薛仲述来说，先是被薛岳调到第90师当参谋长，旋升副师长。长衡会战爆发时，堂堂副师长正巧在印度接受美国顾问的培训，到会战结束前夕才返回部队。相比起来老三薛叔达到是有些血性，他到中央军校六分校当大队长不久就被大哥提拔为151师452团团长。在增援衡阳的作战中，薛岳本想安排这个团当预备队，但薛叔达不答应，几次请战，先后率部攻占雨母山阵地和衡阳车站，是推进到离衡阳守军最近的部队之一。而老四就相对安逸了，他先是当了长官部特务团的团长，继被调任中山团管区司令，没经历过战阵。薛仲述返回部队时，师长陈侃因为增援衡阳不利以及失守长沙数罪并罚，被撤了差，遗缺就由薛来接替。薛仲述寸功未立，就当上了师长，实在让部下不服，但是部下也都知道，谁叫他是我们“老大”的弟弟呢。薛仲述心理清楚自己的地位是靠大哥的支持才得来的，所以为人处事都很低调，加上兼任军长的欧震对薛时有照顾，时间一长，那些部下也就都“习惯”了。1947年3月，薛岳因“剿共不利”被免去了徐州绥署主任一职，薛仲述的两个弟弟也被先后编余，只剩下老二带着整编第90旅在苏北与共军周旋。但是薛的指挥能力实在不怎么地，盐南一战，整90旅旅部被端，副旅长张晓柳、参谋长罗立被俘，薛仲达只身脱逃。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时，第4军全军覆没，薛仲述又一次幸运的逃脱了被俘的命运。这个时候薛岳已经复出，被任命为广东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在大哥的安排下，老二薛仲达被任命为省府干训团教育长，老三和老四分别出任广东省保安第5师和第6师师长。1949年11月，薛仲述和薛叔达又被提拔为暂编第5军和暂编第6军军长，薛季良任暂6军副军长兼暂17师师长。1950年1月，升任海南防卫总司令的薛岳将暂5、暂6两个军和葛先才的暂7军并编为新的第4军，军长一职由薛仲述出任。1950年4月，西康失守的消息传到了海南，使防守海南的国军士气更加低弥。对于担负琼西守备任务的薛仲述来说，海南的丢失只是时间问题，到不如多想想自己的活路。当解放军发起解放海南战役的时候，无心恋战的薛仲述就带着第4军不顾一切的向海港八所撤退，依托海路头一个带着残部抵达了台湾基隆。海南一失，国军就只剩下台湾这一个“复兴基地”了，负有战败之责任的薛岳从此赋闲，老三薛叔达和老四薛季良也先后退出了军界，只有老二薛仲述仍在军界坚持。他的第4军被缩编为第4师，薛本人降任师长。两年后又被提拔为第5军军长，最后在三军联大战术系主任的职位上结束了戎马生涯。1996年12月13日，薛仲述在台北病逝，享年101岁。两年后薛岳去世，享年103岁。而老四薛季良至今仍健在，时年98岁。与一门四将的荣耀相比，薛家的长寿更是让人羡慕。五、第五军军长高吉人第五军，是抗战爆发时中国成立的第一支机械化部队。其官兵素质和武器装备在国军各部中都名列前茅，尤其是战车部队的配属，更是让友军羡慕不已。在抗战中，第5军鲜有败绩。在内战中，也极少吃亏。但即便是这样一支能入列五大主力的部队，也免不了受到整体战局的影响而兵败淮海。重建后的第5军不仅没有了当年的辉煌，更是发生所属部队投共的丑闻，此后一度险被撤消番号，实在让人大跌眼睛。高吉人是陕西靖边，字善庭，生于1901年12月30日。高吉人年轻时曾入安边民团当过教育副官，后来因在家乡犯案避居西安，结识了在国民二军独立团当连长的黄埔一期学长杜聿明，并在杜的推荐下考进了军校四期习步科，后又在高教班第三期学习。高吉人先后在教导第2师、第4师和第25师任职，后来在第25师当营长的时候参加了长城抗战。由于他是一直跟着杜聿明的老部下，所以当杜调任装甲兵团团长的时候，高被调到该团当了补充营长。200师成立时，又被提拔为第1152团（后改称第598团）上校团长。在抗日战争中，高吉人跟随杜聿明参加过昆仑关战役、援缅作战和滇西反攻。在经历过艰难的野人山撤军之后，继殉国的戴安澜成为了第200师少将师长。在滇西反攻中，高吉人指挥所部连克龙陵、芒市，当时的《中央日报》以第200师为专题进行了跟踪报道，使高吉人这个名字扬名国内外。战后高被提拔为第5军副军长，并获颁四等云麾勋章。高吉人因作战勇敢身先士卒，而在第5军中颇有声望，是继任军长的不二人选。但高是杜聿明一手带出来的，而5军的现任军长邱清泉则一直希望能扶持自己的老部下熊笑三来接掌这个军。于是高被外放，当了由整编第5师（由第5军整编而成）扩编出来的整编第70师中将师长。为了安抚部属，邱清泉则以整编第5军军长的身份继续兼任整编第5师师长，提拔熊笑三为整5师副师长，行使师长职权。淮海战役时，高吉人指挥的70军（原整70师）被解放军歼灭，本人也在胸部负伤后成了俘虏。伤愈后，身份没有暴露的高吉人在连襟华心权（原第139师副师长）的协助下返回了国统区。高吉人在上海候差期间，发生了第5军军长熊笑三因所属部队发生叛乱而丢了官的事情。原来第200师初成时奉命在福建南平招兵，国防部任命的师长杨彩藩因为没能和地方人士搞好关系，导致部队征兵困难，于是又改派福建籍的叶敬来接掌。没曾想200师的参谋主任林秉勋因为靠山杨彩藩的离去，而无法立足，林便擅自带着一个新兵营开到温州，找第5军的老人——时任浙江省第5区行政督察专员的叶芳帮助。当时叶芳掌握着第5军的一个新兵团，熊笑三屡次要叶将这个团调到福建编进200师，但叶已经着手起义事宜，一直拖着没办，林秉勋的到来，使叶了解到第5军当时的实际情况，干脆自做主张的打起了200师的旗号。这支被福建第5军戏称为“人造丝（人造师）”的部队仅成立了七天就宣布了起义，使得熊笑三地位受到动摇，此外熊还因征兵引起民怨，以及亲属是中共要员等因素，最终被撤职查办。高吉人于1949年5月接管了第5军，并将华心权安插为200师副师长。但他没能吸取第5军在福建招兵困难的教训，到职两个月所招兵员仍极其有限。当时解放军已经逼近福建，国防部对于始终没能完成整补的第5军十分不满，命令高吉人将所属部队全部并编为第200师，另调第166师编入序列。又过了一个月，国防部计划将兵员仍未达到标准的第5军并入第25军，但又考虑到第5军这个番号在国民党部队中的特殊地位，一度面临裁编的第5军被保留了番号，改将第25军并入第5军，任命原第121军军长沈向奎接任第5军军长。高吉人这位只当了三个月的短命军长就这样离开了第5军，当了22兵团的副司令官。金门战役后，高吉人改任金门防卫副司令官，后又在1950年7月到1952年3月间兼任过第5军军长。1968年4月以“总统府”中将参军的身份退出了现役。1979年8月25日，高吉人在台北三军总医院去世。高吉人的最后一段有误，重新改写如下：高吉人于1949年5月接管了第5军，并将华心权安插为200师副师长。但他没能吸取第5军在福建招兵困难的教训，到职两个月所招兵员仍极其有限。当时解放军已经逼近福建，国防部于7月在福州召开了整军会议，会中计划将5军缩编为一个师，编入兵力较为充实的121军。但是又考虑到5军的特殊地位，经过权衡，决定改以121军并入5军。同年8月，5军改组完成，其军部被121军军部代替，121军军长沈向奎随之成了5军的新任军长，而高吉人则只能被迫离开了部队，空挂一个22兵团副司令官的头衔。但是高吉人并没有因为离开了5军而丧气，在他当上金门防卫副司令官后积极活动，终于在1950年7月又重新回到了5军，当了一回名副其实的第5军军长。1968年4月，高吉人以“总统府”中将参军的身份退出了现役。1979年8月25日在台北三军总医院去世。六、第五军军长李运成李运成是湖南湘阴人，字树功，生于1909年8月1日。李运成毕业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在同期同学中，李的晋升道路十分缓慢，在许多同学都成为团长时，李才只是营长。不过李运成有其过人的运气，抗战八年中李有六年位居二线，他当过补充团长、师管区参谋长、集团军总部副官处长等职，而许多早他成为野战部队团级干部的同学中已有不少为国捐躯了。李运成的快速晋升得归功于52军所属第25师在内战中的“杰出表现”。这支拥有“千里驹”称号的部队在东北三年作战中，两次被解放军歼灭，为了重组25师，时任军长的刘玉章只得从第2师抽调大批骨干补充25师。李运成就在这三年中从军辎重团长调为第2师第4团团长，继又升为第2师副师长，于1948年3月第三次重组25师时，成了该师少将师长。李运成的快速晋升并不全都靠运气，他的指挥才能在东北战场上也得到了发挥，李心思缜密，攻坚防御通吃，且李十分注重敌情，并能通过分析得出准确判断，以致他当第4团团长时，经常被刘玉章用做先锋。李运成也由此得到刘玉章的青睐，由团长升至52军副军长。当52军投入到上海的防御作战时，李运成又承担起该部在浦西的防御作战，曾给进攻的解放军以大量杀伤。52军撤台时，他又是制订撤退计划的关键人物之一，使52军得以完整建制的安全抵达台湾，为保留“党军”的种子又立了一功。就在李运成抵达台湾的时候，才当第5军军长一个月的沈向奎因为在军内受到5军老人的抵制而无法立足，他干脆申请另组第25军，一走了事。第5军当时有三名副军长，这是1949年下半年，位于东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屡次并编后的畸形产物。其中史松泉与5军无历史渊源，李以劻已被内定为121军军长，剩下的黄建墉则跟着沈一起去了25军，这样一来，有希望当上继任军长的几位副军长都不可能了，这个军长的缺位就引起了各方关注。当时在台湾的主要有两大实力派，一为陈诚，一为孙立人，双方争夺5军军长的位置十分激烈，但势均力敌，谁都不肯相让。这个时候，派系不明显的李运成脱颖而出，在军长刘玉章的争取下，成功的当上了“黄雀”，并且在刘的支持下还带了一个296师去第5军当军长了。李运成的运气特别好，他当军长不久就率部移驻小金门，并在那里迎来了“金门大捷”。第5军可以说都没怎么参战，就得到了分享胜利果实的荣誉，李本人后来也被调升为金防部副司令官、第1军团副司令官等职。1959年11月，李运成升任澎湖防卫司令官，1963年7月调任宪兵司令，同年12月官拜陆军二级上将。此后又陆续担任陆军副总司令、参谋总长办公室特别行政助理官、“总统府”战略顾问等职，于1972年10月退为备役。1987年12月20日，李运成在台北病逝七、第六军军长戴朴第6军起初是由程潜的湘军改编而来，在经历过北伐、围剿、抗战等十几年的演变后，这个番号被抗战后期的青年军给要了过去。说起青年军，一般都被评价为“反动思想顽固”，而这个第6军恰恰又是其中的典型。6军的前身，第207师也是一支比较特殊的部队，这样一个三团制部队，在杜聿明的细心培植下，由两旅四团制扩编为三旅六团制，最后又被扩编成三旅九团制的整编第207师。而在装备和补给上，该师在东北各部中享尽了优待。不过杜聿明没有想到，他的心血最后被罗友伦出卖给了陈诚，杜在知道后想必一定很郁闷。戴朴是湖南浏阳人，字朝刚，生于1908年。戴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七期步兵科，后入陆军大学正则班第十五期深造。1939年3月，戴朴因为在陆大毕业考试中名列第一，被陈诚筵揽至麾下，从此成为了土木系的干将。他在土木系中的第一个职务是第76师277团上校团长，去的目的是为了完成陈诚吞并这支杂牌部队的使命。1942年8月起，戴朴又先后担任过第6战区参谋处处长和远征军参谋处处长，常随陈诚左右，出谋划策，为陈的智囊之一。陈诚为了培养戴朴，完善他的资历，于1944年初又调他下了部队，担任第55师副师长。后来55师和杂牌部队第118师并编，戴当上了118师的少将师长，并被编入了第18军的序列。戴朴对自己的上司——第18军军长胡琏很不服气，由于他这个人比较死板，加上说话从不考虑后果，这就导致了戴、胡之间相处的很不融洽。就在抗战胜利之时，18军奉命开赴长沙受降。胡的意思是要自己的主力——第11师作为受降部队，却没曾想，胡的命令还没下呢，戴朴就带着118师抢先进了长沙当起了受降代表。胡琏知道后很气愤，当即向陈诚打报告要求惩办戴朴，而戴也不示落，弹劾胡琏歧视出身杂牌的118师，并克扣该师的军饷。陈诚本想要他的两员爱将和解，但在得知两人已经势同水火之后，为了维护作为军长的胡琏的权威以及18军内部的团结，忍痛将戴朴调任第62师师长。戴朴与胡琏的角着落了下风，但这并不是戴朴倒霉的结束。他所在的62师（1946年5月整编为第62旅）在内战中因为增援友军不利，被再次撤了差。戴朴觉得很冤，当时他是根据自己的上司——整编第88师师长方先觉的部署来行动的，况且在面对解放军一个纵队的数次进攻之下，他还指挥部队成功的守住了阵地，最后是因为友军整140旅的覆没，才被迫采取守势，放弃了增援的任务。事后国防部对方先觉和戴朴都要进行处罚，但是陈诚将戴保了下来，经过争取，戴朴被调到国防部当了一个挂名部员，得以免去了军法审判。风回路转，戴朴的机会来了。1947年8月，他随着陈诚前往东北企图扭转东北战局。在抵达东北后，整编第207师师长罗友伦见自己的老长官杜聿明失了势，便打算投靠土木系。恰巧戴朴在军校读书时与罗是至交，罗便通过戴的关系与陈诚搭上了线，戴也是全力“架桥”，让陈诚平白得了一个精锐之师。罗友伦在陈诚的扶持下，当上了第6军军长，罗为了报答戴，便举荐由戴来接任整207师师长。陈诚、罗友伦皆大欢喜，惟独戴朴高兴了没多久就开始郁闷了。本来戴朴能当上整编第207师师长是很高兴的，但是东北局势并没有被扭转过来。到了1948年10月，东北国军的主力第9兵团全军覆没，戴的第3旅也被平白的搭了进去。而第6军的先后两任军长罗友伦和赵家骧纷纷跑到了南京，把个守备沈阳的烂摊子扔给了战时提拔为第6军副军长兼师长的戴朴。本来第6军和友军第8兵团联合守备沈阳还能坚持一阵，结果8兵团向解放军投诚了。这下到好，只剩下半个沈阳防区的第6军只能等死了，你说“被送死”的戴朴憋屈不？这个时候的戴朴不是没有考虑过出路。学第8兵团？他放不下当时还在南京的家小。死战到底？他也不愿意就这么结束一生。既然降和死都不行，那就干脆突围赌一下吧。为了迷惑解放军，戴朴派出了代表表示愿意投诚以拖延时间，而在暗地里下令将所剩物资全部销毁，并且召集了所属的旅、团长下达突围命令。戴朴决定将所属两个旅分两路突围，自己随第2旅行动。11月1日，部队按照即定计划开始突围了。由于第1旅在之前的作战中已经遭受了一定损失，所以这个旅很快便被解放军包围歼灭，旅长李定一被俘。好在第1旅的行动吸引了大部分解放军的注意，戴朴带着第2旅成功的突出了包围圈。可是东北此时已经被解放军解放，突围部队沿途遭到解放军节节阻击，要想将部队成功带到山海关十分的困难。这不，才跑了一天，部队就由原来的5000人锐减到2000。这样下去可不行啊，戴朴和第2旅旅长王启瑞商量，决定将部队以连、排为单位分成数路突围，本人则经过化装另觅小路潜行。1948年12月中旬，形容憔悴的戴朴终于艰难的抵达了山海关，经过收容，加上第1旅的散兵，第6军一共收容到3000来人，戴见实力尚存，便向国防部打出了突围成功的报告。戴朴的报告一到国防部，一扫部里的消沉气氛。本来国防部以为沈阳守军已经全部完蛋了，没曾想戴朴竟然能带着部队突围成功，当即开动宣传机器，将戴朴捧为英雄，并且提升他当上了第6军中将军长，要他到上海重新组建部队。戴朴在上海组建了第6军军部，并且保荐了和他共患难的第2旅旅长王启瑞为新成立的第207师师长。由于招兵困难，第6军又奉命开赴台湾新竹整补。可是戴朴还没踏上新竹的地面呢，负责编练台湾军队的孙立人已经打起了第6军的主意。当戴朴一到新驻地，孙立人就给戴送来了一个新组建的339师。戴朴心里明白，这是孙插足第6军的开始，好在他有陈诚作为靠山，当即拒绝了孙，并自行招募339师所需兵员。孙立人可不那么容易打发啊，一计不成又起一计，他向国防部打了一个报告，说戴朴在东北是抛弃部队私自潜逃回来的，要国防部将戴免职，另委贤能，意思就要派孙的亲信来接这个第6军的军长。于是戴、孙之间又打起了官司。当时的国防部正由南京迁往广州，这戴、孙之间的控诉电报就跟着国防部从南京一直打到广州，弄的两个339师的番号从1949年2月重复到8月。最后弄的国防部也头疼，陈诚和孙立人谁也得罪不了啊。由于陈的地位毕竟比孙要高，国防部的人思之再三，最后决定承认由戴朴自行招募339师，孙立人的339师则改称第340师，两个部队都保留，谁都不得罪。国防部解了套，可戴、孙之间的仇就这么结了下来。终于，孙立人在1950年7月以陆军总司令部的名义将戴朴调任台湾北部防守区副司令官，剥夺了戴的兵权。由于戴朴和胡琏也不和睦，在金门英雄胡琏的影响下，土木系也不便强力的支持戴。这就使戴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受到打压，戴的内心十分苦闷。一直到1954年孙立人落马，才又被任命为台湾警备司令部督察室主任，有了那么一点实权。后来戴朴又担任过国防部总动员局局长和台湾省警备副司令官等职，但都不得志，于1991年去世。在和胡、孙的对立中，戴朴都落了马，但是他要比胡、孙活的都长。可以说，戴朴是笑到最后的。八、第七军军长李本一第7军的历史应该是国民党部队中比较长的一支，它是新桂系的起家资本，也李宗仁、白崇禧等人赖以在政、军两界发展的依仗。在北伐战争时期，第7军的赫赫战功被赋予了“钢军”的名号，足以表明这支部队的战斗力了。编遣会议后，李、白始终蠢蠢欲动的反蒋，并且在1929年4月反蒋失败后，仍在广西维持了长达九年的割据局面。不过在这一时期内，第7军作战机会不多，其实力也得以保存。但在抗战爆发时，第7军的精锐在上海损失殆尽，此后长期在大别山和日军打游击。经过六年的游击战，第7军发展出一套特有的山地战术，可算是开创了中国山地兵的先河。为此，胡宗南还邀请7军的基层干部去中央军校七分校教授山地战术，并以此成立了中国的第一支山地兵师——第31师。内战爆发时，第7军的表现机会不多，主要集中在头两年的攻势、追击作战中，这一方面是该军所处的战略位置所致，另一方面也是白崇禧对该部的特别关爱。其程度和胡宗南爱护第1军一样，其结果就是要么不大打，一打就在衡宝战役中遭到了重创，使人大跌眼睛。李本一是广西容县人，原名李善宽，生于1902年。李本一出身穷苦人家，小时候读不起书，靠给别人打工艰难渡日。这使他在从军后十分注重知识的汲取，并且练就了一手好书法，据说用脚也能挥洒自如，十分不易。李本一18岁入伍当兵，靠着战功逐级提拔，由于他打仗过于勇猛，右手的中指、无名指、小指均被打断，身上也是弹痕遍身，此后在军中得了一个“死打烂打”的名声。也正因为如此，李本一作为新桂系中的后起之秀，得到了白崇禧的赏识，并将其保送到南宁军校深造。抗日战争爆发时，身为第171师513旅1026团上校团长的李本一随部参加了淞沪会战。一开始李团是幸运的，因为他不是先头部队，先到战场的那几个团几乎都被日军打残了。等到李团赶到战场时，已经接近了会战的尾声。于是，第7军乃至于第21集团军主力是否能安全撤出战场的使命，落到了李本一的肩上。为了保障主力的安全转移，李团坚守嘉兴不退，全团无一退却，在战至仅剩200余人的情况下终于接到了撤退的命令。几十年后，曾经做过李本一上级的徐启明在接受台湾中研院的采访时，仍对李在当年的表现赞不绝口。第7军奉命转移到大别山打游击后，李本一先后担任过安徽省第5行政区督察专员、皖东游击司令、第5战区第10游击纵队司令、第138师师长、第176师师长、第7军副军长兼第171师师长等职。在六年的大别山作战中，李本一打日军是十分积极的，但是在皖南事变后和新四军也没少打。甚至到了抗战胜利之后，内战爆发之前，仍没有停火过。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位“反共干将”在被解放军俘虏后，没能躲过厄运。抗日战争胜利时，军事委员会对收复首都进行了一番颇费工夫的筹措，比如由哪支部队进驻，该怎么进去，进去后要有什么表现，承担什么责任，等等等等。但是等这帮纸上谈兵的人终于制订出了一份计划时，却意外的得知，李本一带着他的171师早就开进南京受降去了。前面说过，李、白有过割据广西的历史，与老蒋始终是面和心不和的。这次的“李本一事件”，自然与他们脱不了干系。李本一进入了南京，打出了受降大员的招牌，不仅给伪政府要员封官许愿，还收受了大量的房产金钱。这样一来，国府当局颜面何存？当即由陆军总司令部下令，严令李本一退出首都，等候授过权的受降部队前来接受。李本一在南京潇洒一番后便也知趣的撤离了南京，前往真正的受降地——蚌埠去了。但是李本一的行为成了中央军嫡系将领的攻击目标，诸将领纷纷要求惩办，不过都被白崇禧一一压下，李本一仍旧当他的第7军中将副军长兼第171师师长。内战爆发时，李本一随部与解放军在安徽交锋，并在灵壁、泗县等地取得捷报。当国军对山东实施重点进攻时，第7军也随之调到山东。此后整编第74师被围，离该师最近的第7军、整25师和整83师成为了解围的主力。可惜三个部队各怀鬼胎，都是出兵不出力，坐看整74师覆没，张灵甫等将领阵亡。事后国防部追究责任，对整25师和整83师的指挥官作出了处罚，但是对于新桂系的第7军不好下手，毕竟白崇禧位高权重，动第7军，容易落的个打压杂牌的名声。有人就出了主意，拿李本一开刀，重谈李当年在南京的作为。白崇禧要保第7军整体，就不便顾及个体，于是在白对李的再三保证之下，李本一“归案”了。1947年7月25日，国民政府明令公布“陆军少将李本一着即免官，并剥夺原授该员之忠勤勋章及陆海空军甲种一等奖章、干城甲种一等奖章、华胄荣誉奖章”，此外军事法庭判处他三年有期徒刑。不过一切的一切都只是做做样子，李本一在监狱里“坐”了三个月，就在白崇禧先前的保证下重回第7军当副军长了。好么，三年变成三月了……1948年3月，李本一接掌第7军（时称整编第7师），当时他不会想到，踌躇满志的他会成为第7军的末代军长。当时的第7军未被赋予作战任务，李本一就带着部队先后在信阳和孝感整训。在1949年3月与解放军江汉军区的交锋中，第172师损失一部，李本一没有想到，他所率领的精锐竟然会被“共匪”的地方团队击败，但这次战斗没有引起李本一的重视，他过高的估计了自己部队的战斗力，而且也忽视了当时部队的士气。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后，江防沿线的国民党军队有如飞毛腿一般的往南转进。1949年8月，位于湖南的中央军竟然宣布了起义，而始终贯彻反共反蒋思路的新桂系为了获得美国支持，竟然坚持抵抗，这不得不说是一种讽刺。这首当其冲的，就是李本一的第7军，根据“小诸葛”白崇禧的部署，要李本一在青树坪伏击解放军，李到也不负众望，给了解放军的追击部队一个措手不及。但回过神来的解放军立即集中兵力围攻第7军，这回轮到李本一措手不及了，这原本是进攻的部队就这么三下五除二的被解放军击溃，7军的副军长凌云上、参谋长邓达之、第171师师长张瑞生和第172师师长刘月鉴全部被俘，只剩下个光杆军长李本一冲出包围圈回广西复命去了。这一结局，使小诸葛顿时气的七窍生烟，不过他没有处罚李本一，要和“共匪”干仗，还是需要李本一这样的猛将的。白一面重新调整广西防务，一面升李本一为第3兵团副司令官，并要其重建第7军。经过东拉西拼的，终于以广西的几个地方保安团，搭建起了171师和172师的架子，再加上在衡宝战役中未受损伤的224师，李本一似乎又有了些底气。但他没想到，解放军攻入广西后，他的224师首先在梧州覆没，师长刘昆阳被俘，紧接着第172师又由师长刘维楷率领在百寿起义了。李本一只得带着171师向3兵团张淦的司令部靠拢，但又没想到，最后赖以坚持的171师师长杨受才却抛下张司令官和他李军长跑了。11月30日，第7军残部在博白覆灭，李本一化装脱逃，但仍不免于12月16日在平南被俘。此后李本一相继被关押在汉口、合肥。1951年8月24日，李本一经过公审，被安徽省皖北人民法院以在抗日战争时期“残杀三万群众”等罪名判处死刑，并于当天执行枪决。九、第八军军长李弥早年的第8军是由唐生智部湘军演变而来，由于这个军叛来叛去的，弄到最后成了“叛军”的代名词了。这个番号确实有点不吉祥，抗战爆发后，第8军的番号转由中央军使用，首先用这个番号的黄杰，落得个兵败归德，本人叛刑不说，部队也被番号了撤消。继黄之后顶用该军番号的李玉堂在抗战初期也打的不顺，先后在武汉、南昌会战中遭到重创，后来8军和10军要并编，李玉堂干脆舍弃八求十，他不要老部队的番号了。这说起来有点迷信，不过自打李换了10军的番号后，在湖南战场上到是打出了威名。对于这样的番号，大伙都是避之不及。没曾想，由全国第一支机械化军——第5军分化出来的新编第11军军长郑洞国就不信这个邪，既然别人不用，自己的部队为了“转正”，就大胆接下了这个番号。可能郑洞国命中压“八”，自打他当上军长之后，第8军此后的历史就像变了样似的，在反攻滇西中履立战功，时任军长的何绍周以及所属多名校尉官还因此获得了青天白日勋章。内战时期的第8军（整编第8师）纵横胶东，并以此做大为第13兵团，时任军长的李弥发达了，第8军的威名也就这样打出来了。李弥，云南盈江人，字炳仁，生于1902年11月23日。李弥是行伍出生，起先在云南部队当差，因为有初中文化，被滇军第7师师长李根沄看中，提拔当了副官，随后又推荐到黄埔军校，使李弥有了军校四期步科的学籍。李弥毕业后，被派到同样出自滇军的朱培德第3军教导团当排长。后来教导团长朱德在南昌起义，李弥拒绝响应，一个人从江西跑到南京报道，随即被何应钦派遣到赖心辉的川军第22军当了特派员、营长等职。1930年后，李弥又跟着接管部队的张英接受中央的改编，当上了第59师350团上校团长。但是杂牌毕竟是杂牌，李弥所在的59师被陈诚给吞并了。就在缴械的时候，李弥振臂一呼，动员所属部队反抗缴械，并且奇迹般的把自己这个团拖到南昌找何应钦申诉，随后又被何送到庐山去面见校长去了。蒋介石对于这个可能连名字都没听到过的学生的行为十分震怒，当他质问李弥为何抗拒陈诚缴械时，李弥是这样的回答的：“过去校长在黄埔军校时，只教过学生如何打仗，未曾教过缴械。因此将部队带来交还校长”。李弥的这个回答，使得蒋介石对他产生了兴趣，并认为李弥是忠于自己的。于是保留了李团的建制，完整的编入了第5师。第5师出自赣军，李弥的到来并没有受到这支杂牌部队的欢迎。原来嫡系歧视杂牌，杂牌与杂牌之间也是存在歧视的。就这样，李弥干脆主动申请离开部队，跑瑞昌县当起县长来了。当时国民党正大肆扩编地方保安部队以清剿地方红军，李弥因此又兼任了江西省第8行政区的保安副司令以及省保安第16团（后改称第10团）团长。1936年2月，李团编入第96师，李又返回正规军，任268旅副旅长。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李弥在杂牌军中是比较努力的一位，这是因为在当时啊，许多在嫡系部队服务的三期的学长和大部分的四期同学还都只是团、营级干部。抗战全面爆发后的第二年，第96师抽调主力编入新编第23师开赴湖北前线投入作战。李弥在这个时候升任新23师第1旅少将旅长。一年后，已经是第5师副师长的李弥又随部队编入了新编第11军的序列。当时的军长郑洞国正想培植自己的势力，出身黄埔却又没有靠山的李弥便进入了郑的视野。李弥就这样成为了中央军嫡系部队——荣誉第1师的师长。此后郑洞国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发展出自己的派系，这就片面的成全了李弥，使这位始终混迹于杂牌军的天子门生终于归了中央军的队。1944年5月，国军对盘踞滇西的日军发起了反攻。在这次会战中，身为第8军副军长的李弥比较卖命，他同始终在军部指挥作战的何绍周不同，李弥一直在前线，他一边鼓舞士气监督部队进攻，一边指挥炮兵部队集中火力轰炸日军阵地。好么，堂堂副军长干起了督战队长兼炮兵指挥官的差事来了。奇怪的是，在战后，第8军军长何绍周以及参与进攻的六名校尉军官获颁青天白日勋章，惟独李弥只得了枚四等宝鼎勋章。不过李弥也因功升任了第8军军长，与勋章比起来，获得了一个军的实际兵权还是不错的。内战爆发后，李弥的第8军被调到胶东与解放军作战。应该说李弥的经营头脑还是不错的，他在胶东三年，利用军队经营买卖，不仅使自己发了财，而且还用所得钱款扩充了大量的“私人部队”。为什么叫“私人部队”呢？因为这些部队大都没有经过国防部的承认。要说李弥指挥打仗还是可以的，这在胶东三年，几乎没打什么败仗，这或许也是国防部放任对李弥私扩部队，并最终给这些部队授予了正规军番号的原因吧。就这样，第8军由原来的三个师，竟然扩编成了三个军九个师，李也因此升任第13兵团司令官。使李弥没有想到的是，在1948年12月的徐蚌会战中，从来没有同解放军有过决战的13兵团，在正式决战时却有如豆腐渣的瓦解了，李弥本人也是落荒而逃，这实在叫人喷血。返回国统区的李弥没有被国防部追究责任，反而任命他为第13编练司令部（后改称第6编练司令部）的司令官，并要他重组第8军。鉴于第8军军长一职还没有合适人选，李弥干脆自己兼起了这个军的军长。此后第8军从上海转到湖南，又从湖南转到四川，最后随着大部分国民党溃军，在云南暂时落了脚。李弥怎么都不会想到，他的友军——第74军和第93军起义了，他本人也在昆明成了卢汉的俘虏。好在第8军死命的进攻昆明，迫使卢汉释放了李弥。惊魂未定的李弥一回到部队，就被国防部任命为云南绥靖公署主任，第8军军长的兼职也正式移交给了第6编练司令部的副司令官曹天戈。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可李弥却一把火都放不了。他的第一把火——收复昆明之战还没打几天，就因为解放军的迅速靠拢，迫使他带着部队跑到了蒙自。此后李弥奉命前往台湾汇报战况，脱离了此是非之地。一个月后，云南孤军第8军和第26军先后覆灭，李弥也就在台湾暂时住了下来。1950年9月，李弥奉命前往缅甸北部改编退出国境的国民党各路残军。经过整编，李弥将部队改编为“反共抗俄救国军滇南边区第1纵队”，或许是嫌名字太长读起来太累，这个部队在年底又改称为“云南反共救国军”，李弥出任总指挥。要说“反共复国”，身处国外的李弥就应该低调低调再低调，以使部队获得休养生息的时间。可是他却不甘寂寞，与反对缅甸政府的叛军相勾结，这就使得缅甸政府忍无可忍，一方对李弥的部队发动进攻，一方面向联合国申诉。而李弥一方要根据国防部的命令对云南发起反攻，一方面又要应付缅甸政府军，搞的他两面受敌，十分被动。终于，国防部于1954年将没有打开局面的李弥调回了台湾。回到台湾的李弥没有再受到重用，他先后担任过“国大代表”和“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委员。1973年12月7日因心脏病突发在台北去世。十、第八军军长曹天戈曹天戈，字宣麾，浙江镇海（现属宁波）人，生于1901年。曹天戈毕业于黄埔军校四期步科，和李弥是同学，不过从现有资料来看，1949年前的曹、李之间似乎没有过交集。曹天戈是跟着王耀武从补充第1旅混出来的，补1旅扩编为第51师后，曹也随之出任该师所属第151旅中校参谋主任，后又在王师长的推荐下，考入了陆军大学正则班第十三期深造。曹天戈在陆军大学毕业时正值抗战全面爆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曹天戈没有回到原部队任职，而是跟着陆大十三期的同学、黄埔一期的学长冷欣，跑到江苏筹组预备第3师去了。从这个时候开始，曹天戈在第三战区的辖境内度过了八年抗战生涯。预3师成立后，曹天戈先后担任过该师第12团团长、第52师（由预3师改编）参谋长、三战区长官部干训团教育处少将处长、第26师副师长、师长等职。在此期间，他先后参加过反攻宁波和守备衢州等战役。总的来说，由于三战区并非主力战区，曹天戈在这八年的军旅生活中并没有经过较大的阵仗。1946年内战全面爆发，这个时候的曹天戈带着整编第26旅投入到苏北战场和解放军交锋了。也不知道是轻敌还是其他原因，八年对日作战都坚持过来的曹天戈，竟然连解放军一个小时的进攻都支撑不了。7月18日，曹天戈兵败如皋，他的副旅长胡荡以及多名校尉级军官被俘，曹本人经过死战，终于突围到丹阳寻得了喘息之机。一个月后，曹天戈被从前线调到后方，当起了浙东师管区的司令，此后相对安逸的度过了两年的内战时光。时间一转眼的到了1949年1月，国军主力在长江以北连战连败，大部分的部队被解放军歼灭。国防部为了组建长江防线，抽调了大部分长坐办公室的将官出任新成立的军、师长。时任总统府第3局（军务）局长的曹天戈也自然被任命为第12军军长。但曹还没到任，原12军军长舒荣从徐蚌前线突围归来，国防部于是又把12军的番号还给了舒。正准备上任的曹天戈突然得知这一消息十分郁闷，因为国防部没有给他安排其他职务，本来应该是军长的他竟然莫名其妙的成了无职军官了……在赋闲了近两个月之后，曹天戈终于受到了已经下野的总裁兼校长——蒋介石的召见。事后，曹天戈被任命为第13编练司令部（后改称第6编练司令部）副司令官，成了李弥的副手，同他一起过去的还有总统府出来的侍卫官柳元麟，他出任第8军副军长。曹天戈明白，他的这个新职务实际就是被派到李弥那里监视李的，而且还是由校长钦定的，此番前往13编练一定要小心行事。前面说过，曹、李虽然同出军校四期，但是两人可能并不熟悉，但是曹天戈到职后却受到了李弥的热烈欢迎，并且对曹极力示好。时间一长，曹天戈不仅消除了戒心，反而被李弥派到台湾接洽部队所需的各项物资，俨然成了李在台湾的代理人。1949年7月，曹天戈从台湾返回了部队，并且跟着部队一路退到了云南。12月9日，李弥等人在昆明被卢汉扣押。使第6编练司令部所属部队一下子失去了重心。就在大伙商讨是战是和的问题时，陆军副总司令汤尧在一天后来到了司令部，并且带来了参谋总部的新命令。根据这份命令，汤尧成了驻滇国军各部的总指挥，同时还任命曹天戈接任第8军军长，彭佐熙为第26军军长，随后下达了进攻昆明的命令，以解救李弥等高级将领。从11日攻到16日，坚持不住的卢汉终于下令释放了李弥等人，但是曹天戈的攻势并没有停止。原来根据汤尧的计划，这次进攻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打下昆明。悲哀的是，值此关键时刻，国军内部仍旧尔虞我诈互不信任。负责进攻的李弥、余程万闹了意见，到后来余程万干脆带着26军擅自脱离战斗。这样一来，孤掌难鸣的第8军只能在21日放弃了进攻，并于26日撤抵蒙自、开远地区。1950年1月14日，汤尧在赶跑了李弥和余程万后，正式接管了云南残军，并且根据国防部的命令发表曹天戈为第8兵团副司令官兼第8军军长。这个时候第8军辖有三个师，但总兵力还不到6000，根本难以抵挡解放军的攻击。于是在一天后，被国防部寄望于巩固云南反共基地的第8军等部就开始了向越南转进的行动中了。使曹天戈没有想到的是，曾经的部下、在第8军扩编为第8兵团时升任第9军军长的孙进贤，竟然在撤过元江之后下令炸毁大桥，使他这个殿后部队无法渡江。曹天戈算是认识到什么叫做过河拆桥了，但他除了在江边破口大骂外，已无任何回天之力。1月25日，背江一战的第8军全军覆没，曹天戈也在战斗中成了解放军的俘虏。1964年12月28日，度过十五年牢狱生涯的曹天戈获得了共和国的特赦。此后曹天戈安然度过文革，并且先后出任浙江省政协常委、浙江省民革副主委、上海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兼浙江组组长等职。曹天戈在黄埔军校毕业的时候，曾与一章姓女子互有爱慕之意，后因种种原因没能结为伴侣，但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曹天戈获得特赦之后，再次与身在香港的章姓女子取得了联系。章女士接信后，立即打点行囊返回大陆，不久之后成为了曹的续玄夫人，正可谓有情人终成眷属。曹天戈晚年曾经感慨的说道：“虽然在监狱里度过了近十五年，但是假如自己在那次战斗中侥幸逃脱了，下场更是悲惨，那些散兵游勇过境后，在缅甸三角地带过着土匪的流亡生活，靠种植鸦片，过着武装贩毒的生计，没有一个有好结果的”。1995年4月，曹天戈在杭州因病去世。应该说，曹天戈的晚年还是比较幸福的。十一、第九军军长徐志勖第9军的番号先后被黔军、东北军和青年军使用过。到了内战中期，这个番号在李弥扩军时被要了过去。理论上这个军的战斗力应该和第8军处于伯仲之间，并且一度被范汉杰要到东北去打仗。但是历史没有给这个军发挥的机会，就在徐蚌战场上成了解放军的“点心”。重建的第9军虽然仍属李弥统辖，由于国防部对李弥的不信任，安插了一批副职到李的部队，比如之前提到的曹天戈和柳元麟，而以正职被安插进去的，仅有徐志勖一人而已。徐志勖，原名徐凤楼，后以字行，浙江永嘉人，生于1907年。徐志勖先后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五期步兵科和陆军大学正则班第十期，以他五期生的资格，能考进陆大十期深造，可见徐的才能很不一般。陆军大学毕业后，徐志勖被陈诚招至麾下，担任过第14师的参谋处主任，由此和土木系搭上了线。可能是徐志勖不愿受到陈的约束，干了一年后就申请调到陆军大学当教官去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徐志勖正式干起了参谋行当，他被调到军委会先后担任第1部作战组的上校参谋和军令部第1厅的上校科长。第二年徐被下派到部队，担任第79师少将参谋长以及第29军少将参谋长。在1939年5月的南昌反击战中，第29军损失惨重，最后徐志勖跟着军长陈安宝和第26师师长刘雨卿，带着仅有的一个警卫排向日军阵地打起了死亡式的冲锋。在这个时候，徐志勖或许已经决心为国捐躯了吧。幸运的是，在师长刘雨卿负伤、军长陈安宝阵亡的情况，徐却毫发无伤。危急关头，徐志勖承担起指挥29军残部突围的重担，成功将剩余的千余残兵带了出来。此战结束后，徐志勖又担任过第86军参谋长和第32集团军参谋长，替俞济时和上官云相出谋划策。要追查皖南事变元凶的话，或许徐志勖也脱不了干系。自1943年起，徐志勖被下放到野战部队——第63师当副师长，1944年8月又接任该师师长一职。当时谁也没想到，这个只是充实徐志勖资历的过度性岗位，竟然使徐赶上了对日军的最后一次会战，并使他在这次会战中打出了漂亮的一战。那就是在1945年5月的龙潭司、山门间阻击战，这次战斗，徐以一师之力力阻日军第109联队的连番进攻，并给该部以重创。战后，徐以功获颁武功状，此战可谓其军旅生涯中的颠峰。内战爆发时的徐志勖带着整编第63旅投入到苏北攻势中，但不久之后他就被调到陆军总司令部当第3署（作战）署长，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1949年2月，徐志勖被任命为新成立的第9军军长，并以闽西为招兵基地。根据当时国防部对李弥第13编练司令部的部署来看，第8军在上海，第9军在福建，很明显有分割支解该部的意图。李弥也不是傻瓜，强行要求第9军所属的第3师跟着第8军走了，留下徐志勖带着两个师的空架子继续留在福建。徐志勖很知趣，他并不为难第3师师长田仲达，放任他率部离开，毕竟徐还有两个师的番号呢。至少在名义上，第9军的主力（没兵的主力……）不受李弥控制，徐志勖还是达成了国防部的意愿。在这个时候，曾经在黄埔军校做过徐志勖老师的胡公冕派人来策动他起义。徐志勖考虑到自己的出路问题，显露出愿意起义的态度，但又考虑到自己在皖南事变时期所充当的角色，就显的十分犹豫。同第9军的番号一样，历史没有给他证明自己的机会，就在1949年7月，蒋介石在福州召开了军事会议，并在会中决定了驻闽各部的缩编问题。或许是军方已经察觉到徐志勖的不可靠，他的第9军被裁撤了，所属部队并编为第166师纳归第25军序列。好么，徐志勖就这样失去了起义的资本。被调为第22兵团副司令官的他既然失去了兵权，那就没有选择了，乖乖的随着部队撤往了台湾，并在不久之后就申请退出了现役，避开这个是非场所。晚年的徐志勖当起了寓公，他以书法自娱渡过了人生最后的时光，于1983年2月21日因心脏病突发在台北去世。十二、第九军军长孙进贤孙进贤，字士良，河北盐山人，生于1907年。孙进贤出身行伍，早年服务于山东省警备旅，后来这支部队编入第57师，而57师经过抗战的前几年历练又转变为中央军嫡系主力，孙进贤也就由杂牌转成了嫡系。在编入57师的时候，对孙颇为欣赏的旅长施中诚保送他到黄埔军校高教班第五期受训，这就使孙进贤与黄埔也挂上了号。孙进贤在抗战初期经历过淞沪会战和武汉会战，他所在的部队在被日军几次打残且校尉级军官大量伤亡的情况下，孙却奇迹般的活了下来。他也由此做到了第170团上校团长，可以说这个团长位子是来之不易的。1943年11月，孙进贤跟着师长余程万担负起了坚守常德的重任。在这次会战中，日军集中3个师团4万余人的兵力对常德城发起连番猛攻，而孙进贤指挥所部顽强的坚守阵地，战况十分惨烈。打到12月2日，第170团只剩下20来人，孙进贤本人也挂了彩，但是他仍旧带着残部在顽强抵抗。这个时候，57师总共也就剩下240人了。于是余程万于3日凌晨1点下达了突围命令，留下了169团团长柴意新以及其他51名官兵牵制日军，以保障突围部队的成功。孙进贤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跟着师长离开了这座他曾经为之拼死保卫过的城市。余程万的突围，并没有得到军委会或者是战区长官部的批准，所以在战后他被撤了差。而在常德死战过的孙进贤没有受到处罚，仍旧担任170团团长，并又先后经历了长衡会战和湘西会战。孙进贤跟着继任师长李琰在这两次会战中出生入死，他所在的57师和74军军部同时获得了荣誉旗。而同在74军编制内的51师和58师，当时都没有获得过这面旗帜。1946年4月，第74军军长施中诚外调，遗缺由张灵甫接任。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孙进贤这个跟着施中诚出来的“旧臣”自然就受到了张灵甫这位新“天子”的排斥。孙进贤有自知之名，他知趣的主动申请外调，跑到山东省龙口市当上了军警联合稽查处的处长。五个月后，第8军军长李弥派遣周开成跑到龙口编组山东省警备第4旅，在部队编组时，孙进贤出力颇多，使警4旅很快的就充实了编制，本人也和周开成成了朋友。于是在周的推荐下，孙进贤当上了警4旅（后改称独立旅）的副旅长，并由此成了李弥的部下。两年后，与解放军在胶东周旋的孙进贤调升为新成立的新编第20旅少将旅长，不久部队又改编为第237师，孙进贤以少将师长的身份参加了徐蚌会战。不幸的是，原本打算在李弥集团中干出些成绩的孙进贤没有发挥的机会，他的237师就全师覆灭了。不过他经过化装，还是和李弥一样突出了重围。本来13兵团突出来的高级军官就不多，孙进贤的归来自然就受到了李弥的倚重，成了新组建的第170师师长。孙进贤虽然继续干他的师长，但是他的不幸并没有终止。1949年12月，孙进贤跟着李弥败退到云南。由于在围攻昆明时，孙进贤的170师是打的最卖力的部队，于是在一个月后的部队扩编中，他被陆军副总司令汤尧提拔为第9军少将军长。或许有人会问，他都升军长了，怎么还叫不幸啊。其实不然，他更倒霉的日子来临了。1950年1月14日，这一天是孙进贤正式上任的日子。这军长的位子还没坐热呢，原先由汤尧制订的反攻计划就改成了撤往缅甸的实际行动了。根据汤尧的决定，曹天戈的第8军和孙进贤的第9军分为左右两路，互相掩护的渡过元江，本来这是一个比较稳妥的计划，但是孙进贤鼓励他的部队以“飞人”的速度抢渡元江。为了能早日摆脱解放军的追击，孙进贤一咬牙下令炸毁大桥，把上级汤尧以及傻傻的在掩护第9军撤退的第8军都给扔在了元江对岸，甚至还扔下一个奉命守备桥头堡的团。这个团的团长只得哭丧着把实际情况报告给后续赶到的曹天戈，并且跟着第8军一起做了解放军的俘虏。炸毁大桥的孙进贤原以为能以牺牲第8军为代价拖住解放军的追击步伐，但没想到解放军的另一路早已绕过元江，并且布置了一个大口袋在等着孙进贤来钻了。经过一阵激战，这位过江拆桥、只做了半个月第9军军长的孙进贤于2月7日被迫命令部队向解放军投诚了。要说投诚将领的待遇和俘虏是不一样的，孙进贤要是太太平平过着余生，或许还能有一个好的结局。可是孙进贤的投诚是被迫为之，三天后他见解放军放松了对第9军的警惕，便鼓动部队发动叛乱。他想带着部队继续亡命异域，可他的部下却不愿意再这样下去了。于是这次被孙进贤寄以厚望的叛乱，不到一天就被平息了，他本人则被逮捕关押。经过公审，孙进贤于1951年2月在昆明被枪决。孙进贤的死，至少是对隔海而望的党国政府尽了忠。可是历史却对这位死人开了一个更大的玩笑。或许远在台湾的国防部只知道孙进贤向解放军投诚一事，而不知道他此后的作为，于是在1950年6月15日，由总统府明令公布：“陆军步兵上校孙进贤叛国投匪，着免去官位，并褫夺前授各种勋章奖章”。九泉之下的孙进贤要是知道他那个为之尽忠的党国，最后给了他这么一个“待遇”，不知会作何感想。十三、第十军军长张世光说起第10军，读者的第一反应一定是著名的衡阳保卫战，其实第10军的威名主要还是在第二、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打出来的。就该军经历来看，也是少有的几支始终在一线与日军作战的部队。此外，这个军也是获得青天白日勋章最多的部队，比如前后两任军长李玉堂和方先觉，还有属下的四名师长。光这一记录，就无出其右者。到了内战时期，第10军的番号被土木系要了过去，就人员组成和战斗能力来看，更比原先的第10军要强，但仍免不了被战争的洪流所吞噬。张世光，字适钧，湖南平江人，生于1907年10月14日。黄埔军校四期步科毕业的张世光，在军旅初期是跟着他在军校的老师——钱大钧混的，后来还在钱的保荐下考入了由国民党主办的第一期陆军大学（正式期别为正则班第九期）深造。此后他在第88师短暂的当过参谋，便转入第10师当上了参谋主任，成了李默庵的智囊。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张世光跟着李默庵开赴山西战场与日军作战，当时他是第56团上校团长。在太原会战以及晋南反攻时，张皆以身作则，指挥所部与日军奋勇作战，曾被第二战区誉为军中楷模。此后他又当过第10师参谋长、第14军参谋长和第83师副师长，始终与日军周旋于晋南，并在那里熬过了几年的艰苦岁月。1943年3月，张世光被调到第94师，当上了少将师长。这个师原本是朱怀冰用来同河北八路军搞摩擦的专用工具，但是被八路军打的抱头鼠窜，十分狼狈，朱怀冰这个“摩擦专家”也是落荒而逃。第94师在遭到重创后奉命调到后方进行休整，但是失败的阴云似乎一直笼罩在这个部队中。张世光到职后锐意整顿，逐渐使这支部队恢复了朝气。不过此时的张世光不会想到，一年后，他会带着这个部队经历了一生中比晋南还要艰苦的十五天，这就是与衡阳保卫战齐名的洛阳保卫战。根据第15军军长武庭麟的部署，第94师奉命守备洛阳城东南地区，15军的两个师则分别担负城西、城北防务。从5月11日开始，日军集中优势兵力对洛阳守军发起了围攻，张世光指挥所部英勇奋战，战况极其激烈，其中又以东关的争夺战最为惨烈。战至24日，所剩无几的守军终于在武庭麟的命令下开始了突围。张世光的94师经过偃师、登封、临汝、伊川、伊阳、嵩县，于6月15日艰难的抵达了卢氏，经过收容，94师只剩下2000不到，其中又以非战斗兵员为主。以现在的评判标准来看，洛阳与衡阳的两次保卫战根本不能相提并论，因为衡阳守了47天，而洛阳只有区区15天。但是笔者以为不然，衡阳守军是装备精良人员素质优良的嫡系主力，而守洛阳的部队是士气低弥战斗力不强的杂牌部队第15军，以及刚刚恢复战斗力却缺少实战经验的第94师。在这样的情况下，洛阳守军还能坚守城防15天，并且是在部队损失殆尽的情况下突围而出，实属不易。再看看第10军，在守到第48天的时候向日军投降了……有趣的是，曾经经历过洛阳保卫战的张世光会在内战后期，阴差阳错的接下了第10军的番号。更加有趣的是，当第94师在抗战胜利之际被裁编时，张世光被调到了第88军当副军长，而军长便是先前担任第10军军长的方先觉。内战爆发后，身为整编第88师副师长的张世光驻节徐州，他所在的部队被作为徐州绥靖公署的预备队。当整88师在救援金乡友军的战斗中遭到重创时，师长方先觉被撤了差，张世光便顺势接任了师长。不久，解放军刘邓大军转入大别山活动，张世光奉命带着整88师跟了过去。经过金乡之战，张世光对于解放军的战术有了些许了解，他吸取了前任失败的教训，命令部队不轻易冒进，在查明解放军动了，他再带着部队跟上去，解放军一停，他也马上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并立即构筑防御工事，整88师在大别山半年多，竟然毫发无损。然而马也有失蹄的时候，1947年10月，就在整88师“跟踪”解放军到毛坦厂、山王河一带时，突然遭到了解放军的阻击。张世光根据经验判断，认为解放军有围歼己部的企图，急忙命令部队向张家店转移，试图与六安的友军会合，但为时已晚，解放军早就完成了对整88师的包围，经过一昼夜激战，整88师师部以及所属整62旅全军覆没。只身逃脱的张世光在狼狈抵达徐州汇报战况后被剥夺了兵权，被调到中央训练团当军事训练班的主任去了。由于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在长江以北地区大部覆灭，优秀的指挥官也损失颇多。为了重新编练新军，以及充实前线的指挥官，在办公室里“闲”了一年多的张世光被重新起用了。1949年2月，张世光被任命为第10军军长，归第12兵团司令官胡琏指挥。张世光早年曾经在陈诚兼任第14师师长时短暂的当过旅参谋主任，此番跟了胡琏，也算是间接的回到了土木系的队伍。不过胡琏对于这位外来户并不信任。就在12兵团因兵源枯竭，部队由浙江调到江西征兵的时候，胡琏以整军为借口，把第10军的士兵全部补进了18军，空番号的第10军也就于1949年5月被取消了番号。本想借复出的机会洗刷耻辱的张世光，再次黯然的离开了指挥官的岗位，空挂了第12兵团副司令官名义。此后胡琏升任金门防卫司令官，又象征性的提拔张为副司令官。自觉无趣的张世光见再也难有作为，便草草的办理了退役手续，改行从商了。晚年的张世光往来与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国从事贸易生意，生意很是红火，后于1980年因病去世。十四、第十一军军长马光宗要说11军这个番号，除了北伐战争时期被粤军用过外，就始终被马鸿逵霸占了。国军在1946年整编时，由于陈诚的18军不肯使用整编第18师这个番号，马鸿逵这才被迫将整编第11师的番号让给了土木系，并在用了三年的“18”之后，才把“11”给要了回来。要评价11军的战斗力呢，笔者十分犹豫，因为马鸿逵在西北驰骋数十年，仗却打的并不多，仅有的几次战斗呢，似乎又都打赢了。可我们不能就因为这些战绩，就将11军列为优等。为什么呢？因为马鸿逵的部队在本质上属于私有军队，你可以直接叫这个部队为马家军。11军在军官的构成上，又都以回族的马姓为主，这些人大都是行伍出身，十八般武艺到是样样精通，可要说到军事素养么，我看大都是鱼木脑袋。这样的部队，如果是面对现代化军队，肯定是不堪一击，好在它也没怎么面对过现代化军队，一直待在西北的贫瘠之地，故步自封。马光宗，字耀武，甘肃宁定（今广河）人，回族，生于1902年。马光宗的祖辈都是混迹于西北的行伍军人，这也使他从小就学习起武术，家人指望他长大成人后能谋个武将的差使，好光宗耀祖。其实在当时啊，清朝军队中已经开始装备起了步枪，你说你武艺学的再好，在百米开外拿着大刀冲向拿着步枪的人，赢的几率有多大？马光宗是马家军里较早认识到了这一点的人。在马家军这个相对封闭的封建集团中，能够接受先进军事思想的人极其有限，毕竟大家都是老粗，只知道打起仗来以骑兵进行密集冲锋，希望能把对方的步兵阵营冲垮以取得胜利，这要对方在阵地前配置几挺马克沁重机枪呢？马光宗在这方面显的有点与众不同，因为他开始逐渐的接受并且将先进军事理念与骑兵战术结合起来了。那个将马克沁架在马匹上进行冲锋射击的方法，据说也是他马光宗想出来的（笔者至今没弄明白究竟是怎么架设的）。这也就使马鸿逵对他另眼相看，并且放心的将11军这个看家部队交给了他。马光宗的一生中经历过两次较大的阵仗。这第一次是在1936年6月，时任第15路军骑兵第2团团长。当时红军对韦州围攻甚急，在丢失了两座城市的马鸿逵急忙抽调骑兵第1团主力、第2团主力、第3团主力、第4团一个营以及保安骑兵大队等部，统由马光宗指挥，限令于7月4日解韦州之围。马光宗接到命令后于7月2日深夜开始行动，灵活运用骑兵机动的优势，成功的避开了挡在惠安堡的红军。7月4日凌晨，马光宗带着先头部队进抵韦州，他立即命令部队下马，以隐蔽的徒步急行军突然出现在围城红军的前方，给攻城的2000余红军一个措手不及。红军为避免损失，被迫撤军。马光宗几乎兵不血刃的解了韦州之围。第二次大阵仗是和日军的交锋，这也是马鸿逵的部队唯一一次与日军的交锋，马光宗时任第17集团军骑兵总指挥。为了支援在绥远与日军作战的傅作义，马鸿逵派了由马光宗指挥的骑兵部队开上了五原前线。马光宗的任务是，在五原外围牵制日军，以保障五原军政机关的安全撤离。1940年2月2日，就在马光宗带着部队抵达五原城西的北梅林庙时，与日军的先头部队遭遇了。从当天上午九时开始，马光宗指挥部队利用地形，一面令第1团骑兵下马坚守阵地，一面令第2团分三路对进攻的日军施以迂回包抄。战斗持续了四个小时，日军在面对数路包抄的情况下，被迫停止了攻势，只以炮兵远远的进行示威性质的射击。而此时，五原的军政机关已经安全撤离。内战爆发后的第二年，担任整编第168旅少将旅长的马光宗参与了攻占陕西三边的军事行动，以配合胡宗南对延安的攻势。但没过多久马光宗就被马鸿逵调回宁夏，担负起他的老巢——银川的城防任务了。时间一转眼到了1949年5月，马鸿逵提拔了他的儿子马敦静当了宁夏兵团司令官，这空出来的第11军军长的位子，就交给了马光宗。半年后，面对大势已去的西北战局，马鸿逵带着他的家当逃离了银川，把马光宗等将领以及部队抛弃了。此时的马光宗又在想些什么呢？从他在后来的行动中不难看出，马光宗并不打算执行马鸿逵死战到底的命令，也不想成为盘踞宁夏数十年的马家王朝的殉葬品。就在马敦静继他老子之后也逃离了银川的时候，马光宗立即和第128军军长卢忠良、贺兰军军长马全良取得了联系，三人一合计，决定响应彭德怀要求他们起义的要求。于是在9月25日，马光宗在银川饭店召集了11军团长以上军官讲话，并命令所属部队原地不动，静侯解放军前来接管。散会之后，马光宗对于那位跟随了几十年并有提携之恩的马鸿逵怀着一丝愧意，他说了一句话：“将来怎么对得起总司令啊”。由此可见，马光宗虽然顺应实势的归顺了解放军，但对老长官马鸿逵的感情还是很深厚的。事情的进展并没有如马光宗想象的那般顺利。就在马光宗宣布了命令后不久，部分部队在特务的鼓动下闹起了兵变，这就使得银川城内陷入了混乱，因为在三天前，银川已经遭到了前线溃兵的袭扰，此时城内秩序还没有全部恢复，11军的这次兵变加剧了城内的混乱状态，11军也就在一阵混乱之后烟消云散了。没了部队的马光宗只身一人前往解放军军管会报道，以证明他的起义之心是真诚的。解放军对于马光宗，仍执行优待政策予以善待。在西北军政大学高级研究班结业之后，马光宗被派为西北军区参议室当参议，1953年转业后分配到甘肃省政府工作。此后他当甘肃省人大代表、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委员、监察委员、民革甘肃省常委、秘书长、副主委等职。于1987年8月28日在兰州去世。十五、第十二军军长舒荣第12军这个番号可以说是非常的不吉利。为什么呢？首先使用这个番号的是由建国豫军发展出来的任应歧部，后来这个军叛变了……接手这个番号的是由西北军发展出来的韩复渠部，后来这个军兵变了……第三个接手这个番号的是由东北军发展出来的霍守义部，后来这个军覆灭了……您看吉利不吉利。这第四个接手的倒霉蛋儿，就是本文要介绍的主角——舒荣。舒荣，字子光，云南弥渡人，生于1903年。身为黄埔军校三期步科的他，在毕业后却改行带起了辎重部队，而且还干的不错。以至于在军校的老师钱大钧编组89师时，就想到这个学非所用的好学生，给调到89师当起了辎重营营长，好让他能继续发挥特长。其实舒荣自己也不想这样，可没办法啊，这阴差阳错的就给调到辎重部队去了，只能认命的当起了人力头子。好在汤恩伯改变了舒荣的命运，在汤的提携下，舒荣当上了89师267旅534团上校团长。对此，舒荣自然是感恩戴德，并从此成为了汤恩伯的得力干将。当时汤恩伯担任第13军军长，负责指挥第4师和第89师。在第4师中，有一个叫石觉的团长，和舒荣一样都是军校三期步科的同学。可能是在军校的时候两人赌过气，在此后的军旅生涯中都一直互相比对。可是舒荣混不开，这都混到辎重部队去了，还能有什么花头？石觉到是仕途稳健，在步兵部队里一路升迁。舒荣本以为当上了89师的团长后，终于能和在第4师当团长的石觉平起平坐了，可没想到，舒前脚到任，石后脚升旅长了，你说舒荣憋屈不。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舒荣被提拔为第267旅少将旅长，总算是和石觉平级了。1938年3月，舒荣的267旅有幸参与到台儿庄战役中。他的部队先是在临城与日军血战，此后更是在围歼包围台儿庄的日军时出力颇多。当然，被视为竞争对手的石觉也在这次战役中立了功。其实两人的功劳都差不多，但让舒荣郁闷的是，在后来的升迁上，石觉直接当上了第4师师长，而自己却只当了第89师的副师长。为什么自己总比石觉要低一级啊。他是既不舒服也不荣耀。虽然舒荣在1940年接任了89师师长，但心里总不是滋味，因为更憋屈的事情在1943年发生了。这一年，石觉升了13军军长，舒荣呢，也升官了，不过他当的是13军副军长。本来比石觉低一级，但至少两人不在一个部队，这下到好，成了石觉的直接下属。认命吧，这辈子是比不过石觉了，于是舒荣在副军长的位子上一干就是五年，到也太平。石觉对于这位总比自己低一级老同学可能也不好意思，于是一直在寻找机会推荐老同学外调当军长。在1948年7月的时候机会来临了，霍守义的12军在兖州被解放军歼灭。在石觉的举荐下，舒荣在众多12军军长的侯选人中脱颖而出，成了这个军的继任军长，当然了，这也是最后一任。早已心灰意冷的舒荣终于恢复了生气，他带着对石觉的谢意，意气风发的到12军上任去了。命运似乎总和舒荣过不去，在徐蚌会战中，他的12军被编入邱清泉的第2兵团，并成了这个兵团的殉葬品。舒荣在会战的最后阶段，经过化装，艰难的返回了国统区。当他跑到南京国防部报道时，意外的发现，国防部已经另派曹天戈接任军长了。可能是舒荣潜行的太成功了，不仅没让解放军找到他，还让国防部把舒荣列为失踪人员。既然原军长归队了，那就把部队还给舒荣吧，这下轮到曹天戈郁闷了（参见笔者先前写的曹天戈一文）……舒荣这时候可管不了郁闷的学弟，他赶紧跑到杭州重建自己的部队去了。历史毕竟没有给舒荣“翻本”的机会，就在他七拼八凑的把所属两个师的架子搭起来后，解放军就发起了渡江战役。第12军被紧急调到上海，担负高桥防务。舒荣明白，自己的12军还差一半兵力，而且没有完成整训计划，这时候就赶上战场，无异于以卵击石，但军令不可违，那就打吧。好在他所负责的第4守备区不是解放军的重点进攻目标，就在第1、第3、第5守备区激战的时候，舒荣到还能勉强维持自己的防线。但是到了5月18日，解放军利用第3、第4两个守备区结合部的薄弱环节，集中兵力发起进攻，这样一来舒荣就挡不住了，他没那么多兵来填补空缺。于是在一阵混战后，他的12军溃散了。1949年5月24日，舒荣的12军残部在留下当牺牲品的友军的掩护下，经海运撤到了舟山。就在残部抵达舟山之后，舒荣绝望了，他怎么也不会想这支还剩下4500人的部队竟然被国防部明令裁编。舒荣就这样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命根子”被编进了友军，本人则调为国防部中将部员。也就是这个职务，成为舒荣军旅生涯的终点站，那位被他一直当为竞争对手的石觉则还是官运亨通，官至联勤总司令。人比人气死人的，自己也一把年纪了，又何必非要争这口气呢？晚年的舒荣总算是看开了，他安然的度过了余生，于1974年6月21日在高雄病逝。在舒荣的葬礼上，老同学石觉沉痛的献上了花圈，不知道此时的他又在想些什么呢？十六、第十四军军长张际鹏第14军的历史不算短，比如早期的赣军赖世璜、湘军陈嘉佑，都做过这个军的军长。可能因为都是杂牌，战斗力都不怎么地，而且还老被李宗仁的新桂系盯着，就像看见快肥肉一样的直流口水。到了1931年6月，这个军的番号给了卫立煌，于是14军从杂牌变成了中央军了。抗战期间，这个军的一半时间都在山西和日军周旋，前面提到过在洛阳血战的张世光94师，就曾经在这个军的编成内。总的来说，从抗战到内战这段时期内，14军的表现中规中矩，既无重大战绩，也没有什么污点。而14军的历任军长呢，除了头两任卫立煌和李默庵之外，也大都不为世人所知。这回要介绍的张际鹏，即属此列。言归正传，下面有请本文的主角张际鹏登场。张际鹏，字云辉，湖南醴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