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贵州王”王家烈沉浮人生

辛亥革命之后，贵州进入了地方军阀割据时期。从1911年刘显世登台开始，到1935年王家烈被蒋介石夺去军政两权结束，历经24年。在这段历史中，兴义系的刘显世、袁祖铭、彭汉章和桐梓系的周西城、毛光翔、王家烈，先后出任贵州军政首脑，叱咤贵州政坛，独霸一方，偏安西南。虽然1926年贵州当局已宣称拥护国民政府，军队也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5军，但实质没有改变，依然拥兵自重，对中央当局采取敷衍的态度，更拒绝中央的势力进入贵州。可以说，从刘显世到王家烈，这些一时权倾贵州的霸主，都是名符其实的“贵州王”。其中的王家烈，是贵州最后一个地方军阀，是一个备尝酸辣苦甜的末代“贵州王”。从桐梓走出来的大个子王家烈，字绍武，生于1893年，是桐梓县新站小水慈井台人。其父王大章是秀才，母亲赵氏，兄妹五人。全家全靠王大章教私塾维生，别无其他收入。王家烈十四岁时，父亲去世，只留下几亩薄田，家境极其贫困。王家烈长相特别，面方嘴大。他可把捏成拳头的手放进口中，人们都喊他叫“王大岔”。他也很吃得，三碗不过冈，及至当了省主席以后，他总是交待添饭的人“添满点，免得紧倒添。”他出生前，因其母梦见一颗星宿落入井中，故得乳名“王海”，又因为行二，因此家乡的人在他晚年时，都亲切地喊他“海二公”。他的个子也很高大，走到哪里，都有如鹤立鸡群，一看就非等闲之辈，非当官不可。王家烈的青少年时代是很苦的，也因此使他有机会认识了一些桐梓精英。他先是跟父亲在塾馆读“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父亲去世后，他离家就读于县城西街不要钱的向家义学。在此，他不仅培育了自己的文化素养，还结识了周西成、毛光翔、江国璠、何知重等“同学少年”。向家义学的这些莘莘学子，经过金戈铁马的锤炼，后来都成为了贵州政坛的要人。从向家义学结业以后，据说他还参加了中国最后一期科举考试，但名落孙山。为了生存，王家烈只好到松坎去背盐巴，当盐巴老二，找点钱买米糊口。贵州人吃的盐，从来都靠从四川运到赤水河沿岸，再发至各县。松坎位于川黔要冲，是一个盐的集散地。从松坎背100斤盐巴到桐梓县城，可得两块川板大洋。年轻的王家烈，个子髙，力气大，比别人多背一半，也比别人多得一半钱。他从小水到松坎背150斤盐巴到县城，绕一个椭圆形的大圈，往返120里，飞起脚一天跑完，得三块川板银元的“脚力钱”。沿途要上下石牛栏、闷头箐、祖师观、楚米铺，中间只吃几个从家里带来的苞谷团充饥。他发迹以后，知晓他这段艰苦历程的人，都饱含况味地说他是“背过盐巴的省主席”。穷困总是伴着羞辱，王家烈也不例外。他十九岁时，娶赵家姑娘为妻。一贫如洗的王家烈，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穿着当新郎，只好向别人暂借。这在现在看来是很荒唐的事，但那时在穷人中却并不新鲜。只是借衣服给王家烈的老板，过分缺德，当王家烈穿着借来的衣服去迎亲时，这位老板却当众逼他还衣服，让王家烈尴尬得无地自容。不久，他去石场坝赶场，脚下的草鞋鼻子把别人的油箩带翻，油流得满地都是。因为穷，赔不起人家，被当街吊打。一个姓何的富人见此，替他赔了油钱，这才了事。他当省主席以后，为了报答这位姓何的恩人，给了何氏一顶乌纱帽。但何氏不愿当官，不久就辞官回故里了。在家乡的各种遭遇，让年轻的王家烈痛下决心，不能继续在乡下搓泥巴果果，一定要离乡别井，闯出一条路来，改换门庭，以雪奇耻大辱。他先到遵义，学着经商，但他不是做生意的料，弄得债台高筑。此路不通，他又把从父亲那里和向家义学学来的知识当本钱，在龙坑一个姓姚的人家去教私塾。据说在此期间，他还用锅烟抹了脸，像李逵一样地去抢过人。此事败露以后，姓姚的东家还打了他一嘴巴，然后扫地出门。后来他当了省主席，派人来接姚东家去贵阳玩，吓得姚东家赶忙给家里交待后事：“当年我打过他的嘴巴，此去怕是有去无回，我死了以后，一定要把我抬回来葬在祖坟山上。”谁知到了贵阳，王家烈以德报怨，把他当作上宾款待，还说：“没有你那一嘴巴，我哪有今天！”虽是传说，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王家烈为人念旧，知恩图报。种田不行，考科举不行，背盐巴不行，行商不行，教书不行，打家劫舍也不行，走投无路的王家烈，只好做个丘八，吃粮当兵，投军图存。在他21岁时，也就是1914年，他在遵义加入了贵州陆军步兵团，编入贵州省防国民军，开始了他戎马一生的征程。跟随周西成南征北战王家烈入伍以后，正值兴义系军阀王文华在军中设模范营，培养军事骨干。王文华抽调各团小有文化的兵士，到模范营中轮流受训，在提高政治素养和军事素质之后，分到各团任下级军官。王家烈读过私塾和义学，有幸被抽调到模范营接受培训。不久，他又进入了贵州讲武堂。这些军事训练和理论学习，对他日后由一个普通士兵升到中将，具有十分重要的奠基意义。在他入伍不到两年时即1916年，就在戴戡的率领下参加护国战争。他所在的部队，在松坎与綦江之间与北洋军恶战。这场战斗，贫富悬殊很大。北洋军身穿呢子军服，脚踏皮靴，有点像电影《列宁在1917年》中的沙俄军队。护国军却衣着寒酸，脚穿草鞋，谈不上军容，有如长征中的红军。但护国军是顺应历史发展的正义之师，他们喊着“发洋财”（“洋”指北洋军，“财”指北洋军士兵都有很多“袁大头”）的口号，激战五天五夜，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这是王家烈第一次参战，是他在几十年血雨腥风中横刀立马的开端。据说他在这初试锋芒在的战斗中，不怕牺牲，冲锋在前，表现极为勇敢。护国战争胜利以后，王家烈所在部队，随戴戡入川混战。他同周西成一道，在成都皇城激战十三昼夜。戴戡被迫退出皇城自杀身亡后，他与五百黔籍兵勇在周西成的率领下，像叫花子一样地回到贵阳。不久，所部又奉命进驻正安、铜仁。为了提高部队素质，周西成在铜仁办了个特殊的“学习班”，王家烈有幸进入此班学习。王家烈曾进过“贵州讲武堂”，但此堂只办了一期就换主易名了，待王家烈毕业时，讲武堂已变为“贵州讲武学校”。周西成在铜仁办的这个班，完全按“贵州讲武堂”的课程讲授，王家烈真正成为了这个不是讲武堂的讲武堂学生。当然，此时的王家烈，已经不再是普通一兵，而是一连之长了。王家烈入伍的第二年即1915年，就与周西成在同一个营，周西成是营副，他是排长。直到周西成殒命镇宁，他都是周西成的一员猛将，并在南征北战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受命见贺龙，设宴诛二匪，轻取南川县，涪陵刼弹药；消灭王华裔、板桥杀“二余”，血战凉亭坳、重兵守黔东。由于他英勇善战，屡建奇功，其官阶也升到旅长、“会剿”总指挥。遗憾的是，他个人在这烽火岁月中的诸多往事，没有记录下来，少有人知晓。即使在杨隆昌、胡大宇先生的《周西成与桐梓系军政集团史话》这样资料详实的专著中，王家烈这段军旅生活的细节，也只有一些影子。李祖铭先生在写《黔军史》时同王家烈接触很密，他对我说，王家烈记忆力惊人，他对多年来每次战斗的来龙去脉、人员调配乃至不打眼的山川地名，都记得清清楚楚，讲起来如数家珍，简直是一部桐梓系军阀驰骋疆场的活档案。李祖铭先生说，如果王家烈有机会用文字把这段军旅生活记录下来，绝对是很珍贵的历史资抖。可惜，由于各种原因，王家烈只留下《桐梓系统治贵州的回忆》和《回忆我驻湘西和回黔主政后与何键的关系》两篇文章，概述了这段军阀混战的部分历史。他的《征尘诗抄》，我在读大学时曾有幸拜读，其中虽有相当篇幅再现这段生活，但此诗稿早已遗失。研究桐梓系军阀的专家，虽写有不少这一时期的文章，但又都着笔在周西成身上。王家烈的这段军旅生活，只留下模糊的概貌，其战斗身影已湮没在历史的荒烟蔓草之中。值得一说的是，在这段金戈铁马的征程中，他在铜仁讨了花容月貌的才女万淑芬为妾。正是这个内助，帮助他运筹帷幄，从一个方面成就了他的事业。纵观他戎马倥偬的一生，他与铜仁的确很有缘分。他不仅率部三进三出铜仁，还在铜仁受伤挂彩，当上“贵州王”以后，他又不顾桐梓系的传统，重用铜仁精英。铜仁这个风花雪月之地，既让桐梓系的第三号人物江国璠在此陷入桃花窝，受到惩处，也给王家烈予厚爱，让他一生都有浓厚的锦江“铜”味。1925年周西成执掌黔政以后，王家烈与毛光翔成了周西成的左右膀。在此期间，在以下三个方面，突出地显现了王家烈的事迹。一是他在辅佐周西成王朝的过程中，越来越受到周西成倚重。由于毛光翔，能力有限，虽然是排序上的第二把手，却是个不太扶得起的“太子”。1927年周西成应邀援滇，派毛光翔为总司令，一是报滇军祸黔的仇恨，二是想扶毛光翔去当个“云南王”。谁知部队到了安顺，就停下来了。因为毛光翔娶了几位老婆都未生男孩，毛母怕这一去凶多吉少，要他在出征前再娶一妾。毛居然遵了母命，驻下军来度蜜月。据说他还像和坤那样，按八卦安床位，请算命先生确定行房时间。由于毛“受母命纳妾”，贻误了战机，令周西成未能如愿而摇头不已。为让他扩大视野，周西成派他出国考察，他却借机在广州、香港大饱艳福，一步都未跨出国门，这也让周西成很失望。也因为这些事，周西成从心里对王家烈更为倚重。当蒋介石命令贵州协同制裁杨森时，周西成便把前敌总指挥这一重任交给了王家烈。二是在周、李大战中，英勇奋战。1928年，在蒋介石的阴谋支持下，李晓炎率兵进攻周西成。周西成令王家烈率部赴黔东，截堵李晓炎。李晓炎兵围铜仁老城，王家烈动员民众，坚守铜仁老城28天，使李晓炎的部队尸横遍野，遭到惨败。李晓炎贼心不死，再攻铜仁，与周西成的部队大战于凉亭坳，四天四夜，枪声不绝，双方死伤数千人。王家烈也在此战中，打仗不怕死，勇敢无畏，把李晓炎赶出了贵州。王家烈在此战中因中流弹身负重伤，为周西成王朝献出了他的热血。三是为保卫桐梓系江山，他以大局为重，支持了桐梓系的承传安排。李晓炎惨败之后，逃往云南。后在龙云的支持下，1929年龙云、李晓炎联军进攻周西成。由于遭副官暗算，周西成死于镇宁鸡公背，命归黄泉。龙、李联军占领惊惶不安的贵阳，李晓炎终于当上了贵州省主席。周西成殒命，但部队尚存。毛光翔和王家烈，分别从黔西和铜仁率领他们的部队赶到遵义，与从贵阳逃出来的桐梓系官员会合，商议对策。在这个遵义的“流亡政府”中，以熊逸宾为首的人，主张军、政分治，王家烈对此坚决反对，维护了桐梓系军政合一的传统。同时，为了桐梓系的团结，尽管他实力雄厚，但在这紧要关头，还是以大局为重，拥戴毛光翔独统贵州军政。他在遵义开了誓师大会，喊着赶走滇军、打倒李晓炎，为主帅复仇的口号，率部反攻贵阳。王部渡过乌江，打过沙子哨，到了鸭江寨。这时，滇军因内乱突然受命撤走，王家烈收复了贵阳。李晓炎当了十八天省主席后，狼狈逃走。在王家烈的拥戴下，毛光翔按序接班，当上贵州省主席和25军军长，王家烈也升为25军副军长。王家烈从普通一兵，经过15年的南征北战，当上了副军长，出类拔萃。有人说他是英雄，这可能有失偏颇，因为他虽然勇武过人，但没有符合历史发展的信仰。他也不是枭雄，因为他性格耿直忠厚，不玩弄阴谋诡计。当然，他也不是普通的市井百姓，因为他凌驾于千军万马之上。应该说，他什么都不是，他就是王家烈。四面楚歌中的“贵州王”毛光翔上台，王家烈内心是不服气的。他认为毛光翔的实力和功劳，都不及他。毛光翔对此也很明白，执掌贵州大印以后，也不让王家烈染指军政，把他调离贵阳，去黔东、黔南收拾赖心辉，借此削弱王家烈的实力。这一切蒋介石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并用对王家烈封官许愿的办法，扩大毛、王矛盾，最后终于导致王家烈于1932年拥兵入筑，逼迫毛光翔交出贵州大印，当上“贵州王”。吴道安先生说王家烈一上台，便同时娶了孙、梁两个女人，在老东门修建“虎峰别墅”，过起了“贵州王”的生活来。其实不然，他的这个“贵州王”当得并不轻松。上台难，执政更难，他将面临的是“末代王朝”的艰难与尴尬。王家烈此时39岁，接近不惑之年，正是一个人的黄金年代。可惜他不具备周西成军政双全的优势，在桐梓系中有君临天下的霸气，也没有毛光翔临危接班，一致对外的天时、地利与人和，两个月便可以让贵州安定下来的运气。从他坐上贵州第一把交椅的那天起，他就成了众矢之的，进入了四面楚歌的困境。首先是狼烟四起。毛光翔没有太大的野心，又是一个不太喜欢战争的人，下台以后就准备在赤水享天福，不问世事。但他的一班旧臣，尤其是犹国材、蒋在珍等人，却不满王家烈拥兵夺权，便鼓动起桐梓系的部分将领，在遵义开了个“讨王会议”，并于王家烈当上“贵州王”半年时，同室操戈，举兵攻下贵阳，把王家烈赶到黔东一带。虽然由于讨王阵营贻误战机，王家烈卷土重来，反攻得手，重回贵阳，但桐梓系争权夺利、分崩离析的局面已非常突出，这让王家烈极为头痛。其次是“政不出门”。王、犹之战虽然平息，但黔军各地的军阀却各自为政。犹国材割据盘江八属，蒋在珍占领乌江以北，侯之担雄霸黔北，车鸣翼盘踞黔东，只剩下黔南十几个县是王家烈的势力范围。他只能在这些地方行使权力，其他各地的官员任免、行政管理都由当地军队主持。尤其是他们的所有税收均不上缴，致使王家烈的财政入不敷出，连省府官员的薪水都不断拖欠。第三是左右不是人。贵州是内陆省份，只有与周边的川、滇、湘、桂等省搞好关系，才不孤立，也才能与外面的世界联系。鉴此，王家烈派出代表，到川、滇、湘、桂联络，以修好四邻。他的想法很好，但由于王家烈派出到各省交好的人不适当，致使处处碰壁。对此，王家烈在解放以后还自责当时用人不当，费了力，别人却不领情。第四是上下不讨好。为了运出“特货”（鸦片），换取货币，购买军火，王家烈与广东、广西订了个“粤桂黔三省合作联盟”。此事被蒋介石侦知，对王家烈联桂反蒋，很气愤。反之，当王家烈同意宋思一来贵州办中央军校分校时，李宗仁又认为王家烈联蒋反桂，很生气。王又只好拒绝宋思一来黔办分校，这让蒋介石更加愤怒。尤其是交通部长王文华要从重庆经遵义来贵州视察交通状况，王家烈怕王文华在遵义出事，为了安全，便电请王文华绕道广西来黔。当王乘船返回南京时，所携带的毒品被查收，并因此丢了乌纱帽。王文华便怪罪王家烈，并在蒋介石处说了许多王家烈的坏话。从此以后，王家烈就很难接近中央。在这样一种四面楚歌、上下皆敌的环境中，王家烈可谓困难重重，举步维艰。对贵州的建设，既无暇顾及，也没有经济力量。尤其是他在位期间，大小战斗连年不断，实在不可能静下心来理政。据吴道安先生说，有政务上的事请示他，他总是站着随便说几句话，以后再也不问，可见他无心于此。他虽然在1934年4月时，提出了四条整顿庶政的方针，即“缩编军队，以节库帑；整顿团务，以清匪患；澄清吏治，以肃官方；整理交通，以资开发”，但第一、二条都是空话，只在任免官员上，打破了过去只用桐梓人的传统，也能避亲，比如他就认为他的亲哥不宜当官，只写了个条子，让他到各县去玩。在整理交通上，他下了力气，有所贡献。一是修建了贵州第一个飞机场即清镇机场。在此之前，贵阳团坡的跑马场曾当作过飞机场，后巢也有过飞机场，但都不是正式的飞机场。当时这两个地方，根本不能叫机场，比如在场内立一根木柱，柱顶扯块白布，看白布飘的方向和高低，以此来确定风向和风力。又如在地上铺上白布，用它来指引飞机降落。王家烈用了两年时间修建的清镇机场，是基本上符合当时的机场标准的。蒋介石几次来贵阳，飞机都是降落在清镇机场。同时，他还在他力所能及的地方，修了贵阳团坡机场、都匀机场、榕江机场、独山机场和毕节机场，并开辟了贵阳到重庆的航班，每周两班，当日往返。在贵州历史上，这是第一条航线。二是修筑公路780公里。据桐梓系研究专家杨隆昌、胡大宇两先生统计，王家烈所修的公路包括：修文到狗场的15公里、定番（惠水）公路50公里、清毕公路213公里、桐崇公路85公里。这些公路，尽管质量不高，但对改善贵州的交通条件，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尤其是连接四川的公路，对几年后的抗日战争，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三是在公路的养护管理上，出台了新的规定。在此之前，贵州公路的收费，是往返一次，收大洋一元，很不合理。王家烈时期颁布了《贵州省公路征收全省长途公路通过捐暂行办法》，改为分段收款。同时在各路段配备养护人员，以捐养路。这虽然并非什么大事，但对公路建设的发展，却具有不小的推动作用。王家烈在省主席位上时间名为三年，但可以用来建设乡梓的时间实在有限。他1932年4月当上省主席，11月初，毛、犹就讨伐他，冬天即被赶出贵阳，直到1933年初才打败毛、犹。是年秋天，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就开始在沿河活动，并接着创立了黔东特区。1934年底，中央红军进入贵州，王家烈一直受命在同红军战斗。能在这样几乎无一日无战斗的环境下，在四面楚歌之中，对乡梓建设做出了上述的一点贡献，客观地说，已很不容易了。在他主政期间，他对政敌的态度，泾渭分明。对于政客，他毫不手软，比如怒杀傅长民，因为傅是一个阴险的小人（见吴道安先生的《解放前贵州政局演变概述》）。但对要赶他下台的江国璠和犹国材，就不一样。当他听说江国璠要计谋他的位置时，他只对江说：“兄弟，你想搞哪样？”江国璠无地自容，只好远走高飞，从此离开军界。犹国材把王家烈赶出贵阳，当王家烈又反攻打败犹国材时，幕僚们要他趁势追赶，捉住犹国材，他却说：“算了，捉住了难为情。”同样都是政敌，同样都是桐梓人，有的杀，有的放，他有他的标准。在这后面，可能隐含着一些传统价值观的意念。至于王家烈这位“贵州王”的日常生活，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一定是挥霍无度，盛气凌人。其实不然。据王家烈的侄孙王同星先生说，他当省主席时，一日三餐，每餐不准多于四菜一汤。每天只喝二两酒，三烟不沾，更不吃零食。衣着也很简单朴素，布衣布裳，勤俭朴实，从不闹排场。也不摆架子，他向下属学“易”，从来都是拿着一个笔记本，亲自登门请教，谦恭谨慎，尊师重道，不以势压人。生活也很有规律，黎明即起，晚上绝不灯红酒绿，按时入睡。王同星先生在文末还说，他的记述“断无夸张虚构”。笔者的姑父、周西成政府的秘书长曾训武先生，给我父亲的信中曾说过“绍武喜读书写字，隶书尤佳。”曾训武先生以魏碑名世，桐梓周西成祠的长篇碑文就是他的手笔，能得到他的美言，可见王家烈的书艺不低，情趣不俗。当然，对王家烈这个“贵州王”的评价，最突出是他对红军的立场和态度。王家烈没有他的前任幸运，周西成和毛光翔对外只有个如何面对蒋介石的问题，而王家烈除此之外，还有个如何对待红军的问题。对待蒋介石，由于军力、财力都不如南京，加上周西成时已承认归属中央政府，省级军、政的任命名义上也由中央下文，王家烈只能表面服从。对于红军，由于他和红军都是蒋介石要剪除的对象，他既遵蒋之命征剿红军，还杀了很多红军，又同情红军，甚至希望利用红军的力量来来遏制蒋介石，这很难用几句话说得清楚。在此只能概而言之，他对红军的态度就是当年的绝大多数军阀对红军的态度。被迫弃位，别妻离子，远走他乡1935年初，红军冲破王家烈的锦屏、黎平防线，攻克遵义，占领大半个黔北。蒋介石派薛岳领中央军入黔，进驻贵阳，不费一枪一弹，端掉了王家烈王朝的首府。薛岳进城以后，不提追剿红军的事，倒是把王家烈的卫戍司令撤了，换成了郭思演。按说王家烈在“会剿”红二、六军团时，一次就残杀红军600人，在中央红军进入贵州以后，他的部队又打死了红军的团长、师长、军参谋长，还把解放后当了贵州军区司令员的钟赤兵打成独腿将军，他理应得到蒋介石的“嘉奖”。但蒋介石既要追剿红军，又要趁机剪除地方势力，王家烈在劫难逃。不出所料，不久之后，薛岳就断了王家烈的财源，也不发25军的军饷，弄到堂堂的“贵州王” 囊中羞涩，只得向吴奇伟借5千元“吃饭”。正在王家烈焦头烂额之时即1935年3月，李仲公又奉蒋介石派遣，逼他在贵州军、政之间选择一职。王家烈自知大势已去，发电向蒋介石请辞省主席一职。随即，蒋又以重金收买他的两个师长何知重、柏辉章，让二人怂恿部下“闹饷”，逼迫王家烈再辞军长职务。至此，王家烈这个末代“贵州王”便彻底下台，终结了他在贵州叱咤风云的历史。有人说王家烈的名字没有改好，果然“亡家业”了。蒋介石不愿意王家烈长留经营多年的贵州，给了他一个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头衔，令他与张学良同机赴汉口。飞机在他所建的机场上滑翔一阵之后，载着他离开故土，远走他乡。不久，即受命到南京陆军大学学习。之后，虽任过第二十军团副军团长、行辕高参、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议、军政部参事、西南绥靖公署副主任，但都是闲职，挂名而已。解放后，王家烈出任省政协副主席，1966年8月10日病逝，归葬贵阳周家山。要全面了解王家烈，还不能不说一说他的次妻万淑芬。万淑芬是铜仁姑娘，出身官宦之家。1921年，周西成驻军铜仁。时为周部八连连长的王家烈托当地士绅为媒，娶了23岁的万淑芬。从此开始，万淑芬跟随王家烈南征北战。万淑芬是小脚，在军旅中出入不便，就用棉花塞在靴子里，穿着靴子出入公共场所。每当王家烈行军作战，她总是头发高束，戴上帽子，穿一身西装，乘轿随行。王家烈当上省主席以后，由于王家烈长于主军疏于主政，她便“母仪天下”，为王运筹帷幄，出谋献策。是她冲破“是官皆桐梓”的传统，大量使用新人，其中就有不少铜仁人，因而出现了贵州政坛的“金克木”现象（铜仁的“铜”为金旁，桐梓的“桐”为木旁）。这位“末代王妃”，不仅写得一手好字，还写得一手好文章。许多以王家烈名义发表的文告，皆出于万氏之手。尤其是她极擅辞令，为王上下串联，八面玲珑，异常出色。为联系中央，她奔走南京，拜谒蒋介石、宋美龄；为加强与广西的联盟，她走访李宗仁、白崇禧；为联络境外，她飞赴香港，拜会胡汉民，与港商谈判购买军火。由于她出色的外亊活动，被仰慕者誉为“外交夫人”和“第二宋美龄”。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之后，她还在当时的贵州报纸上开辟专栏并为之写稿，提倡礼义廉耻，宣传传统美德，改变不良风气，希望以此谋得蒋介石对王家烈的好感。万淑芬对王家烈王朝的忠心，在王家烈王朝行将崩溃的前夕，表现得极为突出：1934年夏天，由于王家烈政府大量使用桐梓系之外的人，遭到桐梓系主将们的疯狂反对，说王烈是“败家子”，大有倒王之势，万淑芬在顺城街即现在的护国路袁宅，召开过一个下游各县军政人员的短会。据参会的王天锡说，她在会上说：“……桐梓人对王军长极不满意，说败坏了桐梓团体。他的处境很困难。据我观察，他可能有被他们谋害的一天。我们为了维护他的地位，保障他的生命安全，不能不事先有个准备。万一他被谋害了，我与万秘书长（万稚新）主政，王处长（王天锡）主军，万军需处长（万载之）管财政，以免仓猝，群龙无首。”与会的二十几人还在红纸上签了名。万淑芬为维护王氏江山，未雨绸缪，忠心耿耿。1935年初，红军初进贵州时，王家烈自知挡不住红军，如让中央军进黔，又恐失却权柄。对此，李宗仁提出了黔桂联合抵抗红军，不让蒋介石兼并西南的阴谋得逞之策。但王家烈拿不定主意，吃不准是“联桂抗蒋”好，还是“弃桂拥蒋”好。在此关键时刻，万淑芬自告奋勇，奔赴南京摸底。她谒见了蒋介石和宋美龄，受到了热情接待，并受赠德造连响枪两打和5000元的旅费。虽然因蒋介石、宋美龄讳莫如深，她未能达到此行的目的，但为了王家烈王朝不惜奔走的忠诚，昭然若揭。1935年春末，薛岳进占贵阳，王家烈处于穷途末路之时，万淑芬在仓后街一个部属家里召集部分将官开会，决定把所部拖到广西，使被收买了的何知重、柏辉章成为光杆司令，进而联桂反蒋。参会者除黔军一些旅团的代表之外，还有广西的两位代表。会上大家共饮生鸡血酒，盟誓“协力同心，对抗老蒋，不当卖客。”令万淑芬遗憾的是，还等不到她行动，身在前方的王家烈已向蒋介石辞职，并立即得到蒋的批准，未能如愿。王家烈带着他的小妾梁氏远走他乡之后，万淑芬还留在贵阳。接任省主席的吴忠信，借口检查枪支，派人到万淑芬住的“虎峰别墅”抄家，不仅将蒋介石和宋美龄送的两打德造连响枪拿走，把值钱的古玩器皿掳掠一空，还把两个管家枪毙在老东门。穷途末路的万淑芬，只好在落日的余晖中，带着小孩，凄凉地离开了贵阳，避居铜仁老家。抗日战争末期，王家烈接她到遵义老城同住，但因失宠，心情郁郁不乐，病逝于遵义。这个曾为王家烈王朝四处奔波的“第二宋美龄”，甚至可能催生一个“铜仁系”军阀的才女，在贵州的政治舞台上昙花一现之后，永远地离去了。据说，每到三月清明七月半，王家烈总是要一个人到万淑芬的坟上，去凭吊他患难与共的贤内助，缅怀他的这位精明练达的如夫人。“遵义会议”后暗地反蒋中央红军离开贵州后，蒋介石用重金收买了王家烈手下的两名心腹师长，王家烈被迫辞去省主席和军长职务。蒋任命其为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强迫其离开贵州。后将黔军5个师陆续调出贵州，完全控制了贵州。王家烈到武汉后，名义上是军事参议院参议员，却是个虚职，加上被特务监视，心情自然忧郁，终日无所事事，除了偶尔点卯似的上上班外，更多的时间在家喝酒唱戏。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原属王家烈所部的黔军几个师都已上了抗日前线，参加了淞沪会战、徐州会战、南京保卫战、南昌保卫战、万家岭战役和长沙会战等。王家烈主动向蒋提出上前线抗战，蒋介石不好回绝，于是将王派到鄂南汤恩伯的三十一集团军当副军团长，但暗地里仍对王进行监视。不久，蒋又把王从前线调回重庆，任军委会高级参议这一虚职。王家烈多次找蒋，希望重返前线杀敌，蒋却始终不松口。1941年，王家烈把夫人万淑芬和儿子从铜仁接回遵义同住。由于生活拮据，加上王家烈与小夫人感情尚好，导致王家烈与万淑芬感情越来越差。此外，当年呼风唤雨的省长夫人与此时落迫的巨大精神落差，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导致万淑芬怅然去世。1945年抗战胜利后，王家烈随国民政府回到南京。不久，在蒋介石的逼迫下，王家烈正式从军中退役，回到了贵州桐梓老家。1947年，已下台多年的王家烈当选为桐梓县的“国大代表”。次年，他到南京参加国民大会，当时，蒋介石竞选总统无人能争，但围绕副总统的选举，国民党各派系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桂系领袖李宗仁、孙中山先生的儿子孙科、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和湖南的国民党元老程潜均报名参选。其中，孙科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持。多年来受蒋打击的川、滇、黔等地的地方实力派人物暗地里纷纷支持李宗仁，王家烈多年前就与桂系关系良好，加上被蒋介石赶下台后一直对蒋心存怨恨，自然不会放弃这次报复的机会。在投票前，王家烈还派人四处为李宗仁拉票。选举开始后，于右任和程潜相继被淘汰，在最后的选举中，尽管蒋介石亲自坐镇指挥，李宗仁仍以1438票对1295票击败孙科，当选为副总统。选举结束后，由于王家烈全力支持李宗仁做得太露骨，蒋介石想报复王家烈，王得知消息后，连忙乘坐李宗仁夫人郭德洁的飞机直飞桂林，然后再返回贵州。1948年底，蒋介石为调动大西南的人力物力资源，支持其摇摇欲坠的政权，起用了各省知名人物回乡当政。在这种背景下，谷正伦出任贵州省主席兼省保安司令，王家烈和原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陈铁（遵义人）等人被任命为贵州绥靖公署副主任。然而，王家烈对蒋已极度失望，没有赴任，悄悄返回桐梓县老家闲居。解放后参加统战工作1949年底贵州解放后，人民政府派专人将王家烈从家乡接到省城贵阳。省委书记苏振华和省长杨勇等党政军领导为他专门举行了欢迎宴会，对他没有去台湾而选择留在大陆的举动表示高度称赞，希望他参加新中国新贵州的建设。1950年7月，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王家烈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4年起，王家烈历任贵州省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人民委员会委员。1955年当选贵州省政协副主席。1959年，王家烈到北京参加政协会议，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毛泽东风趣地对他说：“红军过了贵州，家烈你也交了兵权。”1960年，周恩来出访东南亚回国后来到贵阳，在省领导举行的欢迎便宴上，王家烈与周恩来同桌。周向王敬酒，称赞王：“你是个很好的人嘛 ，解放前几十年你一直反对蒋介石的错误政府，他几次摔打你，你都坚贞不屈。”在土改中，王家烈曾将自己在贵阳的私宅“虎峰别墅”卖掉，以偿还在旧社会对农民欠下的剥削债。几十年来，主流媒体都高度称赞王家烈，认为这是王迫切靠拢人民政府的决心。不过，也有另外一种声音：当时人民政府的政策是要没收私产的，王家烈不这样做，他的公馆也会被政府没收。王家烈当年的部下、1949年起义后任遵义地区剿匪委员副主任的柏辉章的私宅，即著名的“遵义会议”会址就被政府没收了。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贵州省有一万多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副省长欧百川（原国民党师长，曾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和王家烈当年的老部下、北伐名将王天培的弟弟王天锡等民主人士都被划为右派，然而，王家烈却安然无恙（许多报纸杂志都曾说王被划为右派，其实是误传）。王家烈自己虽然有幸地躲过“反右”这一劫，但对王天锡等老部下被划为右派还是有不满的话语。三年困难时期，遵义地区出现了大量不正常死亡现象，王家烈生前最钟爱的孙女（王家烈与万淑芬独生儿子的女儿）、在王家烈身边长大的王良慧回忆，王家烈一直在家乡务农的大儿子解放后被划为地主，三年困难时期，他和两个儿子因为没有粮吃而活活饿死。王家烈在家乡务农的大女儿，也曾在此期间来到贵阳家中住了一个多月。白发人送黑发人，儿孙辈的离世对王家烈打击很大。当年中央红军长征过贵州，解放后所有主流说法都是王家烈的“双枪”黔军不堪一击。王家烈的家族后辈王国星(其伯父曾和王一起当过贩盐苦力)曾撰文回忆：“红军进入贵州后，王对蒋采取阳奉阴违政策……力避不与红军正面开火，因此，红军得以渡过乌江，攻占遵义，进而四渡赤水河，迂回绕道西进，保存了实力。”笔者从王良慧口中得知：她祖父曾说起过，当年为了防备蒋介石而保存实力，他不愿与红军硬拼，否则，红军在贵州的损失会更大。而王良慧认为，如果她祖父当年率军全力阻击红军，也许连遵义会议召开的时间都会延后。上世纪60年代中，电影《突破乌江》在全国上映后产生了很大影响。一天，十来岁的王良慧和祖父说起这个电影，王家烈却不高兴地朝她摆摆手“去去去”。在王良慧的记忆中，祖父从来不看描述这一段历史的文章，他还是有一丝“成者王败者寇”的思想。王良慧还和笔者谈起一件事：1961年蒋介石在台湾叫嚣“反攻大陆”，王家烈给在台湾的老友白崇禧写了一封信，信中谈及大陆人民生活幸福，劝白崇禧归来之类的话。当时许多民主人士都给在台的旧友写过信，这是统战工作需要。但是，王家烈在写这封信时的心情必然是复杂的，毕竟他的儿子和两个孙子刚刚在老家饿死。简朴生活和宽容心态从贩盐苦力到一省之长，从抵抗红军到与人民站在一起，王家烈一生中经历了太多的人和事，朴实本质和宽容心态一直伴随着他。由于王家烈是贫苦出身，发达后仍保持朴素的生活习惯且平易近人。当年王家烈任贵州省长和第二十五军军长期间，经常到连队吃饭喝酒，普通士兵和马夫有事都可以找他；他当省长时，每餐不超过四菜一汤；1948年王作为“国大代表”到南京开会，有一次李宗仁、程潜和张发奎在中央饭店请他吃西餐，刚从美国回来的王同星担心他吃不惯，张发奎专门为王准备了桐梓家乡的麻婆豆腐冒儿头（将一小碗饭盖在另一中碗饭上）。由此可见，王家烈生活的俭朴在国民党高层也是出了名的。王良慧回忆，上世纪60年代，当年仅十几岁的她，经常看到王家烈早年的部下来家中一起讨论、回忆并记录往事。有时天晚了王留他们吃饭，也只是非常简单的饭菜。解放后，王家烈被定为行政八级，月工资为287.5元，但他却一直保持节俭的本色。王良慧清楚地记得，那时全家人在一起吃饭，如果有一粒饭掉在桌上，王家烈都会捡起来吃掉，十几岁的王良慧也觉得祖父节俭过度。1937年在南京出生的小儿子王守谦曾回忆，上世纪60年代初，王家烈一直在街口一家普通的小小理发店理发，每次二毛二分钱。后来这家理发店涨价到两毛五分钱，店里也把价目表公布出来，但王家烈理发之后依然只付二毛二，而理发店师傅知道他是王家烈而不好多收他的钱。王家烈自己生活虽然简朴，但他却十分记旧情。王守谦记得，经常有王家烈的旧部上门要钱。王家烈只要问清对方是哪个部队的，就喊妻子拿钱给人家。王良慧清楚地记得，上世纪60年代，“桐梓系”集团首领周西成的夫人经常到家中来和父亲叙旧，父亲常留她在家中吃饭，有时还会送一点儿钱给她。饭后天晚了，王家烈都要让十几岁的王良慧把周夫人送到大街上。解放后，王家烈多年前的一个副官住在贵阳一个福利院中，每个礼拜就要来王家要钱喝酒，三年困难时期，这个副官经常到王家要钱要粮票，只要他来，王家烈就一定会给。在王的一生中，最痛恨的就是把他搞下台的蒋介石。然而，1948年王家烈到南京开国民大会，有一次聚餐，王家烈的位置就在蒋介石后面，蒋看到王后，起身让王到前面来坐。王家烈摇手拒绝后，蒋竟然走到王身边，询问王的老母是否还健在。当王告之老母已去世后，蒋介石竟然掏出手帕擦眼泪。从南京开会回到贵州家中，王家烈对家人说起这件事时，对蒋的举动非常感动。1947年，毛光翔病逝于赤水县城。对这位当年为了争夺贵州“一把手”和自己打得死去活来的政敌，王家烈仍与其后人交往。王良慧记得，她小时经常陪祖父到毛光翔后人家探望。王家烈的为人甚至影响到他的后人，当年与柏辉章一起逼王下台的另一名师长何知重本是王的表弟，解放后曾出席贵阳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后却被作为国民党战犯关押，1975年特赦释放出狱后安排在文史馆工作。因家中已无后人，一直住在王家烈儿子家中，直到病逝。王家烈之死及其后人上世纪60年代后，王家烈撰写了大量文史材料，他作为贵州现代史上多次重大事件的亲历者，尤其是作为“遵义会议”前后与中央红军对抗的主要人物，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历史资料。1965年后，王家烈的身体每况愈下，据王良慧回忆，大概是患了糖尿病和中风，王家烈的左边身体已经动不了。1966年，王家烈病倒在家中，由于当时全国正在推行火葬，王家烈在弥留之际，还希望自己作一个表率，死后进行火葬。8月11日，王家烈离开了人世，享年73岁。他去世后的第二天，他的老友、原国民党东北“剿总”副司令、时任贵州副省长的陈铁代表省领导到王家慰问。王家烈万万没有想到的，他去世后仅仅19天，从北京来的红卫兵在贵阳本地红卫兵配合下，冲进他的家中进行抄家。当年已上初中的王良慧回忆，红卫兵把家中的地板也撬开，抄走了一些金银手饰，当年蒋介石赠送的一块怀表和王家烈珍藏的一副金质佩章也被抄走，最可惜的是不少珍贵资料被毁。1983年，政府为此向她家“补偿”了2000元。文革结束后，人们对王家烈的了解已经不多了，在主流媒体上已看不到王家烈的后半生，尤其是解放后他走入人民阵营的情况。本世纪初，电视剧《长征》热播，王家烈作为阻挡红军长征的反面人物倒是出了一点儿名。王家烈一生中有过4位夫人，有四男四女共8个子女，解放后几十年来，除了已去世的子女外，其他的子女及众多孙辈都在普通岗位上工作。王家烈生前最钟爱的孙女王良慧作为知青回城后，当了一名中学语文教师。上世纪80年代中，王家烈的老友，1949年和王伯勋等人率15,000多名国民党军起义，时任贵州省政协副主席、民革贵州省委副主委和全国政协委员的王景渊，亲自上门接纳王良慧加入民革，而她的入党介绍人竟然是当年“桐梓系”首领周西成的儿媳和王家烈的副军长、“桐梓系”核心人物犹国才的小夫人。王良慧加入民革后成为积极分子，担任贵阳政协委员和民革省委委员达20年之久。在她的影响下，她的儿子也加入了民革。从王家烈算起，一门四代都加入民革，成为贵州统战界人士津津乐道的事。2020年，王家烈后人在贵阳市原王家烈私人公馆虎峰别墅内，举行王家烈诞辰113周年和逝世40周年纪念会。王良慧主持了纪念会，王家烈的儿女和孙辈出席了纪念会，王家烈的三儿子王守诚动情地回顾了父亲的生平。2020年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健在的抗战老战士、老同志，抗战将领或其遗属颁发纪念勋章。中共贵州省委统战部向王良慧转交了一枚颁发给王家烈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使得王良慧和王家烈众多的后人感动不已。<